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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要而深刻地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指明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体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详析了中国发展的若干要素，如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给与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蔡昉，1956年生，经济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近年获得中国软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专著《中国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超*人口红利》（获2013年中国出版政府奖）《读懂中国经济》（2017年度“中国好书”）等，主编《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等。
第一章 从而立到不惑
第一节 人均收入的翻番
第二节 世界减贫范例
第三节 中国特色“三农”政策
第四节 社会保护从无到有
第五节 不断提高的发展包容性
第二章 发展是硬道理
第一节 “风景这边独好”
第二节 “中国崩溃论”
第三节 高速增长的源泉
第四节 转向发展新理念
第五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三章 改革是根本动力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逻辑
第二节 激励机制与治理模式
第三节 市场竞争环境
第四节 发展型政府
第四章 全球化与中国因素
第一节 全球化的含义
第二节 赶超与趋同
第三节 打破供给瓶颈
第四节 是“为人作嫁”吗？
第五节 大国效应
第六节 “雁阵”还是“巨龙”
第五章 发展阶段与转折点
第一节 经济发展阶段
第二节 中国经济转折点
第三节 认识宏观经济形势
第四节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第五节 如何应对增长减速？
第六章 可持续增长引擎
第一节 从供给因素着眼
第二节 劳动生产率
第三节 资本深化
第四节 全要素生产率
第七章 超越人口红利
第一节 未来的就业挑战
第二节 教育可能过度吗？
第三节 应对未富先老
第八章 实现均衡发展
第一节 提高劳动参与率
第二节 城市化的本质
第三节 农业当自立
第九章 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第一节 打破政府悖论
第二节 拆除配置障碍
第三节 患寡，也患不均
第四节 社会保护不是负激励
第十章 拥抱伟大复兴
第一节 “李约瑟之谜”
第二节 两个“百年目标”
第三节 全面小康目标
第四节 现代化的含义
第五节 爬坡与攻关
在解释国家经济增长绩效时，理论经济学家倾向于分裂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的经济学家从制度是给定的这一假设出发，或者强调单一生产要素的积累，或者强调生产率的进步。这包括突出土地独一无二作用的重农学派、强调资本积累关键性作用的早期增长理论、在资本积累前提下考虑到劳动力作用的发展经济学、更加突出人口结构作用的人口红利学派，以及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唯一可持续源泉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另一个阵营的经济学家，则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面。这类理论解释更是五花八门，包括把经济增长成功与否归结于是否具备了节欲和储蓄的新教精神、清晰界定的产权、抑制利益集团活动的机制，以及完备的市场机制或积极并恰如其分的政府作用等等，不一而足。
显而易见的是，简单地按照这样两个阵营把众说纷纭的经济理论进行分类并不准确，不过，在实证经济学家尝试把各种生产要素的积累、生产率的提高、制度安排和政府职能等种种变量兼收并蓄于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同时，理论经济学家的确未能形成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从而把生产要素、生产率与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作出统一解释的理论模型。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倾向，导致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实践时，或者在解释成功及失败的经济增长绩效时，往往力有不逮、捉襟见肘。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认为，一旦发现并消除关键障碍，一个国家即使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其经济增长也可以获得加速。这一观点固然强调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然而，假设一个国家可以在不具备发展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高速增长，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因此，我们在讨论改革的重要意义之前，不妨暂且把体制因素放置一边，而仅仅观察必要的发展条件，特别是生产要素积累的基础。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可以说已经具备了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我们可以从经济增长计量模型中通常选取的几个要素变量，即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来观察。
首先，截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阶段，向第三个阶段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的转变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并于整个70年代，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相应地，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快于全部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
其次，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例如，无论按照何种数据来源，198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或人均GDP，都是排在世界上有统计数字的100多个国家的倒数第四位；然而，作为人力资本指标之一的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有数据的107个国家中排在第62位；在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上，在有数据的127个国家中排在第56位。
最后，虽然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代表着较低的资本禀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然而重工业比重畸高的工业体系。这种工业化模式固然是低效率的，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是背离比较优势的，但却得益于很高的积累率。在1953—1978年期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达到29.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由于数次出现的重大政策失误和普遍存在的体制弊端，改革开放之前已经出现的有利的人口变化趋势，并没有转化为改革开放期间所显示出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也没有能够在计划经济时期转化为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因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得到提高。
对于那些认识到经济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经济学家来说，往往热衷于制造出一个实现经济增长必须遵循的圭臬，并冠之以“共识”，及至在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建议转轨国家实施一个一揽子式的改革，即所谓休克疗法。然而，中国没有接受曾经颇为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更没有采用休克疗法，迄今为止却取得了比那些对自由市场经济圭臬亦步亦趋的国家远为优异的改革成绩。
许多国外的观察家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采取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和追求直接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分步骤进行的。例如，包括科斯和王宁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于“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感到完全出人意料，以致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中国的改革极其成功，真的只能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来解释吗？换句话说，中国改革是一个纯粹自发的过程，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制度变革，或者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与高层决策者在共识之下的协同博弈呢？其实，在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和人民群众为此作出的实践探索。认识到这个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践特点，就不难理解并能够描画出40年改革的内在逻辑。
众所周知而且可以实证检验的是，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调整，对于改革的方向和推进步伐都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1978年冬天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启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把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部署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改革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并取得了重大成效。
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之时，面对的是农村有2.5亿农民不得温饱的严酷现实。虽然当时还没有达到彻底否定人民公社体制的认识程度，但是，能够帮助农村人口有效脱贫的体制形式——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得到认可，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随后，凡是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组织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就能够得到承认和推行，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便不断得以清除。
尽管改革伊始在领导层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目标模式和思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指导思想，也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形成，但是，遵循“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评判标准，可以说，改革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共识，始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推进逻辑。
摘选自《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
装 帧：精装
版 次：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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