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黑泽明在电影拍摄、剪辑和故事叙事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铸就了他在国际影坛上的传奇地位。本书不仅深入评述了他的作品，还对站在摄像机之后的黑泽明的家庭以及其个人生活进行了探究，记录了他在日本的童年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早期作品，还有伴随其令人瞩目的职业生涯的种种批评。尽管黑泽明在事业上成就斐然，但是他也遭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批评：他受西方电影的影响太大，因此电影并不是纯粹的“日本”电影；他过于感情用事、幼稚、傲慢甚至不可接触。本书以黑泽明生活的时代为背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伟大的导演——他本人和他的电影。
彼得·怀尔德是《乘客》(2012)的作者，他主编了《变态的语言：“堕落”乐队歌曲引发的故事》（2007）和《空白页：“音速青年”歌曲引发的故事》（2008）。他还为《卫报》（The Guardian）和《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撰稿。
序／001
第一章 1910—1942年：早期岁月／001
第二章 1943—1947年：早期作品／015
第三章 1947—1949年：现代之恶／041
第四章 1950年：世界的电影／061
第五章 1951—1954年：功成名就／083
第六章 1955—1957年：黑暗和失望／101
第七章 1958—1960年：挑战传统／121
第八章 1961—1963年：忘我工作／134
第九章 1964—1973年：结局／153
第十章 1975—1985年：庄严的盛典／172
第十一章 1986—1998年：回声／194
致谢／215
参考文献／216
序
黑泽明的电影作品仍然在向世界证明着自己。从他于1998年辞世（享年88岁）至今，已经有10多部电影被翻拍或者被改编。这些电影包括分别从《七武士》《罗生门》获得灵感而拍摄的动画电影《虫虫特工队》和《小红帽》，还有《善恶无赦》《黄金公主》等翻拍电影，前者是重访《罗生门》，后者是再现《战国英豪》，这些还仅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拍摄过《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盗亦有道》《纽约黑帮》和《无间行者》等电影的传奇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就高调宣称自己是黑泽明的仰慕者。他一直在考虑重拍《天国与地狱》，这可能是黑泽明在黄金时期知名度较低的电影。时至今日，黑泽明的作品仍然受到影评界的赞美，例如，《七武士》是“烂番茄”影评网收到评论最多的电影，经常在《视觉与声音》杂志影评中名列前茅，还荣登《帝国》杂志的百部世界最佳电影之首。不管你怎样衡量影评界对他的作品的接受度，黑泽明的成就仍然无人企及。
黑泽明在电影公司打拼多年，这使得他能够“通晓电影制作过程中各个部门的所有工作”。他和一批电影工作者长期合作，完成了大部分电影的拍摄和制作。黑泽明是一位目光敏锐、对编剧和拍摄技术要求非常严苛的导演。 他在拍摄技术上的创新—使用3个机位拍摄同一场景、使用长焦镜头和慢镜头拍摄动作场景—至今仍然影响深远。萨姆·佩金帕拍摄的《日落黄沙》、华伦·比提和阿瑟·佩恩拍摄的《邦妮和克莱德》都借鉴了黑泽明的创新技术。甚至昆汀·塔伦蒂诺在执导怪诞及滑稽的盛宴—《被解救的姜戈》时，也再现了黑泽明1962年拍摄的电影《椿三十郎》高潮部分鲜血喷涌而出的经典场景。
如果只把黑泽明看成电影暴力美学的开创者是远远不够的，他的作品还以体现深刻的人性而著称，如：1952年的电影《生之欲》以及他后期导演的两部电影—《影子武士》（1980）和《乱》（1985），尤其是《乱》中创造的让人生畏的视觉效果同样令人称道。在处理画面和选择配乐方面，如：1949年的作品《野良犬》以及与佐藤胜这样的作曲家密切合作时，他非常注重配乐的重要性，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导演。佐藤胜在《用心棒》（1961）中的配乐，曾被埃尼奥·莫里康内用于塞尔吉奥·莱奥内导演的那部不太光彩的、翻拍自《用心棒》的电影《荒野大镖客》中。
年轻时的黑泽明曾经希望成为画家，他对绘画的见解体现在电影画面的构图上，至今还让人惊叹不已。人们会联想到下面经典场景的构图方式，如：《用心棒》中，三船敏郎扮演的落魄浪人端坐在街上高高的望火楼上观看双方打斗；《懒汉睡夫》的开场戏中，人物众多的宏大场景（这个著名的、大师级的开场戏，对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拍摄《教父》产生了影响）；《战国英豪》的开场戏中，石阶上的混乱场景（受到谢尔盖·艾森斯坦的《战舰波特金》的影响）；《乱》中，火烧城堡的场景；《蜘蛛巢城》中，三船敏郎和山田五十铃饰演的一对狡诈夫妻欲海追逐的猫鼠游戏场景，等等。这些场景多不胜数，令人经久难忘。
当然，这并不是说黑泽明过去或现在总是被当作偶像崇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来自日本国内和国外的批评从未停止过，有的批评来自同行的电影导演，有的来自影评界。与导演过《浮草》《东京物语》的小津安二郎以及导演过《西鹤一代女》《雨月物语》《山椒大夫》等80多部电影的沟口健二（这两位都是黑泽明非常崇敬的导演）相比，他并不算一个纯粹的日本导演，西方电影对他影响很大。他过于感情用事、过于幼稚，他的作品走精英路线。他为人傲慢、难以接触，他所塑造的女性角色都是被动的。有些人称他是抄袭者，电影中所有最精彩的部分，都是从他年轻时看过的电影或读过的文学作品中剽窃而来。
有些冲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电影审查官试图剪掉电影中的诸多镜头，黑泽明与他们针锋相对、奋力抗争。有些毫无新意的记者对他电影中受西方影响的陈旧争论拿出来一次次“炒冷饭”时，他时常回击他们。有人指责他脱离当代电影观众，这更是一个理不清的纠葛，甚至导致了他后期导演的一些电影入不敷出。按照同时代日本电影从业者的标准，黑泽明拍电影的花费超出预算太多，为此，有些电影公司不太愿意与他合作。有些人批评他在片场的工作习惯非常古怪，认为他在电影《虎!虎!虎!》中的工作是完完全全疯狂的。他数次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命运受制于电影产业的发展和观众们口味的变化。电影给他动力，同时又在摧毁他（他经常由于极度劳累而倒下，并住院治疗），曾经一度不能再拍电影，这让他完全无法接受，并在1971年试图自杀。
然而，黑泽明不是甘愿说“不”的人，他会一直坚持去找正确的方法，他会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重新开始，并为解决难题再试一次。“你可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七次”，黑泽明引用了日本古代的一个谚语，“但是只要你第八次站起来，你就赢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虽然工作节奏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慢了很多，但他仍然拍出了多部优秀电影。
“大多数导演有一两部让他们扬名的代表作，”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曾经说，“黑泽明则有八九部。” 黑泽明不仅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一个可以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费德里科·费里尼、让·雷诺阿、斯坦利·库布里克以及黑泽明的偶像约翰·福特等著名导演相媲美的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把黑泽明称为“我们电影界中为数不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之一” 。他的电影作品和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源远流长。
第一章 1910—1942年：早期岁月
如果敢于直视一切，你就无所畏惧。
黑泽明出生前的日本社会一直处于剧变之中，剧变持续到他出生后的数十年。黑泽明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武士一直活在他父母的记忆中，从他的家庭变迁中可以看到这些变化（例如，1873年的军事改革导致了武士阶层与日本新式帝国军队之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开战，那个时代所有的记录几乎都毁于战火，这些变化由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对黑泽明早期岁月的了解大多都来自他的自述。
延续了700多年的封建军阀制度，1868年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始，而宣告结束。明治维新本身就是军阀们为确保明治天皇的地位而结成的一次联盟。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市场经济的进程，对日本政治、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泛的土地改革改变了自德川幕府时代以来的阶级结构，农民可以通过出租土地获得财富；军队的力量得到加强，日军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并得到赔偿；许多地方的方言被一种称为“标准语”的全国性的语言代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给日本带来了从全国铁路系统到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内的新事物，促进了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而且其成本比西方要低得多。开放对外贸易带来了来自西方的影响，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明治维新之后被称为“大正民主运动” （1912—1926年）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文学、欧洲现代主义和美国电影都日渐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中。有些人说1910年3月23日出生的黑泽明真是生逢其时。黑泽明写道：“我父亲这代人，在本州北部的秋田欢呼。” 就像世界各地那些经历了工业化时代巨变的家庭一样，黑泽一家也被吸引到城市里。黑泽明出生时，他的父亲黑泽勇和母亲黑泽缟就住在东京大森区大井町。 这个地方深深地吸引了黑泽明，他在自传《蛤蟆的油》一书中，用了整整半页版面列出了他觉得有趣的地方，“明治的余韵，大正的声响”。
卖豆腐的人吹的喇叭声，修烟斗的人吹的哨声，卖硬糖的小贩给柜子抽屉上锁的声音，卖风铃的叮当声，修理木屐的鞋匠发出的敲击声。
即使如此，乡村最初和城市一样，也对他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小时候他和家人有时会一起去看望乡下的祖父母，先乘火车到秋田，然后步行8英里到达。在路上，他们就欣赏周围的“极其普通”、但“充满了质朴的美”的乡村景色。 正是在一次秋田之行中，黑泽明了解到了黑泽家族的历史，发现他的祖先们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武士安倍贞任。还有一次在秋田，村里人招待他喝酒，结果才喝完出门就跌进稻田里了。 不仅黑泽明认为乡村充满了魅力，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迫离开东京时，秋田就是他们避难的地方。就是在那里，同一时期，黑泽明的父亲去世了。
1910年，黑泽勇在陆军体育学校工作，黑泽家从某些方面来说还算小康家庭，他们还雇用了一个佣人。 但是由于子女众多—黑泽明有两个哥哥和四个姐姐（第三个哥哥在他出生前去世）—黑泽家并不是真正富有。随后多年，尽管那时黑泽明自己没有注意，但是家里的生活已经每况愈下。他们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从繁华的地方搬到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安定的生活暴露了经济上的窘境。黑泽勇的性格有些矛盾，他一方面鼓励黑泽明和他的二哥黑泽丙午读小说、看电影（正是丙午向黑泽明推荐了高尔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及约翰?福特、弗里兹?朗和谢尔盖?爱森斯坦拍摄的电影，这些小说和电影作品对黑泽明以后形成自己独特的电影摄制风格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在后来，面对两个儿子职业的选择时，他又与他们产生了冲突。
黑泽明从1916年开始上学，先在森村幼儿园就读，后来进入位于品川的森村学园小学。刚开始，他学习很吃力，同学们认为他每天像梦游一样，甚至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会回答。1918年8月，黑泽家搬到了小石川，他转学到了黑田小学。在这里，尤其是在艺术教育上，他得到了很多鼓励。幸亏他遇到了图画课老师立川清治，他发现自己“已当上班长，胸前挂上了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的班长徽章”。 他每前进两步，就有可能后退一步，黑泽明多年以后还记得一些冷酷无情的老师以及他们给自己的成长带来的影响。在自传中，他写到了童年时男孩子们逞能鲁莽的往事，这些行为甚至会危及生命。他有一次玩得兴起，差点淹死（他在电影《生之欲》重现了这一场景：主人公渡边堪治试图解释等死的感觉是怎样让他回想起年轻时发生的一件类似的事情）—他参与了一件件调皮捣蛋的事情，这些事简直可以让任何一个在场的大人暴跳如雷。
也是在这些年里，黑泽明的父亲，后来是他的姐姐开始带他去电影院，他们总是去离神乐坂不远的牛込剧院观看外国电影，而不是日本电影。 黑泽明在9至19岁之间看了几百部电影，他在自传中列出了一部分，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月宫宝盒》，还有诸如《伪君子》《大都会》《战舰波将金号》等。 虽然那时还年幼，但黑泽明就已表现出了要追随最喜爱的导演的愿望，他观看所能找到的卓别林的每一部电影，还有约翰?福特、弗里兹?朗、F. W. 莫诺和恩斯特?刘别谦等导演的每一部电影。黑泽明对电影如饥似渴，观看了恐怖电影《厄舍古屋的倒塌》、文学改编电影《红杏出墙》，还有富有挑战性的艺术电影，如路易斯?布努埃尔的《一条安达鲁狗》和曼?雷的《骰子城堡的神秘事件》等，还有哈罗德?劳埃德、巴斯特?基顿和华莱士?比里等人最新的喜剧片。看电影时，黑泽明并没有想成为电影导演的念头，当他决定开始从事这一行业时，连自己都觉得惊讶。后来，在自己拍的电影里，他所创造的电影语言，至少一部分是受到了青少年时期看过的大量电影的影响。
黑泽明曾经被诊断得了先天性的癫痫症，他后来承认“小时候曾经常发作”。癫痫症的症状有很多种，如“习惯性精力不集中”，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学校梦游、身体差和在片场有时行为古怪。据他的女儿黑泽和子回忆，他会“瞬间失去意识”，有时会昏倒。医生们也认为黑泽明工作时固执己见以及拼命工作直至倒下的性格特点，是由于通向大脑的主动脉上有“一个特殊的弯曲”造成的。
在年轻时期有两个重要的事件给黑泽明的一生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第一件事是他的柔弱的小姐姐百代在1920年因病突然去世，70年以后他在电影《梦》的“桃园”一节中，间接地表现了这一主题。第二件事就是关东大地震。
“大地震那一天早上，万里无云，”他写道，“炎炎夏日炙烤着每个人，碧空如洗，预示着秋天的到来。”1923年9月1日，13岁的黑泽明正在他家外面的街上与朋友玩耍，惩罚着邻居家的那只红毛朝鲜牛，这头牛前一天吼了一整夜，弄得他们一夜都没睡好。这时地面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街对面的房子哗哗作响并摇晃起来，瓦片“不断地晃动、从房顶上往下掉”。孩子们担心自己的家人，拼命地往家跑。黑泽家已经成了瓦砾堆，他以为家人都遇难了：
“那时我并没有感到悲伤，反而是莫名的长舒一口气。”当家人都从家里走出来时，他的哥哥还斥责他：“光着脚乱跑 —不像样子！”在自然灾难面前，黑泽明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羞愧，“全家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惊慌失措。”
相模海槽发生断裂引发了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海滨城市横滨的地势因此升高，并给附近的千叶、神奈川和静冈等县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此时的日本虽然正处于空前的繁盛期，而且随着1919年凡尔赛合约的签订，成为了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但是东京很多的房子还是木结构，只有帝国酒店—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具有抗震能力。居民们习惯于在室外烧火做饭。木结构房屋、无法控制的火灾，再加上当地一家军火工厂的可燃物发生燃烧引起的大爆炸，最终导致了一场极具破坏力的、伤亡惨重的灾祸，到处都是肆虐的大火和试图穿过被烧熔的沥青路面逃亡却被大火围困的人们。火旋风—即火龙卷风，东京的军用被服厂着火引起—造成了最悲惨的灾难，15分钟内有38 000人被烧死。大地震破坏了城市供水系统，失控的大火肆虐了整整两天。黑泽一家到山手暂避，黑泽明说他看到了“地势低洼的城中心火光冲天，甚至照到了周围的山上，发出闪亮的光。”
气压急剧下降引起的台风袭击了东京湾，并把大火蔓延到了石川县。800人死于神奈川县的山体滑坡。小田原以西的大山崩塌，把合欢川村和那时恰好经过的一列火车推进了大海。33英尺高的海啸袭击了相模湾和伊豆半岛的东海岸，摧毁了570 000栋房屋，约190万人无家可归。
红毛朝鲜牛不是唯一受害者。随灾难而来的还有漫天的谣言，这些谣言说朝鲜人掠夺废墟中的财物、纵火并在水井中投毒。暴民巡逻队攻击朝鲜人，或者任何被怀疑是朝鲜人的人，后来发展到攻击任何说日本各地方言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被残杀，更多的人遭到伏击和威胁，这其中包括了黑泽明的父亲，他的父亲对暴民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大声呵斥才得以保命。黑泽明对其中一则四处传播导致暴力的谣言了解了内情。
他们告诫我们不要饮用附近水井里的水，原因是围着水井的砖墙上有人用白色粉笔做了一些奇怪的记号，据说这是朝鲜语符号，表示这口井已经被下了毒。我大吃一惊，事实上那些奇怪的记号就是我随便画上去的。看到大人们的所作所为，我不禁摇头，思考起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关东大地震造成了约11万人遇难，但是这位未来的导演看到的地震后的惨状，还远远不是全部。很快，黑泽明的哥哥丙午就带他目睹了震后惨烈的景象，在他的余生中，惨烈的景象一直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在一大片令人作呕的红色中，”59年后，在他最后的史诗巨片《乱》中，黑泽明重现了这一恐怖场景。
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尸体，有烧焦的、半烧焦的、死在排水沟里的、漂浮在河里的，还有堆积在桥上的，一个交叉路口塞满尸体，堵住了整整一条街。我看到了姿态各异的尸体。
黑泽明本能地想转身并闭上眼睛，他哥哥抓住他的胳膊说，“小明，你现在好好看着！如果面对这样的恐怖景象闭上眼睛，那么你就会永远感到恐惧。如果敢于直视一切，你就无所畏惧。”
黑泽明从少年时期直到20岁出头都对哥哥丙午非常崇拜。关东大地震后的几年，黑泽明记述了他怎样变得调皮的往事。他的哥哥，“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报考日本一所著名中学失败，导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而后成为公务员的理想落空。 每个哥哥都抗拒走父亲已经规划好的路，一想到父亲“极其严格”的态度，这也真是令人佩服。 在对父亲的尊敬和排斥之中，黑泽明开始探索绘画和文学之路。丙午作为默片解说人曾经名噪一时，为电影默片解说，在当时的日本，这是很重要的工作。黑泽明沉浸在艺术中，为了吸收西方和日本绘画的精髓，他流连于各个艺术馆中，购买艺术书籍和专论，如果这样的材料买不到，他就“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直至印到自己的脑子里” 。 他似乎没注意到家里越来越拮据—一段时间里频繁地搬家，表明经济情况每况愈下—黑泽明需要花钱买油画布和颜料，到后来，不得不放弃风景画之类的油画，周围的社会风潮也让他无法专心作画。
日本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趋势，被20世纪20年代疯狂的通货膨胀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破坏，黑泽明早年曾给学校的杂志写稿显示出他的才华，现在则在一些日益激进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更加显示出过人的写作才能，就如同电影《我于青春无悔》中的野毛那样—虽然他们的结局不同（黑泽明说他有好几次险些被捕，这和野毛完全不同，野毛被关进监狱，最后被处死）。黑泽明投身政治，受到了当时日本逐步军国化和一些事件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用黑泽明的话说，“横扫日本，动摇了日本的经济基础”，“无产者组织四处涌现”，他参加了无产者美术同盟，在1929—1932年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了。
不过，他的狂热并没有持续太久，对无产者组织渐渐失望，也对绘画艺术事业逐渐失去热情。据说哥哥丙午因为有声电影的出现，电影解说员的事业将结束而悲愤，于是他与女友双双自杀。 他是如何自杀的，仍然是个谜，“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割伤手腕和割喉自杀，大约40年后黑泽明也选择了这种方式试图自杀”。 在1933—1935年，黑泽明感到非常迷茫，他对自己充满怀疑，对前途感到困惑，并且还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先是二哥丙午自杀，后来大哥也病故，留下他成为父母唯一的儿子。父亲告诉他不要着急，“人生的路会自然打开的”。 后来，1935年末的一则广告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一生。
照相化学研究所（PCL）成立于6年前，起初为大电影公司提供服务，后来随着电影观众的增加，PCL开始自己制作电影，最初只拍摄自己投资人的电影，1933—1935年产量逐年翻番。
PCL登广告招副导演，黑泽明参加了这个多达500人的面试，制片厂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我涉猎了绘画、文学、戏剧、音乐和其他的艺术形式，把它们变成了电影艺术，都塞到脑子里，”黑泽明这样写道，“实际上，我从未意识到电影可以把所有学到的东西都用上。”
1935—1942年，黑泽明参与制作了12部电影，他的整个电影事业设定了这样的模式：长时间工作，无视自己的小家，专心制作、全身心投入。很多的早期作品都是与被他视为导师的导演山本嘉次郎合作完成的，山本嘉次郎逐渐把黑泽明看成“另一个自己”。 正是在山本的领导下，黑泽明“了解了制作电影所涉及的每个部门的工作”：
我们得帮忙洗、印胶片，也曾在腰上掖条装满钉子的口袋，把锤子和水平仪别在皮带上，也当过编剧和剪辑，甚至还给演员当替身，出外景时当会计。
这些训练让黑泽明深刻体会了怎样才能成长为一名导演，“如果你不通晓电影制作的每个方面和步骤，你不可能成为电影导演。”他写道。
从《处女花的天堂》开始，他觉得当副导演的工作很无聊，甚至想退出，但是却被同事们劝阻，他们“极力促使我改变主意”—坚持到拍摄《马》—此片于1986年在美国上映时，《乡村之声报》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儿童电影，集《大地在波动》和《玉女神驹》两部电影于一体” —黑泽明从第三副导演提升至第一副导演，担负B班导演、剪辑和配音等工作，他好像在“用一口气艰难地、飞快地攀爬陡峭的高山”。 黑泽明那时月薪仅28日元，他希望通过写剧本多挣点钱，并很快从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经验。与他同时担任副导演的谷口千吉说：“黑泽明过去经常说剧本最重要，它决定了电影的成败。” 虽然那时写的很多剧本至今也没有拍成电影，不过大多数都发表在电影杂志上或者获了奖，黑泽明在电影界渐渐有了名气。
从《马》开始，预示了日本军事审查制度给黑泽明造成了真正的困难。因为《马》这部电影中有平民白天饮酒的场景和《达摩寺里的德国人》（黑泽明写的、有关德国建筑师布鲁诺?陶特的剧本）里，有射杀一个哭泣的婴儿的镜头，电影为此一次次被审查，而这些镜头在黑泽明看来，对情节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写道：
那个时候，内务省的审查官好像都神经错乱了一般，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得了被害狂想症、虐待狂症和各种性躁狂症。
此外，即使是审查官们表示电影通过了审查，可以开拍了，外部环境还会带来一些障碍。例如，他已经得到了许可，拍摄一部关于日俄战争的电影—《敌中横断三百里》 ，PCL—这时已经改称为东宝公司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资金短缺严重，拍这部电影的资金不足，最后计划搁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剧本就不成功。1940—1942年，黑泽明写了20多部剧本，有些被其他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然而他本人一直到1942年才得到许可，能够独立执导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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