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文人•印象中国（全套5册）

　　像他（芥川龙之介）那样高深的教养，优秀的趣味，以及兼备和汉洋的学问的作家，今后恐怕绝无了。

　　——日本作家 菊池宽

　　我想让中国的青年更多读芥川的作品，所以打算今后再译一些。

　　——中国作家 鲁迅

　　如果要在日本找个可以与西方的卡夫卡相对应的人，就是芥川龙之介了……芥川最著名的当然是小说，但就像卡夫卡一样，随笔和书信对于揭示其内心世界也很重要。

　　——中国作家 止庵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不曾有过的领域。

　　——日本学者 中村真一郎

　　明治至今的文学兴隆之中，谷崎是最豪华、最成熟的一大朵，百花之王牡丹花。

　　——日本作家 川端康成

　　这位日本文坛的骄子，完全是一个温蔼亲切而又多礼的法国风的作家，除了谈起日本文学时自然而然的在谦逊中流露出目中无人的气概外，丝毫不摆文豪的架子。

　　——中国文学评论家 陈西滢

　　谷崎润一郎对中国文化入迷，一生都不能走出这种迷恋。他是岛国上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更是东方文明本质上的传承者和诠释者。

　　——中国作家 张炜

　　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

　　——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郁达夫

　　我的朋友们恐怕做梦也不曾想到，在这些日子留在我的行箧里而且与我朝夕相对的……是几个唯美作家的小说诗歌，其中用功最勤的是《佐藤春夫集》！

　　——中国现代剧作家、词作家 田汉

　　（大众文学作家）有好的一方面的属性，便是人情味浓厚，社会性广泛，这便结合成为他们所标榜的侠义性。村松梢风似乎是具有着这好的属性的人。

　　——中国作家 郭沫若

　　日本作家访问中国，与中国新文学学者第一次交流，是村松梢风的中国之行。

　　——日本学者 小谷一郎

　　日本最伟大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教授。

　　——著名学者 杨联陞

　　（内藤湖南）先生为彼邦汉学耆宿，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新进学子多出其门下。……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

　　——著名学者 周一良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之一，同时又是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家和评论家。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钱穆孙女 钱婉约

　　二十年前，尚未翻译村上春树《1Q84》的施小炜，满怀热情策划了“东瀛文人·印象中国”译丛，计划将尚未引起国内重视的大师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旅中作品引进国内，包括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内藤湖南、村松梢风等大家名作。然而因为种种意外，这些译稿竟整整压了二十年没能面世。其间世事变幻，中日关系几经波折，这套译作的价值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日益显得重要。

　　《中国游记》是日本文豪、“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杂记。文风不同以往，赤裸、直白；文体涵盖剧本、书信、对话、手记等多种体裁，淋漓展现大师风貌。著名译者施小炜长时间打磨，以传神翻译再现原著风采。

　　《秦淮之夜》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1918、1926年两次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散文随笔。书中既有对江南水乡风景人物的细腻描摹，也有和田汉等上海新文学作家的往来心得。堪称谷崎润一郎描写日本文化风情的经典散文《阴翳礼赞》的姊妹篇。

　　《南方纪行》是日本文坛“导师”佐藤春夫1920年造访中国后写作的回忆文章。他是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的好友，也是太宰治、远藤周作的老师；他和中国作家往来密切，曾翻译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和鲁迅作品并得到鲁迅认可。郁达夫表示：“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

　　《中国色彩》是日本知名社会活动家、人称“中国通”的村松梢风的旅中杂记。他以《魔都》一书闻名中日两国，上海也因他获名“魔都”。《中国色彩》是他1923—1933年间多次到中国游历后写作的全方位游记，堪称其名作《魔都》之后的扩展之作。

　　《禹域鸿爪》是日本学术泰斗、东洋史京都学派开山人内藤湖南1899—1918年间访问中国后，留下的日记、书信、杂记等。内藤以严谨的态度，详细记录了中国各地的名山大川、人文古迹，及其与严复、张元济、文廷式、清肃亲王等清末要人的交往、笔谈内容，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史和中日交流史价值。

　　芥川龙之介，日本大正时代著名作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以短篇小说《罗生门》、《鼻子》、《地狱变》等知名于世。他于1921年来到中国，历时四个月，遍游上海、杭州、芜湖、九江、武汉、长沙以及京津一带。《中国游记》记录了芥川龙之介一路的所见所闻，也展现了他的博学和文思，多数篇章可作为小说阅读。

　　谷崎润一郎，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日本文坛的骄子”，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散文洋溢着浓重的日本风味，他个人则钟情于“中国趣味”。他以《痴人之爱》《春琴抄》《阴翳礼赞》《细雪》等闻名世界。《秦淮之夜》所收录的散文随笔，记录了他1918、1926年两次造访中国所见的风物民情，堪称《阴翳礼赞》的姊妹篇。

　　内藤湖南，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开山人。自幼受汉学熏陶，曾投身报界，后任教于京都大学，任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内藤湖南从1899年开始多次造访中国，怀着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社会的关心，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张元济等往复交流，并留下珍贵的笔谈记录、日记、书信等，收入《禹域鸿爪》一书。

　　佐藤春夫，日本大正文学代表人物，“芥川奖”初代评委，曾获日本文化勋章。他熟读中国古代典籍，以《田园的忧郁》等为中国读者熟知，并自称“中国趣味爱好者”的“最后一人”。不同于一般日本作家对京津、江南地区的“偏好”，佐藤春夫以《南方纪行》记录了1920年厦门等闽南地区的风土人情。

　　村松梢风，日本作家，大正时代知名“中国通”，以代表作《魔都》闻名于中日读书界，也因此成为上海“魔都”一名的命名者。除上海外，村松梢风还曾于1923—1933年间在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香港等多地漫游，并留下描写山水、市井、风俗的记录。

　　施小炜，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散文家，上海杉达学院日语系教授。译有：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1Q84》（三部）、《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等。

　　李振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文学翻译家。译有：夏目漱石《梦十夜》、夏目漱石《虞美人草》、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内藤湖南《禹域鸿爪》等。

　　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翻译家。编著及译有：《日本饮食文化》《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等。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创价大学、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叶海唐，复旦大学日语系硕士研究生。

《中国游记》

《秦淮之夜》

《南方纪行》

《中国色彩》

《禹域鸿爪》

章炳麟氏

    在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是出于何种趣味，有一条巨大的鳄鱼标本匍匐在墙上。不过这个为书卷所埋没的书斋正如成语所形容的：寒冷彻骨，让人觉得鳄鱼仿佛是个讽刺。固然那一日的天候借用俳句的季题季题，同“季语”。写俳句时必须用一表现季节的词语，称“季语”。，正是春寒料峭的雨天。何况那间铺着地砖的房间里既无地毯，又无暖炉。而坐席当然也是不铺坐垫、棱角分明的紫檀交椅，加之我身上穿的是件薄薄的哔叽夹衣。至今想起坐在那间书斋里时的情形，我依然认为自己未染感冒完全是个奇迹。

    然而章太炎先生却身着深灰色大褂儿，外加一件厚毛皮里子的黑色马褂儿，自然不冷。何况先生的坐席是铺着毛皮的藤椅。我听着先生的雄辩，连香烟也忘了吸，面对先生暖洋洋地悠然地伸着的双腿，徒然感到艳羡不已。

    风传章炳麟氏向以王者师自任。又说一度曾选中黎元洪为其弟子。如此说来，桌子侧面的墙壁上，在那条鳄鱼标本的下面，当真悬着一条横幅，上书“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不过说句失礼的话，先生尊容却绝不够伟岸。皮肤几乎是黄色的，唇髭与颌须少得可怜。额头突兀耸起，令人误以为是个瘤。唯有一双细如丝线的眼睛，在文雅的无边眼镜后面永远冷然的眼睛，确乎非同寻常。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竟会让先生受囹圄之苦。同时也是为了这双眼睛，他虽然一度将先生监禁起来，却终于未敢加以杀害。

    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全是以当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社会问题。除了“不要”、“等一等”之类对付车夫的熟语之外，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我，自然无由听懂。我之所得以了解先生的论旨，甚至还不时向先生发出些狂妄的提问，全赖周报《上海》主笔西本省三氏之功。西本氏在我的邻座，挺胸端坐，无论议论何等烦琐，一一热心地为我做翻译。（尤其当时正值周报《上海》截稿日迫在眉睫，我愈加得感谢他的苦劳不可。）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公然横行，比起清朝末期来，也许更为猖獗。而在学问艺术方面，尤其窒闷沉滞。然而中国的国民性原本不喜走极端，只要这一特性存在一日，中国的赤化便不可能。诚然，部分学生欢迎工农主义。可是学生并不等于就是国民。而即便是他们，哪怕赤化了，有朝一日也一定会抛却其主张。这是因为国民性，热爱中庸的国民性，远要强于一时之感激的缘故。”

    章炳麟氏片刻不停地摇晃着留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独家学说。而我——只觉得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为佳呢？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论具体如何去做，纸上谈兵是无济于事的。古人也曾道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从一个主张去演绎，而是从无数的事实来归纳，此即为识时务。识时务而后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归根结蒂，无非便是这个意思……”

    我一面侧耳倾听，一面不时地眺望着墙上的鳄鱼，并且胡思乱想着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条鳄鱼，无疑熟知睡莲的气息、太阳的光线与温暖的水。如此看来，现在我的寒冷，肯定与那鳄鱼最能相通。鳄鱼哟，被剥制成标本之前，你是幸福的。怜悯我吧，怜悯这依然活着的我。

郑孝胥氏

    坊间风传，谓郑孝胥氏郑孝胥，字苏戡，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书法家。悠悠然独处清贫。然而某一阴霾密布的上午，与村田君、波多君一同乘车驶至门前一望，其独处清贫的住所，却远超出我的预想，是一座雄伟的、涂成深灰色的三层楼房。门内满院黄竹，雪球花儿芳香扑鼻。便是我，这样的清贫，无论何时去独处，也可以做到毫无怨言的。

    五分钟后，我们被领入客厅。这里除却墙上挂着的书画，几乎别无陈设。不过壁炉台上，左右一对瓷花瓶里，小小的黄龙旗儿垂着尾巴。郑苏戡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望着这小旗，忽然想起了依稀记得的某人品评郑氏的一句话：“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

    恰在此时，一位略胖的青年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这便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先生的公子郑垂氏。与之交情甚好的波多君，立刻为我做了介绍。郑垂氏擅长日文，与之交谈，无须烦劳波多村田两先生通译。

    身材高大的郑孝胥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稍后不久的事。先生血色极佳，一见之下全不似垂暮老人。眼睛亦有如青年一般，朗若曙星。尤其是胸膛挺得笔直，说话眉飞色舞的样子，反而显得比郑垂氏还要年轻。他身着黑色马褂儿，配以略带靛蓝的浅灰大褂儿，不愧是当年的才子，处处显得风采不凡。非也，即使赋闲归隐的今日，尚且泼辣如此，想当年以康有为为中心，宛然如戏剧一般的戊戌变法之际，扮演辉煌角色之时，更是何等地才情焕发，自是不难想象的。

    加上郑氏，我谈论了一会儿中国问题。自然，我也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起新借款团1920年10月15日，英国汇丰银行、法国印支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美国摩根银行同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缔结了贷款协议，新借款团便是指这几家银行。成立之后，中国的对日舆论如何如何之类甚不相称的话题来。如此道来，似乎极不认真，但当时我倒并非姑妄言之，而是极为认真地披露自己一家之见的。然而现在反思起来，当时的我似乎多少有点走火入魔。固然这涌血冲头的原因，除了我自己轻薄的根性外，当代中国本身的确也应负一半的责任。倘以为是虚言，不论是谁只管去中国一睹即可。肯定不出一月，便会莫名地想谈论起政治来。这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空气中孕育着二十年来之政治问题的缘故。而不敏如我，竟而至于在游历江南一带期间，这股狂热始终未能降温。而且并无人强迫，却整日思考起与艺术相比远为下等的政治来。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当代中国是绝望的：中国只要执迷于共和，便永无宁日。然而即便实行王政，倘要突破眼前的难关，也唯有等待英雄出现而已。而这位英雄身处当代，也只得面对利害错综的国际关系。由此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不啻等待奇迹的出现。

    交谈之间，我衔起一支香烟，先生迅即立起身来，将点燃的火柴移至我的烟上。我大为惶恐，一面寻思，看来于待人接客之道，与邻国的君子相比，日本人似乎最为笨拙。

    品过红茶后，我们在先生的引导下，来到宽敞的后花园。美丽的草坪四周，栽着先生购自日本的樱花和树干为白色的松树。庭院对侧另有一座涂成深灰的三层楼房，却是最近新建的郑垂氏一家的居所。我漫步园中，眺望着一丛竹林上方阴霾散尽后终于露出的蓝天，再次忖道：如此清贫，我也愿独处一番。

    就在撰写这篇原稿时，恰好裱画店送来了一幅挂轴。挂轴上裱贴的，是二度拜访时，先生写给我的七言绝句：“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面对这龙飞凤舞的墨痕，便觉得犹然怀念与先生相处的那几分钟。在那几分钟里，我并非仅仅面对一位前朝遗臣名士，其实也亲聆了中国现代诗宗、《海藏楼诗集》著者的馨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