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知识重建

   本书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十年来关于中国知识重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作者在专栏已发布的文章以及访谈录。

现实地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的分歧则越来越大。很多人在谴责西方世界的偏见。但向世界说明中国当是中国人自己的任务。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不能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更高层次来说，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关切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其主要兴趣和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国际和东亚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序言
  第一章 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一、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都是错的
  01.中国还不能回答“中国是谁”
  02.西方“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03.中国“依葫芦画瓢”，是中西方相互“误解”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01.研究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
  02.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
  03.院士制度也在“寻租”
  三、思想贫困及其方法论根源
  01.道德拜物教
  02.权力和知识的心理边界
  03.画地为牢自我禁锢
  04.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05.知识的娱乐化和虚假化

第二章 知识就是权力
  一、知识分子与权力
  01.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分子可通过创造知识获得权力
  02.西方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解释现实的能力
  03.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知识分子与权力
  0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05.简单的结论
  二、知识体系是最强软实力
  01.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没有话语权
  02.没有知识体系，就没有国际话语权
  03.思想和思维被殖民：中国为何还没有自己知识体系

第三章 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
  一、知识体系与教育哲学
  01.为什么要谈教育哲学
  02.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缺什么
  03.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及其弊端
  04.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
  二、知识创新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01.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
  02.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03.高等教育知识创新问题
  04.中国高教改革与“文凭病”

  第四章 中国知识体系的未来：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一、建设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01.首要任务是中国人要了解自己
  02.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03.中国“走出去”的现实路径
  04.中国话语权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05.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06.教育哲学的未来—专业主义
  二、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知识群体向何处去
  01.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已经进入危机的“百花齐放”时代？
  02.中国社会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03.知识、权力和责任：经验和教训
  04、如何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三、在“知”和“行”之间：智库的角色
  01.政策研究者的“知”与“行”
  02.政策研究者的职责

　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已经接受了的价值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Max 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这仅仅是个理想，能做得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学者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政治人物了。“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3、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4、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介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期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会不了一流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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