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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权:社会正义和为公共空间而战斗


城市权:社会正义和为公共空间而战斗

作  者:[美]唐·米切尔(Dom,Mitchell)

译  者:强乃社

出 版 社: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

定  价:48.00

I S B N :9787567219564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标  签:公共关系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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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城市权是反思全球城市化问题的重要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城市权是一种抵抗资本主义以控制城市化进程的集体权利。在发展中国家语境中,城市权是当前城镇化问题的集中概括,要切实保障各个层面的权利,将实现空间正义与共享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方向。
  美国20世纪百年城市发展的历史,一定角度来看就是争夺公共空间的历史。就当代权利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而言,围绕公共空间进行的活动是为获得城市权的战斗。无论使用公共空间的限制来自法律规定、舆论煽动还是中产化的追求,人们需要在一定的城市公共空间中相遇、在场,社会正义的实现就有希望。

TOP作者简介

唐·米切尔,曾任美国叙拉古大学麦克斯维尔学院杰出教授;2016年起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社会与经济地理系文化地理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土地的谎言:移民工人和加利福尼亚景观》、《文化地理学:批判性导论》、《城市权:社会正义和为公共空间而战斗》、《人民的财产吗?权力、政治和公众》、《他们挽救了收成:劳动、景观和加利福尼亚布拉塞洛时代的工业性农业的斗争》、《吝啬的街道:无家可归、公共空间与资本的限度》等。
  
  强乃社,哲学博士,副编审。工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近十年来发表有关空间、城市、都市社会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论都市社会》。研究方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TOP目录

导论 为公共空间而斗争:什么发生了变化
1.再去海德公园:公共空间、权利与社会正义
公共空间和城市权
2.让异议对民主变得安全:暴力、秩序和公共空间的法律地理学
画地为牢法、堕胎权和公共空间的法律内容
规制公共空间
暴力、秩序和公共空间的矛盾
无序、暴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公共空间的法律建构
让异议对民主变得安全
规制公共论坛
结论
3.从言论自由到人民公园:场所冲突和城市权
非国教信徒、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贝克莱的言论自由
从言论自由到反文化:城市复兴和为人民公园而战斗
4.公共空间的终结:人民公园、公众和城市权
为公共空间而斗争:排球场的骚乱
公共空间的辩证法
民主社会中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公共空间中无家可归者的地位以及他们作为公众的一部分
当代城市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终结了吗
物质性公共空间的必要性
结论:人民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的终结
尾声
5.通过法律消灭空间:反无家可归法和权利景观的萎缩消灭空间的经济学
通过法律将人民消灭
规制问题
城市空间中的市民资格:不讲理的公共领域
景观还是公共空间
结论
6.城市无权:反无家可归运动、公共空间条块化以及生活的最低要求
“破窗”
圣安娜反露宿法和生活最低要求问题
反无家可归运动与当代城市正义的内容
公共空间条块化
结论
结论幻想和秩序的必要性:走向公正城市
正义的空间

参考文献
所引案例
重要词汇及关联词英汉对照表

TOP书摘

《城市权:社会正义和为公共空间而战斗》:
  新公共空间吗
  通过公共空间而不是开放空间的争论,形成了一个更加激进的理念。很多分析者指出,空间的特征已经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甚至到了这个程度,物质性的城市圈必然是要变得虚弱的,一些人必然进入比特城市。[W.米切尔(W. Michael) 1995]他们坚持,媒介和电子计算机网络,打开了新的公共空间领域,其中,城市的物质公共空间,被其他各种形式的(也许是互动的)电视、谈话收音机以及网络所替代。对很多学者而言(没有提到那些企业家操控网络,有很多不可告人的财富——这个秘密的泡沫将在海岸上摔碎),现代通讯技术无论在一般意义或者特殊政治意义上,都提供了话语公共行为的场所。这个感觉是普遍的,也许最好通过报纸来校正,到更加密切的追寻人们通过印刷纸质载体的方式追问“他们在网络上说什么”,通过网络进行信息收集,呼唤的不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政治和社会的事件——戴安娜之死、莫妮卡丑闻,甚至科索沃和贝尔格莱德危机——能够传递而无需任何土地上的有实际空间的聊天屋。这样他们寻求而不用实际地使用我们所考虑的城市空间[1]。确实有一些理解,认为话语大众主义的爆炸,由网络、网页和谈话节目以及电视构成,但这些聊天屋、传真广播、脱口秀、电视节目作为公共空间并非没有问题,甚至说媒体(报纸以及其他)永远限制在民主公共性的构成当中(安德森19 91;哈贝马斯1989)。如果我们确乎形成了“第一赛博民族”(罗伯特1994,Cl),那么我们的市民资格概念就转型了,而没有更多地通过这种公共争论形成——或者说通过更多的包容性斗争而形成,这种斗争意味着转型。一个人想问,谁在这个活动中被排除?一个人也许想知道,作为公共性的一部分而不再需要在公共性中存在,而是在私人家里打开收音机,挑电视频道,或者拨号上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如考虑一下,对于电子空间作为公共空间有一些相当悲观的理论,比如大众传媒小组( MMG),这是加利福尼亚纽约分校研究生院的一个文化研究委员会,它有自己的理论。在网络爆炸时代以及集中的电视时代以前,这个组织挑战他们所探讨的没有问题的选择:“今天媒体是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已经降级,如果不是消失了的话。”(卡屏纳诺编1990,33)该研究小组强调说,不是电视革命脱口秀把听众吸引至电视大众娱乐,把它转移为一个对话和互动的实体也许是元网络。电视脱口秀“构成了‘相互竞争’的空间,在对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模式表征的对抗中,一个新的话语实践发展起来”(卡屏纳诺1990,35)。
  对大众传媒小组来说,脱口秀形成了公众之地,那里形成了共识,其形成方式与过去时代理想的都市会议可以类比。“共识能够在这些脱口秀中被定义,它是电子定义的公共场所的产物。这些按照电子赋值的方式进行,以最基本形式到公共空间,到今天的上线。”(卡屏纳诺1990,50)音乐电视是更加坦率的。在1992年总统竞选以后,把它这一点表现得更加充分。(重读1992年和1996年的选举)在1992年12月9日整个网络上充满了整页的新闻报纸中的广告,“为1700万18-29岁的人站立、走出房间门去投票而欢呼”。广告带有这种音乐电视标签,“音乐电视是未来的共同体”。音乐电视驱动的投票活动引起了一场运动,而广告是由“AT&T公司、福特公司以及本地的有线电视公司来组织呈现出来的”。音乐电视参加选举,让大众传媒小组的悲观判断稍微好转,他们原来认为在谈话时代的电子媒介的权力获得非常困难:音乐电视很清楚地表明,公司的监督使得公共空间成为可能。而那些大众传媒小组欢迎的脱口秀这种治疗性的话语实践,与私有化和公司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之间的共性已经很明显了。在两个案例中,午后脱口秀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公众聚集起来了(大众传媒小组认为是没有准备的),听众经过选择,过程预先被设计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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