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

本书以晚清进士馆及所涉进士群体为切入点，尝试将制度研究与人物研究进行结合。制度研究方面，先辨析晚清革废科举、改试西学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得失，以为铺垫，而后厘清进士馆筹设、过渡、建立、运作、停办、改组、善后及其影响诸细节，再及于进士留学、归国考选及授职迁转的制度鼎革及其意涵。人物研究则兼顾群体及个体，通过详考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活动与经历，探讨近代中国巨变对传统文化精英群体的冲击，以及该群体如何因应并影响此种变革。作者从细处入手解析，大处着眼观照，尝试突破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视域限制，将其置诸近代中国剧烈的文化、政治与社会转型中进行考察，以期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审视末代天子门生独特而曲折的生命与心路历程。 

李林，1986年生，贵州黔西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明清政治及文化史。发表论文有《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开化”与“殖民”两套诠释话语的论争与困境——兼与John E. Herman教授商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0期）、《晚清进士馆研究——天子门生的转型困境与契机》（台湾《清华学报》新44卷第1号）、《清代武生学额、人数及其地域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5年第3期）、《清代武生的管理、训练与考课（《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清代武科乡试中额及武举人群体结构试探》（《史林》2016年第6期）、《“救日”与救国——1901年辛丑日食的政治史及文化史意蕴》（《清史论丛》第33辑）、“Educat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11-1941”（History of Educa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Vol.46,4）。

绪 论

一、天子门生的恩荣与困境

二、论题旨趣与研究范围

三、相关研究回顾述评

四、考察视角及研究方法

五、征引史料说明

第一章 进士、经史与西学

——清末科举改制及癸卯、甲辰进士群体总论

小引 千年科举的绝响

第一节 对策与八股

一、文体源流

二、废八股、试策论的论议与曲折

第二节 晚清改试策论及士子的因应

一、改试策论的落实

二、学校与考生的因应

第三节 癸卯、甲辰两科会试考题与答卷分析

一、借闱开封

二、第一、第三场命题依据及试题简析

三、第二场西学政治艺学策题分析

四、考生应对西学政治艺学策举隅试析

第四节 癸卯、甲辰两科会试考官与评核标准

一、科举改制与考官的困境

二、癸卯、甲辰科会试阅卷情形

三、“圣贤矩矱”与“中体西用”

第五节 癸卯、甲辰两科殿试对策略析

第六节 癸卯、甲辰两榜进士：人数、籍贯及年龄统计分析

一、两榜进士人数与清代历科比较

二、两榜进士籍贯分布

三、两榜进士年龄分布

小结 新酒与旧瓶

第二章 从庶常馆到进士馆

——晚清议开官智、变革铨法与进士馆的创设

小引 进士唱酬忆当年

第一节 明清庶吉士制度及其变革

一、庶吉士制度

二、晚清庶吉士教育的变革

三、癸卯、甲辰进士的朝考授职

第二节 晚清“开官智”的动议与共识

第三节 京师大学堂仕学院与仕学馆

一、京师大学堂仕学院的筹设

二、“壬寅学制”与仕学馆的开办

第四节 仕学馆的教学与考试

一、仕学馆课程与教材

二、仕学馆教习与教学

三、仕学馆考试与授职

第五节 进士馆的开设与生源

一、进士馆的开设

二、进士馆生源问题及变通办法

小结 学与仕之间

第三章 官立、官办与官读

——进士馆的课程设置、日常管理及教学活动

小引 “老爷”式学生

第一节 进士馆的课程设置

第二节 进士馆的管理架构及管理制度

一、进士馆管理架构及设员

二、进士馆庶务、学务管理规制

第三节 进士馆的师资力量

第四节 进士馆管理与教学的困境

第五节 进士馆毕业考试与授职奖励

一、毕业考试情形

二、考生名单、得分与授职统计

三、授职情况分析

第六节 进士馆的停办与改组

小结 “三位一体”的学馆

第四章 天子门生的留学教育

——日本法政大学与晚清进士集体东游的展开

小引 从末科进士到高院院长

第一节 西洋不如东洋：清末留日教育的兴起

第二节 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开办

一、速成科的开设及其旨趣

二、速成科章程的变更及相关班级的开设

第三节 法政速成科学生人数及晚清进士留学群体考论

一、速成科学生人数考辨

二、速成科学生类别及籍贯

三、晚清留学大潮中的进士群体

第四节 法政速成科的课程、师资及教学活动

一、速成科章程变更与课程改革

二、速成科师资队伍分析

三、速成科汉文讲义及教科书的刊发

四、速成科学术类课外活动简析

五、速成科考试检验及学科程度试探

第五节 进士留日经费、政治议题及速成科的停办

一、进士留学经费及其经济状况

二、“革命”与“立宪”问题

三、“速”与“成”之间

小结 遥望东土资津梁

第五章 新学、新政与新业

——进士馆学员归国考试及癸卯、甲辰进士晚清经历考察

小引 太史苦编教科书

第一节 重新“归班”：进士馆游学学员归国考试及授职奖励

一、进士馆游学毕业考试章程的拟订与施行

二、进士馆游学学员归国考试名单、成绩及授职

第二节 服务教育：癸卯、甲辰进士与晚清书籍编译及新式学堂

一、供职学部编译图书局

二、译介其他新学书籍

三、服务新式学堂

第三节 厘革财政：癸卯、甲辰进士与清末财政清理

第四节 襄赞法政：癸卯、甲辰进士与清末宪政改革

一、癸甲进士与晚清修律及宪政编查

二、谘议局及资政院中的癸甲进士

第五节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所见癸卯、甲辰进士任职

一、京职任职情形

二、地方职任职情形

三、整体任职品级分析

小结 变局中的分化

第六章 民国、“敌国”与故国

——辛亥后癸卯、甲辰进士的流动与志业试探

小引 吾自著书君治国

第一节 进退之间：“成功阶梯”的中断与延续

一、辛亥前后的过渡与抉择

二、《民国职官年表》及《民国职官年表外编》所见癸甲进士任职

三、职场人脉：以《旅京同年录》的刊刻为例

第二节 末代遗民：政治与文化身份的坚守与困境

一、“恢复祖业”的尝试与挫败

二、“海角孤臣”的退守与活动

三、政治认同、文化身份与人际网络

第三节 各随其志：癸卯、甲辰科三位进士的民国经历

一、黄为基：“一无是处”的学生、官僚、律师、记者

二、叶景葵：于金融、实业、藏书皆卓然成家

三、袁嘉谷：左文、庄旨、释理、儒心

第四节 癸卯、甲辰进士史部撰述事业举隅

一、癸甲进士与光宣两朝编年史籍三种

二、癸甲进士与《清史稿》的纂修印行

三、癸甲进士与地方史志修纂

四、癸甲进士个人史著代表举隅

第五节 晚岁：1949 年后的癸卯、甲辰进士

小结 现实巨变与“意义世界”

结 语

一、进士馆的创设及其旨归

二、末代天子门生的际遇与浮沉

三、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

附录一 癸卯、甲辰进士基本信息汇总

附录二 进士馆条规

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一、进士馆的创设及其旨归

张之洞序《劝学篇》，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讲求，帝制后期以科目取士，士人实际上兼系“政”与“学”两者之兴衰。尤其是历经多年寒窗、一路过关斩将而最终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既是高级文官的主要来源，又是传统学术标杆所在，其殊荣与前景举世称羡。至于进士群体中又能优选入翰林院者，则更负清望，明清两代列宰辅、膺疆寄者，多出翰苑。问题在于，晚清中国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于政于学，都出现从未面对过的局面与元素。既然为政在人，育人由学，教育改革遂为晚清新政要项，因此而有革废科举、拟定学制、兴办学堂、派遣游学等举措渐次展开。对于科举改制，其初步底线可概括为：八股当废不当留，科举可改不可罢，经史宜补不宜弃。实际运作中，改制主线为力图将学校育才功能与科举抡才功能结合，在内部调整的框架下应变。1901 年改制措施发布，时论盛称此后“有学校以造就于先，有选举以拔擢于后，使人才咸出于学堂，而后为士者无无用之学，为官者无不习之事”。然而，制度运作的现实则不尽人意。由八股而策论、由经史而西学的科举改制，仍然难脱“新酒旧瓶”的困境。而新政展开，事务纷繁，需才孔亟，传统对科举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批评，此时尤见其实。

尽管如此，晚清政府无论从笼络人心，还是稳定时局，抑或重拾权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将进士这一拥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体弃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样照旧全收。因此，特于1904 年在京师大学堂附设进士馆，详定章程，延聘名师，且新科进士免费入馆、厚以廪饩，俾其以速成路径，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知识，以佐新政。因此，进士馆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是在《论语》所谓“果、达、艺”三项从政素质框架内，分别开设相应学科，希望将新科进士既往接受的经史辞章教育革新为西学法政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则力图将传统翰林院的“学馆”与新建大学堂的“学馆”衔接，将传统的人才“分科”具体化为近代的课程“分科”，并将传统资政的“经邦济世”之学与近代西学中“法政经济”学科相糅合。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管课，整顿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馆学业涣散、有名无实的弊病，令新科进士勉力学问，要在“讲求实用之学”，兼求速成和切用。

从选士史的角度而言，进士馆之设，乃废科兴学之际人才选拔和培养体制的改革和过渡举措，乃以学堂速成教育训练科举已成之才的具体尝试。进士馆的设立，标志着天子门生教育的重要转型—从研习经史辞章的翰林院庶常馆系统，过渡到接受法政经济教育的大学堂进士馆系统。从法制史角度而言，以“开官智”为目标的进士速成教育，也拉开了近代中国系统法政教育的帷幕。而后科举立停，进士馆亦因之停办。进士群体负笈东渡，又成中国选官史及留学史上空前盛举—中央政府竟将已获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员群体的继续教育委诸日本，冀望邻邦成为改革强国之津梁。因此，在制度意义上进士馆的存续时间虽短，但在中国近代政治史、考试史、留学史及法政史上又有其特殊位置。

从科举改制，到设立进士馆，再到派遣游学，以及癸卯、甲辰进士晚清的授职升转，种种制度变革与运作之中，均可得见官僚群体与官僚体制之间微妙的共存与互博。进士群体的出身为旧制所授，其自身亦属于庞大的官僚体制，故而维系旧有体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场。然而，每当制度设计与个体利益抵触之时，官僚个体便会启动抵制推诿之法，以个体理性谋求自己处境最优及利益最大。无论是科举考试由经史八股改为政艺策论，还是令新科进士入进士馆修业，抑或集体遣派留学，都是朝廷对末代天子门生进行教育提升的实际举措。但晚清中央政府与官员群体之间，对“开官智”问题仍然不无分歧。清廷所关注者，主要在于政治的稳定、新政的展开、国祚的延续，因此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多方创造条件以开其官员群体之智。但官员群体摇曳于“学”与“仕”之间，多数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识水平及行政能力对整体政局的影响，其个体理性所关心的主要还是仕途前景问题，此亦人情之常。

当然，由于晚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决策所依赖信息的不全以及个体认识和判断的局限，这种“理性选择”未必能导向最优方案和效果。纵观进士馆创办全程，作为最高政治权威所在的清廷、承担制度规划的中枢官员、负责实际执行的馆中教员职员，以及作为改制对象和受教者的进士群体各方之间，虽然有相互依赖的共通利益，但是实际也各怀其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开办进士馆的预期成效被削弱。对于末代进士群体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很现实和迫切：学问与仕途如何兼顾，新旧知识结构怎么衔接，朝廷/ 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能否调和。晚清中国在这些分歧中展开改革，使得许多看似设计较好的制度措诸实践时，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举改制中，最终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进士馆官立、官办、官读“三位一体”的现实，使其未能避免所谓“科举时代的劣根性”及“老爷式学生”的弊病；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程度参差。

二、末代天子门生的际遇与浮沉

癸甲进士可谓同时代读书人之幸运者，赶上科举“末班车”而成为末代天子门生。然而，他们也赶上一个仕途壅滞的晚清时代，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变革时代。朝考授职后，他们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签分各部为学习主事，或分发各省为即用知县，其实大多并无实缺。其后或入进士馆修业，或在阁部学习历练，或在地方办学理政，或派遣出洋游学，辗转于各职位之间，辛苦候缺。癸甲进士在清末阶段的任职，呈现出“整体严峻”、“比较优势”与“内部分化”并存的事实；清末官制改革，加之两科进士多有新学经历，对其补缺晋升有利。不过，其中仍约有半数尚未轮得实缺，清朝已被推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仕途就此终结。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转换中，连接该进士群体仕途的阶梯并未被完全阻断。尽管旧朝已没，政体已新，但他们毕竟拥有进士出身这一关键“象征资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职资历，以及新旧皆备的教育经历，让其中善于因应者成功过渡，华丽转身，从天子门生变为民国精英。进士群体在传统中国的“成功阶梯”上，已近登顶；进士馆教育和留学经历，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阶梯”。部分进士成功连接前后阶梯，进入民国后不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会纵向流动中继续上升。当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进士选择继续忠于清室，不仕民国，乃至为“复辟”南北奔走；或有进士投身新闻、法律、教育、金融、实业等，发挥其所长；又或乡居著述，教学育人，募化劝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仍有部分健在进士继续出仕，或以其他方式发挥影响。

癸甲进士政治立场与政治认同之转向与分化，亦颇微妙而曲折。作为科举正途遴选的“天子门生”，他们理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帝国庞大官僚体制内的成员，他们整体也倾向维系既有体制的存续。当然，其间时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士馆派出留学人员兼有官僚和留学生双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触革命思想，可能影响其政治取向。不过，他们此时也还是尽量维护现有秩序，因为他们本是旧有体制的受益者。今日研究似不宜为了符合后定之论，过早、过分拔高部分进士的“政治觉悟”；当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责于人，谓该群体“革命性”不足、不肯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云云。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份而言，此种艰难而缓慢的转型才是他们在那个时代中的真实境遇。实情如此，必至渐见立宪无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场才随之逐渐转变。其间，从天子门生、钦命职官到民选议员、国民代表等，癸甲进士的政治身份和认同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少数进士开始将其“忠爱之诚”做出忠于一家一姓、一朝一人与忠于一国一群、职事大政的区分。传统意义上君即国、朝廷即国的观念，逐渐遭遇到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新知阶层逐渐“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成为清廷不愿接受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最终，部分影响甚大的“天子门生”也站到天子对面，转而倾向同情革命，乃至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灭亡。此种“种瓜得豆”的结局，确非改革之所乐见。当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论域，则可发现晚清改革对近代中国转向与国家建构的重要意涵。民国肇建后，统合该群体的旧有体制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分化。其中有总体支持民国而内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图复辟帝制而视民国为“敌国”者，乃至有投敌附伪而身败名裂者；其间，又有在国共两党及中间各派选择与斡旋、辗转进退者。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分化远甚前清时代。时代世局之迁移大势，诚有为个体及群体难以逆料和逆转者。

1949 年新政权的建立，再次给在世的癸甲进士带来新的升沉机缘。他们部分继续在新政府内任职，且不乏身居高位者；多数进入中央及地方文史馆系统，继续本行，发挥余热；亦有部分不复出，或僻居乡里，行迹难考；或客于他乡，流寓海外，度过晚年岁月。其出处与动向，总体延续其民国时期的政治立场，亦有重新选择者，均受到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时势与政策影响。由于该群体特殊的进士乃至翰林、鼎甲身份，加之其中部分人物在1949年后的活动与名望，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他们也常被当作新政权优待旧式知识分子，以及旧知识分子政治选择、接受改造、发挥余热、拥护政策的深具象征意义的例证与型范。历经登科后数十年的风雨沧桑，癸甲进士在世者日渐凋零故去，最后的“天子门生”群体也逐渐走入历史。经过后世的历史记忆和书写选择，在国族、革命、现代化这类“宏大叙事”的话语中，他们的经历有些被重构和诠释，其形象再次渐趋清晰，但或样貌已非；有些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尘封遗忘，以致其自金榜题名后，具体形迹已斑驳难考。行之未远的末代“精英”尚且如此，历史书写中“民众”的失真、失语与湮没，更可推见。

三、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

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肇建，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作为末代天子门生的癸甲进士，可谓“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他们既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代表，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的变化和动态，亦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科举的废除，导致联系国家与知识精英的大动脉被切断，“一方面使得吟哦四书五经、牢守功令、恪遵伦理纲常的旧精英顿时失去凭借，同时也逼使这些漂浮流动的人才面向许许多多可能的事物”。清末以降，由于传统四民社会逐渐解体，新的社会职业、分层出现，进士群体亦参与其中，其横向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癸甲进士或因游学，或因教学，或因仕宦，或因营商，或因流亡，足迹远届港台、南洋、日本、欧美等地；在职业分化及地域流动方面，已迥异于独守入仕一途、主要依托故土的传统型士大夫。在社会角色方面，癸甲进士既部分延续传统精英统合与服务乡邦的职能，又在新的公共空间及公共事务中发挥影响。

在此时代巨变中，癸甲进士无论选择如何出处，都既需要努力应对难称完满的现实世界，同时又要尽力维系日渐失落的“意义世界”。从政治立场及政治行动来看，辛亥后他们中只有少部分坚持做清朝的“政治遗民”；但从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来看，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的“文化遗民”。毕竟，他们历经数十年的研习和浸淫，精通传统经史之学既成为他们的晋身资本，也形塑了其文化心理和文化品位。在“中体”与“西用”二分的巨变时代，中学更是他们安住身心、寄托情感的重要支撑。在转型时代，他们不断尝试融通各种传统思想资源，赋予其新义，以便能在用世、养身与治心之间有所依归，并维系其已受挑战的“意义世界”不致彻底坍圮。在此过程中，传统同乡、同年、同僚、同志、同族等关系不断叠加重组，形成一张张复杂宏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塑造新的身份，维系群体认同，并伴随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升降浮沉。

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世界内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建设问题，还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世界”重建问题。清季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激荡与变革，外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与底层思想文化的变迁，其实并不同步。改试西学策论后，考官阅卷仍然坚持“圣贤矩矱”；留日进士剪辫易服，也还要仰赖旧有功名与政体；癸甲进士入民国后，主要还在维系传统的“意义世界”。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社会各个层面文化的变迁并不均质，步调也难于一致。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还是针对中层制度层面进行改革。透过进士馆的个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实对此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举革废，帝制终结，使“制度化儒学”失其依托。但是，“‘制度化儒学’的寿终正寝，并不表示中国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学的消亡”。传统儒家在制度层面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其在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完全消失。制度的儒家已然终结，但文化的儒家尚在延续；经学化的儒家已经退场，而子学化的儒家尚有新境。透过考察进士馆的设立运作及癸甲进士的升降浮沉，亦可得见中国近代转向中制度建构的努力与曲折，以及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今天，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帝制后期儒家的最高“神圣空间”，已辟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游人如织。大成门外的廊檐下，静静伫立着198通元、明、清进士题名碑，讲述着这些传统文化精英曾经的毅进与恩荣。其中，即有光绪癸卯科及甲辰恩科进士题名碑。甲辰题名碑旁，特以铜牌镌字，曰“末科进士题名碑”，并以中英对照的文字略述始末，其中特别举称“新中国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来自浙江秀水的二甲进士，清末民国时期的宪政志士，新时期的政法领袖。题名碑上有关沈钧儒的信息，或因后人特意琢磨，去除尘障，显得格外清晰。其前后左右的“同年”们，姓名与籍贯大多已斑驳难辨。除了少数人物之外，癸甲进士群体的经历与事迹大多已渐行湮没；而那些冰冷的碑石上所镌刻的名字，其实无不曾为鲜活之生命体。依据甲辰进士题名碑旁铜牌的标识，此碑应属自助导览机讲解范围。当不同语言、文化及知识背景的过客云集，各自细听导览机讲述“末科进士题名碑”的来龙去脉，时空悬隔，背景参差，游客各自体味想必亦大异其趣。前人笔记尝云：“甲辰为清代末科会试。自隋唐以来之科举制度，至此而历数告终。此榜多知名之士，以之结科举之局，颇不落莫。”诚然如是。癸卯、甲辰进士中颇多引领风会的人物，他们的双眼见过清朝的銮辇，辛亥的硝烟；见过民国的扰攘，敌寇的入侵；见过政权的更替，斯文的远离。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所学所思、所做所言、所喜所忧、所惧所惑，伴随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个族群，走过跌宕起伏、一波数折的未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