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民间宗教史

本书是“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的一种。本书按照年代分为三章，分别是天津民间宗教的肇始期明末、发展期清代和繁盛期民国，梳理了从明末到民国期间的天津民间宗教的历史面貌，对其中重要的民间宗教形式，比如天地门教、在理教、弘阳教、西大乘教的创始人、组织形态、流传地区以及与官方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书中通过大量的史料考据，对九宫道、卍字会、一贯道等民间宗教派别进行有理有据的辨析和批判，用史实揭露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

濮文起，天津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民间宗教、宗教文化研究，已出版《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河北民间宗教史》等著作十余部，主编《新编中国民间宗教辞典》《天津宗教史》《识佛丛书》《中国寺院的故事》《中国宫观的故事》《护国佑民：中华第一大神关帝》《中华关帝文献汇编》《中国历代观音文献集成》《民间宝卷》等著作和大型工具书、文献资料丛书十余部（套），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中国宗教》《南开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间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以河北民间宗教现实活动为中心调查与研究》，目前正在主持撰写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民间宗教通史》。

总序  

引言  

第一章 天津民间宗教的肇始期：明末

第一节 无为教

第二节 东大乘教

第三节 天地三阳会

第四节 还源教

一、还源与《还源六部六册》

二、弓长与大乘天真圆顿教

三、王元明与还宗教

第五节 伯阳正会

第二章 天津民间宗教的发展期：清代

第一节 天地门教

一、董计升的宗教生涯

二、组织结构

三、教义思想

四、仪式、修持、戒律、甄考

五、经卷、歌词

六、信众构成

七、官府查禁

八、流布地域

第二节 在理教

一、羊宰、张吾山、尹岩

二、经卷

三、教义、仪式、修持、戒律

四、组织系统

五、从查禁到解禁

六、公益慈善事业

第三节 弘阳教

一、韩太湖与《弘阳教五部经》

二、弘阳教在天津地区的流传

第四节 西大乘教

一、归圆与西大乘教

二、于成功与普亮塔

第五节 未来真教

第六节 义和拳教

第三章 天津民间宗教的繁盛期：民国

第一节 九宫道

一、李向善

二、组织体系

三、教义思想

四、在天津的反动活动

第二节 红黄蓝诸支卍字会

一、红卍字会

二、黄卍字会

三、蓝卍字会

第三节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

一、马士伟

二、从一心堂到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

第四节 一贯道

一、源流

二、教义、仪式、修持

三、组织制度

四、天津：一贯道的指挥与传播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结语

四、天津：一贯道的指挥与传播中心

1.“崇华堂”与其“十线”传道网

民国二十三年（1934）六月，张光璧自山东济南北上天津开荒办道，但收效甚微。是年十二月，张光璧再次来津，住在英租界，相继在河北区福庆里8号建立“公共坛”，任命胡桂金 、齐铭周、徐衡甫 为“代表师”，代其在天津发展道徒，宣传教义，在武昌里、大庆里、道德武学社、山西会馆、竹远里等处设立天一、天祥、浩然、道德等坛。从此，一贯道活动中心开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的大城市天津，道众成分也由最初的乡村农民变为城市大小商人和有一般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这些居住城市的一贯道信徒成为推动一贯道道务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大都担任了点传师、坛主之职，通过他们的努力，使一贯道迅速传入华北、东北、江南地区。

张光璧的活动与扩张，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民国二十五年（1936）春季，张光璧从安徽蚌埠到南京传教时，被国民政府拘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禁。十个月以后，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具结释放。张光璧获释后，立即回到天津，并马上在天津举办“纯阳炉”，训练传道骨干。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张光璧在法租界光华里9号设立天津总坛，作为传播一贯道的领导中心。民国二十七年（1938），张光璧建立了一贯道最高领导机构“崇华堂”，对外则称“中华慈善总会”，并在当年建立了四“线”，即“天津线”，委派道长胡桂金和领导点传师宫彭年 、张文运 、孙克忱 负责，先设在法租界光华里，后迁至城内北门西府署街128号；“济南线”，委派道长齐铭周和领导点传师徐衡甫、宿子臻、王星五负责，先设在济南兴云里，后迁至济南广志院东夹道；“济宁线”，委派道长张毅和负责点传师李伯然负责，设在济宁城内文化阁；“青岛线”，委派道长董玉泉负责，设在青岛。

民国二十八年（1939），建立“北平线”，委派道长张范卿和领导点传师王勋臣、王维忠、王维山、米国全、马希鲁、安国廉、余德裕、吴锡山、田玉祥负责，先设在北平北新街财神庙街，后迁至北平兴化寺街15号。

民国三十年（1941），建立两条“线”，即“上海线”，委派领导点传师胡寿庵、李崇九、文彬如负责，设在上海北京西路觉园3号；“西安线”，委派领导点传师苏广池负责，设在西安炭市街。

民国三十三年（1944），建立两条“线”，即“南京线”，委派领导点传师杜钟梁负责，设在南京建邺路；“绥包线”，委派领导点传师刘梦荣、张珩负责，设在绥远小台后。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前夕，又建立“兰州线”，委派领导点传师李启元负责，设在甘肃平凉城内西街。 

于是，经过短短的七年时间，以设在天津的“崇华堂”为最高领导机构，覆盖全国的“十线”传道网便在张光璧的经营下，迅速建立起来了。从此，天津取代了济南地位，成为一贯道传播中心。

在张光璧领导的“十线”中，“天津线”在建立的当年，点传师崔斌便从天津赴营口建中心坛，然后又去海城、牛庄等地开荒办道。民国二十八年（1939），“天津线”派人将一贯道传到江苏高邮。是年，上海五大坛中的基础坛、金光坛，均传自天津道德坛；军统特务王喜山在天津总坛受训升任点传师后，前赴内蒙古呼盟博克图发展组织。 民国二十九年（1940），“天津线”将一贯道传到江西九江。民国三十年（1941），又传到河北卢龙，在石门“振兴”货栈设“中一佛堂”。民国三十二年（1943），“天津线”将一贯道传到江西南昌。是年，又在石门、高各庄和县城设立分坛，石门称“中信分坛”，高各庄称“中真分坛”，县城称“德中分坛”。后“德中分坛”又在招军屯、小莫营、十八里铺建立支坛。民国三十四年（1945），“天津线”天祥坛派人去齐齐哈尔、吉林等地开展道务。

2.中华道德慈善会

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的卖国罪行有目共睹，声名狼藉。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行政院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一月下令解散一贯道，并以“汉奸道”罪名，将一贯道设在南京的总佛堂查封。与此同时，国民党行政院还传令全国：“一贯道系非法组织，战时曾为敌人间谍工具，诱惑人民，危害国家，前经通令查禁有案。兹据报称，该一贯道仍在各地潜行活动，收集情报，敛财惑众，特再电知，仰即切饬所属，严密查禁，务使根绝为要”。 

国民党河北省政府遵照国民党行政院要求，转饬辖区各县严密查禁，并饬将办理情形报查在案。当时，静海县、天津县相继将查办情况上报。静海县当局的上报中说：“将独流镇一贯道坛主徐长和、李桂发、吴家保等三人传所讯问。据徐长和供称，于二十八年（1939）二月成立一贯道，充任坛主，共收男女老少道徒一百余人，并无花名底册。入道者除凑集数人买供一桌外，实无例外花费。去年（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历七月间，共军占据独流时，曾经出示禁止，恐被查究，即行停办，道中账本亦于同时焚毁……嗣由独流商号四顺成等三家经理刘荫樾联名具保一贯道实未曾为敌人间谍，危害国家及敛财不法情事”。 国民党静海县、天津县当局查禁一贯道之举，就是这样草草收场，无果而终。

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对查禁一贯道采取敷衍应付的立场和态度不同，一贯道却通过游说国民党上层官员为其说情，并采取向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办案人员行贿手段，终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一月，经国民党政府社会部批准，又以“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名义，在南京公开亮相。在“中华道德慈善会”成立大会上，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南京警察局、新闻记者等，均派人参加，出席者多达数百人。大会选出霍荫九 、齐铭周、叶绍庭 、张英誉等人为理事，霍荫九被推为理事长。而此时的张光璧，则住在天津公馆里，指挥着各地一贯道活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张光璧将一贯道领导中心从天津移往西南地区，宣称这是“道盘西转，东修西成”。是年十月，张光璧与孙素贞到达成都。民国三十六年（1947）八月十五日夜，张光璧猝死于成都王家塘10号，各地道首赶赴成都奔丧，其遗体由国民党派专机运到杭州，埋葬南屏山、凤凰山之间。

张光璧死后，一贯道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了以孙素贞为首的师母派和以张光璧之子张英誉为首的师兄派。师母派又称真理派、西派、暗线，亦称金线，以成都为基地，势力遍布华北、东北、西北、华中、西南乃至香港、南洋一带。师兄派又称正义派、东派、明线，以杭州为基地，多在东南沿海各地活动。

一贯道天津道长胡桂金在张光璧死后，曾住过三民道52号张光璧公馆，伙同王义 等人辅佐孙素贞开展道务。民国三十七年（1948）五月，霍永平、霍永盛 、王仲田、陈印青等道徒与胡桂金、王义等道首脱离关系，以辅助师母为名，成立“一贯道辅导委员会”，建有天慈、孝义等八个坛，后又有同合、荣光等四个坛加入。是年八月，霍永平等人又成立“中华道德慈善总会天津分会”。该会理事王仲田、监事霍永盛与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李鹏武等人结为十八盟兄弟，自称“十八罗汉”。王仲田还充任天津警备司令部“防共锄奸组训组”委员，利用乩语诬蔑人民解放军，号召道徒“检举”进步人士，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十二月，孙素贞从四川派人到天津主持开办为期五天的忏悔班，大讲金线派的“道理须知”。参加忏悔班的百余人全被封为点传师，并立愿遵从师母修道。不久，王义取代胡桂金，总掌天津、华北、东北道务。从天津一贯道派生的重庆、成都、上海、兰州以及朝鲜、日本的一贯道组织也统归王义管辖。王义直接领导的天津一贯道的四个大组，各大组负责人分别是天津一贯道忠恕小学校长前人张钟鹤、耀华坛坛主前人潘金声、惠化坛点传师国民党天津铁路局区分部执行委员郭占福以及何永光。

3.一贯道的卖国罪行

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起，一贯道天津道务统归道长胡桂金掌管。他手下有号称“四大金刚”的张文远、 孙克忱、 韩雨霖、 霍永馨四个点传师协助。

孙克忱曾在天津日租界做过巡捕，与日本人早有联系。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胡桂金便派孙克忱与日寇天津宪兵队长田里拉上关系，并与日本1820部队建立了联系。因此，一贯道天津骨干皆获得日本宪兵队签发的特别身份证。

在日寇的庇护下，一贯道在天津得到更大发展。天津总坛，设有浩然、文化、普化、天祥、道德、慈航、明德、天一、天德、忠恕、金刚、乾一、兴毅、善一、敦厚等分坛，拥有点传师1000人、道徒10万。从民国二十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38－1949），天津总坛所属分坛，向全国各大中城市派遣了大批开荒传道骨干，在各地建立了61处天津支线，成为一贯道向全国传播的基地。

天津一贯道在张光璧的直接控制下，积极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其典型事件，便是为日军捐献铜铁。民国二十八年（1939），日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急需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张光璧接受日寇交给的任务后，就交给天津道长胡桂金承办。胡桂金立即把各坛负责点传师集中到光华里总坛。他拿出一包绿豆，对众位负责点传师宣布：绿豆乃“仙佛所赐仙丹”，可以防避瘟疫，能够医治百病。上天慈悲，才准许各坛道亲购买备用，并限定每人只许购买一粒，且规定必须用铜钱购买，每粒价值15枚铜钱。若没有铜钱，则需以纸币兑换铜钱，才能购买。又说此仙丹一定要好好保存，若遇有瘟疫疾病，需要服用时，先用开水冲泡，饮用此水，即可百病消除。还说每粒仙丹，可以一再使用，屡用屡灵。但是，切忌见疑，否则就不灵了。各坛负责点传师领到任务后，纷纷向所属道徒照此宣传。在他们的蛊惑下，广大道徒四处搜罗铜钱，争相购买，有些道徒还为亲戚购买。经过胡桂金等大小道首的积极努力，很快为日寇搜集到150万铜钱，成为日寇制造枪炮，屠杀中国人民的原料。 

4.“中道”的猖狂活动

民国三十八年（1949），新中国成立前夕，孙素贞曾在成都进行了一系列道内部署。各地道首在孙素贞的指令下，经过奔走串联，在全国建立了以道长、老前人或领导点传师为中心的十二支一贯道队伍。其中，以道长胡桂金为首的第二支主要在天津活动。

为了应变，孙素贞允准各地道首变换一贯道名称。于是，孔孟圣道、孔孟大道、孔圣道、明圣道、真理道、性理大道、中庸道、天理真教、道德教、天理道等五花八门的一贯道各种名称先后出现了。其中，一支名叫“中道”的一贯道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猖狂地进行反抗活动。 

“中道”的出现，始于一贯道天津道长胡桂金。

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一贯道文化坛点传师王义于是年底逃到上海。1950年2月，王义密召鲍洪桢、潘金声、刘炳贤、徐子义等道首潜赴上海，商讨重整道务，他指定张钟鹤、刘炳贤负责天津的一贯道重整工作。是年4月，王义编写了一部《情理分解中道法》103题，呈与潜伏上海的孙素贞批阅，然后王义亲自送回天津，交给胡桂金推行。不久，胡桂金死，王义于1950年下半年，将《情理分解中道法》103题改为42题与61题。1951年，王义在天津被捕处死后，张世武便携带《情理分解中道法》42题逃往西北，以西安为中心，向全国各地散发。张世武宣称，以前一贯道修求的道是“皇天大道”，现在所传的道是“中道”，若不领此法，则不算修道，要以“中道”来统一全国，实现“中道大同”。

何谓“中道”？中道乃“理也、通天也、顺天也、听天也，即遵母亲跳出阴阳圈，直超理天也”；“人人走中道，人人与天通，就是听母亲的，即使相隔几千里，说话、办事、决定是一样的。”其中心主旨，就是听从母命， 即皆听从孙素贞指挥。

“中道”在组织与仪式上，比一贯道简化。道内不分前人与后学，不分派别与支系，不集会、不上坛，不接窍。其中，特别强调道内不可称道首为“前人”，因为以前称“前人”者，多摆架子，让人崇拜；现在，谁能领会“中道”，谁就可当道首；过去，道内职级森严，彼此钩心斗角，争霸权势；现在，道内兄弟姐妹相称，如同家人一样。“中道”发展道徒手续也随之简化了，只要经过“调查”、“考验”、“请示师母批准”，磕头立愿就可以了。对道徒的“考”，也有所改变，若道徒向政府坦白登记，只要重新忏悔，“痛改前非”，仍可再次入道。道内“真言”，也由过去的“无太佛弥勒”五字真言，改为“中道真”三字真言 。

1952年春，张世武经躲藏在西安的天津道德坛点传师高克民介绍，与抚顺道首林玉章、王桂兰等人组成了“中道”领导集团，积极发展组织，传布范围涉及云南、贵州、广东、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安徽、东北、天津、武汉等地区。 

“中道”在全国各地宣传要与共产党抗衡，诬蔑共产党实行离婚，“中道”有夫妻分修；共产党有总路线，“中道”有直线、横线；共产党有宪法，“中道”有“母法”。

何谓“直线”？凡办事能够听从母谕，与天通灵者，即为天理，亦即中道；凡办事不与天通，或通不到天，勉强办成者，则为“人情”，此即“直线”。

何谓“横线”？办事自作主张，步入歧途者，则是“私情”，乃为“横线”。

何谓“母法”？即孙素贞的“母谕”。“母谕”有九条、十条、十二条之别。九条中心内容有“听思聪”——听传说时，无理不听；“视思明”——看事时，要视其明道与否；“言思忠”——有想法应在道内说出，但不可向八路军说；“事思敬”——凡事尽心者，敬之；“疑思问”——凡有不明之事要问，不能自作聪明等。十条中心内容是要忠诚于道，同心全意办道，要绝道内积弊。十二条主要内容是要积极开展道务，加强传道机密，严审道亲忠诚，不能退缩，不怕牺牲。此外，还有《母谕五更》、《母谕十愁》等。

“中道” 认为，走“直线”者，虽没有功德，但有福德；走“横线”者，只能陷入地狱轮回；只有走“中道”、遵“母法”者，才能功德达于天堂。 

面对一贯道的猖狂进攻，新生的人民政府运用国家机器坚决予以打击和镇压。

1949年12月12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布告。14日凌晨2时，天津市公安局民警在人民解放军的配合下，查封了一贯道在天津有较大影响的十三处佛堂，即天然坛、孝义坛、致化坛、乾一坛、普化坛、道德坛、兴毅坛、乾元坛、浩然坛、天祥坛、同兴坛、同德坛、慈航坛，逮捕了道首王仲田、李玉坤、王景文、霍永平、陈印青等36人。经过此次集中打击，天津一贯道组织基本被冲垮。

1951年春，天津市公安机关一举破获已被取缔仍在从事不法活动的全部一贯道组织，逮捕了以王义为首的一批道首。4月29日，王义、鲍洪桢等人被枪决。至5月底，共有大小道首5743人登记，道徒209480人退道。广大退道道徒参加了追骗财斗争，追回被骗财物价值旧人民币60多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