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

　　本书是目前国内关于大数据化与当代历史研究的一本重要成果，它以三部分内容探讨了这一议题：首先，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展现出了新动态，传统史学发生了转折乃至变革等诸多问题，需要用新的研究范式加以解决，那么有哪些新研究范式？其次，利用大数据进行历史研究对专业数据库的建设提出了哪些要求？再次，大数据时代，新的历史研究与传统历史研究应该如何完成继承与接轨，跨学科研究的可能路径又有哪些？这三个问题的提出及解决对于今后的相关研究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和价值。

　　舒健，男，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与近现代中国社会。

拥抱“大数据”对历史研究的挑战（代序）

第一部分 大数据与史学研究

变革亦变异？大数据时代的史料收集与历史书写
大数据时代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行为的可数据化：大数据时代的人文关怀

第二部分  数据库介绍和建设

日本国内近代史研究相关基础史料的数据库建设现状
地方历史文献的数字化、数据化与文本挖掘——以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为例
从高第书目到Bibliotheca Sinica 2.0——兼论数字化与汉学史研究
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数据库编目实践
古籍数字化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应用——以韩国事例为中心
喜马拉雅研究与“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的建设
跨越三地的史料数据整合——闽渝档案馆藏台湾光复前后之档案的现状与利用
论近代中国报纸广告的蜉蝣性与数字档案化
浅析“中国地方志书目数据库”的建设
历史文献的视觉档案——以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数字资源平台为例

第三部分 大数据与历史研究结合案列

数字人文时代的关系型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应用
社会关系网络与范成大《吴郡志?人物》之编撰：以CBDB及Pajek作为分析工具
大数据在蒙元史研究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元史部分札记
大数据视域下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中国历史地理学论丛》（2005—2014）的统计
古籍数字化在明代科举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与展望——以《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为例
大数据视域下的夏商文化起源研究
田野调查方法和GIS技术支持下的山区聚落时空演变研究

第四部分 存在的问题和新的领域

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发展前景及存在问题
大数据视域下古籍文本可视化分析及挖掘在中国史定量研究中的应用
古籍数字化在中国医学史研究领域的应用
网络工具与古汉语语言文字研究——以出土文献、古文书为中心
清代女性别集规模化整理的现状和方向
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字出版中的史学情怀
对当前大陆高校图书馆所购史学类数据库的统计与分析
从视觉进入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华图像文化史?医药卷》绪论
大数据在历史气候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已经消失的时代及其中的人物、事件等，历史学者重建关于过去时代的知识的最主要根据就是文字史料。但并不只是要使用史料表层传达的意义，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史料原文中没有写出的讯息，并据以建构出更深刻的历史图像。要做到这一步，历史学者不能依赖单一文本，而需从大量文本中搜寻相关资讯，进行综合分析。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对比、分析各种不同文本的信息，寻找其间的内在关联，借此将孤立的史料组合成一幅更大、更完整、更深刻的历史图像。过去学者依赖笔记、卡片等工具来累积知识，寻找这种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今日卡片正在被各种电脑软体所取代。但本质上，历史学家还是在做同样的事。
    作为目前中国史研究中最具规模的分析型数字人文工具，CBDB的主要功能虽然是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但只要应用得当，同样可以用于隶属思想史范畴的史学史研究。在中国史学史中，地方志是一种复杂的文本，因为它通常不是由单一作者完成，而是一群人共同参与的成果。在其编纂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与地方势力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将以宋代的一部地方志——范成大的《吴郡志》为例，说明CBDB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如何能帮助我们分析地方志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对地方志进行更深入的认识。
    一、《吴郡志》及其“人物”的基本情况
    在地方志中，最能体现社会关系网络与方志构成之间互动关系的部分当属“人物”，因为收录于“人物”中的地方人士必然经过了编纂者的选择，而当时的各种地方势力极有可能在这个场域进行角力，决定哪些家族的哪些人物能够进入由官方权威背书的地方志中。
    《吴郡志》卷20至27为“人物”，其中除卷25最初9人属唐、五代外（主要抄自正史），卷25至27全为宋人，共有70位。范成大是以何种标准决定收入这70位人物的呢？很多迹象显示，《吴郡志》“人物”中所收的宋代人物是经过选择的。例如，宋代苏州当地相当有名的一个群体“九老会”，是由当地九位退休的高官组成的一个上层菁英士人圈，《吴郡志》的“风俗”中有详细的成员名单，但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出现在“人物”中。影响选择的因素可能有很多，社会关系应该是其中之一，本文将利用CBDB考察《吴郡志》中“人物”的构成。
    如果对这70位宋人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将太过庞大，因此有必要先对他们的情况作出甄别、区分，从中选取几个群体来分析，这样才比较能看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本文所选择的群体如下：（1）九老会成员；（2）“人物”中完全没有仕宦经历者；（3）龚氏家族的龚明之与龚颐正两支。选择他们的具体理由会在下文中分别说明。
    接下来笔者将使用CBDB内建的“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询社会关系网络”功能，将“年代”设为“960—1279”，“Max Node Dist”设为1，“Max Loop#”设为3，并且勾选“Include Kin”。然后再用Pajek将查询结果绘成社会关系网络图进行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CBDB并未收录完整的宋代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因此透过CBDB所勾画出的社会关系网络必然会受到它所收录史料的限制。本文在方法上的取径，并非要完全采信与依赖CBDB所画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是在考虑到数据限制的情况下，以此为出发点，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推论。
    《吴郡志》共50卷，是范成大（1126—1193）晚年退居苏州时编纂而成。编纂此志最初的发动者是谁尚无定论，或许就是范成大本人。根据赵汝谈所写之《序》，范成大只编至1192年。在编纂过程中，有三位地方人士参与，分别是：龚颐正（？）、滕宬（1154—1218）、周南（1159—1213）；其中龚颐正推荐给范成大的材料尤多，“异论由是作”。由此可以推知，对于龚颐正在《吴郡志》编纂工作中扮演的角色需要特别注意。
    当时，某位地方人士原本希望在《吴郡志》中添附某事，但不得所愿。由于《吴郡志》编成之后不久范成大即过世，这位地方人士因此借机宣称《吴郡志》不是范成大所写，时任郡守竟不敢得罪此人，只好将成书藏于学宫而不敢出版。直到1228年，李寿朋来任知府，获知此事，才重新找出《吴郡志》，并稍加增补，将《吴郡志》重新出版。此时距《吴郡志》完稿已经35年。由此可知，《吴郡志》的编纂过程中确有不同的地方势力在其中角力。
    《吴郡志》记录的关于苏州的事务，包括沿革、户口税租、风俗、城郭、官宇、古迹、牧守、祠庙、山川、水利、人物、宫观、寺院等，留下许多宋代苏州的信息。
    二、 “九老会”成员之社会关系网络                                                                                 前文所言“九老会”在北宋中期苏州地区颇负盛名，又称耆英会、真率会。其成员包括卢革（1004—1085）、黄挺（？）、程师孟（1009—1086）、郑方平（？）、闾丘孝终（？）、章岵（？）、徐九思（？）、徐师闵（？）、崇大年（？）、张诜（？）等10人，除章岵为时任苏州知州外，其余皆为退居苏州的中高级官员。其中被范成大归为苏州人的有卢革卢革在“人物”中虽有传，但是附于其子卢秉的传中，可能是因为卢革本为德清人，致仕退休后才定居于苏州。故在范成大眼中，卢革只算半个苏州人，其子卢秉才算是真正的苏州人。、程师孟、郑方平、闾丘孝终、徐师闵、崇大年、张诜等7人。由于范成大认为其他三人不是苏州人，因此没将他们收入“人物”中是合乎情理的；但上述7人亦非全都被收在“人物”中，郑方平与张诜均无传。
    范成大将“九老会”成员收入或不收入“人物”中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由于史料缺乏，笔者不得而知，但CBDB分析的“九老会”成员与范成大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图（见图1）或可提供一点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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