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简史

这本拜占廷学界的另类作品一定会令读者眼前一亮，一定会引发更多思考，开展更广泛深入的阅读。相信读者会在本书的阅读中做出独立判断，并在掩卷思考中得到更多乐趣。
——陈志强 南开大学教授

哈里斯历数了君士坦丁堡从4世纪君士坦丁重建到1453年陷落期间的近11个世纪的历史。他用快节奏带领我们领略了帝国起伏不定的运势。……在日益兴盛的这一研究领域中，增添了一本佳作。
——彼得·弗兰科潘 英国知名历史学家、《丝绸之路》作者

拜占廷是一个非同凡响的社会，是一个与众不同、令人拍案称奇的世界。在物质与精神不断碰撞的情况下，这个世界是如何维系了上千年呢？想要了解其中奥义，哈里斯的这部著作绝对是*。
——彼得·布朗 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

对于拜占廷这一伟大的帝国，哈里斯成功地创作了一部内容新颖、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在整本书中，他一直以极其敏锐的眼光捕捉着重要的历史细节；他总是能够找到*好的故事，来吸引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到每一章的中心主题上。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依托于高度睿智的叙事选择，构建了完美的框架……这虽然是一部简史，但哈里斯还是成功地将读者带入拜占廷帝国的核心领域。
——彼得·海瑟 英国知名历史学家、《罗马帝国的陨落》作者

哈里斯从诸多领域挑选不同的史料组合，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拜占廷简史，介绍了拜占廷历史上的主要人物、重大争议和决定性事件……大众读者和历史专家都可以品读到哈里斯对这一迷人而充满活力的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全方位赞美。
——《出版人周刊》

拜占廷帝国近11个世纪的兴衰以及*终灭亡的历程引人深思：它在面临不断威胁其生存的动荡和入侵时，为何依然可以延续久远？在*终灭亡时，又为何消失得如此彻底？
在拜占廷领域资深学者乔纳森·哈里斯看来，拜占廷帝国虽然历经劫难，屡屡面临大军压境，但它不仅凭借不同寻常的外交策略获得生存，还因其华丽的艺术和建筑而昌盛一时，更是欧洲、地中海和近东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哈里斯通过跨越10个世纪的10位历史焦点人物，为世人介绍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文明，阐述了它在悠久历史的背后所掩盖的经常令人绝望的巨变。他的这部作品涉及拜占廷帝国社会、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和艺术等重要领域，勾勒出了拜占廷文明的核心特征，探索了拜占廷帝国对周边邻国和现代世界所带来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乔纳森·哈里斯：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职于该校希腊文化研究中心，长期从事拜占廷帝国中后期历史研究，尤其关注拜占廷帝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序兼致谢
拜占廷帝国在面临不断威胁其生存的动荡和入侵时，为何依然可以延续久远？在最终灭亡时，又为何消失得如此彻底？

引 言
真正的问题并非它为何走向灭亡，而是它在面对压倒性的外部势力时，为何总是能够幸存下来，甚至一度更加繁盛壮大。

第一章 上帝的曙光
君士坦丁的统治既非十足的灾难，也非一段黄金时期的开始，更多的是一个帝国适应周围新的、更加危险的世界而进行转型的过程。

第二章 帝国的前哨
表面的平静往往具有欺骗性。不久，拜占廷将被泛滥的洪水淹没。

第三章 泛滥的洪水
危机是自查士丁尼565 年离世后经过多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就在他被厚葬3 年之后，扩张后的帝国边境就出现了最初的裂痕。

第四章 转型的世界
君士坦丁堡及其帝国的幸存不仅要归功于天时、地利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希腊火，关键时刻的强人执政也是重要原因。

第五章 对北方的征服
最终，拜占廷征服了北方，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耐心，通过其基督教文化的视觉与仪式所创造的奇迹。也许，这才是拜占廷最伟大的成就。

第六章 光荣之路
约翰一世的突然离世打开了各种不确定性的大门，因为还没有人思考过他去世后将由谁来统治帝国。最棘手的问题可能是拜占廷帝国是会继续其激进的边疆战争还是重拾昔日那些维持边境安全的有利政策。

第七章 长长的身影
拜占廷帝国终究还是展现了它起死回生的传奇力量，但君士坦丁堡与内陆地区的不稳定关系将持续影响它以后的历史行程。

第八章 内部的敌人
这些西方的基督徒最终却成了帝国内部的敌人，拜占廷帝国由此遭受的灾难，要远比曾经平安渡过的那些更加深重。

第九章 新君士坦丁
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君士坦丁堡腐朽无能的政权被另一个充满活力、取得军事胜利的政权取而代之。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一次又一次挽救拜占廷帝国的这个族群，此时掌控着它的命运。

第十章 一位耄耋老人的回忆
君士坦丁堡曾是拜占廷政治理念和精神灵魂的中心，因此，没有它的帝国也是难以想象的。这一次，拜占廷再也没有起死回生。

尾 声
如果说拜占廷帝国有一件伟大的遗产，那么它可能并不是东正教或者古希腊文献的保存，而是一个教训：一个社会的力量体现在，即便是在最不利的情形中，它仍有能力适应并吸收外来者。

大事记
拜占廷皇帝年表
专业术语
延伸阅读

在16 世纪中期，奥斯曼苏丹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它的人口迅速增长，超过了40 万，因而大街小巷一片熙熙攘攘。奥斯曼帝国从克里米亚绵延至阿尔及尔，而首都是这个庞大帝国的中心。人们习惯于称之为伊斯坦布尔，不过它的官方名称为君士坦丁堡。它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1520—1566 年在位）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而且还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因此这座城市自诩拥有300 座清真寺，以此来彰显其宗教和世俗的权势。在城市中央的小山丘上，人们正在兴建一座宏伟壮丽的新清真寺。按照设计蓝图，它将拥有4座尖塔，成为兼有学校、浴室和医院的建筑群。人们将它命名为苏莱曼清真寺，以此来纪念下令修建它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当时宗教界的领袖、伊斯兰世界里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所在地来说，这样一座清真寺是相得益彰的杰作。
1544 年，一位叫皮埃尔·吉勒斯（Pierre Gilles）的法国人来到了这座皇都。吉勒斯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是热忱的自然主义者。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君主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搜寻古代手稿，以便装点位于枫丹白露的皇家图书馆。但最终，他所逗留的时间远超过预期，这是因为弗兰西斯一世在1547 年去世，吉勒斯的使命也惨遭遗忘。他发现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内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况，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盘缠返回故乡。三年后，为了糊口度日，他不得不成为苏丹军队中的一名雇佣军，并一路向东与波斯人作战。与此同时，在滞留君士坦丁堡的日子里，他穿梭于大街小巷之中，在了解了它的布局结构之后，他对这里渐生亲切之情。然而，激起他兴趣的并非眼下这座城市。他认为，所有宏伟的新清真寺都只会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卑微。他是一位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文人，所以他在寻找这座城市被叫作“拜占廷古城”时的历史遗迹。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古典时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不过吉勒斯很快发现了新的乐趣。他开始沉迷于这座古城此后数百年的历史，那时，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帝国的首都，而非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官方语言是希腊语，而非土耳其语。同时代的人告诉他，这个不复存在的政治实体被称作拜占廷帝国a。那时距离拜占廷帝国的灭亡仅仅只有一个世纪，因此吉勒斯看到的古迹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多。于是吉勒斯竭尽所能，迫切地去寻找这个遗失帝国的残存遗迹。他徘徊于城中最明显的拜占廷建筑周围，即从前基督徒的圣索非亚（意为“圣智”）大教堂。这座教堂如今依然矗立于城市中央，正对着苏丹的托普卡帕皇宫。在大教堂外面，吉勒斯不慎滑倒，掉进了沟渠中，意外发现了其中的7 根神秘的石柱。有人告诉他，那是拜占廷皇帝的大皇宫的残迹，但他坚信，它们应该是城市中心奥古斯都广场周围的柱廊遗迹。他到街道的地下继续探索。他乘着一只小船，穿梭于地下蓄水池中昏暗的柱廊之间，拱形的屋顶在闪烁的火把中忽隐忽现。他爬到用于标记大竞技场最东端的柱廊上，拜占廷人曾经聚集于大竞技场观看战车比赛。借助于有利地形，他甚至可以看到海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跳跃、戏水。
他发现，发掘拜占廷的过去并非易事。他对古代遗迹抱有太大的热忱，以至引起了当地人的怀疑。城中居住的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一样，也对他怀有敌意。吉勒斯沉迷于测量估算之中，结果被当作间谍告发到当权者处。按照习俗，如果有人受到此种不怀善意的盯梢，摆脱他人恶意的*方法是给每个人都送一些酒。参观防御君士坦丁堡西侧的陆墙十分容易实现，因此吉勒斯可以用步子测量出内外防御工事之间的距离。想要参观圣索非亚大教堂则相当困难，因为它此时是圣索非亚清真寺，并不欢迎非穆斯林游客。吉勒斯混在人群之中，从而得偿所愿，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观察了教堂内部高耸的穹顶。为了精准地测量，他只得收买一个土耳其人为他效劳。
吉勒斯对这些古迹极为痴迷，但他仍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过是君士坦丁堡过往辉煌中的一抹余晖。在他阅读的大量文献中提到的许多教堂、修道院和皇宫，此时都已经烟消云散。他知道，在靠近陆墙的布拉赫奈曾经存在第二个皇宫，但他无法准确定位。他试图寻找仅次于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圣使徒教堂，但无法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哪怕是地基。他亲眼看到一座古代丰碑被拆卸。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外，他偶然看到从一堆废弃物中伸出一截巨大的黄铜腿。他想去测量，但不敢，因为他害怕引起注意。不过不用测量，他也能目测出这条腿比他还要高。他看似无意地多看了几眼这堆废弃物，发现了一个大约20厘米长的鼻子，以及一匹马的腿和蹄子。根据读过的文献，吉勒斯已经准确判断出这是什么文物。他是最后一批亲眼看到这件伟大作品的人之一。这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 年在位）的骑马雕像，它曾经矗立在君士坦丁堡中央广场上的一根高耸石柱上达上千年。皇帝骑坐在腾跃而起的骏马上，右手狂妄地抬起，指向他的敌人，左手则抓着宝球。但此时，他的雕像被堆放在地上，等待着最后的销毁：工匠们已经开始将这些碎片送至铸造厂，准备将其铸造成大炮。吉勒斯总结道，土耳其人一直都仇视雕像，甚至是所有建筑设计和装饰。考虑到这些宏伟建筑背后的含义，此等行为显然是不公平的。他全身心地关注着古代遗迹及其规模，对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及其民众并不热心。当他离开时，他发誓再也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