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治国方略/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丛书

本书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吸收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力求准确、全面地阐述毛泽东治国方略的形成、发展及条件，治国的主体和客体、方向和道路、战略目标和部置。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的传承和发展（代序）
第一章 毛泽东治国方略的形成、发展及其条件
一、治国方略形成、发展的历程
二、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和特色
三、治国方略形成的历史条件
四、治国方略形成的思想渊源
第二章 治国的主体和客体
一、治国的主体
二、治国的客体
第三章 治国的方向和道路
一、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治国道路的探索
二、社会主义方向的选择及其实施步骤
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第四章 治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
一、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
二、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道路
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
第五章 治国的总路线和基本方针
一、治国的总路线
二、治国的基本方针
三、治国的具体方针
第六章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一、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和方针
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
四、重视科技技术的发展
第七章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八章 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
一、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二、首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四、把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
五、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建设
第九章 建设现代国防
一、国防建设的理论和原则
二、国防现代化的举措
三、军事理论现代化
第十章 开创外交建设新局面
第十一章 治国的关键是治党
第十二章 治国的领导方法和艺术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
二、社会主义方向的选择及其实施步骤
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那么，为什么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首先，选择社会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表明，社会形态的演进，并不总是严格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后顺序进行的，更不是只有在前一种社会形态完全发展成熟后才自动转入下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丰富多彩的，是规律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也就是说，社会制度的选择、社会发展阶段的顺序，以及发展过程的长短快慢和社会震荡的轻重大小，等等，都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的。在世界历史上，奴隶制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发达，封建制以中国最发达。也正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太发达，存在着严重鄙视商人买卖活动的封建社会意识，这阻碍了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相反，封建制不如中国发达的西欧国家，却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然而，旧中国毕竟有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有了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中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后来居上”绝非偶然现象，它反映了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平衡性、历史的跳跃性和曲折性，而寓于其中的则是旧制度被新制度代替的必然性。正如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其次，选择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体现。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自动的，都离不开入之能动性的发挥。这就是说，在人的参与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除了具有绝对性，还具有相对性。这一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早有论述。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相对性，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既可以有这种生产关系，也可以有那种生产关系。而在同一生产关系下，生产力水平却差别甚大。即使就生产力水平来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要最终战胜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是必须创造出比旧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当一个旧制度灭亡或一个新制度诞生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无法规定和计量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出也不可能指出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各国情况千差万别，谁也不能指出这个生产力水平到底应当多高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革命选择社会主义，这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阶级斗争的状况以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利用相对进步的国家政权和生产关系再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这既符合历史的辩证法，又符合历史的唯物论。
再次，选择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大同理想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社会主义之所以为中国人民接受，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心理背景，这就是：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点，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广大劳动者就渴望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大同”社会。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就反映了这种向往与追求。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儒学经典《礼记·礼运》，曾对“大同”思想作过经典性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唐宋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近代中国，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了“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世界；康有为曾向人们展示了“天下为公，是为大同”的美好社会蓝图。孙中山先生更是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而努力奋斗。这些都说明。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夙愿。尽管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其最高准则和基本特征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天下为公，均平等贵，经济上财产公有，政治上人人平等。当然，这些思想有其根本的缺陷，它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具有虚幻空想的性质和平均主义的色彩。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从另一角度讲，也不能否认，这些思想中的某些价值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接点。受到“大同”思想熏陶的人们，在文化心理上容易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人们看到了梦想成真的希望。
最后，选择社会主义是当时国际环境的应有结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为维护其统治，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另一方面，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逐步巩固，它愿意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这样，中国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为帝国主义所不容许，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中国的革命就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并进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而决不可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国际资产阶级不容许的，也是国际无产阶级不容许的，同时也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能为力的。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哪个人哪个党主观的选择，而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应有结果。
中国革命必须选择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并不意味着这种选择会自然地实现，也不意味着革命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和发展前途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要把必然变成现实，需要全面深刻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出发，在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以及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战略思想，并且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解决了两步之间实现转变的途径，从而保证了中国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比较顺利地实现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和交叉。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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