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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比如东北大学。
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让东北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从此，东大师生背井离乡，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借住开封，南渡潼川，抗战胜利之后方复员沈阳，至辽沈会战打响之际再迁北平，最后伴随着全国解放而解体。
十八年的流亡路，让东北大学成为近代中国流亡时间最长的大学。
张在军，生于1972年9月，湖北人，独立学人，自由作者。已出版文史作品《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台版）《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等。
引言：这是一部国难史
第一章 流离燕市（1931.9—1937.2）
一、炮弹从校园上空飞过
二、国难当头，士报国恩
三、短暂的辉煌
四、离家，流亡到北平
五、北平东北大学
六、留学生束装归国
七、学生军事训练
八、奥运场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九、张学良旅欧前后
十、宁恩承去职，王卓然主校
十一、站在“一二? 九”运动的最前列
十二、“一二? 一六”大游行
十三、反西迁运动
十四、大逮捕始末
十五、办抗日的大学
十六、“一二? 一二”大示威
十七、同学会与学生会的冲突事件
十八、反“接收”运动
第二章 转徙长安（1936.2—1938.3）
一、西安分校
二、艳晚事件
三、抗日救亡运动
四、西安事变
五、接收与改组
第三章 南渡潼川（1938.4—1946.9）
一、蒋鼎文密劝南迁
二、蜀道难
三、杜甫寄寓处
四、办学经费与衣食住行
五、组织变化与人事更迭
六、名师汇聚，盛极一时
七、“精明人物”臧启芳
八、国史研究部与文科研究所
九、从草堂书院到草堂国专
十、学术刊物与学术团体
十一、疾病与校医
十二、日祸与防空
十三、闲情与雅兴
十四、雨后春笋般的壁报
十五、东北问题研究社
十六、十万青年十万军
十七、学潮催生学生自治会
十八、抗敌国剧社与实验剧团
十九、文协川北分会
二十、学习社与祖国社
二十一、抗战胜利了
第四章 复员沈阳（1946.5—1948.6）
一、三千公里回乡路
二、方永蒸筹办先修班
三、回到母亲的怀抱
四、包围朱家骅
五、从冬令营到集中营
第五章 再迁北平（1948.6—1949.2）
一、铁狮子胡同和光明殿
二、“七五”惨案
三、“七九”大游行
四、时局变化
尾章：1949 年前后
后记
附录：弦歌不辍的流徙史诗 丁乙
主要参考文献
序一：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
谢 泳
在军是我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前些年他每有新著出版，都不忘寄我。初期我以为他是职业研究，后来了解多了，才发现他对民国高校的兴趣和热情完全发自内心，所有研究都是自己选题，一切经费也都是自己负责。
我也多次想问在军，他研究民国大学的原初动力来自何处，个人花费近十年的精力选择这个难题，其中乐趣何在？但终于是没有问，我只读他的书。先是一本关于武汉大学的研究，后来就是这本关于东北大学的研究，他还有写西北联合大学的学术计划，可以称得上是雄心勃勃了。说实话，就是专门在学校和研究所的职业研究者，也很少有在军这样的持续研究热情，我想这也许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
中国科学界有所谓“民科现象”，那些人试图用自己的研究力量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们一般都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也不在专业的研究机关，但他们就是有天生的好奇心。因为民间科学研究者多没有受过相应的专业训练，所以在中国科学界有很多嘲笑他们的人。2004 年夏天，我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做过一年访问研究，对“民科现象”稍有耳闻。这些人有明显的短处，但在整体上我反对科学界有些人以专业训练歧视他们，因为道理非常简单，这些人对科学的热情和兴趣发自内心，是一种痴迷的知识追求，有时候在职业科学家看来难免有好笑处，但在知识面前没有傲慢，没有专业训练不等于对知识没有热情或这种热情中没有一点可取之处，还有就是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绝对没用国家的经费，总比无端空耗公帑的研究者在道德上更高尚。我甚至认为在知识追求上最后无功而返也不是什么坏事，也是人生时光的一种流逝方式，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民科现象”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学科特点，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专业训练要求并不很严格，有些业余研究往往比专业研究做得还好，此类事在自然科学界少有，但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却极为常见。我自己虽然得朋友关照，中年后到了大学里混饭，但之前我也是纯粹的业余研究，业余研究的好处就是完全凭兴趣而无功利。
在军的研究放在专业研究中毫不逊色，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我的偏见是对知识有兴趣，自然也就有能力，无兴趣则无能力。
大体来说，在军的学术研究可放在一般高等教育史范围，也可放在校史研究里，但我更愿意将在军的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看，因为他的研究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很多判断和关怀，他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有相当清晰的时代感受，他选择的民国大学均有他个人的情感寄寓其中。就选题来观察，在军这几个选题通常都只能以集体力量才可完成，比如像东北大学这样的题目，就是动员有关联的高校当重大课题来完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军以一人之力完成，可以想见其人的努力与热情。
2016 年10 月30 日
序 二
臧英年
我很佩服此书作者张在军先生的远见、执着和成就，写出这本好书，在一个起伏动荡的大时代下，用东北大学的历史为主轴和牵引，就事论事，影射全局，发人深省，引人慎思。
从1923 年4 月26 日沈阳东北大学建校直到1950 年春季解体的过程，十足反映出在中国动乱的大环境里一所高等学府如何挣扎求生，千辛万苦，流离失所，校址多迁；东大师生员工如何尽其在我、坚忍不拔地建校、护校、迁校、兴校不已。针对这一个情况进行思量，我们应有何领悟和推论呢？
一、张氏父子的可贵
论及东北大学就必然要讲到建校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他们的具体成就是：
1. 科教兴国付诸实施。张作霖是草莽英雄，和文人学者相去甚远，但是他看到若在东北可以办一座高等学府，就自然增加了振兴东北、科教领先、实力加强、抵御外敌的力量。拥有这种见识，又拍板兴建东北大学是难能可贵的。少帅张学良秉承父志，加以跟进，便也是锦上添花，相得益彰。
2. 捐钱助学自解私囊。这是张学良的作为，他把钱花在刀口上，是恰得其所、恰得其时，充沛了东大的实力和建设，可以吸引全国著名教授前来就职，各执教鞭，也给就读学子创造了理想的学习环境。九一八事变前，张校长资助数十名毕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前往美、英、德三国深造。他们学成返国后不少成为名师，在教育界贡献良多。
3. 敦请学者建设学府。张学良有自知之明，了解教学要敦请学者专家主持，对教务的运作他就不加过问。先父臧启芳于1926 年春执教于东北大学，后任法学院院长，其他各院的院长也都是欧美深造学成返国的称职学人。
4. 爱护学生全力以赴。20 世纪30 年代在北平和西安数次学运启动，学生走上街头和军警对歭时，流血事件一触即发，张学良都亲自出马，疏通当局，安抚学生，化解对抗。东北大学迁校时，他也用心支持，力促其成。
5. 金玉良言余音犹存。他对学生讲话时都一再强调自省在先，自强在后，怀技在身，报国有日。对国家式微外敌入侵的看法也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和“自力更生强敌却步”。这都是掌握要点，一言中的。
二、后继有人的贡献
东大建校后最初的三位校长是王永江、刘尚清和张学良。其后以代校长身份主持校务的有宁恩承、王卓然和周鲸文。其中宁恩承和周鲸文对东大的建设颇有贡献。九一八事变时东大情势告急，宁恩承安顿校务，临危不乱，坐镇校园，最后撤离，令人敬佩。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多次路经旧金山，去看望宁恩承老先生，我们坐谈终日，说南道北，其乐无穷。周鲸文于1936年在北平期间受到敦请，主掌东大校务数月，也发挥了稳定和改善校局的正面效果。如今我和他的儿子周昆交往不断，也进一步了解到周鲸文爱校和爱国的情思。
三、先父掌校的作为
正如本书作者张在军所言，先父臧启芳是主掌东大校务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他1937年到任，1947年离职，主持校政达10年之久，又面临了东大多次迁校（北平到开封，到西安，到三台，返沈阳）和长期办学的严峻考验。我觉得先父对东北大学的贡献有以下各点：
一是临危受命，继往开来。张学良因1936年西安事变兵谏后遭受软禁，东大失去领导，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难以自拔。停办东大的声浪已风云大作，此时先父坚持立场，力陈东大不能停办的理由。后经挚友齐铁生推荐，上峰同意，先父于1937年1月接掌东大校务，离开江苏省无锡区督察专员任所。这既是一个维持东大继续生存的要务，也是一个引人指责的根源。有些东北人士，包括东大师生，认为这一任命是中央政府要从张学良手里抢走东大的指挥权，用CC派（注：指国府要员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背景的先父介入，达成任务。殊不知先父不是求名求利，而是用心良苦地要维持东大存在，让家乡子弟有就学和栖身之所。先父曾在陈果夫（时任江苏省主席）麾下任职，也是陈氏有“知人善任”之贤，而非“自成派系”之私。（那时日本已霸占东北，陈氏乃启用先父和王德溥等东北名士在江苏省任职，先父在江苏先后主政盐城和无锡两行政督察区，政绩良好，市民称庆）
东北大学面临第二次存亡危机是于1937年在西安立足后，又有上峰指令东大西迁到青海的蛮荒之地，果应命实施，大多数教职员是不会前往的，东大的命运也自然中止了。先父的应变措施是及时在四川三台获得了当地县长郑献徵的支持，而迁校入川，先斩后奏，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也获得教育部的追认。这一奋斗的成功又来之何易呢。总之，先父要维护东大的存在，是志在必成，尽其在我的。
二是唯才是用，公正透明。先父掌校任职的准则是：“我聘请教授一向无畛域之见，我所求的是学问品格，不问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国留学，这可以从先后在东大任教的教授名册中看出来。”此一准则实施的结果是，群贤毕至，饱学之士纷纷到来，使东大成为众多优秀学人的荟萃之所，而让学生们获益匪浅。有名师在校，东大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发展，让东大进入国内一流学府之列。
三是百鸟齐鸣，百花齐放。先父全心全意在学校提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各种社团和活动，各种观点和展示都蜂拥出现，各擅胜场，不一而足。要维持这种风气和环境，是需要见识和勇气的。再有，1943年东大首先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有数十位同学弃笔从戎，加入了青年军，其中也包括了正就读东大的我的大哥臧朋年。
四是清廉正直，树立校风。先父以身作则，不贪一分钱，不做一点假。每逢上级检查单位到东大查账审阅，都是账目分明，一丝不苟，迅速查明，圆满结束。那时，校长之职也是收入菲薄。在三台八年的抗日期间，家中变卖了以往收藏的略有价值的物品，补充家用。家母手存的一些金银饰物也全部投入“献机救国”的行动里。
五是事成身退，有始有终。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父以东大校长、教育部特派员和东北行营教育处处长三重身份前往东北，接收东北教育设施和恢复教育运作。只可惜那时国共内战已经爆发，接收大员，先父除外，大多滥权贪腐，这便也加速了国民党失败，败退台湾的进程。先父见大势已去，难以作为，便于1947年4月辞去东大校长之职，再于1948 年12 月率未成年子女过上海，迁厦门；1949年6月告别大陆，渡海赴台了。1950年秋我在台湾考取了台湾大学和“海军机械学校”，为了减少先父的经济负担，决定投入免费就学的“海军机校”。其后在中国台湾海军服役达十三年。
今年9月我的译著《进攻日本》一书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问世，书中内容阐述了“二战”时期日军在亚太地区的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我在书内的“献词”里写下：“谨将此译作献给先父臧启芳和先母臧王淑清。他们树立了爱国护家、心胸坦荡、助人为乐、正直高尚的典范。”
四、作者著书的成就
我细读此书，得知作者张在军先生写书的准备很完善，写书的“本钱”很充足。他有丰富的民国教育史研究写作的经验，为写书收集参阅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此书也编排有序，顺畅易读，全书问世补充了研究东大校史的一些空白，并引发了读者的深思和感叹。
书内出现了一些长住大陆的东大校友过往的陈述，他们有的指责先父“夺权谋利”，有的放言先父“贪污腐化”，有的推论先父“为何反对张学良”……我要认真地告诉他们，这都是隔雾看花，难窥其实。我和书中提及的不少人都曾直接交往，畅所欲言，其中包括宁恩承、白世昌、金锡如、殷宝瑹、郭衣洞（柏杨）、徐放、于学谦和许多赴台东大校友，他们对先父的观察、理解和公正评价应该更有依据和令人取信。
2014 年11 月，北京
引言：这是一部国难史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中国的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地让出了沈阳城。
——《九一八小调》
1931 年9 月18 日晚上，日本关东军的一声炮响，让东北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
从此，东北大学师生背井离乡，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借住开封，南渡潼川，及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复员沈阳，辽沈会战打响之际再迁北平，最后在1949年解体。
十八年的流亡路，让东北大学成为中国流亡时间最长的大学，堪称中国最苦难的大学。
东北大学的命运，始终与“不抵抗将军”张学良联系在一起。东北大学因张学良而发展、壮大，也因张学良而流徙、衰败。
东北大学的命运，也始终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东北沦陷、华北危局、西安事变，直到迎接北平解放，都有东大的身影。
东北大学走向流亡之后，其命运经历了两大转折点：
1937 年5 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对东大进行“整顿”，改为国立；
1949 年2 月，中共东北局教育部对东大进行调整。
东北大学的命运，就是东三省的命运。东北大学抗战中的流亡史，其实就是一部国难史。
第一章 流离燕市（1931.9—1937.2）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张寒晖《松花江上》
一、炮弹从校园上空飞过
1931 年9 月18 日这天下午，美国木德博士来东北大学讲演，晚上7时，校秘书长、代校长宁恩承a 招待他在市内青年会西餐部吃饭。饭后八时半宁恩承返回北陵校园，路经工业区接近日本附属地，有日本巡捕三三两两，拿着灯笼，沿街巡察。汽车经过时，他们提着灯笼看着，并未阻拦。宁恩承以为出了抢劫案件。日警巡查街道是常有的事，不以为怪。9时到家，按平时一样10时就寝。
刚进入睡梦中，忽然一个极大的爆炸之声，声震屋宇，窗门动摇，宁恩承被震醒了。他以为东北大学工厂锅炉爆炸了，立即打电话询问工厂看守人员，他们回答说工厂平安无事。他大为惊异，这爆炸是什么呢？由哪儿来的？宁恩承披衣出门，在门口大道上西望，只见新月当空，一般夜景，寂静如常，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再打电话问问学校各部门，也没什么消息。
宁恩承沿着大中路走向校长办公楼的灰楼，一边向西走，一边想这大爆炸究竟是什么事呢？心思起伏，务要寻求爆炸之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方走到办公楼门前十码，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夜深人静，大炮弹由头上掠过，声音特别清晰。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我急忙入办公室打电话给大帅府荣臻参谋长，问明是什么亊。荣参谋长是沈阳的留守司令，代理张学良主持东北一切军务。我向大帅府打电话打了许久，只听对方铃响，没人接话。我再打电话给省主席臧士毅。他先问我：“学生全在校吗？”我说：“全已睡觉了。”他说：“日本人攻打北大营，学生不要闹事。”
“日本人攻打北大营”一句话，比大炮弹由头上飞过更可怕。我立即惊觉发生了大事。我再打电话给教育厅长兼省府秘书长金静庵，他也说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他还力说必须管好学生，不可让他们出校闹事，国难当头，我们必须忍辱负重。
巨大的爆炸声同时也惊醒了东北大学的一些学生，据文法学院的何浚洲回忆：
1931 年9 月18 日晚十点多钟，我正在东北大学文法院宿舍酣睡，突然被爆炸声惊醒，和一些同学到院中仰望看见天空中一发接一发的炮弹，从日本站附近射来，经过我校上空，落在北大营方面。爆炸声惊天动地，浓烟四起。少许，犹出现绿色火焰，响如鞭炮，大家都怀疑是北大营火药库被炸起火了。继而由北大营也发出枪炮响声，过了半夜时，炮火逐渐星稀。满院师生纷纷议论：有的说这一定是日本鬼子侵略行动，有的说好像前几天那样的日军演习，有的说是部分日本鬼子的暴动，吵吵嚷嚷，不一而足。正在莫衷一是的时候，周天放、臧启芳a二位院长来到，说这可能是日本鬼子又耍什么花招。现在电话不通，究竟是什么事，还不清楚，不要在院中乱嚷，要镇静，要躲在暗处，千万不要深夜外跑，免遭意外，给同学们一番安慰。
日军攻打北大营是件紧急大事。东北大学邻近北大营。作为一校之长，宁恩承必须采取一切紧急行动应付危局，他立即召集事务人员李茳、敖世珍两人，吩咐他们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排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部打开。宁恩承的计划是，如果学校的电源被日军破坏，全校昏黑了，把孔明灯点起来，由女生宿舍沿路设灯，把二百个女生由宿舍领到体育场的更衣室暂避。学校体育场是钢筋水泥建筑物，可以防枪防弹。“东北大学女生宿舍中二百名女生是最大的危险品，日本军人如果攻入我校，后果不堪设想”，宁恩承想：“如果二百女生有了安全地带就减少我心中最大忧虑了。二千多男生任他们各自照顾自己，其不能照顾自己、维护自己的男生，听天由命。”
11时后，月儿西下，夜色渐渐阴沉了。日军的大炮每隔几分钟有一次，每次经东北大学上空飞过。假如炮弹落下校园，房屋着了火或伤了人，如何处理。宁恩承找到东大校医刚时大夫，请他留守在家里，听候电话，预备救死扶伤。
11时半以后，宁恩承巡察了女生宿舍，告诉管理员金陟佳在危急之时如何领女生去体育场暂避。事实上大多数女生已沉入睡乡，没听得炮声，因为炮声在十里以外，门窗紧闭，已酣睡的年轻姑娘，这时还不知外边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随后，宁恩承命令学校工厂看守人员把易燃物品移到较安全地带。理工楼化学室中爆炸性的药品，加封隔离以免扩大燃烧。
12时再打电话给大帅府、省政府、教育厅，均没有人接电话了。“我自知已陷入孤立绝援之地了。12时半，我走出办公楼，心思沉重，踽踽独行，返回校长宿舍途中，遇见几个学生，问长问短，我强颜为笑告诉他们，日本人攻打北大营与我们无关，一切措置我已有办法，不必害怕。苗可秀是我在途中遇见的学生中之一，他向我说：‘我们必须沉着谨慎’，他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后来率领义勇军抗日三年，身经百战，为敌所获，杀身成仁。他建议‘沉着谨慎’虽嫌空泛，仍算有主张的人。”
凌晨1时以后，炮声已停，只听远远的机关枪声。校园里万籁无声，宁恩承独坐房中，心绪万端，感到疲劳。2 时以后，便和衣睡着了。
二、国难当头，士报国恩
9月19日清晨，东北大学许多教授来宁恩承宿舍打听消息，有些惊慌失措。一位教授说：“这样严重时候，秘书长还能睡觉？”宁恩承说：“不睡觉我们抱头大哭也不能解决问题。”
5时后，宁恩承客厅已挤满了惊慌的教授和学生。校园中没有落炮弹，更没有抢劫，表面上一切平安。只是大难临头人心恐慌，好像处于台风的中心风眼之中，虽然风眼中有一小块的安静，四周狂风暴雨冲杀之力正在施虐。
宁恩承决定6 时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未到6 点，理工大楼已挤满了人，学生、教职员、工人、巡警全都来了。宁恩承开始向他们郑重地讲话：
昨晚十点半日军攻打北大营。半夜十二时以后，大帅府、省政府已经没有人接电话。现在北大营火光冲天，正在燃烧之中，你们全可看见。我的消息，只是这一点点。
日本在沈阳驻军只三千人，攻打北大营、兵工厂，占领省政、大帅府，尚感人手不足，大概不会派兵攻占我们大学文化机关。我们目前的安静[ 按，疑为“安全”之误] 不成问题，将来如何发展，会发生什么危险，那就不可知了。我和诸位一样，同在校园，没有特别消息可以奉告，只是大帅府、兵工厂、北大营全被日本小鬼攻占了，我将尽我的一切能力维护东北大学，给教授学生提供一切安全办法。如有任何逃生之路，我一定告诉你们，我要尽我全力来帮助你们。
我在英国上过学。英国是海岛之国，远航渔船常有沉船。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的乘客，再次是船工水手，最后是船长。如果船沉得太快，船长来不及逃生，这船长就随船沉入海底。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们这条船处在风浪之中，不知要有什么危险。我向诸位保证，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筹划安全出险办法，如果遇上危险，逃生的次序一定按我所说次序实行：妇孺先离船，其次是教授学生，再次是职工，我是永守舵位，尽力让大家先逃生。
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暴风暴雨不久就过去了，大家平安无事岂不好。反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
这一段讲话，全场听众，寂静无声。六十年后还有一部分学生记得“士报国恩”的话。
散会后，宁恩承令会计主任解御风把学生们的伙食费先发还给学生，东北大学规定开学之初学生须把学费膳费交给会计处保管，学生每月伙食费由会计领取应用。9 月是开学的第一个月，膳费全在学校铁柜之中。膳费发还以后，铁柜空空如也。宁恩承又令会计主任把铁柜永久打开，以示存款已空，校内之人不能求借，校外强徒放弃抢劫意图。
一夜虚惊之后，沈阳全市已陷入敌手，人们四处奔逃。北边陶然里，有两三家十四五岁的女孩都被奸污了，财产更是抢夺一空；一见青年男子，硬说是匪，许多被绑走；南边离浪树通（日本人住区名）近的地方更险，那些浪人都拿刀拿枪的说杀就杀，说抢就抢。宁恩承放心不下，也是最困扰的难题，仍是这二百女生，万一日本兵来校把女生拉走几个，如何应付呢？宁恩承传谕女生部金主任，凡家在沈阳市或沈阳市内有亲友可投奔者，任其自由回家或投靠亲友，没有投奔的人全部送入小河沿英国人的医学院躲避一时。
日军占领了沈阳全市，但南满铁路和北宁铁路照常通行无阻，许多东大学生、教授乘火车分往南北东西，各自逃生去了。到达小河沿医院的女生，一两天内也已星散。
黄昏降临了。黑夜再一次带来忧虑和恐慌。一些学生说学校四周的流氓可能乘夜入校抢劫，必须有所防备。宁恩承召集部分学生组成三队义勇队，学生们称为棒子队，预备抗击土匪。领队的头头是郝更生、宋君复和德国人布希（体育教练），队员刘长春等人多数是体育系的。这支义勇队三队共三十人，分在各处守夜防贼，但并没发生任何事故。
20 日的晨光依旧光照东北大地，经过一天两夜的惊慌，学生、教授走了许多人，东大校园中渐渐沉寂了。到了午前11 时，发生大惊慌，学生们看见两辆插着日本军旗的汽车，由沈阳市驰向北陵东北大学。学生们以为是日本人来接收或攻打学校，全体大哗，有些人惊慌四散，有些人逃到附近村庄躲避。宁恩承在办公楼正襟危坐，等着大难的来临，默想在全校大会讲过的沉船故事，和“士报国恩”的大义，既然祸难临头，只有硬着头皮顶住。
两辆汽车很快到校长办公楼前停下，车上走出来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四个美国人。一车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伯伦和他的侄女，另一车是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纽约支部书记克特和他的儿子。他们四人原定去上海开会，会期是10 月初，由美国东行，漫游欧亚各国，经西伯利亚到东北，然后去上海。未想到9 月18 日他们到了哈尔滨，遭遇日本人攻打沈阳。他们到了沈阳，发现老朋友宁恩承仍在东北大学，乃驱车来访。事变紧急期间，西洋人的汽车必须在车头插挂日本军旗方可通行，这是遵照日方的规定。他们到了东北没见到任何一个官方负责人，却见到旧识，极为欣喜，极力赞誉宁恩承困守校园的英勇。克特重述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名言“大学是不沉的大船”，“大学的贡献胜过许多军舰”。
到了23 日上午，东大校园真的来了日本人，不过不是军人而是文人。他是南满中学堂校长中岛守人。他说本庄繁司令官请他前来慰问，如有什么可帮忙的地方他一定尽力云云。宁恩承说：“我是中国官方人员，虽然我们是教育界中人，我仍然站在中国的立场。在现在环境之下我不能接受日本帝国的任何援助，而且我们大学之中的教授学生多已离校了，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外援，谢谢你的好意。”中岛听罢，很是失望，然后留下名片就走了。臧启芳《国立东北大学》亦载：“沈阳为日军占据后，有自称日本南满中学堂堂长者来校伪致慰问，即劝照常上课，毋事他迁，经费则彼方愿为供给。此语与筹设本校之初，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坚请我毋办大学，愿以彼之南满医大与旅顺工大为我育才之举先后出于一辙。全校员生悲愤不堪言状，严词拒之。
9 月24 日，东北大学校园中已渐沉寂。人去楼空，学生们已四方星散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子赵世辉家有专车离沈，宁恩承又找北宁铁路局车务处长交涉，把要去平津的教授全送走了。这里有一插曲值得记述，邱昌渭教授原在东北大学任教，是年秋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他去了北京，他的夫人周淑清仍留在沈阳在东大教英文，她独自带有一初生四个月的女孩。赵家专车接洽好了以后，宁恩承对她说：“明天有一节专车离沈阳去天津，你可以带小孩附车同行。”
不曾料想，她说她不怕，她决定随同其他教授一起行动。24 日这天，宁恩承家的老小也随同教授大队去了北平，家中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九平方公里的东大校园已十分空寂了，只有事务处敖世珍、李茳两人和几个工友。翌日，他令工友们把各处门窗全部关闭锁上。宁恩承独自一个人步行入城——忧愤凄惨地离开了我的家，不知何年何月我再返还我家园。……我穿上一件蓝色大褂，走向北市场工业区；回首校园，愁思万斛。走路本是可以消除烦恼，街头漫步、屋中踱步，可以减少烦恼，但是今天的凄凉惨别不是走路可以消除的，半里地一回头屡屡北望。行行复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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