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美] 阿曼达·维尔 著
译 者：诸葛雯
出 版 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
定 价：79.00
I S B N ：9787505741584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中国史
标 签：>历史 >世界史 >世界通史
《西班牙内战：真相、疯狂与死亡》是一部讲述西班牙内战的史诗巨作，以促成西班牙内战Di一枪的密谋开篇，逐月向前推进战事。它追溯了三对情侣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一个能在深陷其中的人们心中唤起ZUI美好与最坏一面的时刻——相互纠结却迥然不同的战时命运。在这个满是间谍、士兵、革命者与艺术家的黑暗格局中，有时，真理与谬误间的界限确实会变得十分模糊：朋友可能转身即变作敌人，而诚实也许会令你（或他人）丢了性命。在本书中，阿曼达·维尔根据未曾公开的信件、日记、政府文件以及修复的胶片等素材，重塑了一段关于爱情与变革的故事，一则有关真相的故事。
阿曼达·维尔：毕业于哈佛大学，作家、编剧，美国Esquire杂志，《纽约观察者报》《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等特约作者，古根海姆奖获得者，作品还曾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传记类作品提名。
大事记
主要人物
关于拼写的注释
作者按
序
第一部分 “他们逃命至此”
第二部分 “你永远听不见震撼心房的声音”
第三部分 “诀别”
致谢
术语表及缩略语表
参考文献
序
1936年7月18日，一个身穿灰色西装、个头矮小却胸肌发达的谢顶男子持着一本西班牙外交护照在加那利群岛的甘多登上了一架七座的德·哈维兰迅龙私人飞机。护照上的名字写的是何塞·安东尼奥·德·桑格罗尼斯。早在3天前，这架飞机就在绝密的状态下从英国的克罗伊登机场飞抵加那利群岛的甘多，此后便一直在停机坪上等待他的到来。租机的费用高达2000英镑（折合现在的156000美元）并匿名存入了伦敦佳华银行的一个特别账户。飞行员塞西尔·贝比（Cecil Bebb）曾任英军情报官。在从甘多起飞前，他奉命向这位乘客出示了半张扑克牌并要求对方提供另外半张，以此核实身份——若这位旅客只是一位普通的外交官，而此次航行也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包机，这些命令便显得颇有些不同寻常了。
然而，事实上，贝比搭载的这位乘客正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阿蒙德。年方44的佛朗哥是西班牙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里夫的诸位叛军曾为反抗西班牙与法国的统治揭竿而起。佛朗哥曾在镇压这场命运多舛的起义时担任过摩洛哥外籍军团的指挥官。因其直言不讳地对刚满五个月的社会党政府大加指责，佛朗哥被免除了总参谋长一职并被流放到与西班牙隔海相望近1000英里的加那利群岛担任军事指挥官。现在，他正从自己的流放地赶去与驻留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旧部们重聚，打算将他们带至西班牙内陆，挑起一场精心策划的反对西班牙民选政权的军事政变。
1931年，西班牙举行了近60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逼退位，西班牙共和国成立。佛朗哥及其同谋们所意图推翻的政府便组建于彼时。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一直处于地主贵族、天主教会以及新兴的新型工业寡头的控制之下；为了打破它们的钳制，1931年12月通过的新共和国宪法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宣布离婚合法化，终止了对宗教教派的政府资助，开始推行无偿的小学义务教育并支持那些历史上曾经独立的非西语区实现自治。共和党人宣称“年轻、热切的西班牙已日渐成熟”；然而，政府对权术政治却知之甚少，它将众多相互冲突的因素糅合到了一起——致力改革的社会党人、保守的反君主人士、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介于其间的人们——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文盲众多，贫困与工业落后等都是西班牙长期存在的问题。事实证明，想以一种始终如一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既得利益者们——军队、坐拥大片地产的大庄园主（latifundias）、矿场主与工厂主以及教会——均将这些改革的步伐视作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端。这种反应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屡见不鲜。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权势日隆的法西斯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所勾勒的蓝图中看到了另外一条出路。
这些既有力量几乎即刻便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发起了反攻。有报道称，南方的大庄园主们放任良田荒置或是从别处雇佣廉价劳动力，以饥饿逼迫佃农就范。那些胆敢组织工会、进行罢工的工人们则遭到了国民卫队的袭击。右倾的新闻界开始将政府称作是由犹太人、共济会和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阴谋集团；支持右派观点的军队一开始便是君主制的支持者，面对努力削减日益臃肿的军衔制度的新政府，他们心怀抵触，其中的一小撮阴谋家就此开始策划要颠覆共和国。
反共和国人士的背后倚仗着老套的改革悖论：当改革这壶水即将烧开之际，稍稍揭开壶盖非但不能缓解壶内的压力，反倒会引得壶中之水沸腾爆裂。共和国建国之初，曾出现过土地革命者发起暴乱、焚毁教堂、无政府主义者揭竿而起等事件，所有这些均营造出一种恐怖、混乱的气氛，刺激人们开始采取行动。尽管政府在1932年夏末平定了何塞·桑胡尔霍将军发起的叛乱，但是在1933年的议会选举中，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CEDA，简称“右协”）在国会及西班牙议会中赢得的席位几乎是社会党的两倍；而逐渐脱离左翼组织的激进派共和党彻底与社会党撕破了脸，与右翼联盟中的其他反对党联起手来。社会党大权已失，而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UGT，简称“劳工总会”）因担心新政府会摒弃新近的改革而举行了一场大罢工；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主席则宣布，工业发达的富庶之地——加泰罗尼亚将成为共和国内的自治国。随后，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于1934年10月发动了武装叛乱。3万名工人占领了矿山与工厂，损毁财物并打死了工厂主与牧师。
政府派来镇压此次起义的人就是新晋的陆军参谋长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的主要武器便是麾下曾在摩洛哥与里夫叛军交过战的作战力量：非洲军团中的雇佣兵。这些士兵残忍嗜杀，断然不会顾及戕害同胞究意味着什么，因为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根本不是他们的同胞。“摩洛哥之战，”佛朗哥向一位负责报道阿斯图里亚斯行动的记者说道，“带着一丝浪漫的气息与一抹再度征服的味道。然而，这是一场边境战。战线的另一端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一切对文明发起攻击，试图用野蛮取而代之的东西。”待他再度掌控里夫之时，已有一两千人丧生，其中约有320人是军方或政府人员。
许多左翼政治家在这场武装叛乱的余波中遭到监禁——其中就包括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在狱中，他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路易斯·贡巴尼斯被判处死刑。最终，为使共和国恢复某种平衡，政府将这些人全部释放，不过这种努力终是徒劳；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猜忌与仇恨维持着平衡。
1936年2月，由左翼共和党文学家（litterateur）、前首相曼努埃尔·阿萨尼亚（Manuel Azaa）所领导的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激烈竞选中击败了右翼的反革命联盟［Antirevolutionary Coalition，有时亦称其为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前者已将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员纳入麾下，而后者则是由右协与主张王室复辟者结成的松散同盟。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曾在竞选期间威胁说，若右翼政党获胜便会挑起内战，但主教们仍要求天主教徒将票投给反革命联盟，否则他们便会面临堕入炼狱的风险。自1932年起，卡瓦列罗便一直在作类似的声明，然而，他的言论丝毫未能缓解紧张的局势。纵然人民阵线占据了上风（尽管他们赢得了473个议会席位中的263席，但是两派之间的民意差距只有11%），险胜却削弱了选民对新联盟的委任；焦躁不安的投资者从西班牙撤走了大量资金，撼动了本就已被全球经济萧条所削弱的经济核心。议会中充斥着愤怒的言辞；炫耀般庆祝着胜利的左翼武装民兵与心怀怨怼、试图挑衅的右翼武装民兵之间产生了暴力冲突，将这股愤怒引向了街头。
政府正是这一背景下，试图通过一项包括进行军事及土地改革、实现加泰罗尼亚自治以及释放过去几年间所收押的政治犯等在内的决议——与此同时，右翼领导人已经开始私下与一群心生叛意的陆军将军严肃讨论夺权事宜了。境外人士对西班牙命运的兴趣日渐浓厚：身处欧洲与美国的民众们，他们或是对苏联及其所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心怀忧虑，或是惊恐地看着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带领其追随者对自己的同胞和邻居采取日益激进的行动；以及在西班牙的身上见到自己未来下场的德国、意大利与俄罗斯的领导人。
6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从其位于加那利群岛的驻地致函首相圣地亚哥·卡萨洛斯·吉罗卡（Santiago Casares Quiroga）——这位如苦行僧般超脱的人在阿萨尼亚就任总统的期间接管了政府机关的工作——就其麾下的部分右翼军官同僚在政府最近进行的军事清扫活动中被解除职务一事提出抗议。他警告自己的长官，政府行动会使“军队纪律”遭受风险；但是，他建议道，如果他本人能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也许便能保证部队始终效忠政府。对此，卡萨洛斯·吉罗卡未做任何表态。
现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暴动已是万事俱备：首先就是位于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休达以及得土安等殖民地的军事基地，其次是西班牙大陆各地的驻军。暴动的策划者显然打算快速实现军事接管而非一场持续了近3年的旷日持久的内战；40万条鲜活生命因此消逝；村庄、城镇及大部分城市被毁；成千上万的公民被投入政治监狱，度过了数十年的牢狱生活；国家经济荒废；西班牙国民的心中划下了道道疤痕，即便75年之后，依旧隐隐作痛。不过，他们的确打算——单方面使用武力——推翻通过合法选举所产生的西班牙政府并以自己的图谋取而代之。
因此，当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所雇的迅龙闯入西班牙殖民地的领空后，他打开手提箱，脱下灰色西装，换上卡其色的军装，佩戴好代表西班牙将军身份的金红相间的流苏腰带。此后不久，飞机降落在得土安的停机坪上，此时，叛军已涌入并控制了机场。佛朗哥的车队在夹道欢迎、举手敬礼的摩尔士兵队列间，驶向高级专员办事处。很快，全世界都将听到他的宣言：
在与西班牙的其他部队重聚之后，这支部队再次发现，自己有义务对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民的愿望做出回应。这些人民满怀无限痛苦，他们发现，曾经将我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理想之下的纽带已经消失：西班牙。岌岌可危的是在共和国内恢复秩序帝国的需求……［以及］ 在这些年中被遗忘的，权力的原则……
为了能迅速执行这些任务，我下令：
第1条。西班牙全境实施军事管制，因此，所有武装部队进入备战状态……
10天后，在叛乱伊始时碰巧身处直布罗陀的美国新闻记者杰伊·艾伦（Jay Allen）设法进入了得土安并在佛朗哥的宅邸中采访了这位高级专员。“我不会妥协，不会休战，”佛朗哥将军告诉艾伦，“我会向前迈进。我要攻下首都。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将西班牙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拯救出来。”
“这是否意味着，”艾伦追问道，“你不得不在西班牙半数的国土上杀出一条血路？”
佛朗哥笑了笑。“我说过了，不惜一切代价。”
西班牙内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第一部分：“他们逃命至此”
1936年7月：马德里
阿图罗·巴雷亚枕着情妇的膝盖，躺在马德里西北部瓜达拉马山脉中的一片铺满松针的棕色林地上。此时正值7月19日周日的午后，蝉鸣如泉，空气中溢满树脂的香味。巴雷亚身形颀长，一头黑发梳成大背头，双眼犹如埃尔·格列柯（El Greco）笔下的圣徒，嘴唇性感饱满。天气炎热，巴雷亚与玛利亚在野餐时饮了一些葡萄酒，随后便是一番缠绵。此时，巴雷亚有些昏昏欲睡；他渴望闭上双眼，任由梦神将自己牵走。然而玛利亚却怀着些不同的念头。她想与巴雷亚聊聊。不过，这一次她并不想倾诉自己究竟有多么希望他能离开自己的妻儿，多么希望在做了他6年的秘书与偶尔的枕边人后，成为他明媒正娶的妻子。这个话题往往都会在她婆娑的泪眼中走向僵局。今天，她只想知道，昨晚一整夜，巴雷亚究竟去了哪儿。到底是什么绊住了他，让他既没有回家，也未曾去往她的香闺。然而，过去12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与感受太过强烈，太过直接，令他难以启齿；他觉得自己将无可挽回地失去生活的平衡，而他早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去面对所有后果。
38岁的巴雷亚在生活中营造出一种微妙的平衡。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位征兵官，40岁时便已过世，留下一贫如洗的家；母亲不得不在曼萨纳雷斯为士兵们浆洗脏衣服——在寒冷的冬日清晨，用木槌敲碎冰面——同时，为了不让孩子们被送进孤儿院，在富裕的哥哥家充当仆人。她的哥哥十分喜欢年幼的阿图罗——送他去教会学校（the Escuela Pía）上学，请他看马戏和电影，与他逛卡亚奥广场的书报摊并鼓励他学习工科［怀揣着文学梦的阿图罗曾屡屡在校刊《马德里人》（Madrileitos）上发表文章，不过他的舅舅对此可就不那么热衷了］。但是后来，舅舅过世，舅妈再也不愿与小姑子及其一众孩子有任何瓜葛。因此，当时仍是一名瘦弱少年的阿图罗只好去一家珠宝店做学徒，开始挣钱谋生；后来，在备考并通过了各类会计考试之后，他成了里昂信贷银行马德里分行的一名职员。
因为学习能力强，他的微薄薪水很快便涨了起来；若他愿意阿谀奉承，也许早就在银行业内高升了。可他自尊心强，面皮又薄——一种危险的组合——老板们在他面前摆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令他十分恼怒。同时，他也为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感到羞耻，他知道自己的老板对此极其蔑视。心中的另一个壮志——写作——再度萌发，然而，投给《马德里周刊》的散文如同石沉大海；在各色聚会（tertulias）与文学咖啡馆中进行的随心所欲的讨论似乎也无甚裨益。20岁时，他加入了社会党的总工会，劳工总会；尽管感觉身穿年轻绅士（seorito）的西装、打着领带参加工会会议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较之那些身着礼服大衣，从夹鼻眼镜上方怒视他的银行董事，他觉得自己与那些穿着衬衣、踏着帆布鞋的工人们更为休戚与共。那些人俨然摆出一副恩人的姿态，加之他认为投机倒把纯属不法交易，他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战的那一天愤懑地离开了银行业，并称其为“猪圈”；尽管巴雷亚可以克服所有困难，设法跻身老板的行列并在阿尔卡拉街最时尚的区域拥有一间能够俯瞰街景的专利代理人办公室，他依旧站在工人而非权贵这边。“我是一个没用的资本家”，他说。
倒不是说他不喜欢资本家的收入及其金灿灿的身份（cédula personal），这种身份证明能够彰显出他在踏入资本家的圈子后跻身顶级收入人群的地位。不过他仍旧坚持将家人安顿在拉瓦皮耶斯区——他自小生活的工人阶级行政区——而非他的妻子奥雷利娅一直向往的资产阶级区。拉瓦皮耶斯区内的狭窄街道歪歪扭扭，他们便住在其中一条街道上的一套大公寓内。他喜欢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而又不属于任何一方。他倒是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成功地置身于过去10年的政治斗争之外。没错，1931年新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的确加入了社会党。同年，他协助一位朋友组织了一个新的文员工会；但除此之外，即便是在右翼自1934年获得选举胜利后的“黑暗的2年（the bienio negro）”间，他也始终处于观望状态。虽然作为一名专利代理人，他会大加谴责工作中屡见不鲜的腐败与剥削，但是他告诉自己，他不过是经济这台机器中一个太过微不足道的齿轮，根本不足以撼动整个机制。
然而，去年2月的全国大选却促使他开始采取行动。他常与家人去马德里城外的一个村庄共度周末，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人民阵线委员会——此举并未逃过当地地主与国民卫队军官的注意。国民卫队这支乡村警力时常会扮演贵族执法员的角色。随后的一个月中，政局不断恶化：斗殴与枪战频发，有关政变与反政变的谣言疯传，最终导致反法西斯领袖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与社会党突击卫队中尉何塞·德·卡斯蒂略（José de Castillo）在相隔一周的时间内双双遭遇暗杀。巴雷亚意识到，自己终是需要选择阵营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准备好面对前一晚所发生的事情。马德里整日都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人人都竖起耳朵留意收音机中的新闻——这一点很容易便能做到，因为政府在每处街道拐角都安放了扬声器——因为，零零星星的新闻公告极其突兀地打断了一组组美国（norteamericana）舞曲，向人们播报着在偏僻的军事要塞所发生的兵变。无需恐慌，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但是谣言四起，叛乱的消息不断传来。显然，巴塞罗那发生了巷战。人们开始在酒吧、咖啡馆与街头聚集。万一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呢？万一这些兵变如同佛朗哥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所开展的运动一般，是整肃左派的开端呢？如果军队调转枪口对准平民，谁又会来保护他们？与家人共进晚餐后，巴雷亚穿过阿维玛利亚街，来到常去的埃米利亚诺酒吧。酒吧的收音机正以最大音量播放着汤米·道尔西的“旋律旋转不息”，人们嘶声叫喊着相互交流。他刚点完一杯咖啡，乐曲声便被播音员打断了：事态已然十分严重，工会会员与政治团体成员应立即前往各自总部报道。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酒吧内便已空无一人。惊恐万分的工人担心驻扎在城市周边的某支驻军会朝他们开火，因此走上街头要求拿起武器自卫。巴雷亚已挤过拥挤的乱民群，来到了位于丘埃卡区、格兰大道另一侧的社会党总部，人民之家。大批工会志愿者正叫嚷着要组建一支防御力量。虽然他对战争兴趣寥寥——里夫叛乱期间，他曾在摩洛哥服过4年兵役；这4年早就医治好了他的这种毛病，当初迈进被围困的小镇梅利利亚时遇见的腐尸所散发出恶臭仍萦绕在鼻尖——他不想采取怀柔的政策，也不愿败在法西斯主义者手下。因此，他整夜都未曾离开人民之家，教授那些一辈子都没摸过枪的男人们如何替老式毛瑟枪装弹，如何开枪射击。他当初在工程营中配发的枪支便与此类似。如果法西斯企图夺下马德里，他们就不得不为它而战。如果政府决定向民兵发放武器，使他们可以参与战斗，他们同样会这么做。
同时，政府班子聚在紧急秘密会议室中，经历了一番解散、组建以及重组的过程。一些部长敦促政府与叛军妥协，而另一些则要求以牙还牙。破晓前，政府终于宣布：“政府已接受法西斯主义向西班牙人民发出的宣战。”人民之家传来阵阵欢呼声；随后，太阳在万里无云的空中升起，人们照常回到家中或是咖啡馆享用早餐。离开人民之家后，巴雷亚发现街道上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似乎与往常炎热的夏日周末并无二致。也许，巴雷亚放任自己生出种种希望，叛军现在便会打起退堂鼓，令生活重回正轨——无论之前过的是何种生活。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因此决定带着玛利亚前往塞拉山中度过这一天。这是周五时他曾向她做出的承诺，一切已仿若隔世。
现在，他很后悔自己的决定：他想知道自晨间起，首都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局势，但玛利亚绝不是一位可以倾听你内心恐惧的贴心听众。6年前，她刚来专利局工作时，他曾希望能与她探讨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希望，因为他无法与奥雷利娅谈论这些话题。巴雷亚的妻子认为他的政治立场是阻碍她缔结上流社会关系的绊脚石，而且只有懦夫才会希望自己妻子既是可以交心的知己又是同床共枕的伴侣。他将玛利亚变成了自己的知己与秘书；虽然吐露心声的长谈最终演变成了偷情的幽会，而玛利亚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情人，但是奥雷利娅对这种安排视而不见，因为在她看来，只要没有私生子，男人有了外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玛利亚并不想成为巴雷亚的灵魂伴侣，她只想取代奥雷利娅的位置。现在，他酸溜溜地想着，自己与两个女人纠缠不清，却又哪个都不爱。
巴雷亚对现实感到无力，同时又忧心着树木繁茂的小山丘之外的那个世界，于是他站起身来，说道，5点有一趟回城的火车，他想赶这趟车回马德里。玛利亚板着脸陪他下山来到谷中的小村庄。他们在车站的酒吧里点了啤酒，巴雷亚与一位在社会党会议上遇到的熟人——为了健康，每年都会来此避暑的印刷商——简短交谈了几句。两三名国民卫队军官敞着外套，正在窗边打扑克，漆皮三角帽就搁在桌上；巴雷亚和玛利亚起身赶火车的时候，其中一人站起身，扣好外套，尾随他们行至酒吧外的街道上。他拦住他们，要求巴雷亚出示证件——在见到巴雷亚金色的证件（cédula）后，这名军官扬了扬眉毛。像巴雷亚这样的年轻绅士（seorito）怎么会和印刷商这种赤色分子相熟呢？他怀疑地问道。直觉告诉巴雷亚，绝对不能如实回答，因此他便扯谎说他们是童年好友；所以，尽管他搜了巴雷亚的身，但最终还是放他离开了。
巴雷亚后来才知道，自己当时的情况简直是千钧一发：第二天，国民卫队打着叛军的旗号接管了这个村庄，那位印刷商在路边遭到枪决。不过眼下，当火车驶入马德里北站后，他和玛利亚只感觉自己来到了一座面目全非的城市。车站外的交通已近乎瘫痪，卡车满载着引吭高歌的工会会员驶向一个方向，而富有的马德里市民则带着行李驾着豪车驶向另一个方向，向着北部的西法边境进发。街道上设置了路障；人们高举握紧的拳头向驶过身旁的社会党公务车致敬；每拐过一处街角，便会有持枪的民兵（milicianos）拦住巴雷亚的和玛利亚，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明。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刺鼻的烟雾之中。待巴雷亚将玛利亚送至其与母亲、兄弟和妹妹共住的公寓，随后匆匆前往阿维玛利亚街时才找到了烟雾的来源。他发现街区内的教堂——包括他小时候曾经就读的那间隶属于虔诚学校的教堂——均已陷入一片火海。每当古老的石块发出嘶嘶声噼啪爆裂时，每当教堂的圆顶或塔楼在街头轰然坍塌时，聚在教堂门前的人群之中便会爆发出阵阵欢呼之声。一些旁观者告诉他，法西斯主义者曾从高耸的塔楼向平民扫射或是将武器放置在圣器之中；“而且，”其中一人借用了对于身着黑色法衣的祭司的粗俗比喻，“无论如何，那种蟑螂数量太多了。”巴雷亚对那些有组织的教会并无多大好感——连带着也厌恶上了它们与大地主、大银行家和大船东之间的亲密关系，它们在穷困潦倒的国家里积累起的财富以及它们反知识分子的正统教义——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破坏行为仍令他觉得厌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回到了奥雷利娅和孩子们身边。
第二天清晨，街道上的叫嚷之声伴着第一缕阳光将他惊醒。他冲下楼，得知一大群人已在夜间围住了蒙塔尼亚兵营。这处要塞能够俯瞰马德里西面一英里处的曼萨纳雷斯河，叛军军官们正躲在5000名士兵与大量武器储备的身后。人们认为这些军官打算联合市内其他的反叛驻军，一同向马德里发起攻击；但是现在，效忠共和国的空军已开始轰炸这些营地，加农炮被架在啤酒运输车上推过来，向着营地围墙开炮。巴雷亚既渴望又害怕了解那里的事态发展。他搭上便车与一些民兵一起来到了与营地平行的费拉斯街。16年前，他应召入伍，在为前往摩洛哥做准备时，便是在这片营房练兵场上进行的操练。
他发现，似乎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围住了这座要塞：步枪的扫射声在空气中噼啪作响，机枪则迸发出爆裂般的嘚嘚声。他迅速闪到一棵树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定是疯了才会赤手空拳来此，可是他不知道当有如此之多的事情悬而未决时，自己还能去哪里。两个男人正在他的面前争论着这次该由谁举枪射向营房巨大城墙上的古老的旋转装置；稍远处，突击卫队——肩负城市警察任务的一名军官正要求人们将一门75毫米的野战炮移至另一处。如此这般，要塞中的叛军便会以为进攻者拥有大量野战炮，虽然事实并非如此。突然，营房的一扇窗户中探出一面白旗；人们嗅到了投降的气息，开始向前涌去。巴雷亚被人潮推搡着挤向前方。可是突然之间，墙头上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巴雷亚两侧的进攻者们应声瘫倒在地。人们尖叫着狂奔，重新集结。随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凝成一股力量，在一根巨大攻城槌的帮助下，撞向军营大门。猛攻之下，大门应声而破。
这股攻势将巴雷亚也冲进墙内。军营的院子中一片混乱：人们叫喊着、奔跑着，四下射击。巴雷亚抬头望向环绕院子的阳台，见到一名如歌利亚般魁梧的进攻者，接二连三地拎起一名名士兵，仿若丢弃布娃娃一般将他们扔下栏杆，抛到下面的马路上。军械库中的民兵抢过装满步枪和手枪的板条箱，传给候在门外的同伴。走过院子，映入眼帘的情景更为可怕：在军官食堂，数十名穿制服的男子——其中一些与巴雷亚的长子年纪相仿——横尸在血泊之中。
巴雷亚离开营房，进攻时的兴奋感渐渐褪去。外面，绿草茵茵的练兵场上躺着几百具尸体，在正午的阳光下一动不动。走向费拉斯街的公共花园时，他的脑中只存了一个念头：周围好静。
接下来几天，巴雷亚走过场般地重新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尽管身边的同事神秘失踪，邮政服务也已中断，但他照常出现在办公室并与上司一同决定，只要仍旧有人需要注册或保护专利，他们便会继续努力维持专利局的运转。晚上，他会回到奥雷利娅和子女的身边。然而，一切显然极不正常。专利局设在阿尔卡拉大街的一座大厦中，楼内已有一些企业主抛下公司，携带资产逃离了西班牙；而另一些人则公然支持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公司很有可能会被查封。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其员工或工会很快便会接替老板的位置，接管公司的运营——至少民兵们是这样说的。周二，他们出现在大厦中，逐一闯入每间办公室，核查留守人员身份以及他们手头正在处理的事情，事实上，不论走到哪儿，这类志愿兵的数量委实不少——他们身穿蓝色连衫裤工作服，头戴缨帽，斜跨步枪，人人都伸出紧握的拳头，以人民阵线的方式行礼。清晨时分，一辆辆卡车满载着他们前往塞拉山区，去与那些试图从西北方向挺近马德里的叛军交手；而另一些人则留在城中，在街头检查站拦下人们核查身份证件。一天晚上，巴雷亚不得不在回家的路上小心地躲避炮火，当时一些民兵正在屋顶追逐一名疑似法西斯分子的人员；回到拉瓦皮耶斯区后，他发现更多民兵在一些叛军支持者的家中突击搜查，将屋内物品扔出窗外。
周三晚上，政府通过广播宣布，暴乱已基本得到镇压。巴雷亚来到马格达莱娜咖啡馆——老牌的弗拉门戈歌舞表演场——与兄弟米格尔一起饮酒庆祝。但是，他却被咖啡馆里成群的皮条客和妓女以及醉醺醺的工人们赶了出去。每位工人都在工作服的腰带间别了一支崭新的手枪，半数的人高声哼唱共产主义的颂歌《国际歌》，仿佛这就是一首祝酒歌；另一半人则用无政府主义的口号盖过共产党员的声音并威胁说要干上一架。因此，他与米格尔转战位于阿维玛利亚街的塞拉芬酒馆。巴雷亚与一个陌生人聊起天来，对方说自己一整天都在追捕法西斯主义者，最后终于将他们赶入了位于曼萨纳雷斯河对岸的田园之家公园。这座荒野般的天然花园曾是皇家的狩猎场，现在依旧有许多野生动物出没。“我们就像赶羊那样把他们赶到那里，”那人吹嘘道，“冲着每个人的脖子来上一枪，然后完事儿。”
闷热的夏夜骤然令人觉得寒冷彻骨。“不过，现在这些都该归政府管了，不是吗？”巴雷亚问道。
“兄弟，”陌生人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我们就是政府。”
巴雷亚埋单离开酒馆，转身回家。这时，他听到街道尽头传来阵阵叫喊声与匆忙的脚步声；随后枪声响起，更加密集的脚步声渐渐消逝在远处。一些民兵转过街角，盘查路人。马路中间横躺着一个男人，他头戴无政府主义组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AI，简称“伊无联”）专属的黑红相间头巾，眉心赫然露出一个弹孔。一名民兵伸手将一根燃着的火柴伸至他的鼻尖；火苗并未闪烁。“又少了一个。”军官说道。
当晚，巴雷亚失眠了。他下床走上阳台：市民家中收音机的音量已被调至最大，马德里正随着其中传出的声音与热情而悸动。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他对自己说。5年来，他们一直在抗拒变革，可是不出一周，法西斯分子的叛乱便点燃了变革的火苗。武装工人与政府部队携手并肩，粉碎了法西斯主义者妄图旗开得胜的企图。然而，尽管政府发出的声明极为乐观，但是反叛显然远未结束。这是一场内战，参战的双方却不仅限于叛军与政府，支持政府的各个派系均参与其中；除非西班牙实现彻底转型——巴雷亚无法确定它最终将变为法西斯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则战争便不会停止。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立场坚定。他不愿与民兵中的伪官兵或是自封的联防队员们为伍，更不愿加入早些时候在咖啡馆里遇见的那群乌合之众。他们不会战斗，他想，但他们却会纯粹为了取乐而去偷窃与杀戮。他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又能尽微薄之力的方式。他坐在阳台上，发誓不论这是怎样的一种方式，他都要使自己挣脱得失的桎梏，甩开奥雷利娅与玛利亚提出的要求，直至战斗胜负已定。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种努力将会为他带来多大的改变。他将因此失去些什么，又赢得些什么。但他清楚自己必须全身心投入其间。一段新的生活，他告诉自己，已然开始。
装 帧：平装-胶订
页 数：400
开 本：16开
纸 张：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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