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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朱特交付“真诚之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一本关于我们时代痛点的书。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托尼·朱特作品”系列还包括《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记忆小屋》（待出）《重估价值》（待出）等。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记忆小屋》《未竟的往昔》《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陶小路，安徽合肥人，出生于1985年；译者，《东方历史评论》编辑；关注领域：政治哲学、20世纪东欧史及苏联历史。
序言 真诚之心 珍妮弗·霍曼斯
第一部分 1989：我们的时代
第1章 每况愈下
第2章 欧洲幻梦
第3章 罪行与过失
第4章 “冷战”为何奏效
第5章 自由与弗里多尼亚国
第二部分 大屠杀和犹太人
第6章 此路不通
第7章 另求他途
第8章 游说团体非阴谋
第9章 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
第10章 “既成”虚构
第11章 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第12章 没有陈词滥调的以色列
第13章 还要做什么
第三部分 “9·11”事件和世界新秩序
第14章 论《鼠疫》
第15章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第16章 我们生活的方式
第17章 海外的反美国主义
第18章 世界新秩序 260
第19章 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
第20章 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四部分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第21章 铁路的荣光
第22章 让火车回归！
第23章 创新的破坏
第24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第25章 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第五部分 我们终有一死
第26章 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
第27章 阿莫斯·埃隆（1926—2009）
第28章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注释
历年发表的托尼·朱特文章与评论列表
索引
序言 真诚之心
珍妮弗·霍曼斯
能让我写出这篇序言的唯一办法是将托尼这个人与他的思想分开，否则，我会一直谈论他这个人（1993年这个我爱的男人成了我的丈夫，直到他2010年去世），没法去谈论他的思想。当你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我希望你也能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思想上，因为这是些好的思想，也因为它们是托尼“真诚之心”的产物。“真诚之心”可能是托尼最喜欢的一个词，这也是他设定的最高标准。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在写作时不要去算计，也不要玩弄技巧（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其他方面上），给读者提供干净、清晰且诚实的叙述。
这是一本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籍。这个时代在走下坡路：历史从1989年的革命带来的希望和可能的高点跌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与中东危机加深所带来的混乱、破坏和失败之中；另外，在托尼看来，一些事与愿违的政策让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美国陷入衰落之中。随着事实的变化和事件的发展，托尼发现自己不幸地日益站在了潮流的相反方向，他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去改变承载观念之舟的方向，不管他能带来的改变有多微弱。他的努力伴随他的早逝戛然而止。
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本非常个人的书，因为“我们的时代”也是我与托尼在一起的时代：本书收入的早期文章的写作时间正是我们刚结婚的前几年，也是我们的儿子丹尼尔诞生的时间；再往后我们一起在维也纳、巴黎、纽约生活，之后我们的家庭又添了一名新成员，二儿子尼古拉斯出世。我们在1989年走到一起并非巧合，当时我是一名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托尼在纽约大学任教。1991年夏天，我在中欧各国游览，回国以后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中欧的事情，有人建议我找托尼做我独立研究的指导老师。
于是我便找到了他，我们的恋情开始于一本本有关欧洲的政治、战争、革命、公正、艺术的书籍和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谈话。我们的约会与通常的约会不同：我们的第二次“课程约见”是在一家餐厅里的餐桌上进行的。托尼把书放在一边，点了酒，开始跟我说起他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布拉格的经历，又说起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他走在被雪覆盖的安静的广场和街道上，对历史命运所发生的转折心生敬畏——那时我们已经对对方很有感觉了。我们一起看电影，看艺术展，吃中餐，他甚至还亲自下厨（不过他做得不好）。最后，他邀请我一起去欧洲，这是我们谈恋爱期间的关键事件，我们去了巴黎、维也纳、布达佩斯，我们在风暴中惊心动魄地开车经过了辛普朗山口（我开车，当时他有偏头痛）。在火车上，我看着他像一个在糖果店的孩子那样扑在列车时刻表上研究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采尔马特、布里格、佛罗伦萨、威尼斯。
我们拥有了一场美妙且带有欧洲色彩的恋情，我们的这场恋情是托尼对欧洲的爱的一部分，正是他对欧洲的爱让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选择了自己终生的工作。有时，我觉得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是，他并不是欧洲人。当然，他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捷克语以及一些西班牙语，但他在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回到家里”的感觉。他更像一个中欧人，但也不完全是，中欧对他而言只是他专业研究的对象，以及他的祖辈曾经生活的地方（他的祖辈来自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地），他并没有经历过中欧的历史。从习惯和教养上来说，他身上有非常英国人的特征（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他童年时说的伦敦方言和自信满满的牛津、剑桥口音之间切换），但他也不是真的英国人，因为他身上有犹太人的特征，太中欧。并不是说他在这些地方受到孤立（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曾有过被孤立的经历），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身上所有这些身份特质都很依恋，所以无论是哪种他都不能割舍。
因此，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纽约定居，我们在一起的很多时间不是在别处生活便是计划去别处生活。我们是打包能手，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家在欧洲：你需要知道的所有有关学校和房地产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我给托尼的最好的礼物是给他订了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Thomas Cook European Timetable）。
2001年以后他才真正安定下来。这部分是由于他的身体出了问题：那年，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癌症，医生给他动了大手术，还做了放疗以及其他会对体力造成很大消耗的治疗。部分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之后旅行变得越来越难，恐怖袭击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再加上他的病情，让他想待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之后的时间里，他慢慢变得像一个美国人了，虽然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时间正是他有非常重大的理由批评美国政治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在考试之前的几周他会跟孩子们说“来考我”，他们会兴高采烈地一题题考他，也不管他之前在牛津大学教过几年的美国政治。2003年左右，我发现他的想法变了，他在写作时开始用“我们”而不再用“他们”，比如本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们生活的方式”。
本书所收入文章的写作时间与托尼在雷马克研究所工作的时间正好吻合，托尼于1995年建立了这个研究所，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担任着研究所主任一职。托尼建立这个研究所的宗旨有两个：拉近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距离，拉近历史与当代政治之间的距离，而这也正是他写作的主题。与此同时，他在写《战后欧洲史》（Postwar，2005年出版），每一天，这个庞大的工程对他的体力、智力和纪律性都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当时他刚刚从癌症中康复。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坚持去写收入本书的文章时的疲惫和决心，尽管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他正身陷《战后欧洲史》写作的“困难时期”。我担心他会对自己要求过高，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他之所以去写这些文章是因为他必须写。当他沉浸在《战后欧洲史》的写作中时，他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潜伏的危机，这些文章便是他观察的结果，他通过这些文章对我们（尤其是“我们”美国人）发出请求：在走向21世纪之时不要忘记回顾20世纪发生的历史。
装 帧：精装
页 数：480
开 本：32开
纸 张：纯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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