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美] 杰西卡·特朗斯汀 著
译 者:何艳玲 刘滢
出 版 社:格致出版社
丛 书: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经典译丛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定 价:65.00
I S B N :9787543227767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政治/军事 > 政治  
标 签:世界政治 政治军事
本书以芝加哥和圣何塞两个城市几十年的发展为例,展现了美国城市政治发展的轨迹,并详细分析了政治发展的变化对城市兴衰的影响。
作者认为,政治垄断可能导致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也会使城市的其他方面丧失活力,而过度放权则可能导致资源分散,发展混乱。
杰西卡·特朗斯汀,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副教授。
致谢
绪论
第1章 政治垄断的逻辑
第2章 政治垄断的根基
第3章 协调垄断
第4章 建立政治垄断
第5章 政治垄断的影响
第6章 垄断崩溃
第7章 党派领袖与改革者的兴起与衰落
参考文献
序言
芝加哥和圣何塞是两座在很多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城市。在政治上,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府形态--机器型政府和改革型政府。这两种政府间的巨大差别引起了几代学者的关注。20世纪的芝加哥有着活跃的城市脉动。在臭名昭著的党派老板和声名狼藉的罪犯头目的相互勾结下,芝加哥市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禁酒令,执政者获得连任也是轻而易举,即使是阿尔·卡彭这样的人也能一夜暴富。在这座城市中,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移民蜗居在工厂和屠宰场。等级分明的芝加哥市作为政治机器的典型代表,具有腐败、政党分肥(Patronage army)和一党执政制度等特点。其中,一党执政制度由党首们建立,因有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而维持了数十年。
与此同时,位于美国另一端的,只有小块商业街区的圣何塞作为一个节奏缓慢的农业社会逐渐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城中的名流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帮派分子,而是技术创新者。近几年来,圣何塞已经连续当选为美国安全、最富有的大城市之一。通常来说,人们一般从目标和制度结构的角度来定义像圣何塞这样的改革型政府:通过简化政府办事流程,以高效的行政、客观公正的态度,为全体人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商人都是改革体系最强有力的后盾。这样看来,党派老板们和改革者们成为了两个完全不同政治世界的代表。
然而,尽管芝加哥和圣何塞之间的差异巨大,但这两座城市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政治领袖们的执政时间非常长。在理查德·戴利统治芝加哥的同时,安东尼·哈曼正管理着圣何塞,他们二人既是政治集权者,也是现象级的、异常强大的联盟领袖。20世纪50年代初,戴利和哈曼分别在这两座相距2000英里的城市莅任,执政时间均长达25年之久。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人领导的政权随政治运动的兴起而衰落。那么,既然机器型政体和改革型政体差别很大,为什么这两个城市却有着相同的政治模式?为什么戴利和哈曼均能在这两个差别如此巨大的城市执政长达几十年之久?答案在于这两个城市的政客们在竞选中都采取了相同的手段:使政策体系向在任者偏斜。
过去,许多学者认为党派老板和市经理分别在健康政府指标范畴的两端,机器型政府处于反民主的一端,而改革型政府处于民主的一端。这种表述使我们很难理解代议制民主制度运作及其失败的过程。我认为,政府是否代表人民并不取决于它是机器型政府还是改革型政府,而是取决于政府能否成功地暗中为自己攫取利益。当政治联盟降低了自身在长期内被击败的可能性并消除了有效竞争时,他们就获得了政治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居于垄断地位的执政联盟就可以只对一小部分选民负责,当然代价是牺牲掉更广大群体的利益。
戴利和哈曼所领导的政治联盟都是为了获得并巩固其政治垄断地位。这种组织在美国政治中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罕见。在20世纪,美国有近30%的大城市政府被单一政治联盟控制达10多年之久。本书旨在研究这些联盟为什么建立政治垄断、如何建立政治垄断,并且探讨垄断给这些城市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垄断最后衰败的原因。
城市政治研究曾经在政治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在地系统理论也曾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政治。然而如今的城市研究却常常是其他研究领域的副产品,如种族政治和民族政治、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领域。对于那些非常关注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有着一个共同关心的主题:城市是受限的并且通常城市的未来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正如道格拉斯·雷(2003)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大部分城市像坐以待毙的鸭子,就算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它们也无法有所行动。这一观点意味着城市政府本身对于理解重要结果、分析因果影响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本书明确反对这一观点,有意识的将对话的重点重新放回到城市本身和政治上来,并且做出一些前瞻性分析。
简而言之,我认为许多城市政府采用的改选策略破坏了选民和议员之间的关系,削弱了选民对被选官员的控制力。政治科学研究认为,竞选活动是投票人督促政府提升其代表性和回应性的好机会。通过选举,市民可以选出自己的议员,并赋予他们权力。在理论上,政客们具有强烈的连任愿望,他们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而服务选民。但实际上获得更多的选票并不是确保赢得选举的.......方法。对政客们而言,还有另外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那就是使政策体系倾向于在任者。换而言之,就是无论政府的表现和代理人们的质量如何,政治联盟都会主动采用那些能使己方竞选获胜的政策体系。当政客们对连任没有后顾之忧时,他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实施那些不符合选民偏好的政策。他们也有能力不断壮大自己和支持者们的势力,从而继续维持那些使自己赢得选举的政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行为却恰恰会使政治联盟自取灭亡。政治联盟只关注一小部分选民,并建立严格的制度来避免自身政权遭受挑战,其实这些做法本身就暗含着垄断崩溃的诱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逐渐为政权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考虑到美国城市政治垄断出现的时间及其多样性,本文将从一个对20世纪美国城市政治所做的比较分析开始展开叙述。每个主导城市政治垄断的人,从起家到巅峰,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他们凭借运气、境遇和顽强的毅力获得了成功。虽然他们生活和统治的环境各有不同,但却并非截然不同的个体。机器型组织和改革型组织的领导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能成功连任几个任期,且在此期间其权力没有遭遇过较大威胁。除此之外,这两种组织的领导者们都只关心他们的支持者的利益,最后也都因为无法适应政治世界的变化而导致政权的崩溃。
将美国城市作为本研究切入点的另一大理由是这些城市具有非常灵活的选举制度,使城市政治制度变得多种多样。其中一些城市由市长管辖,一些城市则由市经理管理,还有一些城市兼具二者。城市的立法机构在规模和构成方面也大不相同,有的城市的立法机构是按行政区或教区选举产生的,有的立法机构是由整区选举 产生的。由于我主张制度变化对执政联盟是有利的,所以这种差异将有助于我研究规则变化对垄断控制的影响。
基于这个框架,我对现有文献中的一些结论提出了挑战。首先,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机器已是一种过时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存在。然而我认为,若将机器型政府放到政治垄断这一大框架中来看,这个结论则是不正确的。现在的政客们虽然不能无所顾忌地将选票投入河中,但他们还是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来减少选举所面临的竞争。当今政客们对统一、权力和集权的渴望和过去一样从未减少。
在本书中我想阐明的是,虽然机器型政体和改革型政体比较少见,但它们确实存在。我引用了一些新的数据来证明政治联盟支配着城市选举,并且这些联盟是目标导向型的,并形成了明确的政府支出模式,就连其工作成果也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的。丰富的城市政体案例研究为理解政治垄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这些因果解释都只是针对特定案例的。我试图将这些研究系统化,以此来判断这些因果关系在何种情况下能具有预测性或解释力,从而揭示出一般性的经验规律。我希望我的研究发现能够更广泛地应用于城市和民选政府当中。我也会努力增进自身对城市政治机构的了解,并厘清实践及其结果之间的联系,例如,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政治赞助(patronage) 会产生政治机器,以及为什么无党派选举对改革者们有利。
垄断是对威胁的回应
众所周知,这些条件意味着政治垄断难以建立也难以维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不可能存在。如果垄断罕见但却可以建立,那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垄断的建立呢?有的城市建立垄断的第一步是使用偏斜策略,而有的城市则是在一开始就成立了一个运作良好的联盟。无论选民的喜好是什么,这两种行为都能增加获胜几率。政客们在和选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明晰了该使用哪些策略。当他们期望的结果受到威胁时,联盟会更倾向于使用偏斜策略或利用偏斜进行有效协调。政治权力和政治目标所遭受的威胁尤其促进了领导人组织联盟掌控政府。联盟通过动员选民、打败反对者、规范政客和组织执政联盟等协调策略获得了成功。
为了获得垄断,联盟需要一个支持他们日常议程的核心支持者群体。在联盟逐渐掌握权力的过程中,这些核心支持者有可能是由社会中的人口特征决定的。许多关于这个核心群体的构想都是可能的。例如,如果一个种族或阶级群体代表选民中的大多数,这些人就很有可能会自然形成执政联盟的核心选民。在人口异质的城市中,核心选民必然包含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对城市政策的分配可能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且因为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地理位置或意识目标而获益。
我预计,一旦开始偏斜,政治体系就会表现得很迟钝,除非回归非偏斜的利益超过了维持偏斜的成本。这就意味着,制度控制和核心选民的规模有可能减少联盟的寿命,但却也不一定会为垄断带来毁灭性灾难。这些因素在垄断之初是最重要的。这种垄断的惯性的存在也表明,即使执政联盟自己还没有立刻实施偏斜,联盟也可以通过前任执政者和更高等级的政府实施的偏斜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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