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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


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

作  者:[俄] 安德烈·P.齐甘科夫(Andrei P.Tsyankov) 著

译  者:关贵海、戴惟静 译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丛 书: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出版时间:2017年08月

定  价:65.00

I S B N :9787208146419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政治/军事  >  政治    

标  签:世界政治  政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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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作者将荣誉界定为决定俄罗斯国际关系的关键概念。他认为俄罗斯获得权力、安全与福利的兴趣取决于这一文化信仰,并认为对荣誉的不同理解为俄罗斯提供了在对西方采取合作政策、防御政策、独断政策时的组织框架。

TOP作者简介

  安德烈·P.齐甘科夫,俄罗斯政治学者,现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1991年于莫斯科国立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2000年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后苏联问题研究、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在西方及俄罗斯学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包括:《俄罗斯外交政策:国家认同的变与不变》、《谁的世界秩序?俄罗斯对冷战后美国思想的认知》、《俄罗斯的强大国家:发展与危机》等。与其父帕维尔·A.齐甘科夫合著颇丰,包括已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

  

  关贵海,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毕业留校,1990年至1993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93年至1998年被教育部公派到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俄罗斯政治与外交、中俄关系等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叶利钦执政年代》、《普京时代》、《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等专著和译著,是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

  戴惟静,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2008年至2012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获得俄罗斯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12年至201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师从关贵海副教授,获得硕士学位。2014年至今攻读博士学位,受帕维尔·A.齐甘科夫教授指导。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外交、欧亚一体化等。


TOP目录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横务天下经纶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部分 理 论

 第二章 国际关系中的荣誉

 第三章 俄罗斯国家与其荣誉

 第四章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第二部分 荣誉与合作

 第五章 神圣同盟(1815-1853年)

 第六章 三国协约(1907-1917年)

 第七章 集体安全(1933-1939年)

 第八章 反恐战争(2001-2005年)

第三部分 荣誉与防御

 第九章 韬光养晦(1856-1871年)

 第十章 和平共处(1921-1939年)

 第十一章 限制北约东扩(1995-2000年)

第四部分 荣誉与强硬

 第十二章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

 第十三章 冷战初期(1946-1949年)

 第十四章 俄格战争(2008年8月)

 第十五章 结论

参考文献

TOP书摘

中文版前言

  我非常乐意向中国读者介绍自己的新著。因多年在美国的大学讲授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领域同行交流,我一直试图搞清楚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是如何看待它和它的对外政策的。我期盼着这本书能够帮助中国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找到答案,并急切地等待中国书友的回应。

  本书写就于21世纪的头十年结束之时,因此未涉及整个世界和俄罗斯对外政策在普京重返俄罗斯总统职位后所发生的独特变迁。本序的目的在于,采用书中提出的从俄罗斯荣誉观立场出发,扼要分析本书未涵盖的俄罗斯相关政策。这一时期有2008年8月俄格冲突后的所谓“重启”和新的“冷战”,乌克兰危机为其演进进程的高潮。价值观、荣誉的界定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在理解价值观和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时,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提倡若干种方法。现实主义者从利益的重要性出发,认为与维护主权、安全和大国地位相比,价值观是次要的。对现实主义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而应对国家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的安全挑战,是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者持另一种看法,认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意义是通过价值观来体现的。其中,学术圈子里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国际关系学者们,时常大谈经济全球化、民主化的作用、各国适应全球变化的必要性,与现实主义者相似的是,自由主义者把自己所捍卫的理想看成是某种由国际体系确定了的、无所不包的宝贝。诚然,与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要说的不是安全,而是强化民主体制,为跨国商务造就良好的投资环境。

  最后,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首要的是国家历史经验和由它确定的“重要他者”的属性,“重要他者”对一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受制于这种经验,一些国家将首先关心边界安全,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国家却在意政治经济发展。与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建构主义足够多元化,反对关于国家理性片面的、被标榜为“理性”的假设。社会现实在这里不是被看成一成不变的,而是文化价值上独特的存在,价值观则被界定为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的准则。

  借重对价值观准则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不适于考察对外政治利益。不过,它不够充分,需要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提出的安全和发展的范畴等概念工具囊括进来。看来,适当的对外政策理论应当包括的概念有:(1)确定一个民族内在独特性的价值体系;(2)展示一国与国际体系参与者关系的利益体系,一些参与者谋求安全,其他的则在意发展;(3)一国的物质力量综合水平;(4)一国领导人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与此同时,关键的是要记住,一国的价值观体系在重要性上是居于第一位的,由它衍生出对外政治行动的准则和方针。在代表民族共同体的人看来,没有比维系和发展他们的价值观体系更重要的东西了,安全和发展的利益是居于第二位的,是在国家与外部环境互动中形成的,那里也有主导者和被主导者。主导者扮演“重要他者”的角色,圈定对外政治行为的语境和指针。如果某个重要他者不承认并且损害一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更不要说它的价值观了),该国的对外政策就会把国际环境视为对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威胁,进而表现出强化民族主义的取向,以及对该重要他者态度上的隔阂。如果该重要他者乐意合作并承认一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该国的对外政策就会是对国际社会开放的,也不会偏好于展示对此重要他者的民族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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