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反对专家：古希腊的公共奴隶

    伊斯马尔这本书将大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它详细考察了关于demosioi[公共奴隶]活动那过于零碎的材料，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还把他们的活动与其他奴隶社会类似的管理者进行了对比。
　　——Peter Green 《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希腊罗马作为文化遗产这一说法，已经影响到古典学术界和当今视野，有时是在镜像式的想象，有时是在道德的理性化上。奴隶制几乎总被这一滤镜所排除，但本作是对这种制度的一个崭新而革命性的新评估。伊斯马尔从公共奴隶制的起源着手，并通过古典希腊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展开论述。他对多样的历史地理学材料的使用，也给此书锦上添花。作者无疑十分清楚地掌握了相关的古典学文本和材料，但是新颖的视角才铸造了这本迷人而重要的学术作品。
　　——J.Tucci 《选择》杂志（Choice）
　　这本非凡之作，既是对古希腊民主生活、也是对其公共奴隶的研究。在对古代文献材料的细密解读中，受到了关于奴隶制对比文献的启发，伊斯马尔解开了关于demosioi[公共奴隶]之地位与角色等各方面的谜团：他们既是警察、祭司、艺术家、公务员、档案管理者、专家，同时却也是彻底的奴隶。通过这种做法，他进一步阐明了奴隶在希腊中的构成性角色，发现并理解了自由，尤其是公民参与以及业余政治商谈的中心地位。本书具备原创性，且论证也令人信服，它将会是所有古希腊奴隶制以及西方自由之源头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Orlando Patterson 《自由：铸造西方文化的自由》作者
　　这不是一般关于古代史的泛泛之作。伊斯马尔挑战了我们对“古代民主—现代民主”、“古代奴隶社会—现代奴隶社会”这种有影响力的对举的依赖。本书有力、渊博、激动人心且精巧。
    ——Page duBois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

    西方民主制号称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继承者，但古希腊民主政体对权力与知识的思考却和现代政治家们的观点迥然相异。我们认为专家因拥有专门的知识而具有了治理他人的资格，但古希腊人却认为专业能力本身并不会使统治具有合法性。世界上首批公职人员的身份是公共奴隶，他们具备普通希腊人所欠缺的各种知识，他们的身影充斥于各个管理部门，可古希腊人很清楚知识会垄断权力。本书从各个层面剖析古希腊公共奴隶的来龙去脉，重新对权力和知识进行了一番梳理。

    保兰·伊斯马尔（Paulin Ismard），巴黎第一大学希腊史副教授。专攻古希腊与希腊化时期社会史、古希腊奴隶制与希腊法律史。著有《结成网络的城邦：希腊及其盟邦》《古希腊编年史》《苏格拉底事件》等。

　　张竝，自由译者，2012、2013年两次入围傅雷翻译奖。法文译著有：《民主与城邦的衰落》《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探求自由的古希腊》《黑色猎手》《身体的历史》（卷一）等；英文译著有：《毒木圣经》《遗忘》《村落》《恶棍来访》等。

前言/1

引言/1
古代人、现代人与野蛮人的奴隶制/4
何谓公共奴隶制?/12
奴隶照耀下的城邦/16

第一章 起源/20
荷马笔下的dêmiourgos/22
奥德修斯的仁慈/26
多隆被处死/28
戴达洛斯，是dêmiourgos还是奴隶？/31
服务于公民共同体的异邦专家/36
僭主制，公共奴隶制的起源？/42
公共奴隶制，民主政制之子/47

第二章 城邦的奴仆/51
公民制度中的小职员/53
公共文书/55
公民印记/59
规训与惩罚/62
服务于城邦的匠人/68
为城邦服务的祭司？/71
获取奴隶/74
古典时代城邦的“公共服务”？/79

第三章 异邦奴隶/86
奴隶的肉身/88
享有特权的奴隶/91
拥有财产……与奴隶的奴隶/93
“血亲特权”？/98
“作为自由人”/104
城邦的礼遇/107
作为公共财产的奴隶/111
dêmosios的身份/115

第四章 民主制下的知识等级/121
奴隶与专家/125
民主认识论：普罗塔戈拉或吹箫者的城邦/136
政治炼金术/140
哲学家dêmiourgos/143
奴隶的知识有什么名称？/144

第五章 希腊国家的秘密/154
古希腊的国家问题/156
理想的奴仆/161
Polis反对国家/164
谜一般的城邦体制/169
神的摹本与王的影子/173
无名的弟子/177
苏格拉底的幽灵/180
第一个基督徒：“你所念的，你明白吗？”/182

结语/192
中立化的政治/194
制度的生与死/196
城邦的普通身体/198

书目/204
奴隶制的历史/204
公共奴隶制与王室奴隶制的比较/206
古希腊的公共奴隶制/209

    1861年的雅典，并非温柔敦厚的奥托一世当政时期那个地中海年轻王国的首都，而是美国南部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彼时正如火如荼地投身至邦联各州的叛乱之中。那就应该称之为Athens，而非Athênai。18世纪末，约翰?米利奇创建雅典城，想使佐治亚州新建的年轻大学享有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笔下城邦的美誉，使雅典成为插入占领区心脏的旧世界文化的前哨地带。尽管这名字起得好，但这座卑微的小镇却与原先蓄奴制南方的大部分城市没什么区别。城市居民4000人，奴隶就差不多有2000。
　　自从南北战争爆发以来，旧有的蓄奴制已分崩离析。许多奴隶主由于无力蓄奴，只能一弃了之，结果城里的主干道就成了奴隶的聚集地。奴隶“像自由人一般”在公共场所闲庭信步，他们难道已不再是主人的财产不成？种植园时期的祖制已摇摇欲坠，惹得约翰?克里斯蒂愤懑不平，他是城里的日报《南方守卫报》的评论员：“全世界都知道黑奴（negroes）绝对就是奴隶，可他们事实上倒成了自由人，不仅不干活，还四处偷鸡摸狗。黑奴也要吃东西，可他们游手好闲，就是不干活。”当时引起轰动的是，为了阻断这种现象，市政当局最终出台法令，规定奴隶主每遗弃一个奴隶，就得缴纳一份税款，否则，奴隶就得离开这座城市。
　　美国蓄奴制历史上的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雅典便只能靠自己去获取奴隶。1862年初，市议会聘请托马斯?科布将军的奴隶、男孩乔来“维护道路，负责照料城里的骡子”。而对这名奴隶的管束就交给了他的主人。但过了一年不到，科布将军在弗里德里克斯堡战役中阵亡，市政当局决定不给乔恢复自由身，而是摇身一变，自己成了奴隶主。男孩乔便在雅典这座小城当了近三年的公共奴隶。
　　雅典的这名奴隶养路工想必可以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城邦里认祖归宗。亚里士多德在一篇论述他那个时代雅典政制的文章里也确实婉转地提到一个负责清理公路上的尸体及养护道路的人。和男孩乔一样，这名并未青史留名的“公职人员”也是雅典城邦的奴隶，而城邦就是奴隶主。这则轶事横跨两千多年，将伯里克利的城邦与它那卑微的美国替身结合起来，至今仍会混淆视听。乔和古代雅典的这位无名奴隶事实上隶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奴隶制结构，因为这在二十五个世纪之前的雅典卫城是一种反常现象，由特殊条件造成，而1862年的雅典却并非如此。
　　在古典时代的雅典，1000至2000名公共奴隶要服务于由30000到40000名公民构成的共同体。希腊人在指称公共奴隶时，会用到dêmosios这个词。该词一向都有两层意思，既是指为城邦工作这一职能，又是指奴隶这一身份。前来希腊城邦的异邦人在此停留期间自然而然就会注意到有许多公共奴隶从事形形色色的工作。进入神庙，他会发现清点神祇财物的是dêmosios，在有些场合下，他们甚至还会担任祭司这样的职务。到了公共广场上，一群负责维持治安的公共奴隶说不定还会训斥他一顿。而在城里的许多大工地上，他会见到公共奴隶正在竖立各种各样的纪念碑。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很明确：对那些成为城邦首批公职人员的人，古代文献持相对沉默的态度，丝毫未曾论及公共奴隶这一奇特体制的丰富性。
　　在这道风景中，有一个因素绝对会使我们的来客大惑不解，即有些委派给这些奴隶的工作非普通人能够完成，大部分公民也没这个能力。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存在一个特殊的关节点，即在雅典民主理想的核心深处，知识的等级与权力问题紧密相连。雅典的经验与对我们民主现状的深层诘问在此遭遇。我们的政治乱象——我指的是2015年的法国——其实有赖于一种信仰，其日常表现形式是这样的：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诉求与政府要求的效率原则无法相容，而效率原则这么复杂，自然就会用到知识。如此一来，对公共事务有用的知识就必然源自特定的学问，而那些有学问的人——君王身边各式各样的专家与顾问——便可以民主之名行操控之实。然而，对古典时代的雅典人而言，任何知识本身均无法使对公民群体的统治合法化；如果说某些需要资质的工作委派给了奴隶，那恰恰是因为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的奴隶尚不至于对公民秩序构成威胁。
　　公共奴隶制阐明了希腊政治经验中的又一个基本维度，与民主体制中国家的地位有关。希腊城邦算是国家吗？回答可以说莫衷一是，如果从法律角度看，城邦的那些官员，或者说“公职人员”，由于是奴隶，而被排除在公民群体之外，因此至少可以认为城邦的管理与现代国家毫无共同之处。国家是否作为“管理机构”或单独的机关而存在，这是个问题，从这方面看，公共奴隶这一形象证明希腊城邦并不愿成为一个国家，而这正是雅典民主经验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