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以学术参与现实

易宪容,生于1958年，博士。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做合作研究；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工作。

编者序
访谈架构与摘要
访谈一：学术成就与贡献
访谈二：个人成长过程
访谈三：学术研究生涯
访谈四：公司治理之理念
访谈五：证券监管之思想
　　　　辩方举证
　　　　集体诉讼　
　　　　柔性监管
访谈六：如何建立法制化的社会
访谈七：金融政策与改革
　　　　货币政策
　　　　银行改革
访谈八：产业政策
　　　　国企改革
　　　　产业整合
　　　　高科技发展的误区
访谈九：农业政策

书摘
问：我仔细查看了你的论文引用卑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见本访谈的附录工)。举例而言，你的破产论文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50篇金融论文之一，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按出版年份排列，你的同一篇的破产论文被列入1990年所有出版金融学论文中世界排名第一的最高引用率文章。另外你的同一篇的破产论文及另外一篇有关公司兼并论文同时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方面论文。你还有四篇论文被世界第一流的“金融经济学期刊”评为经典必读论文。我们读者可能不大了解这些排名的实际意义为何，能否请你解释一下?
答：以我的破产论文为例，他们首先搜索几个学界认可的重要期刊所刊载的所有论文，然后查看每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有没有引用我的破产论文。如果有，那就是一个引用，以此类推计算出论文引用总数，简称论文引用率。这些排名基本上是详细计算了所有从70年代开始所发表的每一篇论文引用率。
以金融学而言，这段期间大概发表了两三万篇金融学论文。在所有这些论文中选出前50名的论文，而我的破产论文就是其中一篇。读者可以想像被选中的比例是多么低。另外，我感到比较自豪的是我这篇破产论文是全世界1990年所发表的金融学论文中排名第一的论文。
我也有两篇公司财务论文同时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方面论文。这个排名基本上是详细计算了所有从70年代开始所发表的每一篇公司财务论文引用率。以公司财务学而言，这段期间大概发表了一万余篇论文。
另外，我有四篇论文被“金融经济学期刊”评为经典必读论文。经典必读论文的选择方法是在每一期的“金融经济学期刊”中选出论文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我有四篇中选。
就是因为有这些客观的标准来证明我的学术地位，因此我根本不需要利用煽情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问：国内学术界对于国外人士的看法连是比较重视的，那你的论文分量得到过国外人士的肯定吗?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种需要外国人士肯定的心态就是一个次等公民的心态。如果老外觉得你行，他肯定会发表你的论文，而且会更进一步地引用你的论文。而口头上的称赞是最不可信的，因为我们外人根本无从知道他讲的是不是事实。而且老外都比较客气，表面上都会说你好。但千万不要把他们口头亡的客气当成对你的肯定。我认为我们学术界应该建立起一套客观评估学者的标准。我前面说过论文发表和论文引用率就是最客观的标准。
我必须提醒读者一点，你千万不要认为你和这些大牌教授私下关系良好就可以发表论文。发表论文和关系几乎是两回事。就算他们在你面前夸你论文有多好都没有用，等到他们当审稿人时，就立刻变得非常客观，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翻脸不认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学术界这么先进和发达，他们的客观审稿标准根本不是我们亚洲人可以想像的。我在世界第一流的期刊当过无数次审稿人，有几位常来中国访问的金融学大师的论文就被我退过稿。但根据国际惯例我既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也更不会以此自吹自擂，因为凭自己的学术水平客观地审稿只是学者的责任而已。
我想谈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流传甚广的故事。他在70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担任“政治经济学期刊”总编辑。我们总认为总编辑应该很有权力吧。他当时投一篇自己的论文到“政治经济学期刊”，竟然也被审稿人退稿。那篇被退稿的论文是个重要的经典之作，他首先提出进口的决定因素不是国民所得而是国民支出。另外，他的诺贝尔奖得奖论文指出政府应该用货币政策针对外汇市场，而利用财政政策针对国内市场，否则经济体系会逐渐崩溃。虽然他当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期刊”的总编辑，们他这篇经典之作据说也是到处被退稿。最后只有在德国的一个小期刊“Kyklos”—亡发表。蒙代尔于2003年年初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演讲时提到佛莱明教授(Fleming)的论文，蒙代尔将他的理论定名为佛莱明—蒙代尔理论。我记起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在念书时数次读到佛莱明教授的论文，他有一篇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经典之作被12个期刊退稿。另外，期权的开山祖师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有关期权定价的诺贝尔奖论文也是先被“政治经济学期刊”退稿，而后再被哈佛大学“统计与经济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退稿。最后几经波折之后才又重新被“政治经济学期刊”所发表。蒙代尔等人的论文被退稿的原因是他们的思维太有创意，因此漏洞也肯定比较多，因而很难被审稿人接受。审稿人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由专业领域里的专家审核投稿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审稿人和总编辑情愿拒绝太有创意但有漏洞的论文，而不愿意冒风险。因为太有创意的论文仍然是极少数，但有漏洞的论文绝对是大多数，这个风险是冒不起的。但真正有创意的论文到最后仍然会受到学界重视的。这种客观的审稿制度是美国学术界得以成为世界主流的主因。基本而言，第一流期刊的论文一般都比较有影响力，虽然也经常发生蒙代尔等人事件，但终究小疵不掩大瑜，美国世界级学术殿堂的地位就是如此建立起来的。
蒙代尔的几篇经典论文虽然没有在世界第一流期刊发表，但是他的论文引用率却是世界名列前茅。蒙代尔最感骄傲的是他论文的引用率而不是哪个大学者对他的肯定。蒙代尔在芝加哥大学时就和另外一位大师约翰逊(Harry Johnson)时有冲突。当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也没有谁真正看好蒙代尔的论文，反而把他排挤去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这也是蒙代尔这——生惨遭“滑铁卢”的一次人生经历。如果学术界没有一个以沦文发表的期刊和论文引用率为标准的客观评价制度，那么蒙代尔如何能够从滑铁卢大学转回哥伦比亚大学，又如何能拿诺贝尔奖呢?这种客观的制度非常值得我们国内学术单位学习。目前国内有些学术单位例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已经开始注重这个客观标准了，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
我在国内时还碰到相当多的学者请我帮忙在我当总编辑的期刊发表论文，当我告诉他们这些客观标准时，他们的反应就是我这个人不够意思，有什么了不起，不想帮就算了，还说这些废话……。
就是因为国人的这种走后门和次等公民的心态，因此很多人常常会问我，郎教授你的论文是否得到某位大师的肯定?也就是因为这种心态的原因，所以我不想提我认识哪几位有名的教授，我只想透过这个访谈倡导一个尊重客观标准的心态，否则我们学术界如何与国外接轨呢?

问：谈谈你高中以后的经历好吗？
答：那年初中毕业我考到成功中学。申于我妈妈在建国中学教书，因此根据学校规定我可以到建国中学借读，从第：志愿就跳到了第一志愿。高——的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倒数第二名。上化学课时，老师让我—亡讲台去平衡化学方程式，我做不山，杨义贤名师说，你看你这个不孝子，你妈妈教化学的你都不会。
台湾的高中到高二分社会、自然两组。自然组主要就是搞理工医农，社会组就是学文法尚，通常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分社会组。当时我高一的英文和数学不及格，我很担心被留级。由于老师通常不会为难转到社会组的学生，所以到了第一年结束前就决定转到社会组去了。当时26个班有两个班的社会组，基本上是接收高一被淘汰下来了的残兵败将。到了高三分得更细——甲(理工)、乙(文)、丙(医农)、丁(法商)四组，我念的是丁组，当时有四个班收留了乙、丁组的学生。
高中就跟初中完全不一样，没有初中以前的那种压抑、不顺。虽然到这个比较好的学校，但还是进了类似放牛班的社会组。社会组的同学有相当比例是黑社会帮派的混混，但由于我的初中经验，和这些同学相处得倒挺好。
我在高一、高二时不用功念书，主要是心有旁鹜。由于初中时个子小常常被同学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赶紧学打拳——螳螂拳，准备和同学打架用的。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也是个老拳师，功夫极高。我虽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当时功夫很高，包括班上的混混没有什么人敢惹我，除非想挨揍。那时简直得意极了。高一升高二暑假时，我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王国光到台北的闹区西门町逛街，当地几个地头蛇看我们不顺眼，上来找麻烦，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了，结果一下子冲出来好几个他们的弟兄加入战团。当时真可以说是血战一场。我的螳螂拳这时发挥了威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有上百人围观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手腕也打成重伤，养了两个月才好。我们班是的混混同学也从不周渠道得知这个消息，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叫我“西门町之虎”。
当时我们社会组大部分同学的水平还是很好的，我到厂社会组还是最后几名，怎么念就是不开窍。到了高三我才开始很用功地准备高号，但努力念了一年，还是一直没什么开窍的感觉。最后很勉强地挂了车尾考上了台中市东海大学经济系，那是一个相当差的学校。

欧美等国所谓的“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在保护股民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且欧洲的信托责任从16世纪以来几乎扮演了保护股民的惟一角色。“信托责任”正确的来源已不可考，但根据Young(2002)的研究，其起源应该是在1533年时240个伦敦的商人每人出25英镑购买一个有3支船的船队的股权。这个船队计划由英国东北方出发去寻找中国。由于这3支船一出海即脱出船主(股东)的控制，因此在当时不得不提出一个所谓的对股东的“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其中两支船在挪威外海沉没，最后一支到达了今天的俄罗斯。当时这支船的船名是“莫斯科威”(Muscovy)，因此他们就叫一个人口聚集的地方为莫斯科(Moscow)，这也就是今天的莫斯科。该船的船长与当地的“恐怖大王艾文”(Ivan the Terrible)签了一个条约而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名为“莫斯科威公司”(Muscovy Company)。

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上市公司或市场参与者完全遵照《证交法》或《公司法》等有关法令就可以了呢?
答：事情不是这么单纯的。我先举两个例子作说明。
例一：2003年4月份TCL通讯公布了2002年的年报，这份年报一公布，立刻引起市场的质疑。争议的焦点在于TCL通讯在编制会计报表时，将其控股子公司TCL移动2002年的报表也加以合并。但实际上TCL通讯对TCL移动所持的股份实际上是36％，而且只是TCL移动的第二大股东。人们认为，按照TCL通讯对TCL移动的这种控制程度而言，两家公司的会计报表并不应该合并。
假如两家公司的报表不合并，那么TCL通讯2002年利润表列示的主营业务收入将由现在的87．23亿元萎缩到4．41亿元，而营业利润则由现在的11．55亿元变为亏损。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TCL移动的加盟，TCL通讯很可能在2001年继续亏损。
针对市场的批评，TCL通讯发布了一条公告称，其持有TCL移动36％的股权，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40．8％，捷讯投资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持有TCL移动的剩余的股权。据TCL通讯
称，TCL移动的经营和财务决策实质上是TCL通讯所控制，因为TCL通讯于2002年9月26日分别与捷讯投资有限公司、TCL移动等其他三方股东签署了一致行动人的投票协议，从而拥有TCL移动半数以上表决权。
根据中国财政部于1995年出台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母公司对于被投资企业虽然不持有其过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但母公司与被投资企业之间有通过与该被投资公司的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持有该被投资公司半数以上表决权的，应当将该被投资企业作为母公司的子公司，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由此看来，TCL通讯在2002年年报编制时的这一会计处理实际上是符合相关会计规定的。
按《公司法》的规定，这刻意粉饰TCL通讯会计报表的行为，尽管它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但是它和《公司法》的基本准则是冲突的，是TCL集团内部在操纵利润。还有人认为，这其实也暴露，了中国会计制度的一些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