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发声：“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实录（第一辑）

　　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开始于上个世纪90 年代初，由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创办并主持。沙龙以“我是学者，我要发声”为宗旨，体现出北大的学术批评传统。2014 年“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重新启动，至今已举办三十余次以电影、文艺学界各种前沿话题为讨论主题的沙龙，从影视美学、视觉文化、媒介与产业等多重维度进行探讨，吸引了业界学者的眼光，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在北大发声》为沙龙重新启动以来举办的三十余场活动讨论实录的精选，每一场活动由青年学者或知名专家“主讲”、嘉宾“对话”、师生讨论组成，完整、深入地对热点文艺现象和学术焦点进行批评交流。全书一共分为“美学争鸣”“媒介深思”“文化热点”“国际视域”四部分，全面呈现了“批评家周末”始终秉承的“自由表达、自主表达、独立思考”的批评信念，以原创的批评活动，针对当下文艺现象，发出北大青年学者的声音。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教影视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艺术的意蕴》《中西诗学的汇通》《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电影文化之维》《影像当代中国》《艺术的本体与维度》《当代中国电影的创意研究》《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现代卷》《新世纪华语电影研究：产业、美学与文化》等。

序 北大的批评传统：“我是学者，我要发声！” 谢冕
学者寄语 “批评家周末”：历史、现实与担当
前言

一 美学争鸣
第一讲 力透纸背、人生与时代——电影《黄金时代》的“出发”与“到达”
第二讲 作者风格、形式美学与时代症候——争鸣《刺客聂隐娘》
第三讲 想象力的挑战与中国奇幻类电影的探索——对话《九层妖塔》
第四讲 山河故人情依旧？——贾樟柯新片《山河故人》研讨
第五讲 大家绝唱、影坛遗响——《百鸟朝凤》与吴天明的导演艺术

二 媒介深思
第一讲 电影、媒介与身体——重述麦克卢汉：以电影分野的媒介史说
第二讲 电影传媒历史与文化——考察IMDb 网站、《视与听》与《电影手册》

三 文化热点
第一讲 从硬汉到暖男——“男性气质”理论与中国当代男明星现象研究
第二讲 粉丝经济、青年文化与电影本体——关于综艺电影的深度思考
第三讲 大电影与网络语境生成的文化形象——以《美人鱼》《余罪》为例

四 国际视域
第一讲 “转瞬即逝的景观”——贾樟柯电影的“空间”研究
第二讲 电影、政治与外交——软实力与中美电影关系
第三讲 术语、现状、问题与未来——跨国华语电影争鸣
第四讲 概念、美学、实践——“华语生态电影”探析
第五讲 类型、叙事与文化精神——《星际穿越》与科幻电影

附录 前沿理论与热点现场——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研讨综述
跋 “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坚守与凝望 陈旭光

力透纸背、人生与时代——电影《黄金时代》的“出发”与“到达”

由许鞍华导演，李樯编剧并监制，汤唯、冯绍峰等演员主演，讲述女作家萧红传奇一生的电影《黄金时代》于今年10 月1 日上映。它所聚焦的历史人物与他们身后如大海般波谲云诡的时代浪潮，电影文本中“对镜讲述”、对人物和历史的解构并再建构的“陌生化”的叙事方式，它所遭遇的票房“滑铁卢”与“文艺大片”项目运作“实验”，都成为掀起电影业内外“百家争鸣”辩《黄金》的辩题。
某种程度上，《黄金时代》的票房表现与其作为“文艺大片”的高投入、“高能量”的巨大反差成为“百家争鸣”辩《黄金》的起因和焦点，然而，当这种“喧嚣”渐渐散去，我们可以隔一段距离去探清“雾中风景”。比起流于表面的、从简而论的“成功/ 失败”或“文艺/ 商业”的二元对立的问题设定，更值得探讨的是遮蔽于表象的争议聚焦点背后的诸多论题。比如在“虚妄”的历史场域中的“真实”为何，是怎样的历史材料与其中渗透出的历史“面目”影响了电影文本；作为一部有着极强的“作者”印记且是一个复杂的“作者”系统支撑下的一部作品，怎样去做它的文本分析与批评；当影片面对观众、市场时，作为一个艺术片项目运作案例，它与当今的中国电影生态的碰撞，当闭合的电影文本及整个项目运作的选择与方式投射到我们身处的时代之时它释放出的“当下性”，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将聚焦于电影《黄金时代》，将《力透纸背、人生与时代—电影〈黄金时代〉的“出发”与“到达”》作为题目。“力透纸背”来源于唐代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意记》中：“当其用锋，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成功之极也。”用在此处，直指的出处和考量是鲁迅曾在评价萧红的《生死场》的时候说她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绘得“力透纸背”。而这颗“早醒而犹豫的灵魂”从异乡到异乡的人生亦是如此，另有萧军、鲁迅、丁玲、胡风等一代文人众生相，和他们身后浮出的如大海般波谲云诡的时代浪潮。除了电影所聚焦的历史、人物层面的“力透”，从电影文本层面、项目运作层面来看，对照当下的电影生态，这部电影的确呈现一种“实验性”“颠覆性”的姿态，是为一种“力透纸背”的举动。
从《黄金时代》在历史文本、电影文本及项目运作“实验”三个层面的特殊性出发，笔者选择探讨这部电影的方式是从源头至尽头的线性视域下，从“出发—到达”的完成度来做考量，而考量“完成度”的弧线不仅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论证，亦关注“到达”的过程性。
下面将从历史层面、电影文本层面、项目运作层面出发：在“虚妄”的历史场域中指认“真实”—《黄金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历史“面目”；“一剧之本”到复杂的“作者”系统——“电影作者论”视野下的《黄金时代》文本分析；“文艺大片”的时代碰撞与其“当下性”意义—作为项目运作“实验”的《黄金时代》，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在“虚妄”的历史场域中指认“真实”—《黄金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历史“面目”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萧红的人生经历、她的文学作品、书信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都成为我们走进《黄金时代》的“最一手材料”，更有后人及其他相关之人的口述历史及萧红研究专家撰写的传记和其他研究成果材料、其他外围材料成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人物的二手、三手、四手材料。
萧红，原名张廼莹，1911 年6 月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萧红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有温暖，也有孤寂，她的童年体验如祖父的关爱与父亲的冷漠以及对东北人民的生存状态的认知都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30 岁那年，病中的萧红在香港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温情的笔触描绘了故乡呼兰和童年生活。10 岁那年，萧红开始上学，17 岁那年在祖父坚持下，继续读中学。在学生时代，萧红已经开始阅读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中学毕业那年，萧红逃婚与陆哲舜“私奔”前往北平读书，不久陆家实行经济封锁，二人被迫回到呼兰。萧红在乡下被软禁了六个月之后，只身逃到了哈尔滨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1932 年2 月，日本军队进驻哈尔滨，萧红投奔了她曾背叛过的未婚夫汪恩甲。他们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了7 个多月，欠下几百元食宿费，萧红临近产期，汪恩甲不辞而别。汪恩甲失踪后，萧红被关进旅馆一间破烂的仓库里，身临绝境，投信给《国际协报》求助。
1932 年7 月，萧军受《国际协报》委托看望萧红，两个人很快便相爱。此后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因无力抚养便很快送了人，这次生产对萧红身心造成了极大摧残，一年后的小说《弃儿》中萧红对此有过几笔描述。10 月，萧红与萧军住进了欧罗巴宾馆，与萧军的结合既成全了萧红也始终给着她极大的痛苦。在饥寒交迫的日子，他们遇到了北满革命文艺运动的负责人金剑啸、罗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萧红、萧军出版了小说集《跋涉》，这是东北沦陷后出版的第一部新文学创作集，后却因引致日本人注意而逃往青岛。
在青岛，萧红完成了她的代表作《生死场》。因《生死场》，萧红结识了对她影响至深的文学导师、精神导师—鲁迅，多年以后鲁迅去世，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从诸多鲁迅纪念文章中脱颖而出，被誉为是最好的鲁迅纪念文章。与大部分阐释鲁迅思想的文章不同，她写的全是温情、动人的琐碎细节。在上海，萧红、萧军在鲁迅引荐下结识了胡风、梅志、聂绀弩等朋友，并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情。1936 年7 月，为了疗养身体和专心写作，也为缓解情感上的苦闷，萧红远渡重洋只身前往日本。但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鲁迅去世，萧军在上海又有了一段新恋情，两个人的感情又一次产生裂痕。“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1936 年11 月19 日萧红在日本给萧军写的一封长信里的一段话，也是电影《黄金时代》片名的出处。于萧红而言确确实实的“悲秋”，然而萧红在平静中认定“这真是黄金时代”，写下了这段话。
抗战爆发后，胡风要办新刊物《七月》，在这里，萧红在文学理念上与一些“左翼”作家产生了分歧，也是在这里，萧红遇到了后来的新伴侣—端木蕻良。1938 年2 月，萧红一行人到达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不久后，萧红与丁玲相会。两位女作家短暂相会，却留下了一段“传奇”。20 天后，时局动荡，民族革命大学要撤往晋西南，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向西安靠拢。对于去留，二萧产生了分歧。
萧军只身留在民大，萧红则随丁玲前往西安，端木亦同行。直至1938 年4 月，萧红与萧军彻底分道扬镳，却发现自己怀上了萧军的孩子。最终，孕中的萧红在武汉与端木蕻良成婚，“另一个问题开始”。因与萧红结合，更因后来的几次动荡中弃萧红而不顾，端木始终背负骂名，但面对争议他本人却长久保持缄默。
1939 年在重庆，萧红恢复到了写作状态，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然而，战争的阴影向西南袭来，为了安心写作，二人飞赴香港。在香港，萧红拖着病体，在困苦中拼命写作，先后完成了《呼兰河传》《马伯乐》《旷野的呼喊》和《回忆鲁迅先生》等几十万字的著作。1941 年4 月，萧红被发现患有肺结核。不久，24 岁的骆宾基出现在她生命中，按照他的说法，萧红生命最后一段多数时光由他陪伴。
1941 年12 月25 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又错动了喉管手术。月22日中午11 时，萧红病逝于红十字会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享年31 岁。从人生经历来看，萧红度过了从异乡到异乡、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漂泊”一生，在短短31 年的生命中经历了战乱、离家出走、病痛、动荡的爱情等很多人一生都不可能经历的事情，在她一生的旅程中，萧军、鲁迅、丁玲等这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又一一登场，而这颠沛流离中亦有她作为作家与“写作”的互文关系，作为一个“所写即人生”“我手写我心”的作家，她的写作与人生经历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融合了的。
在写作上，不仅《生死场》为抗战文学开风气之先，如《回忆鲁迅先生》在众多鲁迅纪念文章中的脱颖，《呼兰河传》在抗战大背景下的“逆向性自主选择”均呈现“力透”纸背、人生乃至时代之感。在她看来，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属于所有人，她说：“我的笔锋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罪与不幸。”她想要写的是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求。
她并没有跟随时代和命运的指引，而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和人生轨迹来走。更体现在创作上，如她的《呼兰河传》拒绝眼前的大时代的叙述，去回望童年。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有各种各样的作者，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小说。”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黄金时代》所聚焦的历史和人物，主体是萧红，由此点扩散出复杂的人物关系及其身后动荡的时代，诸多因素造成它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场域。首先，萧红的人生“密度大”，且她身上的“对抗性”“动荡性”特征十分明显，又是一个写作与人生都充满争议的人物，历史的“任人纷说”性被放大；其次，“任人纷说”的主体萧红早在外围“解说”之前就已不在世，即便是“所写即人生”的作家，但也毕竟所写之素材有限且是二次加工的记忆，相对接近“一手材料”的“真实”材料极其有限；再者，由目前能参考的历史材料来看，所能参考的萧红诸多“事件”的周边亲历者，哪怕是对同一件事，他们的说法也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
《黄金时代》所聚焦的历史背景与这段历史背景在被讲述中所呈现的历史“面目”的“虚妄性”直接、间接影响到了其剧作结构、视听语言，以及对时代、人物的艺术处理。而作为一个“所写即人生”的作家的传记片，萧红的文学作品同时作为被讲述的“历史背景”本身与历史“面目”存在。如影片中有关鲁迅的情节，多半出自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这些情节也同时作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作家萧红的写作的一种叙述。
考量历史层面的“出发”与“到达”，电影从萧红出发，即是从一个复杂的历史场域出发，这“到达”中便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由此“出发”而生的特征和方式，从历史场域而来的诸多元素与气质渗透到整个项目的方方面面。萧红“所写即人生”的写作特征，萧红“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的人生哲学与创作理念，在萧红身上被放大的历史的“虚妄性”，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创作者并影响到作品的呈现乃至项目运作方式。比如电影中萧红与弟弟的相遇、在鲁迅家中的日常等均出自萧红的文字，电影中选择以“对镜讲述”、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讲述等叙事方式，项目运作中突破已有经验以相对高成本运作“文艺片”、选择三小时时长，不同于依托常见的快销型“卖点”的营销而选择“价值观”营销等诸多事例，皆受历史文本影响。如李樯所说：“认清历史的虚妄，是最大的真实。”而《黄金时代》文本内外都在做“虚妄”的历史场域中指认“真实”的工作。

二、“一剧之本”到复杂的“作者”系统—“电影作者论”视野下的《黄金时代》文本分析
说起《黄金时代》的创作起源，要追溯到许鞍华和李樯在合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之前的2003 年，起初是想拍关于两个女作家的故事，为此二人做了很多功课，后来又被搁置。到了拍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以后，二人商议合作什么项目，因对萧红共通的喜爱，最后决定拍萧红。2004 年，二人第一次去了哈尔滨踩点。回来后，李樯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剧本创作过程，其间第一稿写了六万字，又推翻重写，剧本的名字也从《穿过爱情的漫长旅程》《我认出了风暴》一路改至如今的《黄金时代》。而找资金也同样遇到了难题，一找找了几年，才终遇有缘人，其间许鞍华曾经拿着剧本在香港走了一圈，大大小小七八个公司，都找不到钱。几年时间里导演、编剧及其他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终在2012 年12 月开机。经过五个月、五地的辗转拍摄，于2013 年5 月杀青。这部电影同时吸引了众多优秀的演员与创作者热情参与，其中众多演员甚至是几近零片酬出演。主创选择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视它为一部真正带有自己“作者”属性的作品，文本内外都寄托了含量、纯度高于其他作品的人生理想、艺术理想。
从电影文本层面上来说，这部电影也携有很强的“作者”印记，而这印记又不是单一的，是一个复杂的“作者”系统。这部电影中剧本的“一剧之本”性发挥到了极致，剧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及其他。这就要从编剧、导演两个“作者”出发来做电影的文本分析。
尼基塔· 米哈尔科夫说：“对于作者电影，我的理解是：这是个人对世界、对人、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对人类历史的某些看法。这是个人的体验和表述，是性格和个人生命特点的反映。”许鞍华、李樯两位核心创作者对世界、对人、对人类历史的某些看法也在这部电影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尤其当这部电影承载着两位核心创作者不同以往的认同和厚望的时候。
由于这部电影中剧本具有突出的“一剧之本”性，先谈论编剧的创作。李樯说：“所谓历史是由很多永远揭不开的大的小的秘密组成的……我去写《黄金时代》，就没有再坚持用以往写人物传记片的写法，我希望是把这个历史观带到这个电影里面。”总的来讲，李樯在漫长的阅读史料的过程中，被巨大的历史虚妄感所包围，为历史的真实性所困惑。所谓的民国是被一直讲述的东西，而人们对民国的接触只是通过二手、三手的资料；即便身在那个时代，每个人的感知和经验都不同，没有一个公共记忆。而亲历者又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记忆和表述，历史就在这个过程中被主观化。塑造萧红，有很多人心目中的萧红，有我们猜测中的萧红，有我们通过她的作品力争复原她的萧红，也有她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萧红，多个层面形成一个人物。这里具有极大的那个主观和客观互相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李樯认为这是一个更科学的人物观和历史观，它不可能是一个平铺直叙的结构。因此，他的这种历史观和人物观导向这样一种剧本结构：其中有演员对着镜头直接向观众说话；将故事的时空关系打乱，又通过不同人的记录，展现着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对人物、对历史进行一种解构和再建构。
在这种真实与虚构的轮回中，“把真实性、虚构性、假定性和虚拟性的界限给它抹掉。然后形成一种既主观又客观，既被动又主动的参与电影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是真实与虚构并置，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本身也作为故事的一部分。这种解构、再建构的方式的确给人物传记片提供了更多表述的可能，而作为代价的是在解构中碎片化的处理给观众更多主动建立叙事的可能的同时，解构到自我叙述的再建构过程中出现脱节，让观众感觉没有明晰的主线索、“一头雾水”、电影中没有“一脉相承”的“气”的延续。
这样的剧作结构同时也是许鞍华所认同的，许鞍华说：“这部电影里有她全部的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她一直很想拍萧红，她说：“萧红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把萧红的问题弄清楚了也就把我的问题弄清楚了。”8 同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所面临的时代、人生、创作的“风暴”大抵相对称，片名《黄金时代》的出处与其多重意义并置的“黄金时代”的意义也渗透出许鞍华个人的体验和表述、个人生命特点的反映。“她自己最惨的时候，她会说这是她的黄金时代。这是所有好作家的本质，普通人不会这样想。她不是歌颂她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是反讽的。”
作为一部才华出众、人生传奇的女作家的传记电影，怎样塑造萧红，在其作为作家萧红和仅作为一个普通女性的萧红之间寻求分寸感？萧红是人生与写作的界限已被模糊化了的作家，使其成就为作家萧红的“时刻”和那些伟大作品诞生的情景通常与她琐碎的日常水乳相交，而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与其作为传奇作家的一些独特属性并不全来自时代、命运，而是深深扎根于她的个性。而许鞍华导演所擅长的细微处见真情、见“精气神”也作用于其中，许鞍华在对萧红这个人物塑造的创作阐释中说：“她写东西的时候，不会有伟大的意识。我是希望还原到那种状态，她若无其事地写，到最后就变成是有意义的事。” 这样的人物塑造手法有其历史背景渊源，依托萧红这个作家的写作特征，也依靠导演的创作意图和功力。但这种选择本身有着认知“门槛”，在这样的选择中屏蔽掉了另一部分观众可能需要的信息，使得多数观众认知中的这部作家传记里没有文学，认为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只是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文学之路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轨迹，对她的文学观、艺术观阐释不到位，没有使观众认识到其作为作家的“伟大之处”以及她对文学史及人类的贡献。
有关萧红身边鲁迅等人物的塑造及对她身后的大时代的表现，许鞍华也多采用对日常细节的完满捕捉。对人物的塑造中，尤其对鲁迅的塑造，鲁迅在我们惯常认知中更多的是他的“伟大思想”和“言辞犀利”。而《黄金时代》将鲁迅“从教科书中解放出来”，还原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中日常的鲁迅，犀利背后温厚的人间鲁迅走入镜前。关于对“大时代”氛围的塑造，许鞍华认为时代的气息是找不回来的，由史料而来的高度“还原”也并不能避免你找回来的时代仍旧是你想象的。许鞍华说：“我让演员不要想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只是想当时这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跟那个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样子你就直接能进去他们的生活，要不这些人没有感受，没有灵魂。”“我希望你站在他们当中也不会有隔膜的感觉，只是穿了一个旗袍而已。”而这种对时代的塑造，许鞍华仍旧以她所擅长的细微处入手，比如萧红在重庆码头跌倒时一位伤残军人把她扶起来转身而走的背影，使那个动荡中有强生命力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而这种对时代的“还原”又与观众想象的“民国范儿”、其中热血青年的朝气与“海阔天空”的豪迈感截然不同，想象中的“激烈”“浓重”与实际的“迟滞”“平缓”形成明显的反差。
总而言之，文本的“出发”是主创对历史、人物的认知而产生的历史观、艺术观、人生观、价值观，所持的创作风格与所擅长的创作手法也融入其中。而如此的“极致”选择本身具有认知“门槛”。这里指的门槛并不是指观众没有相应背景就无从观看、理解这部影片，而是说需要观众更多地主动思考、主动参与其中，在人生阅历、相应背景知识与认知和电影文本的交互中能更好地“认出”这部电影。与观众所习以为常的被动接受与“供给多种需求”不同的是，这部影片需要观众发挥更多主观能动性，去建立自我叙述，并“各取所需”，于是这“到达”遇到了比较大的阻碍。

三、“文艺大片”的时代碰撞与其“当下性”意义—作为一场项目运作“实验”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个电影项目的《黄金时代》，其中的复杂性更为明显，在这里且归类、定义为“文艺大片”。从项目源头来说，7000 万的投资、许鞍华与李樯的金牌组合、三十多位明星出演、三小时时长……从投资、片长、人员配置等各方面都没有做出创作上的“妥协”，全权为作为一部电影作品的《黄金时代》服务，没有阉割作品的完整性与创作的最大化、最优化发挥。
而当这样一部“作者”印记重、高投入的艺术片面对市场之时，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它的价值？项目出发之时一定是带着可以开拓艺术片市场的理想出发的，面对商业化的市场环境，此类电影的“稀缺性”可能是它的价值所在。而与很多显性娱乐元素十足的电影不同，《黄金时代》实为一部具有实验、探索性质的艺术片，它与《白日焰火》这种“文艺片”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便是众星云集，在这部电影中明星也作为这个巨大的“实验”磁场的一员，演员特质驾于其明星特质之上。因此在营销中所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可直接贩卖的“狠、准、快”的显性的可消费点。而《黄金时代》的营销在有限的选择中选择了一条能做到与电影气质相符且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面对观众的路。
《黄金时代》的营销定位是“自由”，与很多电影贩卖故事、类型元素、明星不同，《黄金时代》贩卖的是一种价值观，而出自萧红的《呼兰河传》的主题“一切都是自由的”，也与萧红及她的“黄金时代”及整个项目的磁场相互映照。由此定位出发，是循序渐进地建造一个“审美系统”。所采用的方式是在常规的电影宣传方式基础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升级。比如云集了王安忆、马家辉、梁文道、刘瑜、周濂、翟永明等文化名人的跨界对谈“黄金沙龙”、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重走萧红路”高校巡展、覆盖几百家影院的“黄金时代”主题摄影艺术展、许鞍华导演回顾影展等长线的线下活动；高质量的海报、预告片等物料；互联网方式运作的百度“百发有戏”及数条众筹产品线……这些都让《黄金时代》横跨几个月持续了较高的声量，直至上映前夕，在“十一档”几部电影中横向对比，《黄金时代》的声量也一直在第一、第二位间浮动。然而高“覆盖率”没有得到高“转化率”，加上三小时时长在当今电影市场的排片“硬伤”，在合家欢、主力受众大多出游的“十一档”，“低转化率”与“低排片”的夹缝中《黄金时代》票房遭遇“滑铁卢”。
《黄金时代》作为项目的“出发”和“到达”，市场表现不理想，没有实现以“文艺大片”实验开拓艺术片市场空间的理想。假如将成本压低、缩减时长、换档期、换一套营销策略将不会是如今的票房表现等种种假设也都多少有道理，但这显然又与项目运作者出发之时对《黄金时代》的定位不符。从电影史角度考量，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它为当下浮躁、“遍地黄金”的电影生态注入的一丝“庄重做电影”的气息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无疑使电影生态更加多样化了。而其作为艺术片实验的巨大投入与低票房产生的巨大反差使很多人关注它、讨论它，成为跨电影行业内外的社会话题，成为电影史、文化史、市场营销、互联网领域纷纷着手研究的案例。而文本内外的《黄金时代》在与当下电影生态、当下社会的互文关系中，其“当下性”的隐喻与启发意义也是这个名为《黄金时代》的磁场重要的意义所在。
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作为对历史文本、电影文本与项目运作场域三重时空的承载，其中就渗透出这种“当下性”。与常见的制作特辑式的电影纪录片不同的是，它有素材、有可依仗的电影文本及项目运作场域，以电影《黄金时代》为起点，描述女作家萧红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她的作品、她的爱情以及她所处的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同时又可以再依靠丰富的电影拍摄花絮、对主创深入的采访、专家的解读，在电影、历史、历史人物与电影主创演绎之间自由穿梭。历史（真实的萧红）和现实（电影的拍摄）作为两条始终贯穿的线索，彼此映照、彼此关联、互相支撑、互相交织在一起，共同构建一个弥合了时空间隔的完整结构。这彼此关联、交织中亦有多重意义的“当下性”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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