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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北洋海军


重读北洋海军

作  者:马骏杰 著

出 版 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9月

定  价:86.00

I S B N :9787547424483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政治/军事  >  军事    

标  签:军事史  政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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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重读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研究不容忽视的成果,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丛书”中的一册,它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借助新史料、新发现对北洋海军某些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总结,所以冠之以“重读”。近十几年来出版的新文献史料及公布的新发现,是“重读”的基础。既然是“重读”,就要有新思考和新观点,在《重读北洋海军》中,对一些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对一些过去鲜有论及的问题也试图得出结论。

TOP作者简介

  马骏杰:海军航空大学教授,全军优秀教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长期从事军事历史与军事思想的教学与研究,在海军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主持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丛书”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山东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项目库项目。

  著有《中国海军长江抗战纪实》《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甲午!甲午!》,编有《民国时期中国海军论集》《民国时期外国海军论集》《清末报刊载海军史料汇编》。


TOP目录

期望与幻想:荒唐的“阿思本舰队”

诱人的订单

疯狂的创意

愤怒的交涉

实力与标志:威震日本的铁甲舰

逼出来的海防大讨论

难以奏效的“蚊子船”

撞击铁甲舰的碰快船

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

来自英德的新式巡洋舰

陆将与海将:饱受争议的北洋水师提督

加入太平军的传说

曾在长江水师任职

辞淮军归故里之谜

津门进见恰逢其时

文强与武弱:走出传统的军舰管带

开先河的福州船政学堂

忠勇冠全军的邓世昌

“苟丧舰将自裁”的刘步蟾

“向来胆小”的林泰曾

“聪明谙练”的方伯谦

职责与野心:北洋海军中的洋员

来自李鸿章的聘请

北洋海军受益良多

洋员不是省油的灯

泥穴与屏障:北洋海军基地建设

建设大沽口船坞

建设旅顺口基地

建设威海卫基地

其他要地的考察和建设

西规与中矩:难以执行的《北洋海军章程》

《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

《北洋海军章程》的主要内容

《北洋海军章程》评析

出战与避战:不宣而战的丰岛海战

朝鲜“东学道”起义

日本决定发动战争

李鸿章的错误决策

危险的运兵计划

日本海军不宣而战

无序与悲壮:史无前例的黄海海战

朝廷的主战与轻敌

缺乏统一谋划的海上用兵

日本海军谋求争夺制海权

中日海军黄海大战

北洋海军失利原因分析

绝望与遗恨:最后的威海保卫战

中日海军恢复战力

北洋海军更换总教习

丁汝昌弃旅守威

威海防务之争

撤换丁汝昌之议

威海卫外围战

喋血刘公岛

 

参考文献

后记

TOP书摘

  忍痛挤压支绌的经费,东挪西凑短缺的银两,晚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之中试图一劳永逸,购买一支海军舰队,来达到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却遭到阴险狡诈的英国人的算计,徒耗七十多万两白银,落得舰财两空的结局。那么,这究竟是一桩怎样的荒唐案呢?其中又包含了中兴臣子们多少期望与幻想呢?

期望与幻想:荒唐的“阿思本舰队”

  19世纪中叶,世界海军加速走向近代化,舰船从质料到动力再到武备,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晚清的中国,虽然被拖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艰难前行,但也无法置身近代化大趋势之外。相反,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为摆脱现实危机,尝试着利用这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理顺统治秩序。于是,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一场改革运动拉开了帷幕。在这场长达二十余年的运动中,改革者们把振兴军事作为首要目标,把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作为起步之作。

  建设近代化海军伊始,清政府上下对于这支海军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来建设,胸中并无清晰的概念,一些有识之士在朦胧中探知了西方海军的轮廓,试图照葫芦画瓢。他们以急切的心态,开始了探索和尝试。然而,他们对近代化海军建设的复杂和艰难程度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被曲解成利用金钱、外交以及私人关系,来成就国家海军建设的简单模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简化近代化海军建设的一切复杂程序,使海防建设在一夜之间变得像模像样。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奇怪而荒唐的“阿思本舰队”事件。

  诱人的“订单”

  那是1860年的年初,这个时节,对清政府来说,空气依然是压抑和沉闷的。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的又一批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再次触痛着统治者的伤疤;另一方面,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持续发展,让统治者心焦意乱。清政府内外交困。这一时期,朝廷与大臣们之间的饬谕与奏章,雪片般飞舞,试图在不断交流中找到上下都能认同的解决办法。

  不过,从现实危机的角度,上自咸丰皇帝,下至王公大臣、地方督抚,有一点认识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内忧重于外患,要摆脱危机,首先要消除内患,即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至于外患可以再缓一缓。于是,咸丰皇帝下令,上下齐想办法,如何将这股农民革命的烈火在短时间内浇灭。江苏巡抚薛焕率先想出一个点子,他认为,单纯依靠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不断发展的太平天国,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清军在前线的败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列强的轮船在中国内河占据着各个重要航道,它们表现出来的蛮横与强势,无人能敌。如果借助这些外国轮船的力量镇压太平军,不失为一种简捷而有效的方法。而在西方列强的海军中,英国海军的力量显然是最强的。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薛焕向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提出,能否借助英国的轮船来镇压太平天国。可没想到,这一建议一经提出,即遭到卜鲁斯的强力反对。这个没有政治头脑的英国人,担心被搅进中国的内战之中,影响英国在华利益,未及深思熟虑,就把英国水手、炮手、舵工等悉数撤走,把薛焕晾在了一边,也断了中国人的念想。

  借船助剿的事虽然没成,但它给清政府提了个醒:借助外国轮船参加内战,不靠谱。从长远看,要镇压国内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一切革命势力,靠外国人不行,必须拥有自己的舰队。

  咸丰皇帝镇压太平天国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薛焕的点子勾起了他的希望,利用水上力量助剿太平天国的路子是对的,因为太平军有一支实力不俗的水上力量。然而洋人的做法又令他感到失望,清政府的水上力量从何而来呢?他遂降下谕旨,让两江总督曾国藩想想办法。

  咸丰皇帝之所以让曾国藩来思考这个问题,是有一定原因的。在这之前的几年中,曾国藩一直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战争的实践,让他充分认识到了水师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初,曾国藩率湘军转战于南昌方面,在这水系发达的地区,太平军根据作战需要创建了水师,并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虽然这支水师在性质上属于古代水师,在组织上附属于陆军,训练比较松散,也没有专门用于水上作战的战船,但它的建立毕竟早于湘军,而且在一路进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国藩的湘军当时被认为是精锐之师,但由于没有水师,在早期与太平军的作战中连尝败绩。曾国藩说,太平军“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弋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见在两湖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再四筹思,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见驻衢州试办,如舟师办有头绪,即亲自统带驰赴下游。”[1]就是在这样一种急迫的心情下,曾国藩东挪西凑,筹得经费8万两白银,创办了湘军水师,于1854年3月造成大小木船214只,编为船队,称为长江水师。这支水师最初在木船上安装了自制小炮,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随着西方大炮的引入才逐渐具有了近代海军的某些特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中国近代海军之滥觞。更加重要的是,曾国藩在经营长江水师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略懂水师的人才,后来这些人才在清政府创建南北洋海军的时候,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比如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曾经在长江水师中任职。[2]

  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的交锋大大小小有若干次,多数是在太平军西征过程中进行的。发生于1854年4月的靖港水战,太平军水师大获全胜,曾国藩兵败羞愤,两次投水自杀,均被部下救起;发生于1854年8月的城陵矶水战,湘军再次失败;发生于1854年11月的半壁山、富池口等水战,湘军则取得了胜利。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和教训,让曾国藩坚定地认为,要镇压太平天国,非拥有水师不可。有鉴于此,在咸丰皇帝眼里,再没有比曾国藩更熟悉水师的人了,所以当皇帝没了主意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曾国藩。

  面对咸丰皇帝的谕旨,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立刻建议总理衙门,造炮制船,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向西洋各国购买。总理衙门接到曾国藩的奏折,认为学习外国的船炮技术,造炮制船,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建议是可行的。因为这种借力助剿的做法,在清朝已经不是头一遭了,早在康熙年间就有,当年的三藩之乱,就是清政府借助外国枪炮平定的。所以,恭亲王奕指示曾国藩和薛焕,或者仿照西方列强的船式,或者直接雇用西方列强的船只,以解决清军兵船不足的问题。[3]然而,仿造其式必然要耗费很长时间,而雇用其船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得力的办法还是花钱购买船炮,这样既省时又省力。所以奕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特别提到了购买枪炮船只的问题。咸丰皇帝经过权衡之后,原则上同意了花钱购买船炮的意见。这样,购买枪炮船只就在清廷内部达成了一致。

  西方列强在华人员以敏锐的嗅觉,获悉了清政府想购买轮船,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动议,并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英、美、法等国家在华各色人等,包括外交人员、军界人士、军火商等,都对清政府的这一想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外交人员想通过输出舰炮,密切与中国的关系,以获取更多的在华利益;军界人士想通过输出舰炮,染指中国的海军建设;军火商则想从中赚取更多的白银。这些外国人虽然因职业不同、出发点不同而各怀鬼胎,但在获取利益这一点上毫无二致。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都行动了起来,争先恐后地想与清政府做这笔“大买卖”。

  法国将军马勒和军政司达布理,率先向清政府伸出了“橄榄枝”,他们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写信,“诚恳”地说,中法两国相好,法国政府目睹中国人民流离失所,不忍心袖手旁观,决定向中国提供兵书,并派工匠一二十人到中国来,帮助铸造枪炮,俨然是中国的“好兄弟”“好朋友”。然而接下来的建议,很快就暴露了他们的用心。他们建议中国政府从法国购买火轮战船,说法国的轮船不仅便宜,而且适合在中国内江作战,并且购买的数量多还有折扣。为清政府画了一个诱人的大馅饼。

  在上海组织“洋枪队”的美国人华尔,手伸得也很长,也想插足购船事宜,他自己没有更多的精力来操作这件事,竟然把他的弟弟搬了出来,计划让其回国筹办。只是后来华尔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被击毙,也就不可能将这件事进行下去了。

  法国人和美国人虽然都十分狡猾和贪婪,但与英国人比起来,还是小儿科。英国人无论是游说的力度、规模,还是想出的办法,都是法国人和美国人无法相比的。在华的英国官员们纷纷出动,相互配合,利用各自攫取的在中国的权力,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向清政府表达愿意代购船炮的愿望。英国公使卜鲁斯和参赞威妥玛首先怂恿清政府从英国购买舰船,后来他们把赫德推到了前台。赫德原本是英国驻华领事馆的一名职员,曾经担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他19岁来中国,参加过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61年4月,出任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赫德深谙晚清政府官场的秘诀,知道如何才能让大清帝国的官吏们接受他的建议。他奔波于京城与各地方之间,四处游说,直戳清政府的软肋。他强调,清政府围剿太平军不利,原因就在于舰炮不够得力,应该从英国购买轮船。这些船既便宜,又利害。他向奕献计说:如果使用英国的小火轮船十余艘,就会得益于这些战船上精利的枪炮,而花的钱不过数十万两。至于驾驶的方法,广东、上海等地,可雇用内地人随时学习,也可以雇用外国人担任司舵、司炮。至于购船费用,可以先付一半,等全部舰船到齐验收后,再将剩下的一半付清。对清政府最有吸引力的,还是赫德给出的一份利用英国舰船剿灭太平天国的时间表。赫德绘声绘色地描绘说:除了向英国购买枪械之外,所需要购买的火轮船有两种,一种两边都有明轮,可以运送士兵,这种船应该购买三艘;一种船尾有轮,暗藏在水中,这种船应该购买七艘。以上所说的兵器,如果现在就派人购买,等到第二年四五月份,有一半可到中国,其余一半8月可全部到齐。为了尽快发挥这些船的作用,必须在第二年4月,于京都附近挑选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满蒙精壮官兵约1万名,待所购器械一到,就可教练操演。到时必须雇用招募外国人200名,来中国担任教练。其中100名用外国已经有名的武官,100名用外国已经当兵数年的老兵。关于这些人,海关总税务司现有可靠之人,可以派往外国招募,他们来到中国教练三年之后,待中国兵已经熟练了,即行送他们回国。如果这个计划可行,所用的人、船、器械从第二年4月起就可陆续到来,开始演练。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到光绪十三年三月,就可将经过训练的兵丁,全部派上火轮船,前往长江作战。六天之内就可打到南京。步兵由山路攻打,轮船由水路轰击,尽心竭力,两路夹攻,一天之内,可保成功,南京就可收回,四处的太平军也就不难被打败了。太平军一败,百姓即可安居乐业,各省渐次肃清,而国家就可以安定了。为了打消清政府筹措经费难的顾虑,赫德还建议,购船款从粤、闽、江三海关所征的税银中拨付。他说,现在各海关收税尚属畅旺,一年之内,就可筹措130万两银子,这些钱,足够买船的了。[4]赫德的考虑,可谓既“周到”又“细微”,想辞都难以开口。

  英、法、美等国为什么对清政府购买船炮如此感兴趣?它们是真想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使中国百姓安居乐业吗?当然,在镇压太平天国问题上,西方列强与清政府有一致的要求,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也损害了他们的在华利益,“帮助”清政府同样也是帮助自己。但更为重要和长远的目的,是对中国海军控制权的觊觎。这些国家十分清楚,清政府购买的这批船,是用于作战的战船,是要组建海军舰队的。从长远看,它一定是未来中国海军建设的基础。提供这些船,不仅能赚到清政府的银子,而且更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染指中国海军建设,为将来控制中国海军做好铺垫。这是一笔一本万利的划算买卖。那么,中国人对西方国家肚子里的弯弯绕有无察觉呢?

  江苏巡抚李鸿章对西方人是有戒心的,但不是对所有的西方人都有戒心。他对一些抱有明显企图的外国人加以防范,甚至在某种场合进行无情揭露,而对另一些意图深藏不露的外国人却放松警惕,乃至大加赞赏。这种戒备的选择性令人感到奇怪。比如,他对同为英国人的李泰国和赫德的态度就截然不同。李鸿章曾经揭露主持购买舰船的李泰国说,其用意是消耗中国的钱财,使英国的商人暗中受益,明里助长其势,真可谓居心叵测。并告诉人们,李泰国心中的秘密很难被识破。可对待赫德,李鸿章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认为,赫德与李泰国是不一样的人,是可以充分信赖的。那么李鸿章的判断是否正确呢?历史在一个多世纪后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赫德日记被公之于众,其中对“帮助”清政府购买军舰的情况记录得相当完整。日记表明,赫德的目的与李泰国毫无二致,甚至是二人共同设计的一个骗局。如果李鸿章能读到赫德日记的话,不知会做何感想。赫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要通过舰队实现如下目的:

  1.根据政府的意向在北京部署一支强大的机动兵力,并在中国政府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集中;

  2.肃清中国沿海的盗贼;

  3.通过给予船只保护,使政府得以解除所有装备重武器商船的武器,从而消除对海上劫掠行为的刺激;

  4.保护税收,取缔走私等;

  5.镇压长江上暴徒流氓活动;

  6.保护各口岸和沿江各地免受叛军侵扰;

  7.防止叛军越过长江,等等;

  8.取下南京。[5]

  上述八条,在肃清中国的“盗贼”“暴徒”“流氓”“叛军”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扩大在华军事力量,利用海军控制中国长江流域的真实意图,这与李泰国有什么两样?

  可是,心浮气躁的清廷官员们,已被列强的花言巧语蒙蔽了双眼,怎能看清他们的险恶用心?崇厚对赫德的表现大加赞赏,说:足见赫德办事精细,本人甚是高兴。[6]咸丰皇帝也被赫德的方案所打动,很快批准了在英国购买舰船的方案。

 

  [1]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2页。

  [2]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6,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页。

  [3] 《海防档》甲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版,第3页。

  [4] 《海防档》甲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版,第11—12、22—23页。

  [5] 《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8)》,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6] 《海防档》甲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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