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与责任

　　1956—1963年间，埃里克森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受众做了多场演讲。事后埃里克森选取了其中的六篇演讲稿，并在夫人琼·埃里克森的帮助下，对其进行了修订和扩展，以《洞见与责任》为名出版。具体来看，在《洞见与责任》一书中，作者探讨了如下主题：（1）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渊源；（2）临床证据的本质；（3）自愿或被迫迁移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4）生命各个阶段的关键力量——希望、意志、目的、能力、真诚、爱、关怀、智慧——的发端与发展；（5）心理现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6）时代对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解与误用。尽管这是六个不同的主题，但它们却共同回答了精神分析对于研究人类心灵的意义以及在当今科技时代和工业社会的任务。

　　《洞见与责任》一书是“世图心理”大师彩虹书系的第14本。这套丛书是“世图心理”自2014年起隆重推出的一套大师系列丛书，旨在让每位对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走近大师经典。“世图心理”目前已出版包括荣格、埃里克森、科胡特、弗洛姆、霍妮、马斯洛、罗杰斯等心理学大师著作在内的13本丛书，2017年还将推出本书作者埃里克森的成名之作——《童年与社会》，敬请期待！

　　爱利克·埃里克森（1902.6.15—1994.5.12），德裔美籍发展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曾获得普利策奖。其一生中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人类心理社会发展的八阶段理论，以及身份认同危机的概念。尽管埃里克森甚至都没有拿到学士学位，但由于其洞见之深和学识之广，因此被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知名学府破格聘用为教授。前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罗伯特?沃勒斯坦曾经说道：“除弗洛伊德之外，恐怕没有一位心理学家比埃里克森对其所处的时代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此外，在一项于2002年发表在《普通心理学评论》上的调查报  告中，埃里克森在“20世纪伟大的100位心理学家”中高居第12位，足见其影响之深。

第一章　第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001

第二章　临床证据的本质 /031

第三章　当今时代的身份认同和迁移 /065

第四章　人类的力量与生命的周而复始 /091

第五章　心理现实与历史真实 /137

第六章　新洞见下的黄金法则 /189

参考文献 /213

编后记 /217

　　弗洛伊德的加拉帕格斯群岛

　　在进行定位与比较时，我不禁联想到另一个19世纪的发现，它的发现者同样独来独往、饱受诋毁，同样在后来被公认为人类形象的颠覆者，他就是查尔斯·达尔文。起初，达尔文是无意间发现他的进化论“实验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事实上，他学医不成，不是因为天资愚钝，而是由于思维的选择性令他无法被动地学习。这种自我保护式的选择性，正如萧伯纳在追忆往昔时所提及的那样：“我的记忆会拒绝和筛选信息，这种筛选并非学术上的……我为此感到庆幸。”

　　当达尔文踏上“比格尔号”，启程前往他的“实验室”时，他那股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执着向前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定。此刻，他已将自己“明察秋毫、贯微动密”的超常才能发挥到了极致。精力充沛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到达实验室，而实验室似乎也在等待他的到来。在那里，他可以把根植于头脑中的思想完全转化为行动。他不认同现有的线性的物种起源分类方法，即所有物种都来自共同的祖先。在他眼里，因适应而发生的转变、演化、变异和斗争无处不在。自然法则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认识到，人类也无法逃离这个法则：“我们根本没办法划一条明确的界线。”

　　27岁那年，达尔文带着自己的理论回到家乡，不再继续旅行。他给科学界交了几篇地质学相关的论文后，便归隐乡村，花了20年时间潜心撰写《物种起源》。如今的他体弱多病，常常失眠、恶心和打寒战。身为医生的父亲未能诊断出他的疾病，但已向外界宣称，他的儿子过于体弱，无法从事室外工作。达尔文从此疾病缠身。一些医生认为，如果他的过敏症标志着遗传退化的话，那么恐怕没有谁比他能更好地运用自身的退化。因为“即使疾病让我举步维艰，我也能够……搜集物种起源相关的信息”。达尔文并非没有意识到宿命的局限。他发现，垂暮之年，连莎士比亚都表现出“百无聊赖”的厌恶感。他不禁哀叹“高雅审美情趣的流失”，还谈及了“人性情感部分的衰退”。

　　在这里，我并不想以达尔文为例，揣测人类神经症的动力学。但我深知，某种罕见的萎靡状态会降临在那些见多识广、怀着如孩童堆积木般不谙世故地执着去探索新知的人身上。奥本海默曾说过，“我们物理学家已知罪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需对破坏物质以获取科学数据的行为感到罪孽深重。只要有天真质朴的精神，我们就一定可以消除这一关于当代人类影像的偏见。然而，有创造性的人，总是别无选择。他也许会在无意间明确自己的终极任务。当任务解决时，他会发现这个任务其实与自己的个人冲突、优势选择性知觉和单方面的意图紧密相连。他必将遭受疾病、失败或者精神病的痛苦，以检验到底自己是被现实世界击溃，还是能去其糟粕，建立新的世界。

　　达尔文仅仅挖掘了人类的生物性起源，他的成就及其“罪孽”就是形成了一套“人类是进化而来”的理论。在将达尔文对自然界的探索与其对人类的探索相比较时，近代一位传记作者半开玩笑地说道：“无论如何，肠胃不好、失眠多梦的人无权研究人类本身。”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弗洛伊德这位身心探索家。朋友们，不妨试想一下，任何人，特别是时常显现身心症状、时常厌恶同类的人，假若他有面对自身神经症的倾向、勇气与毅力，是否能够研究他的同类？我认为，一个人，只有当他能够处理与自我较劲的神经症，并为之庆幸、怡然自得时，才能开始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

　　那弗洛伊德的加拉帕格斯群岛是什么样的？又是什么物种的振翅没有逃脱他敏锐的目光？常有人打趣说，他那饶有创意的实验室是神经病学家的办公室，主要的物种是歇斯底里的女士们——安娜·欧小姐、艾米丽·韦·恩女士和卡塔琳娜（由于她是农妇，所以未称其小姐）。

　　1886年，弗洛伊德在他的而立之年，成了此类病人的私人医生。他没料想自己会成为执业医生。事实上，他的医学学位也是之后才获得的。和达尔文一样，他的大脑同样具有“选择性”。17岁那年，他听了歌德的《自然颂》（OdetoNature，旨在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而非救死扶伤），于是他在法律、政治与医学中，选择了后者，建立了医生的自我形象。接踵而来的，是他职业生涯的暂停。在浪漫的放纵后，他决定清心寡欲，一头扎进自己的生理实验室，并加入物理生理学的修道院服务中去。地质学之于达尔文，正如生理学之于弗洛伊德，是一种方法论的教育。当时物理生理学方法的思想体系从两名杰出的教师——杜布瓦·雷蒙德与布吕克的誓词中产生：“为了践行这个真理，除了一般的物理化学力量，任何力量都无法在有机体内存活……人们要么采用物理数学的方法，找到它们的特殊活动途径或形式，要么假定一种新力量，与内在的物理化学力量同等‘尊贵’。”我们稍后会回到“同等‘尊贵’的新力量”这个短语。

　　当弗洛伊德从学术修道院转到医疗牧师住所后，他形成了一种足以使人生变得多产且令人钦佩的新的工作方式。他发表了许多生理学与神经病学题材的论文，另外还有两个正在筹备中的主要作品。从成为执业神经病学家的那一刻起，他放弃了大好前程。他与盼他已久的女子结了婚。事实上，他也希望成家，建立一个大家庭，对此，他信心满满。

　　然而，一个在个体的思想中被预设的未来意味着有太多的时间没来得及花掉。放弃实验室，意味着放弃弗洛伊德所遵从的工作纪律与工作理念。专家们为迎合流行病学市场的需要所做的工作缺乏弗洛伊德称之为“内心的暴君”的东西，即重大法则。庆幸的是，他结识了一位年长的执业医生——约瑟·布鲁尔。他认识到，有一个实验室，就隐藏在神经病学的日常实践中。

　　在弗洛伊德的新实验室里出现的是以女性居多的病人。她们所具有的症状，由于碍于情面，难于启齿，因此唯有高度认真、善于搜索的观察者才能发现。这些女性，遭受着折磨或神经痛、麻痹，或部分麻痹、子宫收缩，或抽搐、惊厥，或恶心、爱挑剔，或失明、幻视，或失忆、记忆回涌。流行的说法是，这些女性大多娇生惯养，装腔作势（如今，部分人称之为“引人注意”）。然而，当今占主导的神经病学断定，她们的部分忧虑来源于大脑中的遗传性退行过程。弗洛伊德也试着像对待部分去脑的人群，或没有理想的小孩一样对待此类病人。他学着用按摩和电击的方式调节病人的身体，用催眠和示意的方式调控病人的意志。例如，他可能会要求催眠状态下的病人，在今后萌发某种想法、遇见某人或到达某地时大笑，而这些场景恰巧是先前引起病人痉挛或麻痹的场景。被唤醒的病人的确能笑出声来，但通常会再次陷入痛苦，并与其他场景建立联结。

　　与达尔文一样，弗洛伊德不相信直系血亲（在这种情况下，基因的缺陷会引发某些症状）。他也试图从大量的症状中找到一条共同定律。并且，他坚信这些看似颇具挑战的现象背后，必定有隐藏的历史。弗洛伊德在听取被催眠的病人诉说时，发现他们都迫切地、绝望地吐露着自己的心声，回忆不断涌现。而这些记忆，从表面上看，全都支离破碎，像寻找主旋律的变奏曲（主旋律通常藏在重大历史事件中）。

　　任何细节都不容忽视。有个病人长期遭受嗅幻觉的折磨，说自己总是闻到烧焦的薄饼味。那么，烧焦的薄饼则可以作为切入点，反复进行分析。这种味道可以追溯到病人记忆犹新的某个场景。这种感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香烟的味道。香烟的味道又可追溯到其他场景，在那个场景中，有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和使她感到不安的内容，这都要求她控制情绪。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维多利亚时期。那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孩童与大部分妇女虽有机会露面，却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大部分症状被证明是由两个因素——暴力引发的情绪反应（爱、愤怒与恐惧）和严苛的宗教礼节与传宗接代要求的束缚——间的冲突引发的。这些症状，实际上是延迟的无意识交流。它们让身体做发言人，表达平常人可以随意表达的内容，例如：“他让我觉得恶心”“她的眼神打动了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或者像歌词那样，“我不要去想他”。身为神经病学家的弗洛伊德变得“心神不宁”，他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所有的神经质症状，都可以追溯到相关的早期经验（并非神经通路），而这些经验，又可以激活记忆中更早时期的冲突，如此往复，最终挖掘出整个事件的起源。

　　在对病人的过去进行重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洞见。病人们口中所说的那些冲突，大体上，是全人类共有的。“划一条界线并从那里分开”实属不易。他逐渐明白，一般而言，人们常常忘记或不明白童年时期的大多数重大事件，特别是他们不情愿的事件。此时，个人背景便隐约浮出水面，这对心理学而言，如同生物史前史对生物学一般意义重大。

　　达尔文有全套的古代科学成果可供参照，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起初只有生理学方法、他自己的推测和看似无所不知的作家与哲学家们的言论可供参考。但对这位极富创造力的学者而言，这仅是职业生涯的开端。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个工作身份，或许等转到其他领域后，他仍会保持这种工作方式。弗洛伊德通过切开小动物与胎儿大脑的方式，探索了脑损伤的本质。通过研究，他发现记忆是病人情绪状况的典型横切面。在连续记忆中，有一种趋势，像通道一般，直通过去的创伤事件。这些破坏性的经验会引发机能障碍，干扰个人成长。因此，从每个人被遗忘的早期童年记忆中挖掘创伤事件，逐渐取代了直接挖掘早期的机能障碍。

　　若要转到其他领域，心理学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事物的本质，或者说，人类的逻辑，都可以以此类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真实的一致性。但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人们在应用观测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疏忽大意与后知后觉，以致将余下的方法全部试验了一番。这位观察者，从本质上讲是不走寻常路的，但这种与众不同，又需要根据新的思维模式，不断地进行重新定义。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决策明智，不徒劳。在哥白尼之前，由于虚荣心和知识匮乏作祟，人们坚信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而如今，我们当然知道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在达尔文之前，大家可以声称，人类的祖先是其他的动物，它只需要极少的空间与氧气；在弗洛伊德之前，人类（仅指男性或贵族）相信，自己能完全意识到周围的状况，知道自己的神圣价值。孩童不过是训练场（trainingground），由作为中间种族的女性负责。

　　那时的社会，男性们私底下都认为癔症是女性特有的病症，男性医生则将之视为次等本质容易堕落的征兆。当弗洛伊德把一个男性癔症的案例提交给维也纳医学会时，同事们都大为吃惊，这让他感觉在这条道路上只能孤军奋战。此后，他再也没去过那个医学会。然而，比起新科学诞生之初所要面临的艰难险阻，这不过是冰山一角。造成新科学死亡的原因，并不仅是专业人士的孤立，还有观测仪器的落后与观测者意志的动摇。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与信件，让世人看到了三重危机：一是治疗技术的危机；二是临床经验概念化的危机；三是其个人危机。接下来，我将试着说明这三种危机是如何在本质上进行统合的，它们也是我们在心理学中必须要探索的维度。

装　　帧：平装

页　　数：240页

版　　次：第1版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