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
《讲真话的书》收录巴金先生一九七七年以后的全部作品，包括《随想录》五卷、《再思录》和绝笔《怀念振铎》等。巴金先生晚年*辉煌壮丽的一笔就是把“讲真话”的问题提出来，他直面历史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后高峰。《讲真话的书》堪称代表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反思，其虔诚严苛的自我拷问和历史反思精神，对中国思想界和读书界产生深远影响，巴金先生也因此被称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巴金，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代表作有《家》《春》《秋》《寒夜》和《随想录》《讲真话的书》等。
一九七七年
一封信 003
第二次的解放 010
望着总理的遗像 016
《家》重印后记 026
杨林同志 028
“最后的时刻” 056
一九七八年
《憩园》法译本序 065
个人的想法 067
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闭幕词 070
我的希望 073
永远向他学习 075
衷心感谢他 079
《巴金选集》后记 083
关于《春天里的秋天》 089
怀念金仲华同志 095
关于《父与子》 099
《往事与随想》译后记（一） 104
关于《长生塔》 110
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 117
等着，盼着 120
《爝火集》序 125
《家》法译本序 127
一颗红心 130
《随想录》总序 137
谈《望乡》 138
《爝火集》后记 141
一九七九年
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 149
再谈《望乡》 152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154
“结婚”157
怀念萧珊 159
“毒草病” 172
“遵命文学” 174
“长官意志” 177
文学的作用 181
把心交给读者 184
《家》罗马尼亚文译本序 190
一颗桃核的喜剧 192
关于《第四病室》 195
关于丽尼同志 204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210
三次画像 214
小人，大人，长官 219
再访巴黎 222
《往事与随想》译后记（二） 225
诺·利斯特先生 227
关于《海的梦》 230
在尼斯 241
重来马赛 245
里昂 249
沙多—吉里 253
“友谊的海洋” 258
中国人 262
人民友谊的事业 267
中岛健藏先生 270
观察人 275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279
绝不会忘记 282
纪念雪峰 284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290
《随想录》第一集后记 293
关于《神·鬼·人》 294
“豪言壮语” 305
小骗子 308
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 311
方之同志 315
怀念老舍同志 318
大镜子 325
关于《龙·虎·狗》 328
一九八〇年
小狗包弟 341
关于《火》 345
探索 360
再谈探索 366
探索之三 371
探索之四 375
《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 377
文学生活五十年 379
我和文学 390
友谊 395
春蚕 398
关于《还魂草》 402
《巴金小说选集》和《巴金散文选集》前记 410
怀念烈文 412
访问广岛 420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 426
发烧 431
“思想复杂” 434
昭明出版社《巴金选集》后记 437
世界语 440
《胡 絜 青画集》前言 444
说真话 446
《人到中年》 449
再论说真话 452
写真话 456
“腹地” 458
再说小骗子 461
赵丹同志 463
“没什么可怕的了” 467
究竟属于谁？ 469
作家 472
长崎的梦 474
说梦 478
《探索集》后记 481
关于《砂丁》 484
祝《萌芽》复刊 493
《靳以文集》后记 496
关于《激流》 500
关于《寒夜》 514
《创作回忆录》后记 526
一九八一年
《快乐王子集》再记（二） 529
三谈骗子 530
我和读者 533
《创作回忆录》再记 537
悼念茅盾同志 538
现代文学资料馆 542
怀念方令孺大姐 546
《序跋集》序 555
怀念丰先生 558
《序跋集》再序 564
十年一梦 567
致《十月》 574
怀念鲁迅先生 579
《序跋集》跋 583
“鹰的歌” 586
团结起来，为文学的繁荣而努力工作 588
向中青年作家致意 591
一九八二年
《怀念集》序 595
小端端 597
怀念马大哥 601
《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记 610
《巴金论创作》序 615
《随想录》日译本序 618
《小街》 621
三论讲真话 626
《靳以选集》序 631
怀念满涛同志 635
说真话之四 639
未来（说真话之五） 643
解剖自己 647
西湖 651
思路 655
“人言可畏” 660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663
三访巴黎 668
知识分子 673
《真话集》后记 678
“干扰” 680
再说现代文学馆 684
答井上靖先生 687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691
一篇序文 695
《写给彦兄》附记 700
一封回信 701
一九八三年
愿化泥土 709
病中（一） 712
汉字改革 716
病中（二） 719
“掏一把出来” 724
病中（三） 726
我的哥哥李尧林 729
怀念一位教育家 739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743
谈版权 747
又到西湖 750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753
我的“仓库” 756
关于《复活》 759
我的名字 763
怀念均正兄 767
病中（四） 774
一九八四年
我的日记 779
我的噩梦 782
“深刻的教育” 784
再忆萧珊 786
病中（五） 789
我的老家 793
买卖婚姻 799
《茅盾谈话录》 802
我敬爱老舍同志 805
《病中集》后记 809
《愿化泥土》前记 812
《老舍之死》代序 813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815
访日归来 822
给丁玲同志的信 829
幸福 832
为旧作新版写序 837
人道主义 841
“紧箍咒” 845
一九八五年
“创作自由” 855
“再认识托尔斯泰”？ 859
洛蒂先生摄影集《中国》序 864
再说端端 867
“寻找理想” 872
“从心所欲” 878
卖真货 883
再说知识分子 887
再说“创作自由” 891
一九八六年
《全集》自序 897
四谈骗子 900
答卫 ×× 903
可怕的现实主义 906
衙内 908
“牛棚” 910
纪念 912
我与开明 918
我的责任编辑 927
“样板戏” 932
官气 936
“文革”博物馆 940
二十年前 944
怀念非英兄 952
三说端端 967
老化 972
《无题集》后记 977
怀念胡风 980
致青年作家 993
《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 998
一九八七年
《怀念集》增订本代跋 1003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1005
《巴金全集》第四卷代跋 1013
《巴金全集》第五卷代跋 1015
《收获》创刊三十年 1018
给李致的信 1023
《巴金全集》第七卷代跋 1025
《巴金全集》第六卷代跋 1027
一九八八年
《巴金译文选集》序 1031
《巴金全集》第九卷代跋 1035
《巴金全集》第十卷代跋 1037
《冰心传》序 1039
怀念从文 1042
《巴金全集》第十二卷代跋 1059
一九八九年
《巴金书信集》序 1065
《回忆》后记 1067
致黎烈文夫人许粤华女士 1069
一九九〇年
《巴金全集》第十五卷代跋 1073
《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代跋 1075
《巴金全集》第十六卷代跋 1078
《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一） 1080
附：作家靠读者养活 1084
《巴金小说全集》小序 1095
《巴金短篇小说集》小序 1097
一九九一年
《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二） 1101
让我再活一次 1103
怀念井上靖先生 1105
《巴金全集》第二十卷代跋 1108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1113
怀念二叔 1116
一九九二年
《巴金小说精选》后记 1123
《巴金全集》第十九卷代跋（一） 1125
《巴金全集》第十九卷代跋（二） 1128
《巴金全集》第十八卷代跋 1129
《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代跋 1132
《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代跋 1135
一九九三年
最后的话 1139
端端编《巴金散文选》小序 1145
没有神 1147
《随想录》线装本后记 1148
一九九四年
西湖之梦 1151
关于《全集·书信编》 1156
怀念亲友 1158
关于克刚 1159
《巴金译文全集》序 1160
怀念卫惠林 1162
我永远忘不了他 1165
一九九五年
《再思录》序 1169
《十年一梦》增订本序 1170
《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 1171
《巴金译文全集》第二卷代跋 1175
《巴金译文全集》第三卷代跋 1179
《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代跋 1182
《巴金译文全集》第五卷代跋 1184
一九九六年
《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代跋 1191
《巴金译文全集》第七卷代跋 1196
《巴金译文全集》第八卷代跋 1199
《巴金译文全集》第九卷代跋 1202
《巴金译文全集》第十卷代跋 1204
《杂文自选集》自序 1206
告别读者 1207
一九九七年
《巴金书简》小序 1211
一九九八年
怀念曹禺 1215
一九九九年
怀念振铎 1223
附录
从“存目”谈起 1233
一九七七年
一封信
××同志：
你托人带来的信，我并没有见到。在“四害”横行，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有些人宁愿埋下头扫自己门前的雪，担心多咳一声嗽冒犯了王 张江姚“四人帮”和他们那些在上海横行了十年、无恶不作的余党， 就要大祸临头。“四人帮”是复辟派、极右派，他们学某些中外古人学 到了家，过去我只能在书上读到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一些事，现在我都 亲身经历了；有些事则是过去我不相信会有，而现在我的朋友终于遇到 了的，如杀人灭口、借刀杀人之类。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 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 在日记本上写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写了又改，改 了再改，而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我知道我只有隐姓埋名地过 日子，让人们忘记，才可以躲开黑帮们的大砍刀。他们用种种的精神折 磨和人身侮辱对付我，处心积虑要使我以后永远不能再拿笔。总之，他 们肆意践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公开说，对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在这之前，张春桥在一次报告中曾经得意地说，上海文艺界有不少人认识周总理，他已经向周总理打过招呼，不要管上海文艺界的事情。张春桥还说过，上海 作家协会里没有一个好人。姚文元也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报告中点我的 名，说我搞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仿佛一切无政府主义思 潮、一切无政府状态，连他们搞的在内，都要我来负责。总之，我的命 运给抓在他们这伙黑帮的手里，由他们任意摆布，连敬爱的周总理也不 能过问。但是不管“四人帮”如何狡诈、恶毒、阴险，他们在伟大领袖 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跟前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我居然活到现在，能 够亲眼看到他们的灭亡。有些熟人曾经几次问我：“你什么时候得罪过 张春桥？他为什么那样恨你？”他们都替我担心，认为我翻不了身。我 起初也不明白张、姚们对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后来才逐渐了解，因为我 在三十年代见过张春桥，知道他是个不光彩的人物，知道他的一些底 细；因为我看过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演的话剧，还听见人讲起她的一些 事情，也知道她并没有同鲁迅先生一起战斗过；因为我认识姚文元的父 亲姚蓬子，知道他是个叛徒（这是公开的事）。我还知道张、姚两人都 是忽东忽西、时左时右，都善于摆出理论家的架势，把人一棍子打死， 我曾经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公开提过抗议。他们的棍子没有打死我，他们 就割断我的政治生命，把我赶出文艺界。张春桥得意地一再叫嚷：“像 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他们允许我搞翻译，好像做得十分宽 大，还给我留下一条生路。其实我翻译出来的书他们也不会允许出版。 离开文艺界，我还是要工作，还是要为人民服务。我牢牢记住雷锋同志 的话：“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几年中间我常常回顾我走过的道 路，我搞文学创作，在旧社会写作了二十年。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章 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我最后一部长篇的最后一句又是 “夜的确太冷了”。我的作品里充满了忧郁、痛苦的调子。二十年中间我写了那么多的痛苦和黑暗。我在旧社会里接受了种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我没有给读者带来光明，指明出 路。我自己不断地诉苦，呼号，我不断地在黑暗中摸索，用我的痛苦折 磨读者。这就是我的痛苦的经历。我对读者的确欠了一笔还不了的债， 我每次回顾过去都感到内心不安。为了这个，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我都心甘情愿，何况我还犯过这样那样的错 误，写过坏的东西。严肃认真的批判使我头脑清醒，能够更清楚地认识 自己。
××同志，今天在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又回顾了这一段痛苦的历程，我真是 万分激动。正是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震撼了我的灵魂，给我指明了 金光大道。我还记得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他的亲切的 笑容和有力的握手。在这以后不久，敬爱的周总理又在重庆张家花园文 协会所里向文艺界宣讲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并且亲切、生动地介绍延安文艺界深入生活、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苦 口婆心想把大家引上光明大道。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总是希望更多的 人参加革命，从来不把人一棍子打死。连我这个在旧社会生活了四十多 年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教育。我开始懂得：文艺应当成为“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学作品应当提高 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 同德地去和敌人做斗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成为群众的忠实的代 言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洪亮的声音使我的 脑子开始清醒。接着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站了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在人丛中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春雷般的热烈欢呼，从下午三点起接连六个小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毛主席洪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的声音响 彻云霄。我离开阳光照不到的书桌，第一次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如此清 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我感觉到心要从口 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上天空，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 融化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我不住地在心里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 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 的领袖。在旧社会中受尽欺凌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谁不曾有过这样的 感情呢？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今天的读者是工农兵群众，是新社会的建 设者，他们也向我伸出手来，欢迎我到他们中间去，让我在斗争生活中 进行改造，用我那支写惯痛苦和黑暗的秃笔为新社会服务。我就这样 的继续写了十七年。我没有好好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我辜负了周总理 多次的关怀，我有时也到斗争生活中去，但对自我改造要求不严，有时 只是走马看花，有时住得稍微久一点，思想感情有了一些变化，也交了 朋友，但是一回到书房，旧的习惯又逐渐恢复，新交的朋友又完全疏 远，始终浮在上面，因此十七年中间作品写得很少，质量又差，而且我 脱离了斗争生活，创作的源泉枯竭，终于写不出作品，成为“空头文学 家”。今天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对自己的错误看得更加 清楚，回顾过去，悔恨万分。但是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我的身上也起了 作用，产生了影响。十七年中间我的笔底下再没有忧郁、痛苦的调子 了；不管我那些文章怎样软弱无力，但字里行间也或多或少地闪耀着人 民的胜利和欢乐。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一再鼓励，一九六五年夏季还让我 去越南采访，回国以后在周总理为庆祝斯特朗八十寿辰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同我碰杯，鼓励说：“你比我先走了一步。”我们的好总理为了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花费了多少心血。今天我谈这些往事，周总理的声音、相貌仿佛还在耳边、眼前，我的笔表达不出我的感激之情。
××同志，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他们这伙黑帮把 我赶出文艺界，只许我搞点翻译，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 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想到鲁迅先生生前勤 勤恳恳介绍世界文学名著的情景，我也有了勇气和信心。四十一年前， 我曾经告诉鲁迅先生我要全译赫尔岑的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倘使我 能够在我生命结束之前实现这个诺言，这将是我莫大的幸福。回忆录的 前几卷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情况。我越译下去，越觉 得“四人帮”和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尼古拉一世相似，他们妄想在毛 主席亲手缔造的、无数先烈为之洒热血、抛头颅的新中国，在上海创造 一个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的黑暗、恐怖、专制的时代，这是绝对办不到 的。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 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 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已 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了。
果然，拨开云雾见青天，我们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 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人 民，也挽救了文学艺术事业，我国的文学艺术已经被“四人帮”糟蹋得 不成样子了。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照辩证法办事，走群众路 线，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注意群众的要求和愿望，真是和人民群 众心连心。在党中央主持下，“四人帮”千方百计阻挠出版的《毛泽东 选集》第五卷出版了，供全国人民世世代代瞻仰毛主席遗容和纪念伟大 领袖和导师的丰功伟绩的毛主席纪念堂也即将完成了。全世界的眼光都
注视着中国，全世界的希望都集中在中国。面对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哪一个中国人能无动于衷，哪一个中国人能不奋发起来呢？
“四人帮”已经垮台，党中央为党除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这 是大快人心的大喜事。在文艺界横行十年，把持一切、垄断一切的“四 害”虽然扫除，但是余党还在，流毒更深，必须认真对待。他们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结帮营私，横行霸道；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存心 搞乱思想；他们信口雌黄，篡改历史；他们的文风今天还有市场，他们 传播的歪理也未受到系统的批判。倘使不把他们搞乱了的思想彻底澄 清，不明确划清是非的界限，不把他们插手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搞清楚， 文艺就不可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更谈不到繁荣创作、贯彻“双百”方 针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就是批判“四人帮”的有力的 武器。“四人帮”搞的那一套都是和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在文学艺术方 面也是如此。首先，“四人帮”就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他们只许一花独放，对创作方法也要横加干涉，万事都由江青一个 人说了算。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毛主席向全国人民 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 设的高潮。”“四人帮”公开宣传干革命不需要文化，他们宁要没有文 化的劳动者。毛主席鼓励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中间去，向工农兵学习， 为工农兵服务，“四人帮”却大搞一出戏主义，大搞特殊待遇，把文艺 作为升官夺权的阶梯。毛主席指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 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四人帮”却割断历史，对一 切文化遗产都认为“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决裂”。他们把革命导师一再 赞扬的揭示政治和社会真理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和“无与伦比的 俄国生活的图画”的作品，一律说成是封资修的黑货。江青甚至张冠李
戴，把崔颢的《黄鹤楼》说是李白的诗，把《醉打山门》里的《寄生草》说成是关汉卿的作品，她还自吹是“半个红学家”，“对司汤达颇有研究”，真是不学无术，恬不知耻。以上只是举几个例子，至于组织 大写、硬写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 利用文艺干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那更不用说了。总之，“四人帮” 在文艺界横行了十年，干尽了坏事，要彻底批判他们散布的反动谬论， 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把他们颠倒了的思想弄清楚，这个工作十分艰 巨、繁重。但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文艺界才能够大踏步前进。我相信 全国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以毛主席的光辉的《讲话》 为武器，深批猛揭“四人帮”，把这场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就一定能把 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同志，一拿起笔，我就给你写了这许多。我又恢复深夜工作的 习惯了，我心情振奋，像二十八年前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样。夜很静，我 心里却极不平静，我真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我想起了大庆人， 我想起了大寨人。我不能不想着他们此时此刻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 国所做的一切。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最优秀的儿女。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 时代，我感到光荣。我听到了新的大跃进的鼓声，它像千军万马奔腾 一样。一个光芒万丈的英雄时代开始了，一种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开始 了！现在是百花齐放的伟大时刻，尽管目前还有各种的困难，还有各样 的阻力，但是八亿人民紧跟党中央，团结奋战、勇往直前的雄伟气魄、 钢铁意志和革命热情，能够克服一切，完成一切。我们有这样的党，这 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这是无上的幸福。八亿人民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让我们为着这个事业奋斗一生， 为着这个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吧，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五月十八日
第二次的解放
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 帮”反党集团以后，上海文艺界欢聚一堂，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我参加这个充满战斗团 结气氛和胜利信心的大会，十分激动，心情舒畅。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 章，谈我自己这些日子里的思想感情。这是我十一年中间写的第一篇文 章，在“四害”横行、乌云翻滚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发表文 章的机会，更没有想到给“四人帮”及其余党夺走了的笔又回到我的手 里，我深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在我从事文学 工作的生活中，的确有两次解放。第一次就是我最初学习毛主席光辉的《讲话》的时候。我不是一下子就理解这部光辉著作的深远意义，也不 曾充分理解改造世界观的痛苦的磨炼。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文学作为战 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这样一条道理；我第一次看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 正确方向；我第一次明白文艺工作者应当到工农兵中间去，到火热的斗 争生活里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我也曾离开阳光照不到的书房，丢开自己那支沾满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笔，虽然在思想改造上，在写作上都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前进的步子迈得不大，但是我并没有回头走旧路，也愿意遵循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走下去。正是光辉的《讲 话》把我从旧思想的泥泞中解放出来，使我能够用我的笔歌颂新社会、 歌颂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三个多月，我从上海到北平出席第 一次文代会。参加文艺界这样的战斗、团结的盛会，我是头一次。我后 来写了我解放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一封未寄的信》，是作为从旧社会 来的知识分子、过去国统区的一个作家向在毛主席的光辉《讲话》的 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解放区的文艺战士倾吐敬爱的感情。我说：“我们 同是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你们却 把文艺带到了山沟和农村，让无数从前一直被冷落、受虐待的人都受 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我好像被四面高墙关在一个狭小的地方， 你们却仿佛生了翅膀飞遍了广大的中国，去散布光明。”我又说：“你 们是不知道骄傲的。可是今天我却感到骄傲了。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文艺 工作者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我才觉得做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一桩值得 骄傲的事情。”我理解得可能很浅，我的言辞也并不恰当，尤其是“骄 傲”二字。但是我敬爱的感情却是真实的。我在旧社会写了二十年，在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七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的那些作品里，人们不断地 受苦，接连地死亡，眼泪好像就没有尽头！想到那些阴暗的日子，我真 是不寒而栗！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洪亮的声音驱散了重重暗雾，天安 门前如林的红旗和几十万群众的齐声欢呼使我看到中国人民的光辉灿烂 的锦绣前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个从旧社会来的作家离开他过 去走惯了的路，用他的写惯痛苦和哀愁的笔来歌颂人民的欢乐和胜利，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农兵中间去。我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生活了一个时期，也有一些感受。我第一次接触 普通的战士，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起初有些胆怯，担心自己不能够适应环境，又担心不熟悉新的生活，无法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更害怕不能理解战士的思想感情，写不出作品，无法缴卷。总之，不是全心全意， 而是三心二意，并且顾虑不少。可是我一旦到了战士中间，便发觉一切 顾虑都是多余的。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的大家庭，精神上 受到的冲击当然很大，然而同时我感到温暖，受到教育。指战员都没有 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来自祖 国，对我特别亲近。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恨表现得最突出， 人们习惯于用具体的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鲜花 一样开遍朝鲜的山野。这些从祖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 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 己的生命，譬如用身体堵枪眼，用身体掩护领导和战友，节约口粮分送 给当地的老弱幼小。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 们的心，我制止不住内心的斗争。我不断地同自己身上的“私”字斗。 我住下去，每时每刻都受到教育。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 我不再想到写作，只是想到学习，开始交了朋友。我离开以后又再去， 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那个革命家庭吸引了我的心。倘使我能够 长期坚持下去，那么我在改造思想方面多少可以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我 一共只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我离开斗争的生活， 旧习惯又逐渐恢复，决心动摇，安于现状，于是熟悉的又变为生疏，新 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质量也 不高，更谈不上反映斗争的实际、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建国后十七 年中间，为了表示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为了不辜负文艺工作者这个光 荣称号，我总想献出自己的微小力量，给新社会添一小块砖瓦。但是我 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说过错话，写过坏的文章。在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中接受审查，我认为冲击和批斗都是对我的教育，良药苦口，却能治病。我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垃圾，不扫除干净，就会发臭。
我只有在受到多次的批判之后，才感觉到头脑清醒，才重视自己世界观 的改造。在我接受审查的期间，我曾经反复学习光辉的《讲话》。过去 学习，联系自己不深，或者甚至不联系自己。现在却自然而然地联系到 自己身上，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犯错误的原因：不坚持工农 兵方向，不深入斗争生活，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 场讲话。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两大问题，毛主席在光辉的《讲 话》中讲得清清楚楚，可是我离开了毛主席光辉著作就忘得干干净净。 的确在学习光辉《讲话》的时候，我常常自怨自艾，责备自己过去不认 真学，一再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但是，就在这同时我也发现自 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的江青和自称“正确路线代表”和“左派”的 张春桥、姚文元并不是什么“旗手”、什么“左派”，他们搞的那一套 都是和毛主席的教导、和光辉的《讲话》背道而驰的。他们大搞唯心主 义，大搞形而上学，用概念代替生活，不向工农兵学习，不团结人民， 不许百花齐放，不搞普及，大搞特殊化，一个剧组演一出戏，一个演员 演一出戏，演了英雄人物就享受特殊待遇，文艺工作者不深入斗争生 活，却关在高楼大厦里闭门造车，等等，等等。总之，他们打着红旗反 红旗，所作所为，没有一样是遵循伟大领袖的指示，没有一样是符合《讲话》的精神。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大胆妄为，无所顾忌，强 迫人们大写、硬写所谓走资派，搞阴谋诡计，把文艺糟蹋得不成样子。 他们搞的是“阴谋”文学，因此必然脱离生活，关起门来，鬼鬼祟祟， 暗中炮制。他们绞尽脑汁炮制不少作品，使用影射手法、讽喻手法，转 弯抹角，暗箭伤人。为了陷害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他们挖空心思，把十八般武艺全使出来了。同志们，这哪里是文艺，这哪里是文学？他们炮制出来的“文艺”不是文艺，他们炮制出来的“文学”也不是文学。他们就是扼杀文艺的刽子手。“四人帮”是靠棍子起家的。多少年来，张春桥、姚文元就到处挥舞大棒、打棍子，他们篡夺 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以后，篡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以后，就大肆陷 害、迫害一切反对过他们的人、一切知道他们底细的人、一切不听他们 指挥的人，以及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总之，一切妨碍他们篡党夺权 的人。他们陷害、迫害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考虑的周密、手段的毒辣、 方法的巧妙真像叛徒江青十分崇拜的基度山伯爵对待他的仇人那样。我 自己也深有体会，他们妄想一棍子把我打死。我在最近那篇文章里讲过 一点情况。他们对我用的方法是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最后是断送我的 政治生命。同许多朋友谈起来，我觉得我受到的迫害比别人轻得多。但 是这种种精神折磨已经弄得我睡不安宁，我常常梦见自己受到妖魔迫害 挥动手臂保护自己，在干校的时候，我经常梦中大叫，有时甚至摔下床 来。有人说我自己“心中有鬼”。对，我心中的确有“鬼”。“鬼”就 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杀人不用刀的刽子手。张春桥公开叫嚷我不能 够再写文章，还假意地说要成立新文史馆来收容像我这样的人。这无非 是想让我活埋在那里面，他可以少掉一个眼中钉。同志们，个人的遭遇 毕竟是小事。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 义祖国的命运。一九七六年，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和伟大 的领袖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的时候，天空乌云翻滚，日月无光，人们的 心上压着一块大石头。每个人都捏紧拳头咬紧牙关，免得漏出一句担忧 或愤怒的话，招来大祸临头。但是大家坚定地相信已经站起来了的八亿 中国人民绝不再低头，绝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四人帮”的篡党 夺权的罪恶阴谋绝对不能得逞！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挽救了党和
国家，挽救了人民。真是乌云扫尽，日月重辉。阳光灿烂地照耀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我们的河山显得格外壮美。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八亿人民齐声欢唱，八亿颗心齐向我们的首都北 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纪念堂在那里。党中央在那里，全国人民衷心拥 护党中央，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粉碎“四人帮”半年多来，党中央抓 的每件大事，哪一样不是符合人民的心愿？哪一样不是八亿人民所朝夕 想望的？人民，我们的多么可敬、可爱的英雄的人民，在毛主席的伟大 旗帜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整体，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向前 迈进。新的大跃进已经到来。这是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的必然 结果。文艺必须在这个大跃进中发挥它的作用。打倒“四人帮”，我得 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在会议期间我又一次学习了毛主 席光辉的《讲话》，我增强了信心。不管我的笔多么无力，我的声音 多么微弱，我也要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献出自己的全部力 量，让这样一滴水落到奔腾的汪洋大海里面。
五月二十七日
望着总理的遗像
十一年中间我只写了一篇文章。这第一篇文章刚刚发表，那天我 开了一整天的会，傍晚回家，感到疲劳。有一位陌生的中年人来找我， 说是从北京出差到上海，住在我家附近的招待所里，一两天就要走了， 只是因为我在文章里用感激和怀念的词句讲到敬爱的周总理，他冒着小 雨来找我谈谈。这是一位贫苦出身的北方干部，他在我的屋子里坐了一 会，我们谈起来像熟人一样。后来我送他到门口，才问清楚他的姓名， 可是我感觉到我是在同一位亲近的朋友握手、告别。
这是一件真事，这样的事情在一年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对一个 连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人像弟兄一样地倾吐自己心里的话，不怕他、也 不怀疑他会利用这些话来陷害自己，只是因为他触动了自己最深的感 情，只是因为我们的心上有着同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这说明今 天的上海和一年前在王张江姚“四人帮”及其余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完 全不同了。我还记得去年八月一位北京朋友避震南下，经过上海，来到 我的住处表示对老友的关心。他知道我的地址，可以不经过批准就找到
了我。他告诉我两年前另一位朋友从北京来要找我谈话却遭到拒绝。当时我们都有多少心里话要向彼此倾吐，可是话都给咽在肚里了，我们谈起彼此的健康。那个时候朋友们见面常常谈的一句话就是“保重身 体”，因为这样的话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的确只有活得久才有希 望看见“四人帮”的灭亡。有时我在街头遇见多年不见的熟人，紧紧握 着彼此的手半天只讲出这样一句，这一句话里有多么深、多么复杂的意 思啊！但是就在那一次，朋友告诉我，他瞻仰过总理的遗容，总理瘦多 了……他说得短，说得尽可能少动感情。可是他的声音颤抖，他的眼光 向下。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万恶的“四人帮”为了诬 蔑、攻击、陷害我们的好总理，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使用了手里控制 的全部舆论工具，写小说、编历史，含沙射影，借古喻今，甚至明目张 胆在总理的光辉形象上投掷污泥。全国人民看在眼里，他们忘不了这个 深仇大恨。敬爱的总理离开我们的时候，竟然有人不许我们戴黑纱，不 准开追悼会，不让送花圈。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公开地悼念自己敬爱的 总理，我们的报刊不能报道人民的悼念活动，不能反映人民的思想感 情。人们冒着严寒站在十里长街长时间等候，只为了用泪眼看一看总理 的灵车，唤两声“我们的好总理”。多少人痴心梦想灵车在中途停住， 总理从车上走下来。夜深了，孩子们还把身上戴的小纸花一朵一朵地系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几百米长的柏树墙上。……这些在人们中间流传 的激动人心的真实故事竟然也变成了后来被追查的“谣言”，因为悼念 总理构成了一种罪名。有的单位甚至记下人们在总理逝世时表现的哀 痛，准备将来算账。我有一个朋友为总理戴黑纱超过了三个月，一直到 清明节以后才把黑纱拿掉，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别的熟人替她担了多少 心。“四人帮”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然而人 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荧光屏上谁不脱帽，谁表现得最奇特，他们看得 清清楚楚。当反动文痞姚文元挥舞刀斧乱砍乱杀的时候，我只能在心里发出无声的诅咒，却不敢在大庭广众之间公开表示自己的真实的感情。
我多么为自己的怯懦感到惭愧！那天听到北方朋友的话以后，静下来时 我望着总理的遗像出神，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总理讲啊。晚上我梦见自己 也跟随瞻仰遗容的群众，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我也看见总理瘦多了。我 醒在床上，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用手搔自己的胸膛，有一团火在我的 心里燃烧，有多少小虫在咬我的心。我痛苦地问：为什么现代医学的巨 大成就还不能减轻这个伟大人物的病痛？在那个时候我怀着深仇大恨诅 咒这一伙无恶不作的黑帮，我知道在我们广大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怀着同 样的深仇大恨咒骂他们，我知道真理的光芒是翻滚的乌云掩盖不了的， 我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敬爱的周总理为之献出毕生 精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改变颜色，我相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中 国人民的好总理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于是我又看见 了我们总理的亲切、慈祥的面容，我又听到了我们总理的愉快、爽朗的 笑声，总理并没有离开我们！我回忆起过去多次看见总理的幸福日子。 一九四一年春天在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我第一次和总理见 面，他那紧紧的握手和亲切的笑容给我驱散了雾重庆的寒气。从这个时 候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年中间我听过总理多次的报告、演说和谈 话，我受到总理多次的接见，我后悔不曾把总理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 不论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解放前的上海，新中国诞生后的北京，总理 那些恳切、明确的言辞里总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总是闪耀着共 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总理和知识分子接触较多，他亲切交谈、谆谆教 诲，有时鼓励，有时批评，有时还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引导听话的人。今 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含着眼泪谈起我们的总理，像谈起自己敬爱的长 者和亲密的朋友，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 子的政策，因为他苦口婆心把他们引上改造的道路，让更多的人参加革命，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听见总理讲过几次，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他在谈话中间一提到毛主席就流露出敬爱之情，我特别注意到这一 点，我就是通过总理的教导开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我还记得一九四四 年年尾国民党湘桂大撤退、日军进入贵州的时候，重庆的文艺工作者对 国民党反动派的逃跑政策愤慨万分，但又没有抗敌的办法，因而感到彷 徨无路的时候，总理应邀出席我们的座谈，我们都把总理当作亲人一 样，求助于他。他坚定明确地用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鼓励我们，并且给我 们指出继续抗敌的道路，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刻看到光明。他的态度恳 切，话语明确，通过一个晚上的交谈，他把他那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 了。他就有这样一种力量。在日本投降以后，总理又应邀在重庆张家花 园文协会所里向我们宣讲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用生动亲 切的言辞介绍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和收 获。这两次座谈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给我打开了新的广阔的眼界。知 识分子改造的光明大道摆在我的面前，可是我没有勇气同旧的生活决 裂，不能跳出资产阶级思想的泥坑，又害怕痛苦的磨炼，没有走上新的 路，辜负了总理的教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曾家岩总理办事处门 外安置了不少特务，总理进出都要受到监视，但是总理坚定沉着地同敌 人战斗了八年，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一九四六年有一个晚上，总理 在文协讲了话，最后出来，走上张家花园通大街的一级一级的石板坡， 后面只有一个陪同他来的同志，总理披着一件旧的黑大氅。我怀着崇敬 的心情走在他的身旁。重庆的夜使人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四周非常 静，再看不见一个人影。总理脚步稳定地慢慢上坡。我问他什么时候去 南京，他告诉我明天去。他说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然而还是要谈下 去，这样可以向人民揭露他们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在重庆，国民 党反动派活动猖獗，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真有点替总理担心。但是我知道总理在任何危急紧张的情况下都能够沉着应付，他从来不为个人的安危操心。我想起一个朋友讲过的话，她有一次同周副主席从重庆 飞回延安，中途遇险，在紧急关头，把带的行李都抛下去了，周副主席 非常镇静，他只顾照应别人。她说：“在周副主席身边即使遇到危险， 你看见他又坚定、又从容的表情，也感到很安全。”在快到最后一级石 梯的时候，我说：“斗争很艰巨，希望多多保重。”总理满怀信心地 说：“只要坚持斗争，人民一定胜利。”上了坡，我看见他同另一位同 志都上了车走了，我突然觉得十分孤寂。我感觉到我多么敬爱这一个 人，这样一位完全没有私心的人，在他的身边我也感到十分安全，听他 谈话，我一切个人的考虑都消失了。无论在困难时期，或者在胜利时 期，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建设时期，总理始终是精神饱满，意气昂扬，光 明正大，坚持原则，进行工作，进行战斗。他那些恳切、明确而充满信 心的言辞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九五〇年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 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出发前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已经 是午夜了，总理还对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抗 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有些刚从外地到京的代表对抗美援朝的意义还认识 不清，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听了总理的谈话以后，仿佛见到一片晴空， 非常明白，一切顾虑和疑惑都消失了。那一夜我坐在后排，总理进来的 时候没有看见我，还拿着名单问我来了没有，见到我又问起我的生活和 工作的情况。我从中南海出来，凌晨的寒气使我感到一阵冷，可是我心 里却十分暖和，好像看见了几小时以后就要上升的朝阳。回到旅馆，我 就拿起笔开始写我那封《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几年后，一九五七 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总理在中南海接见文艺界，我又是坐在后 排，他没有看见，又提起我的名字，要我坐到前面去。这一次总理谈得特别亲切，他鼓励知识分子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同过去决裂。他再三告诫，反复解释，甚至以自己为例，讲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兄弟的事情，用亲身经历来勉励我们。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不要重视自己 少年时期的印象，当时见到的房子，地方，见到的事物，以为很大，后 来再看见就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分析自己过去 的一些印象，的确是这样。总理总是鼓励人朝前看，不要留恋过去。他 鼓励知识分子丢掉包袱，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和总理握手告别的时候， 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的笑容和他的紧紧握手含有多大的关心！我还记 得一九五五年四月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那个时候参加万隆会议 的中国记者包乘的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空中爆炸，这是由于国民 党特务安放定时炸弹造成的破坏事故，目的是妄图暗害出席万隆会议的 总理。我当时在印度新德里参加一个会议，我们这个人数相当多的代表 团是在十天以前包乘印度飞机从香港机场起飞的。会议闭幕，我们准备 包乘原机飞回香港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总理要我们等候通知，准备 改道直接飞回昆明。总理在会议繁忙、斗争紧张的时候，还关心我们这 些人的安危。我常常感觉到他关心的不只是某一个人，整个国家、全体 人民、全体干部的事情都时时萦绕着他的心。一九六五年年底在总理为 斯特朗八十岁生日在上海举行的宴会结束后，总理留下来同参加宴会的 几位歌唱家谈话，要他们再唱一遍《长征组歌》。总理说：“我很喜欢 听。”他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很深的感情。我不禁想起他以前在一次报 告中提到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老班长的一段话，那段话是： “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 让她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总理说：“我每次听 到这段话就要流眼泪。”他说话时声音微微颤动，他动了感情，他又想 起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了。总理对人民真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这次 总理还向歌唱家们解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歌词的深刻意义，他同他们一起唱起来，还做手势，和司徒汉同志一起指挥。他这样喜爱《长征组歌》，他病重期间，在医院里想再听一次《长征组歌》，可 是“四人帮”不让人给他送《长征组歌》的录音磁带去！就是在这次的 宴会上，我又见到了总理，他同在座的人都碰了杯。他到了我前面， 陪同他走来的陈丕显同志说：“他刚从越南回来。”总理点头笑道： “我知道。”他的鼓励的笑容使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最后一次和总 理谈话，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招待出席亚非 作家紧急会议的外宾，总理到得早。我说：“总理，您太忙了。”总 理说：“我习惯了，不觉得忙。”我看见他的和蔼的笑容，就想起在 三年前，春节农历初四，总理在上海泰兴路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 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同志说：“这些年总理从未休息过，只有这次因 为痔疮出血才休假几天。”其实这哪里是休假？总理召开座谈会了解 各方面的情况也是为了工作。我们的总理哪里有过一天的休息？招待 宴会后第二天我又看见总理了，那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支援越南人 民抗美斗争的大会上，大会结束，总理和陈毅同志有说有笑地离开了 主席台，他的脚步稳健，声音洪亮。望着他的背影，我做梦也没有想 到他已经患了心脏病需要随身携带硝酸甘油了，更没有想到这会是我 最后一次看见他！……
关于总理的回忆是说不尽、讲不完的。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讲了 几件事情。十年前我在小报上看到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一次报告， 当时窃取了上海市革委会主任职权的张春桥杀气腾腾地说，上海文艺界 有一些通天的人，因此他已经向总理打过招呼，不要管上海文艺界的事 情。从此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就给剥夺了看见总理的权利，也就完全 落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手里，由他们随意摆布了。我是绝
不甘心的。然而个人的遭遇毕竟是很渺小的事情。我们更关心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和敬爱的总理的健康。十年来我天天盼望能再看见总理一面，再听一次总理的教诲，我愿意接受总理的批评，向他保证我要 认真改造自己。但是我从报纸刊出的照片上看见总理一天天地瘦下去， 病容越来越显著。前年九月总理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外宾的照片给全 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焦虑。有什么办法能够挽救总理的光辉的生命？谁也 不能想象总理会离开我们。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日子一天天在逼 近。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愿：想一切办法让总理活下去，尽一切力量减 轻总理的病痛。然而“四人帮”及其余党不是这样想，他们想方设法 陷害总理，迫害总理，破坏总理的治疗。总理在病中不但要为国家大 事和人民生活操劳，而且要跟疾病战斗，要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战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聆听新近发表的毛主席词二首的 朗诵，他还反复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 一定要实现。”这说明我们的好总理在忍受巨大病痛的时候，对共产 主义的事业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去年一月九日凌晨，电波传来的哀 乐终于使我的希望破灭。我还记得，我刚刚打开收音机，意外地听到 了哀乐，我愣了一下。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的我的儿子马上惊呼了一 声：“总理！”再也讲不出话来。这个在新中国生长的青年也和老一 辈的人一样热爱我们的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我们不能离开 你！”人们哭着，喊着。我们的总理为八亿人民操了那么多的心，总 理给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注入了那么多的心血，每个人的幸福生 活里都有总理的无限的关心。八亿人民用什么来表示我们热爱总理的 感情呢？八亿人民用什么来表示我们对陷害、迫害总理的“四人帮” 的深仇大恨呢？……我去年和那位朋友见面的时候，我和少数几个熟人经常谈起总理的时候，我静下来想起总理为了我们这些人的进步和改造花费多少心血的时候，我想到这位大公无私连骨灰也献给祖国大地的伟大人物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怒火烧着我的心，我反复地问：用什么来表示？用 什么来表示？我们究竟用什么来回答总理临终前反复唱的“团结起来到 明天”呢？
回答终于来了。八亿人民的心愿实现了。党中央继承了毛主席的遗 志，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给一举粉碎了。这一伙 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妖魔鬼怪全给打翻在地上，再也翻不了身了。八 亿人民也决不让他们翻身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地，万众欢腾的 歌声又响遍全国。人们可以心情舒畅、毫无顾虑地倾吐自己的感情。人 们在报刊上、在讲台上、在会场里畅谈总理的丰功伟绩，在舞台上、在 银幕上、在荧屏上尽情歌唱怀念总理的深情。演员淌着眼泪，听众也淌 眼泪，泪水流成一片，演员还是要唱，听众还是要听。人们在交谈中常 常含着眼泪讲起总理，到今天还是这样。像这样的事情过去哪里有过？ 这些流不尽的、感情真挚的眼泪，像一根带子把八亿人民的心牢牢地 拴在一起了。这些眼泪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表示对我们总理的无限 感激和无限敬爱。我们没有权利在敬爱的总理的遗像前面流下悲伤的眼 泪。总理一生坚决捍卫的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现在党中央高高举起；毛主 席亲手开创、总理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八亿 人民团结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团结得像一个人，迈着坚定雄伟的步 伐奋勇前进。
我又一次翻开纪念总理的书册，望着总理的遗像，我止不住满眶 热泪。我再也听不到敬爱的总理的教诲了。但是我一定要把心里话讲出 来，我的心才能够平静：对于千方百计迫害、陷害总理的人，绝不能 心慈手软。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无限光明，无限美好。我们总理的骨灰长留在伟大祖国的江河、山野，他的光辉形象将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子孙万代将牢牢记住他的英名。
七月十日
《家》重印后记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 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经过和 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
我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 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 像个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 不出治病的药方。三四十年前读者就给我来信，要求指明出路，可是我 始终在作品里呼号，呻吟，让小说中的人物绝望地死去，让寒冷的长夜 笼罩在读者的心上。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他们最初喜欢我的作品， 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他 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至于今天，那更明 显，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 一些。
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重印《家》，向我征求意见，我表示同意，因为我这样想：让《家》和读者再次见面，也许可以帮助人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些情况。在我的作品中，《家》是一部写实的小说，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爱过或者恨过的，书中有些场面还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 的，没有我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就写不出这本小说。我说过：“我不 是为了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写《家》 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 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 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爪下面挣扎。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 实在太深了，像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承认：我 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 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 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等等，等等。今天的读者对我在一九三一年发 表的这本小说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不用我在这里啰唆了。《家》这次重 版，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我并未作新的改动。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家》也被当作“大毒草”判处了死 刑。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也得到了 挽救。要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没有给彻底摧毁，我的这本小说 将永远见不了天日。
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再一次提出我的控诉。
八月九日
杨林同志
我回到师部的那天晚上，敌机来投了一颗炸弹，就在我住的那家 朝鲜老大娘的房子附近爆炸了，空地上现出了一个大坑，却没有毁屋伤 人。第二天师政治部陈主任就叫人把我的行李搬到半山上一个洞子里 去。这天下午我在另一个地方参加座谈会，晚上才回来。当天下过雪， 雪垫得厚，我走了一段路，到山脚下。
整个山都是白的，上山的路看得出来，我对小通讯员说了一句： “上去吧！”就迈步上山。我还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不知道高低，这一 级一级的山路每一级中间的距离相当大，我走了几步，就感觉到吃力。 “李林同志，慢点走。”这个跟着我从××山八连来的小通讯员接连 说，他紧紧跟在我后面，扶着我，拉着我。最后我站在洞子前面，满头 大汗，喘了几口气，小通讯员在旁边带笑说：“李林同志，你年纪大， 在城里头住惯了，要慢慢走。”我谢谢他，说：“今晚上多亏你帮忙。 你辛苦了。”我为自己感到抱歉，我才四十几岁，在他的眼里就显得 “年纪大”，行动需要人照应了。
小通讯员笑笑说：“我不辛苦。照应李林同志，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嘛。好……我去点个亮，让你早点休息。”他走进洞去了。
这个小通讯员才二十岁，叫杨林，圆圆脸，圆圆眼睛，身材瘦小， 却相当结实。他是我的同乡，四川人。我在××山八连进行采访的时 候，他在连部当通讯员，郝指导员有时派他跟着我到班、排里跑跑，我 同他就熟了。这次陈主任派车接我，郝指导员说：“你去的时间不长， 让杨林去照应你吧。”杨林没有讲什么，就打好背包跟我上了车。他入 朝不过几个月，可是他最初在师部待过一个短时期，到了这里他并不陌 生。车子在傍晚开出，深夜到达，管理员作了安排，杨林很快就把我的 住处布置好了。我睡在老大娘家一个小房间里，杨林却背着背包找陈主 任的通讯员郭卫去了。我在车子上给颠簸了几个小时，感到疲倦，在铺 上睡下来闭上眼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好，连附近落了一颗炸弹也没有惊 醒我。我仍在做我的梦，却没有想到把杨林急坏了。
杨林给爆炸声吵醒了。他连忙跑过来看我有没有受惊。老大娘倒醒 着。我却睡得很好，他唤我两声，唤不醒。他也不走开，就坐在我房门 外木廊上裹着棉大衣打盹，睡到了天明。
我起来上厕所，天刚刚亮，走出房间看见杨林在打扫院子，我问 道：“有什么事？你这样早起来了！”
“没有什么事，”他一面打扫一面说，“我来给阿妈妮做点事情。 你再睡一会儿吧。”后来我听这里的老大娘说，才知道他听见炸弹声就 跑来了。我便问他：“你为什么不喊醒我？”他笑道：“你睡得好。喊 不醒。”我说：“那么你就应该回去睡觉。”他又回答：“我害怕敌机 再来，就等在这儿，有事情我好喊醒你。”
我看了看他的脸：两颗滚圆的漆黑眼瞳好像一对发光的玻璃珠子停 在那里。此外，圆圆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征。这是一个普通的健康的年轻人的面貌。在这一对发亮的眼瞳里，我看到了新的充满生气的东西。我想起了郝指导员告诉我的事情，我就问他：“听说你这次来朝鲜，你妈不同意是不是？” “我妈同意了。我妈今年五十七，我还有个哥哥，大我十岁，前年接了嫂嫂。我要参军的时候，我妈思想搞不通。”杨林讲到这里，眼睛 一亮，他微笑了，“我报了名回家，她不给我饭吃。我买了十个鸡蛋， 请嫂嫂煮三个给我吃。我又劝妈说：‘人不能忘本，不能光想到自家 啊！想想当初我们怎样，如今我们又怎样。’有人帮我做我妈的工作， 我妈思想搞通了，她自家送我去参军。”
“你家里过得不错吧？你说有人帮忙做工作，是什么人呢？”我 再问。
“我们从前受过很多苦，如今翻了身，有吃，有穿，有屋住。”对后 一句话他就不回答了，他只是笑笑，那一对黑眼瞳一下子更亮了。
那是下午的事情。这时我走进洞里，杨林已经把蜡烛点燃了。烛光 摇晃得厉害。洞子不算小，是一个长条，有一张长的土炕，炕前还有一 张简单的木头小桌子。被子铺好了，我们两个人睡在炕的两头。
“李林同志，你今天累了，早点睡吧。”杨林站在小桌前对我说， 又带笑地加上一句，“今晚上我不会喊醒你。”烛光在他的脸上晃来晃 去，那一对黑眼瞳还是很明亮。
我的确感到疲倦，又感到眼睛不舒服，说声“好”，便脱衣睡了。 他接着吹灭烛，也上了炕。
我本来想睡，可是倒下去以后，思想却活动起来。洞子里阴冷，我 翻来覆去，总不能入睡。我想起下午座谈会上几位年轻战士的声音，相 貌。有北方人，有南方人；有圆脸，有长脸；眼睛有大有小；但这些脸 和杨林的脸有相似的地方：端正、健康、有生气、充满精力；他们讲起话来好像什么都肯告诉你一样。那几位战士和杨林的年纪差不多，参军入朝的时间也不久，可是都参加过战斗立了功。他们谈起自己的事迹，
谈得很简单，看得很平常。听他们谈话，消灭敌人，保护人民，献出生 命，都是分内的事，普通的事。这几张脸连续在我的脑子里显现。还有 一张不太圆的脸，脸上一对眼睛也很黑很亮，嘴唇厚厚的，这是郭卫的 脸。我真喜欢这些年轻人的笑脸。我想着，心又渐渐平静了。我把压在 被子上面的棉大衣盖好。
就在这个时候，睡得很好的杨林忽然讲起话来，声音不小，把我吓 了一跳。他说：“不把美帝赶出去，我决不回家。”我翻了一个身。黑 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讲梦话。他咳了一声嗽，然后 又静下来了。
这样一来我的思想又给搅乱了。我又想起了这天下午的座谈会，那 几位年轻战士谈他们英雄事迹的时候，我边听边记，我偶尔注意到坐在 炕角的杨林也在那里记下什么，他听得很注意。我早先在连部就听见郝 指导员说杨林入朝以后学文化很努力。他同我在一起，也常常问起这个 字怎么写，那个字如何念。他一定是在记录那些战士的事迹，他记得很 认真。我很想看看他究竟记下些什么。
我这样想来想去，脑子不肯休息。我开始感觉到洞子里气闷。我就 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好衣服，披上棉大衣，拿着手电筒走到洞口。我轻轻 地走着，不要发出响声，免得把杨林惊醒。
我走出洞，一股冷气扑到脸上。又落雪了。雪花满天飞舞，落在 我脸上、手上化成一滴一滴的水。上面是灰白色的天空，山下茫茫一片 白雪，没有灯光。我在洞子前站了几分钟。我感到冷。我看表，北京 时间还不到十点。我来朝鲜也有三个多月了。在我家乡很少见过这样的 大雪，而且现在天气开始转暖了。我忽然想，这个时候家乡的人在干什么？我觉得我同杨林的梦有些接近了。
我转身进洞。我听见杨林的声音：“李林同志。”洞子里又闪着微弱的烛光。杨林也穿好了衣服，他揉着眼睛问我：“有什么事情？”我 说：“又下雪了。我睡不着，到外面去看看。你怎么也起来了？”
他看了我两眼，说：“我看见你不在，我怎么不着急？照应你是我 的任务嘛！你要是摔下去怎么好！”他说到后来轻松地笑了。
我感到惭愧，就说：“你放心睡吧，没有事了。”我不再说话， 就在炕上睡了。在黑暗中我还看见那对明亮的黑眼瞳和那一张圆圆的笑 脸，我的思想还是不平静。我听见了杨林的不太响的鼾声。我后来也睡 着了。
第二天大清早，我起身的时候，杨林不在洞里。我走出洞子，雪早 停了。我看见杨林拿着一把铁锹走上来。他带笑说，额上、嘴上还在冒 热气：“李林同志，你不用担心，今天路好走了。”原来他把路上的积 雪铲过了，土级铲平了些。本来我倒真担心路不好走，现在我顺利地跟 着他走到了下面。
我刚刚停住脚，就听见有人唤我，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兵团文工 团的王协理员，他后面还有人，都是文工团员，有男有女，年纪很轻， 脚步非常轻快。王协理员是我的熟人，在兵团里见过几面，有一张褐色 的瘦脸，厚厚的嘴唇，三十岁不到，广东人。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来 的？又碰到你了。今晚上要看我们演出啊。”他很热情，捏住我的手不 放，一连讲了三句话。
看他们的演出，陈主任已经给我作了安排。我们交谈了彼此的近 况。文工团的部分团员在祖国学习节目，回到兵团，到部队演出，现在 到了这个师。他们是昨天深夜到达的。就住在我右手上边两个较大的洞 子里面。当时这些人上山吵吵闹闹，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我同王协理员谈话的时候，几个文工团员也在和杨林交谈。我听见他们称赞他做了“好事情”，给大家带来方便。杨林却拉住他们问祖国的情况。因为他们有事情，我要到陈主任那里去，我们就一起走了一段 路，转了弯，才分手。
陈主任住在紧靠山脚的一间没有人住的破房子里。房子稍微修缮了 一下，里面有地炕，房外有木廊，旁边还有一小间没有地板的小屋子。 他睡在有地炕的屋里，就在木廊上吃饭、会客。他听见我的声音，从屋 子里揭开当门帘用的雨布走到廊上来，高兴地招呼我：“老李，把你搬 到洞子里，你没有意见吧。没有想到鬼子用炸弹欢迎你。”他哈哈地笑 了起来。他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张瘦脸生气勃勃。他很精干，又是一 个直性子。
我坐下来对他谈起昨夜上山的狼狈情况，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 “我想得不够周到，我以为四川人会爬山，没有想到你在大城市住惯 了，又使惯了笔杆子。不过有这个小鬼照应你，我想问题不大。”
“你说杨林吗？”我惊讶地问道。 “对，这个小鬼在我这里待过一段时期。初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就是吵着要下连队，不愿意待在上面。问他为什么，他说来朝鲜是为了 打仗。再问他，他说：‘不打仗就想家，想妈妈。’真是个小孩。”他 爽朗地笑了，“我后来把他交给郝平。现在不同了，懂得多了。郝平没 有对你谈过吗？”
我不知道陈主任指的什么，一时答不出来。他接下去说：“有一 次他跟着郝平回连部，下过几天的雨，他们连部坑道口上方裂开一个大 口，掉下一大块砂土，郝平刚走到洞口，小鬼看见就跑上前去，把郝平 一推，两个人都倒了，小鬼膀子上受了点伤，左手半个月举不起来，他 连哼都不哼一声。问他当时怎么想法，他说来不及讲话了，只好用自己身体顶住。”我 还 不 知 道 这件 事， 虽 然 郝 指 导 员 也 对 我 谈 过 一 些别 的 事 情 。
“啊……”我这样答应着。陈主任又点燃一支烟，往下讲：“我前些时 候到郝平那里去过，看见这个小鬼。才几个月，不同了，好像长大不 少。不过还是提要求，想到班里去，想打仗。”讲到这里陈主任又大笑 了，“我当初参加红军，比他还小，我什么也不懂，只晓得报仇。我只 有十六岁，父母给反动派杀害了，红军经过我们那里，我就跟着红军走 了。今天这些青年都比我那个时候强。看见他们，我真是满心高兴。你 报道功臣的事迹，可是没有立功的英雄还多得很，你也可以找两个普通 的年轻人谈谈，譬如我的通讯员郭卫，还有杨林……这些小鬼……”
陈主任一向健谈，要不是郭卫摆上饭菜，让我们吃饭，他还会谈下 去。同桌还有宣传科的吴科长。我吃着祖国运来的罐头肉和鸡蛋粉做的 菜，心又回到鸭绿江那边的祖国去了。我深切地感觉到和祖国血肉相连 的关系。我应当把这些年轻战士的事迹多向祖国报道。陈主任这次找我 来就是要我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正在吃饭，王协理员来了，他来找陈主任和吴科长，谈演出 的事。吃完饭我听见他们谈话，知道这次文工团还要到连队演出，要分 散到坑道里演出，也要到八连演出。王协理员兴奋地谈他们的计划和 决心。吴科长详细地谈他的安排，陈主任有时作一点补充。他们谈得起 劲，我要去参加宣传科为我布置的青年战士座谈会，就先走了。
我参加了整个上午的座谈会，八个青年战士谈他们的事迹和心情。 和昨天的会不同的是，发言的人中有一半不曾立过功，其中就有郭卫， 有的入朝不过几个月。他们谈得朴素、简单，但是谈的是真实的事情和 真实的感情。我尽可能多地把他们的谈话记在本子上。我注意到杨林也 在记录。不过他更多的时间望着讲话的人，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瞳动也不动一下。特别是他的朋友郭卫讲话的时候，他嘴唇边露出微笑。
散会以后，我同杨林走到我头一夜住过的老大娘的家里去休息。路上我问他听了这样的发言有什么想法。 “我要学习他们。”他答道。 我说：“你做梦也说：不把美国鬼子赶出去，决不回家。你的决心真大啊。” 他红着脸说：“我就是爱说梦话，把啥子心事都讲出来了。不瞒你李林同志说，我初到的时候常常想家。我自己跟自己思想打仗。后来我 决心大了。有时候我梦见我妈要我回去，我不答应。”
我们走进了门前有棵栗树的小院子，瘦小健康的老大娘像招呼亲人 一样，问这问那，问我搬到哪里去了，住得是不是舒服。她笑起来眼睛 眯得很小。老大爷不讲话，但他也用笑脸欢迎我们。他们的木廊擦洗得 很干净，光滑发亮。老大娘就让我们在廊上休息。我对杨林谈起他的笔 记本，说我想看看。他爽快地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我。
这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是一位上海工人赠给“最可爱的人”的 纪念品。头一页是毛主席的像，接着的一页上面有杨林写的几个大字： “把一切献给祖国。”另一页写：“一定要做一个好通讯员。”然后又 写：“牢记指导员讲的故事。”以后就是记录别人的谈话，记得不全， 只是一些重要的句子，但笔画很清楚。昨天和今天的会上他记的都在这 里。我看那些简单句子，也能明白别人讲些什么。有好几处地方，他写 了“向张祥言烈士学习”的字样。我一下子想不起张祥言是谁。我把笔 记本还给他的时候附带问了一句。
“就是指导员的老师嘛。”他答道，两只黑眼瞳又不动了。 “啊……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那是两个月前在八连连部发生的事情。杨林又在向郝指导员要求到班里去，他表示不愿意当通讯员。郝指导员起初不作声，他伸起右手放在嘴上，五根指头用力把两边脸颊摸了一下，托住了下巴，眼光落在遮窗洞的木板上面，然后移到杨林的脸上。他说：“我上次答应给你讲我 当通讯员的事。……我从小就吃苦，也没有念过一本书，连一个‘大’ 字也不识。我后来参军当通讯员。我跟着一位指导员，他对我真好， 一有空就教我学文化，逼我识字。有一次我跟着他去打仗，我执行了通 讯任务，回到他的身边，他挂了花。部队开始转移阵地，敌人炮打得 猛，我把他背下火线。他去休养的时候，我仍然跟着他。……他看了不 少书，本本都念给我听，讲给我听，有时还要出题叫我回答。我要是答 不出，要是不认真听，他就摇摇头说：‘小鬼，每个人都要往前走啊！ 你也不会当一辈子通讯员。你不好好学文化，学政治，要是你当了指导 员，你怎么办？你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啊！’我听他这么一说，再 也不敢偷懒了。”
杨林不眨眼地望着指导员，听见指导员忽然静下来了，哪怕是一分 钟，他也不能等待似的急着问：“那位指导员现在还在部队吗？”
指导员摇摇头，声音低沉地说：“他牺牲了。他是在解放锦州的 战役中牺牲的。他指挥两个排堵住了敌人一个团十几次的猛攻，最后剩 下十多个人，仍然守住阵地。他受了重伤，还趴在地上指挥作战。后 来友军消灭了敌人，同我们会师了。我背他下去，他两手两腿都断了。 我刚刚把他湿漉漉的身子背在背上。他说：‘小鬼，又是你背我，这是 第二次了。谢谢你啊。你背起来，我一点也不痛。’他看见我掉眼泪， 他还批评我：‘小鬼，这是革命啊，像你这样哭哭啼啼怎么行！’我听 他这一说，倒真的哭起来了。他又说：‘不要哭了，我们打了大胜仗， 应当高兴啊。……少我一个不要紧。你记住我的话，你将来也会当指导 员的，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解放全中国……要坚强啊……要乐观啊……’”指导员掏出那块用降落伞改做的手帕揩了一下眼睛，又把手帕放回裤袋里，加上一句：“我到今天还记得我这位老师的话。”杨林站在条桌前，仍然望着指导员的黑黑的长方脸，泪珠从眼角落 下，他也不去揩干。他忽然挣红脸正经地说：“指导员，我一定记住。”
指导员点点头说：“记住就好。”他看看杨林，又看看旁边另外 两个青年战士，他微微露出笑容说：“要是他看到你们这些小青年，他 会多高兴啊。……你们一定要大步往前跑啊！”他伸起手把军帽往上一 掀，手指头在额上搔了几下。我才看到他的额上本来长头发的地方，现 在是一块发亮的、淡红和浅白色的伤疤。……
老大娘端着一盆团子从房里出来，笑容满面地说：“吃吧，阿妈妮 做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吃。”我推辞，杨林也推辞，我们又说又比画， 但是没有办法。老大娘把杨林当作儿子一样，老大娘做出生气的样子。 后来又笑了，终于逼着杨林吃了一个团子，老大娘才满意地走开了。
我阖上笔记本，交还给杨林，含笑问一句：“你现在不要求到班里 去吗？”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听指导员的话。”
天还没有黑，演出开始了。陈主任差郭卫来找我时，我正和杨林到 剧场去，在半路上遇着了。郭卫同杨林是同时到朝鲜的熟人，年纪差不 多，见了面很亲热，总是有谈不完的话。路有点滑，走得慢。我们到了 剧场，王协理员已经讲完话，节目开始了。陈主任招呼我坐在他旁边。 我们都坐在木头上。杨林和郭卫坐在我的旁边。
剧场是利用山脚原有的一个大洞子改建的，可以容纳两三百人，一 根一根的木头横倒在地上，当作座位。舞台很简单，是新近筑成的，在 明亮的汽灯下面，显得干干净净。我回头看后面，木头上坐满了人，许
多张年轻战士的脸，许多对漆黑发亮的眼珠，全朝着舞台。
节目不多，有歌有舞，有独唱，有合唱。内容是反映祖国人民的新生活，歌颂毛主席，歌颂党。合唱《东方红》开始，最后一个节目是 舞蹈《抢渡大渡河》。每一个节目结束，战士们都热烈鼓掌，露出满意 的笑容，我听见杨林对郭卫说，他入朝以后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好的节 目。郭卫说，他看过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慰问演出，也很好。杨林说， 看了这些节目，更爱祖国，晚上一定要做梦。郭卫笑着说，他高兴起 来，就睡得特别好，不做梦。我觉得好笑，真是小青年的想法。演到最 后一个节目，剧场里特别安静，人们聚精会神地望着舞台上的每一个动 作。争分夺秒，有敌无我，奋不顾身……勇士们的一举一动牵引着两百 多个战士的心。我侧头看杨林，他睁大眼睛，嘴微微张开，好像在说： “快！快！”他把郭卫的手拉住。郭卫也不眨眼地望着台上的红旗。勇士 过了江，红旗插在对岸，胜利了！战士们热烈鼓掌。杨林小声对郭卫说： “最好再演一次。”他也拼命鼓掌。大家站起来，有秩序地陆续散去。
“老李，你到我那里去坐坐。”陈主任对我说。我们又走到那个小 院子，在木廊上坐下来，我坐在用木箱改做的椅子上。陈主任叫郭卫沏 了两杯茶。
夜很冷，院子里还有积雪，廊上长条桌上烛光暗淡，摇晃得厉害。 “老李，看了这些节目，更想祖国了。好啊！”陈主任端起茶杯带笑地说。 “我看，你会想到更远的日子，那些忘不了的日子吧。”我接下去说，我知道他是经过长征的干部。 “对，我当然忘不了，”他歇了歇，好像他眼前出现了那些日子的景象似的，“当时哪里想得到今天！但是有些人脑子里的的确确有个 今天。虽然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但总是有个今天。”他看了看郭卫同杨林，他们在小声谈论什么。他又说：“小鬼，你们现在幸福多了。你们想也想不出我们当时的情况，你们听听也好。”
两个通讯员听见他这么说，就走了过来，望着他那张带着刚毅表情 的瘦脸，等待他讲什么。他咳了一声嗽，就讲道：“我爬雪山过草地的 时候年纪比你们还小。那年我们过了金沙江以后，就爬上一座高山，正 是在大热天，起先还很热，走了三分之二，有的人就气喘得不得了，也 有人口渴得没有办法，把路旁的雪水捧起来喝，一喝下去就倒下死了。 一坐下来休息，也就站不起来，闭气死了。我看见自己的阶级弟兄就这 样白白地死去，也哭过几次。可是哭过后我还是要硬起心肠往前走。我 就是经过这样的考验来的。”
杨林和郭卫都瞪着眼出神地听陈主任讲话，两个年轻人的眼球都是 黑亮黑亮的，杨林的眼睛稍微大一些，郭卫的嘴唇厚一些。陈主任喝了一 口茶，他好像不打算讲了，可是看见年轻人听得那样注意，他又往下说： “草地上没有人烟，气候时常变化，时而下雪，时而下雹。……我 们晚上只好在山脚草坪上用竿子支雨伞，或者拆被子搭帐篷，自己待在 里头。……有时候下大雨刮大风，把帐篷一吹就吹得很远，那时人就只 好淋雨。有一次下了一整天的大雨，淋得人只想找个洞子钻进去。…… 我们每天煮一点稀的东西吃。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就把脚上穿的牛皮鞋 脱下来煮起吃。……我们还走到一片陷泥地，一个不小心陷下去，就起不来，死在里头……” 杨林的嘴里忽然冒出一句话：“首长，你们很坚强啊！”他自己马上觉得不该出声，就站直了身子。陈主任微微笑了起来，说：“小鬼， 我那个时候也是通讯员。”停了停又说，“朝鲜战场上最艰苦的日子， 一口雪一口炒面的日子也比那个时候强得多。可你们都没有赶上。”
“我们来晚了。”杨林又惋惜地说了一句，郭卫连忙拉他袖子，他就闭上了嘴，脸上还有笑容，看得出他对陈主任怀有敬爱的感情。
“来晚了不要紧。反正仗还有得打。”陈主任带笑说，他又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在长条桌上。“我知道你想打仗，一直没有赶上机会。 不要紧，你好好锻炼吧，你们那里的一七〇高地不是大家都讨厌吗？敌 人不肯谈判，就把它拔掉……”一七〇高地是八连的眼中钉，就在×× 山前面，郝指导员经常提到它。
屋子里电话铃响了，打断了陈主任的话，是师政委打来的，政委和 陈主任在谈什么事情，我就告辞走了，陈主任也没有留我。
我在积雪的路上走着，一面和旁边的杨林讲话，他兴奋地告诉我， 他今天给母亲寄了一封信去。我问他信上写些什么。他说：“我请她不 要多想我，我向她保证我要争取打仗立功，把喜报送到家里去。”我就 说：“你妈一定很高兴，有你这样的好儿子。”他说：“我妈好久没有 来信了，多半是他们忙，来不及替我妈写信……”他还要讲下去，忽然 听见后面有人叫：“杨林！”我们站住回过头去看。郭卫跑了上来。他 到了我们面前，敬个礼说：“李林同志，首长叫送来的，他说刚才忘了 拿给你。”他递了一个小纸包给我。我打开纸包，现出两盒咳嗽糖来。 这种糖在祖国是极其普通的。我说：“你替我谢谢主任。”
我把纸包塞在棉军衣的口袋里，继续往前走。 我们回到洞子里，杨林点燃蜡烛，我打开纸包，看到陈主任的一封短信：
李林同志：从祖国带来的糖，分两盒给你，请收下这份来得不 易的礼物。此致
革命的敬礼
陈正昌
××日
我准备分一盒给郝指导员他们。我打开另一盒，噙了一颗糖，也让杨林尝一块。我说：“含着祖国来的糖，心更贴近祖国了。” 这一晚我睡得很好。
早晨醒来，我感到冷，盖在被子上的棉大衣落到地上了。杨林不在 洞里。我穿好衣服，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片，我拿到洞口看，原来是杨 林留的字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他写着：
“报告李林同志：半夜里鬼子炸坏了老乡的房子，杨林去帮忙，请 你先到首长那里。”
洗脸水等等他都准备好了。我把字条揣在衣袋里，走出洞去。我以 为落弹的地方较远，因为我在睡梦中毫无感觉。可是走到山脚，我又遇 见王协理员，他正在和文工团员讲话，看见我，他激动地说：“一位阿 妈妮（老大娘）牺牲了！”他的眼里射出来火一样的眼光。
我愤怒地问：“在哪里？” “不远，就在那里，”王协理员指了一下，他又说，“你那个小通讯员也在那里帮忙！” 我急急地跑向他指的那个方向。原来就是我两天前住过一夜的人家。房子没有了，剩下一堆土、瓦片和断木头。门前那个栗树也只剩下 半截树桩。土堆里挖出来的东西堆在雪地上，也没有多少完整的了。朝 鲜干部、志愿军人员和老大娘们在那里，有的在瓦砾堆里挖掘，有的在 哭，有的在商量事情。
杨林看见我就奔过来，他的军服扯破了，上面有大块的污迹，脸 上污黑，手上有血迹，一张脸冒着热气，黑亮黑亮的大眼睛被泪水罩住了，他拉着我的一只手，说：“阿妈妮牺牲了。”我捏住他的手，过了半晌才吐出一句：“老大爷呢？”这一家就只有一对老夫妇，儿子是人民军战士，在这次战争中牺牲了。 “在那里。”他指了指。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老大爷蹲在一棵光秃的树下，拿着一根长烟管，默默地吸着，吸着。
“挖出来，阿妈妮已经断气了。 ……老大爷捏着拳头，不讲 话……”他说不下去了。
“不要太激动……记住这个仇恨，”我低声说，眼前现出那张笑得 眼睛眯起来的、和善的黄瘦脸，我想起了干净得发亮的木廊，和她满心 高兴地端来的团子，我心里一阵难过。我拍了拍杨林的肩头，“没有事 情，回去洗个脸吧。”我走到老大娘的遗体前，她躺在木板上，头上盖 着白布。我行了一个礼就走了。
杨林跟在我后面，走了一段路，他忽然问我：“李林同志，我可不 可以再要求首长让我到班里去？”
我想：又来了！但是我同情他，我只说了半句：“你昨天不是还 说……”
他好像等不及了，好像忍耐不下去了，他说：“我要打美帝，要给 阿妈妮报仇！”不像在说话，倒像在呻吟。
“我见到指导员，一定替你说话。”我终于答应了他。 “谢谢你。”他说，吐了一口气。 下午他就把扯破的军服缝补好了。
第二天，我写完了关于青年战士的报道，交给陈主任看过以后发出 去。不到傍晚我就同杨林动身再去八连，仍然坐师部的小吉普，车子开 出的时间早一点，路上又比较顺利，不到深夜就到了下车的地点。杨林 背着背包，还提着我的手提包给我引路。我们翻过一座长了不少马尾松的小山，在交通沟里走了一段路，遇到郝指导员派来接我们的人，他亲热地说声：“回来了？”就把手提包从杨林手里拿过去。我听见杨林高 兴地小声叫：“王理明！”来的也是连部的小通讯员，上海人，年纪和 杨林差不多，身材也差不远。我听见王理明说：“你家里来了信。”又 听见杨林惊喜地问：“真的？”我们打着手电筒经过黑暗的通道，走进了连部办公室。郝指导员 坐在长条桌前面，桌上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照着那张亲切的长方 脸。他站起来伸出一只长满了茧的大手欢迎我。我坐在桌前那个小凳 上，我们就谈起来。我谈了几天的情况，谈了我写的那篇报道。我说我 还想写一篇介绍普通的青年战士的文章，这些入伍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并 没有立过功，打过仗，但是他们一旦走上战场，都会成为英雄。我讲话 的时候，他伸出五根手指摩自己的下巴，听着，可是不等我讲完，他就 露出笑容打岔说：“杨林怎样？他让你满意吗？”
我称赞了杨林几句，我也反映了杨林那个到班里去的要求。 郝指导员笑了。他说：“这个小鬼真顽固，他一直没有放弃他那个愿望。” “那么，你就满足他一次吧。” 郝指导员并不直接回答，他说：“仗总是有得打的，我们总有一天要拔掉前面那个眼中钉。快了。美国鬼子不肯认真谈判，只有一拳一拳地 揍他，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吃他，他才肯认输，坐下来规规矩矩地谈。” 我又重说了一遍，讲了这几天里杨林的一些事情。他听得很注意。 他答复了：“你放心，我们会考虑让他去锻炼一下。其实，打起仗来， 通讯员也很需要。……我赞成你写那篇文章，这样的年轻人我的确见过 很多，叫人从心底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他看见另一个通讯员王理明走进来，就顺口问道：“王理明，杨林看了家信怎样？高兴吗？”
“报告指导员，他妈死了。”王理明答道。
“怎么会死，也没有听说生病！”郝指导员吃惊地说。我不作声， 我心里想：怎么都集中在这一天！我同情这个小青年。指导员把军帽向 上一掀，又说一句：“你讲吧。”
“报告指导员，我刚刚回到我们住室，看见杨林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喊他，他好像没听见。他望着贴在壁上的《江楼春晓》的图片，不理 我。我忍不住拉着他的肩膀，问他：‘怎么啦？信里讲的啥事体？’他 转过身捏紧我的手，流下眼泪来。我猜到信的内容了。我再问他：‘信 里有啥消息？’他说：‘我妈死了。’我安慰他，劝他。他放开我的 手，一边擦眼睛，一边说：‘信上说，我妈病了一个多月才死。她一直 不让他们把她的事情告诉我。她临死前还特别嘱咐他们不要给我晓得她 的死信，让我安心在朝鲜打仗。’我说：‘做母亲都是这样，你就应该 听你妈的话。’他说：‘我怪我自家为啥不早给她多写两封信！现在我 有一肚皮的话，她一句也不晓得！我心里不好过。’我挽住他的肩膀问 他：‘你妈的后事都办好了吧？’他点点头说：‘我妈的后事都办好 了，人民政府对我们家照顾很好。我再也没有牵挂了。’他叫我让他一 个人再想一阵，我只好出来，他一个人望着壁上那张图，不知道在想什 么。我有点担心。指导员，你是不是叫他来谈谈？”
指导员把右手的五根指头放在下巴上，用力把两边脸颊揉了两下， 听完王理明的话，他短短地说：“不要紧，我去看看他。”
我知道指导员要去做思想工作，我放心了。我想起王理明提到的《江楼春晓》的图片，那是从一份画报上裁下来的，彩色图片上现出一 丛碧绿的竹子和一条缓缓地向前流去的河，还有一座漂亮的楼房，那是 成都有名的望江楼。杨林的家离望江楼不远。我听见杨林讲过，他的家 就在锦江那一边。他妈送他参军、母子分别的时候，他妈对他说：“你要去，就高高兴兴地去嘛。早点打垮美国鬼子，早点回家。”她带笑地对他挥手。哥哥嫂嫂来信说他妈回到家哭过一回，就只哭过一回，以后 讲起他，她总是高高兴兴的。她得到他入朝后寄回家的第一封信，欢喜 得不得了，逢人就讲儿子在朝鲜的事情。……我全记起来了。杨林对我 讲这些话，他也为了这样一位母亲感到自豪。
指导员出去了。我和王理明还谈了一阵，王理明为杨林担心，我却 觉得不要紧。我们谈得起劲，还不曾谈完，指导员回来了。他的脸色开 朗，我知道他的思想工作做得顺利。他不等我问，就称赞说：“真是一 块好钢。我一说他就懂。他要求给他最艰巨的任务。”
这一晚我没有再看见杨林。第二天大清早他就进来了。他招呼我， 讲话，和往常一样，只是眼皮有点肿，也没有露笑容。他和王理明到炊 事班把饭打回来，我们吃过饭，我又找他谈了一阵，是在他们几个人住 的洞子里谈的。《江楼春晓》的图片还贴在洞壁上，另外一张《北京初 雪》的图片也在那里。洞壁冷冰冰，又潮湿。洞子里阴暗，我坐在炕 上，很吃力地记下他的谈话。他回答我的问题，讲了些他家乡的情况和 解放前后的变化。我提到他刚刚寄出的家信，他讲起他妈的好处。后来 他说：“李林同志，我生得晚，不过我想我也受得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考 验。”他还有事情，我记录又太吃力，因此问得并不多，结束谈话的时 候，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未婚妻，本来决定今年春天结婚，他要参加抗美 援朝，未婚妻支持他，就把婚事搁下来了。他说这里只有指导员知道， 他没有对别人讲过。我想起来了，就问：“上次你说‘有人’，就是指 她吗？”他点点头。我问他为什么不对别人讲。他红了脸说：“不好意 思。”关于这个未婚妻，他只说她在村子里工作，和他同样年纪，别的 他就不讲了。我也没有多问，心里想什么时候向指导员打听一下。
下午李连长从团部回来了。晚上郝指导员宣布让杨林到二班去锻炼一个月，杨林这时才笑了笑。他明天就下去。这样的宣布也使我高兴：杨林的愿望实现了。但是这个晚上我睡不好。我听见远处的炮声 和机关枪声，有一次洞子震动了一下。指导员和连长先后起来查哨， 我都知道。
早晨吃过早饭，杨林背着背包、挎着枪、戴着伪装帽高高兴兴出 发的时候，上海人王理明和卫生员范阳（这个挂着有红十字的布袋的小 胖子是杨林的同乡，相隔四十里路）送他在交通沟里走了十几步路，他 们之间显得非常亲热；我也送他到那里，他向我敬礼，我握着他的手， 说：“过几天我到二班来看你。”去一趟并不难，而且我也想了解杨林 在班里的情况。杨林带笑说：“欢迎李林同志来。”……他转了弯。我 起初还看见伪装帽上的树叶，一瞬眼什么也不见了。
我们三个人转身回去，范阳年纪比杨林稍微大一些，爱讲话，他和 王理明还在谈杨林的事情，回到连部，我就向指导员表示三五天后我要 去二班看看杨林锻炼的情况，他很赞成。这一天我就在考虑我到二班去 谈些什么，我还需要了解些什么，以及我打算写的那篇报道怎样写法。
这一次我对杨林失了信。就在我准备去看他的前一天，我得到通知 要我回国去参加一个会议，陈主任又派了车来接我。我在师政治部休息 半天，和陈主任匆匆见了一面就走了。他派郭卫把我一直送到安东，分 别前他还嘱咐我早日回来，免得错过一次战斗。我问他是不是要拔掉八 连那个眼中钉？我这样问，因为我离开八连的前一天新来了一位副指导 员，我动身的时候，郝指导员和李连长都到团部开会去了，就由王副指 导员看家，我猜想要执行什么任务了。
他笑笑，说：“你还是早点回来吧。”
雪已经化尽，树枝添了新叶，风吹到脸上使人感到舒适，我们白天休息，黑夜行军，沿途不少炸坏的房屋，一排一排的照明弹高高挂在天空，但是到处有防空哨挥着旗、吹着哨子给汽车指路。车上我们都不讲 话，白天休息的时候，郭卫经常和我谈起杨林，我把新发生的事情告诉 了他。
到了安东，郭卫和司机老吴在留守处向我告别，这个山东小青年握 着我的手一再说：“你要再来啊！”我也感到留恋，我连声回答：“我 一定再来。”……
不到两个月，我又坐在陈主任的廊上了。陈主任两只眼睛发红，显 然睡眠不足，但是他精神好，看见我，叫声“老李”，拿着我从祖国带 给他的上海糖果，笑起来。郭卫也像欢迎亲人那样地招呼我。我发现那 张长条桌上添了一个用炮弹筒做的花瓶，里面插了一枝金达莱花。这枝 美丽的红花使廊子显得明亮多了。
“你来得正好，八连刚刚打了胜仗，把一七〇高地拿下来了。你 休息几天，以后再下去看看。”陈主任说，喝着他喜欢的云南沱茶， 他叫郭卫也给我沏了一杯。他满意地说：“喝这样的茶，我好像回到 祖国了。”
“打了胜仗，好得很，让我早点下去祝贺他们。我很想看见那几个 熟人，特别是郝平、杨林他们。”我兴奋地说。
陈主任皱起了他黑黑的浓眉，接连喝了两口茶，他的颧骨好像更突 出了，嘴边一圈短短的胡子带着水发亮。他说：“你要看郝平，不用下 去，他就在疗养所。我叫郭卫陪你去。”
“他在疗养所？他挂花了……是不是？”我惊问道。 “不要紧，就要送回国去治疗。抓紧时间，我保证你明天早晨就见到他。”陈主任爽快地说。
我看见陈主任满脸倦容，就没有追问下去。可是不等我去疗养所，郭卫来照料我的时候，就把他知道的全对我讲了：杨林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直立不倒。他红着眼说：“李林同志，你知道他，一定要把 他的事迹写出来。”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小青年说：“他 真好，我们一块儿从祖国来，路上我生病，他照顾我很周到。”他的泪 水流到脸颊上了。他又说：“他这次打仗很勇敢。我向首长打了报告要 求到连队去，我也要打仗。李林同志，你也替我向首长讲讲话吧。”
我看见他脸上的恳切表情，不能不答应。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到了疗养所。疗养所在山脚，也是利用一个不小的山洞修建的，洞外是石片顶的平房，房前有一棵树叶繁茂的大 树。郭卫去办了手续。所长把我带进病房，一个房间里六张病床，在 右上角的病床上，我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我忍不住唤了一声：“指导 员！”声音并不大，所长连忙做手势止住我。我站在床前，看这张黑黑 的长方脸，下巴尖了，颧骨高了，胡子长了，眼睛没有神，嘴唇灰白。 我听见一声“老李”。这张脸上浮起了笑容。我安慰他，向他祝贺胜 利。他带笑说：“我的伤不要紧。治好以后我就回来。……小鬼他救了 我……自己却牺牲了。……你还记得杨林吗？”
“记得，我一直记得。” “就是他……我挂了花，他给我包扎好，把我背进防空洞……他说：‘你从前也背过你的指导员，我背你也不会使你痛。’……他留一 颗手榴弹给我……自己跑出去打敌人……子弹打完了，他退到洞口，用 他的身体堵住洞子……小鬼他说：‘你放心，我在，阵地就在。’…… 他说：‘指导员，我绝不让敌人碰你一下！’最后的手榴弹也扔出去 了……他满身都是子弹孔，拿着枪，站在洞口，一直不倒。……副指导 员就上来了……”
我并不是让负伤的指导员一次谈许多话，这些话是断断续续地几次说出来的。病房里还有三个八连的伤员，他们也要给送回国去治疗，说是明天出发。我在郝指导员的病床旁边待了将近一天，没有听见他哼过 一声。这中间他睡过几次，睡得还好，醒来又断断续续地讲几句话。他 始终相信自己能够回到战场。他并不在乎自己的“这点伤”。有一次他 像说梦话似的叫着“小鬼”，眼睛里淌出了泪水，还说：“想不到轮着 你来背我……的确不痛啊……”我注意地看他，用手帕轻轻地揩去他的 眼泪，他又醒了，对我微笑。
最后我向他告别的时候，劝他安心养伤，他请我替他谢谢陈主任， 陈主任到疗养所来看过他，还说要是我再去八连，请代他向同志们问 好。总之，他的心还在他的战斗岗位上。可是所长告诉我指导员的左腿 可能保不住。所长的话和指导员的话，郭卫在旁边都听见，所以我们上 车以后，这个山东小通讯员就痛苦地问我：“郝指导员没有了左腿怎么 办？”我接连说：“不会，不会。”
过一天我就到八连去了。我又坐上了老吴开的小吉普，还是和郭卫 一起，离开了师部的山沟。敌机经常在夜空盘旋，炸弹在不远处爆炸， 车子不开灯在公路上奔跑。我们终于到了下车的地点。有人在那里等 候，他一开口，我就认出来小通讯员王理明。郭卫跑上去，拉着手同他 讲了一阵话，就向我告辞坐原车回去了。
不久我听到一声枪响，这是防空哨的枪声，敌机又在上空盘旋了。 王理明带着我翻山、摸黑在交通沟里走来走去，我感到吃力，也顾不得 和王理明讲话，默默地跟着他到了连部。
“到了。李林同志，又见到你了。”王理明亲切地说，他打着手电 筒把我送到了办公室。李连长还是那样结实，新来的王副指导员我上次 匆匆见过一面，虽然瘦小，却显得精神饱满。王理明黑了些，瘦了些，胸膛却挺直了些。他望着我，好像有不少的话要对我说，我也想找他畅谈杨林的事情。但是李连长和王副指导员却主张让我休息，明天给我安排座谈。我同意了他们的决定。可是这一夜我怎么会睡得安稳？杨林的一对黑亮的眼珠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活动。
早晨我才发现坑道里有不少的洞子，整个山差不多都挖通了。我意 外地看见了王协理员，他和一部分文工团员在这里整理材料，帮忙搞总 结，也演一些小节目慰问战士。他还是那样热情，那样容易接近，他拉 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会来，我盼了好久了。”我在这里遇见 熟人感到特别亲热。他还说：“我也在搜集杨林同志的材料，我也要宣 传他。”
连长给我安排了一天的座谈，上半天他和副指导员介绍战斗的情 况：他带着战士攻占了一七〇高地，指导员坚守阵地到最后负伤，副指 导员带着增援部队赶上去消灭反扑的敌人，坚固了阵地。下半天立了功 的战士介绍他们的英雄事迹，王理明也发了言，他就是在关键时刻炸掉 了敌人的大母堡，跟着连长最先登上主峰的英雄，可是他把自己的事情 讲得很简单，不像他讲他的朋友杨林的事情那样。
另一天我请他单独给我讲杨林的事情，他一口答应。晚上我就在 他的洞子里听他谈，洞子里有两个炕，壁上挂着一盏用罐头盒子改做的 油灯，用棉絮搓成的粗灯芯发出带黑烟的火光，我们就坐在杨林生前 睡过的炕上。王理明谈了杨林的屯兵洞里和阵地上的表现，谈了杨林的 一些英雄事迹，最后说：“我参加副指导员带的增援部队上去，把敌人 完全消灭了。副指导员担心指导员的安全。我们走到防空洞跟前，看见 杨林瞪着双眼拿着枪守在洞口，洞子前面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具敌 人的尸首。我听见范阳远远地叫杨林，我一看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不 答应。我们走近一看，他的眼睛无光，嘴唇雪白，闭得紧紧的，衣服撕破了。我拉他一只膀子，刚说了三个字：‘小鬼，你……’手一松，他就倒下去了，我才注意到他满身枪洞，尽是血。我听见副指导员在后面问：‘指导员呢？’我连忙到洞子里面去看。指导员坐在地上，身子斜 靠洞壁，右腿上放着一颗手榴弹。我唤了两声‘指导员’。他慢慢睁开 眼睛，动一下头，说：‘你来了，杨林呢？’我说：‘我们来迟了。’ 我就跑出洞大声叫：‘指导员在此地！’我看见范阳弯下身子，用他的 手把杨林睁开的眼睛闭上，心里一阵难过，眼泪流出来了。范阳也赶来 了，我们两人把指导员抬出来。副指导员和几位同志在洞口迎接。副指 导员弯下身子握着指导员的手说：‘指导员，我们来迟了，让你吃了 苦。’指导员勉强笑笑，连声说‘不迟’。他躺在地上，范阳替他重新 包扎腿上的伤。他问起杨林，没有人回答。杨林的尸首就在身边，指导 员看见了，说：‘果然是他，让我好好看他一眼。’副指导员说：‘让 指导员看看吧。’我扶起指导员的上半身，指导员注意地看他，我也 在看那张浅黄色的圆脸，那双松松地闭上的眼睛，那两片有血迹的嘴 唇……我心里想：你说一句话吧！我忍不下去了。我听见指导员说：
‘把我抬下去吧。……老王，阵地交给你们了。’……”王理明的声音 嘶哑了，他停了停。
“我带着担架员把指导员抬下去，”卫生员范阳接下去说，他是在 我们谈话的中间进来的。他原先是一个胖小子，现在瘦多了，好像也高 了些。他仍然穿着洗得干净的褪了色的军服，仍然挂着他那个有红十字 的布袋。“指导员在担架上常常一个人在说话。他有热度，我想他是在 说胡话。我听见这样一句：‘为什么不让小鬼多活几十年？’原来他还 是在讲杨林。我们走着走着，天色暗了，落下雨点来。我把身上披的棉 军衣取下来给他盖上。他手一动，说：‘我不要，你给杨林盖上吧。’ 我惊讶地问：‘给杨林盖上？’他醒过来了，听见我的话，用力说了一句:‘他没有死。’以后又睡着了。……”范阳又回头讲杨林牺牲以前到三排长守的阵地来传达指导员的命令，三排长当时负了重伤不肯离开火线，范阳在给他包扎。范阳对杨 林说：“你回去报告指导员，说范阳在这里照料三排长，一定坚守到 底。”范阳揉了揉眼睛说：“他正要动身回去，我抓住他的膀子小声 说：‘你将来回到成都一定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我家里。’我当时是准备 永远不离开阵地了。他不加考虑立刻回答：‘我一定走四十里路传达这 个口信。’这就是我同他最后的谈话。”
“那么你将来回国就应当走四十里路去讲他的事情！”王理明严肃 地插了一句。
“不说四十里，就是走四百里我也情愿！”范阳激动地答道。 我的眼光停留在洞壁上贴的天安门广场上国庆节游行的彩色图片，这也是从画报上裁下来的，我一进来就注意到了，因为这个地方原来贴 的是那幅《江楼春晓》。我以为是王理明把图片换过了。我还没有发 问，王理明就说话了：“这张图也是杨林贴的。他从二班锻炼回来，拿到这张图，就把旧 的那张换了。他很喜欢这张图。有一天他忽然问我：‘王理明。你还记 得国庆节吗？天安门多热闹啊！你想不想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说：‘当然想。’他马上接下去说：‘我只想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站半 天，我只想看在城楼上检阅队伍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又有一次他半夜 里把我叫醒，拉着我的膀子说：‘王理明，我看见毛主席了。他老人家 问我想些啥子。我说：杨林永远听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杨林连心肝 也肯挖出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听见哈哈大笑。’他兴奋得不得了。原来 他刚刚做了梦。第二天早晨他偷偷对我说，他刚刚醒过来的时候，还以 为真的见到了毛主席……”
后来我问起杨林有没有遗物留下来。范阳说：“我听见他自己讲过，他刚刚到师里的时候，分到了一个慰问袋，说是朝鲜老乡送来的慰问品，上面绣着一枝花，还有十几个朝鲜字，他不认得。他说：‘我没 有用它，就收起来了。我打算将来带回祖国送给我妈做个纪念，让她常 常记得朝鲜同志跟我们是心连心。’”
王理明接下去说：“这个慰问袋杨林给我看过。上面绣的是金达 莱，绣得很好。他的东西都交到连部了。”……
我最后去找文工团的王协理员。 这个瘦小精干的广东人正在编写介绍杨林英雄事迹的说唱节目，他热情地给我帮助，把他知道的有关杨林的事情都讲了。这次战斗之前他 和部分文工团员下来做鼓动工作，他同一些战士谈过心，也同杨林谈过 几次话。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慎重地打开那块布，从一个笔记 本里取出两张残缺的纸片，交给我，说：“你看。”我接过来，原来是 一封无头无尾的信，纸上还有干了的血迹。信上写着：
“……我一直守在妈身边。她临死前还不准我写信告诉你。她要你 安心在朝鲜打仗，不要想家。妈一直到死，没有说过想你回家的话，她 只说当初不该逼你结婚。我知道她想你。她临死还喊你的小名，脸上还 有笑容，好像并不难过。……
“不管你怎样说，我还是想到朝鲜来。我知道志愿军里也有女的， 我们村里也有人上省城听过女志愿军的报告。但是我要报名抗美援朝， 他们总不收我。杨林哥，你替我想个办法吧，让我到朝鲜立个国际功。 不光是你，我也想上北京见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也有好多话对他老人家 讲啊……”
“这是他未婚妻写的，我知道。”我说，小心地把纸片交还给王协 理员。
“李秀兰同志的信是在杨林的身上找到的。他放在军服的口袋里面。战斗前我同他谈话，有一次他讲起他家里的事情，说他当初报名参军，他母亲不同意，而且逼他结婚，他不肯。他母亲生他的气，哥哥嫂 嫂也没有办法，还是他未婚妻向他母亲做工作，他母亲才同意。他母亲 和未婚妻一起高高兴兴地送他去参军。他说李秀兰是个好姑娘，在村里 劳动生产，又在民校教妇女认字念书。”王协理员说到这里，又打开笔 记本取出一张有些损坏的两寸照片递给我。照片上一位面貌和善的老大 娘坐在当中，背后立着三个年轻人，一男二女，右边那个梳双辫的瓜子 脸上带笑的年轻姑娘，不用说就是李秀兰了。
“主席像也是在他身上找到的。这个笔记本他留在家里。”王协理 员把笔记本递给我。这就是杨林上次给我看过的那个笔记本。我翻了一 下，杨林把陈主任关于长征的谈话也简单地记下来了，还写上“千万不 要忘记。”我注意到笔记本开头印着毛主席近照的那一页是裁下来以后 又贴上去的，皱纹还没有压平。王协理员马上解释道：“他出发前把主 席像裁了下来，带在身上，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面。他说，这样他什 么也不怕了。他是团员，出发战斗前还打了申请入党的报告。后来在他 身上找到这张主席像，没有损坏，我又贴在本子上了。连长说这些遗物 将来寄回杨林的家里去。”
听了这个解释，我又一次望着毛主席的慈祥的面容，我记起来杨林 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过：倘使他能够到北京见到毛主席，那将是他一生最 大的幸福。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惜他见不到毛主席了。”
“我揣想过他瞪着双眼挺着胸膛端着枪站在防空洞口的心情，我觉 得他已经见到红太阳了。”王协理员接着说，眼里含着泪水，可是声音 里充满信心。
我用不着再向别人打听杨林的事情了。我把笔记本交还给王协理员之前，还翻看了一下，无意间翻到一张纸片，原来是一个信封，已经毁掉了一半，我拿起来看，中间几个字还看得清楚：“杨林同志”。不用说这是李秀兰的笔迹。我低声念着这四个字，我多么希望他就站在我的 面前，我真想再看见他那对黑亮黑亮的眼珠。……
八月二十七日写完
“最后的时刻”
近年来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有一些记得很牢的事情也渐渐地模糊 了，仿佛有一把板刷蘸着水在我的脑子上面擦洗，要使我忘掉一切。但 是，无论如何，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情景是永远擦洗不掉的。不久前， 我在一次会上讲过：“就是在‘四人帮’对我的精神折磨使我感到日子 难过的时候，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 总理的热爱也始终是坚定不移的。”这绝不是虚假的话，正是由于这 种感情我才没有走我的一些朋友走的那条路，正直、善良的老舍同志就 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位。十一年了，有一个情景经常在我的眼前闪过或者 在我的脑子里浮现，我在梦中也曾重见到它。那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 日，在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上。大会是在人民大会 堂召开的。主席台上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坐在一起，陈毅同志准备讲话， 拿错了稿子，总理连忙给他换了过来。总理侧过脸，我在后排看见了总 理的友好的笑容。我一直在看他们两位。我看见他们健康、精神饱满， 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感到幸福，我自己也浑身是劲。陈毅同志讲完 话，总理带头热烈鼓掌。大会结束，总理和陈毅同志有说有笑、感情十分融洽地离开了主席台。老舍同志坐在我前面一排，他离开时也在望总理的背影。这是这一年中间我和老舍同志唯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我一生 中最后的一次。我更想不到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我们敬爱的总理，我 最后一次看见我们敬爱的陈毅同志。
十一年过去了。前些日子一个朋友从北京给我送来总理最后的遗 像。总理坐在沙发上休息，他的面容安静而严肃，一位伟大人物在思索 自己的国家、人民和人类的光明的未来。这是我们大家经常看见的总 理，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总理，这是我们大家热爱的总理。他沉思之后 有多少话要对我们讲啊！每天我望着这幅遗像，我就仿佛听见总理的响 亮的声音：“鞠躬尽瘁！”据说这照片是某个外国代表团得到总理的同 意拍摄的，这是总理最后的一幅单人照片，有人因此称它为“最后的时 刻”。可是在这消瘦的面容上我看不到任何病痛的痕迹。有的是力量， 有的是信心。敬爱的总理，他的一生，他的全部思想感情都献给中国人 民的革命事业了，哪里有丝毫个人的考虑？哪里会想到个人的病痛？有 一天夜里，在荧光灯下，我立在像前，出神地望着，望着，我忽然觉得 总理张开了口，我好像听见了笑声，一下子我的脑子里又浮现了十一年 前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情景：总理是那样健康，那样精神饱满，在他 旁边坐着满面笑容的陈毅同志。我们的总理并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中国 人民中间，陈毅同志永远和总理在一起。
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一起的场面，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我们几个熟人 谈起“陈老总”，连声音里也充满着强烈的喜悦，好像在谈自己最信赖 的好朋友。建国以来陈毅同志一直是总理的好助手，一九五八年总理把 自己担任了九年的外交部长的重任交给陈毅同志的时候，我们在会上热 烈地鼓掌赞成。我和陈毅同志没有私人的交往，但是我衷心地爱着这个人，他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的一生是完全献给中国革命的；他完全做到：忠诚坦白，光明磊落，坦率直爽，没有半点虚假。作家协会召开大会的时候他代表总理对我们讲过话；代表团出国 的时候请过他给我们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他畅谈跟随总理出国访问的 详细情况，他那一连几小时从不使人感到冗长的报告，他谈自己怎样犯 过错误怎样改正错误的毫不掩饰的讲话，他那明确、尖锐、辞严义正、 语言生动的答记者问，他那反映了他的全人格的感情充沛的诗词吸引着 每一个人。在他的身边我感觉到心情舒畅，同他谈话好像他是一位和善 的兄长。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候像一团火，会烧掉你一切的私心。同他接 近时我觉得他像一块水晶，让你什么都看得清楚。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衷 心愉快的笑容。有一次在北京，任白戈同志拉我跟陈毅同志一起到郊区 川剧团的住处看演员们排练小戏，陈毅同志像一个普通老百姓坐在同乡 的演员中间，欣赏他熟悉的节目。他看得那样高兴！我常常回想起他在 一九六二年一次报告中讲的一个故事：抗战开始前后，陈毅同志奉中央 命令去收编一个游击队伍。他戴草帽穿长袍，又没有带证件，别人把他 当作国民党特务绑起来，押送到一个地方。一路上他受到敲打，他却很 镇静地对他们说：“不要打我的脑壳好不好？”后来发现他真是党派来 收编队伍的人，那个队伍的负责人抱着陈毅同志痛哭，向他请罪。他并 不计较这个。后来那个人跟着他打仗干革命很勇敢，也很忠诚。故事很 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细节可能有一些出入，但陈毅同志讲话时的感 情至今还使我的心激动。我怎么能不热爱这样一个真诚的人呢？怎么能 不热爱这样火热的感情，这样博大的心呢？
我们敬爱的总理常常向外国朋友介绍陈毅同志是一位“元帅”和 一位“诗人”，这两个称呼里含着多么深厚的感情，这是陈毅同志用战 斗的一生换来的光荣的称号。就是这样一位全国人民热爱的“元帅”和“诗人”，却一再受到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迫害、诬陷、折磨和侮辱。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名字，有些“四人帮”控制的小报上不断地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一九七二年一月我还在上海市文化 系统“五七”干校劳动，一个寒冷的早晨，广播室转播了陈毅同志追悼 会的实况，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不能相信生龙活虎一般的陈毅同志 会离开了我们。但是报纸来了，我明明看见毛主席佩戴黑纱面色忧戚地 站在灵前。总理悲痛地念悼词。我不敢想象总理当时的心情，我不由自 主地一一回忆我见过的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一起的欢乐场面。我暗暗地咒 骂那些在这一段时间里公开做报告、散布流言、诬蔑陈毅同志的坏人。 他们胡说什么“老右派”、“黑大炮”、“不会打仗”，这真是一派胡 言，信口雌黄！陈毅同志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 是上海全市人民有目共睹的。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对 上海这个城市的建设和改造倾注了多少心血。上海人民对他有多么深厚 的感情。恶狗的狂吠丝毫减少不了日月的光辉。但是看见狼犬咬人，我 却不能站出来打狗，我多么恼恨自己。海边的冬夜非常冷，寒风震摇着 干校的茅草屋，我越睡下去越感到阴冷。我想起“四人帮”对这位伟大 死者的种种迫害，想起他们在“九大”期间逼着正在患病的陈毅同志深 夜到上海小组接受“批判”，让反革命流氓陈阿大带头对他进行围攻， 想起陈毅同志最后几年的遭遇和心境，仇恨像一团火烧着我的心。陈毅 同志是被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害死的。陈毅同志身体结实，也很坚 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陈毅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大腿 盘骨受伤，有一次伤口化了脓，很厉害，没有药，只有万金油，他把大 腿绑在树上，叫人拼命挤，挤出了血水，扯些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 子一点一点塞进伤口，旁边的人都不敢看下去，他却毫不在乎。他就是 这样一个钢铁汉！一九六六年六、七月我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 议，经常见到陈毅同志，他是那样健康，那样生气勃勃。有一天晚上开会到夜深，我在旅馆里遇见他，天气很热，他摇着葵扇，揩着额上的汗水，像一个和气的胖老伯伯，我笑问他：“陈总，还不睡呀？”他 笑答道：“我来看看。”他关心我们的会议，自始至终给了最大的帮 助。他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共同庆祝 大会的成功。当时传说有人想破坏会议，他坚决地严加制止。他谈起这 件事情，眼里射出威严的光芒，声音是那样坚定。在任何时候他的爱憎 是非都是十分鲜明的。还有一次，北京中山公园卖茶的地方忽然想出新 办法，让顾客为自己服务。我和朋友去喝茶，自己也动过手。不久陈毅 同志到了那里，他笑着说：“既然让顾客为自己服务，就用不着服务员 了，你们都可以回家去。”后来这个办法就取消了。像这样一个身心非 常健康的人，像这样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像这样一个敢于带着“十万旧 部”去“斩阎罗”的人，怎么会在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突然死去 呢？说“突然死去”，因为普通老百姓都不知道陈毅同志身患重病，消 息给封锁了，我们不知道陈毅同志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我只能暗 暗地祝他身体健康。没有想到正是在他病重的时期，上海的“四人帮” 的御用喉舌却还在批判他，毁谤他，一个余党做报告，另一个余党随声 附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诽谤中伤，血口喷人，这是流氓干的丢石 灰包、投西瓜粪的下流勾当。他们唯恐陈毅同志患病不死，就想用各种 手段把他气死、逼死，这伙人面兽心的东西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出席 追悼会、表示沉痛悼念以后，还胆敢在死者身上投掷污泥。固然这一切 都是徒劳，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伟大的死者 不可能复活了！他生前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和侮辱，我们将用什么来洗 净、来补偿呢？我用力咬自己的嘴唇，为的是不要发出呻吟和咒骂。 风继续摇撼茅屋不时发出痛苦的响声。一屋子的人都睡着了，我得不 到一声回答。
六年又过去了。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六年，总理离开我们也两年了。回顾六年前的情景，我觉得好像隔得很远似的。在“四害”横行 的时间里，一天仿佛有一年那样的长，每个人心上都压着一块大石头。 但是作恶多端、万人痛恨的“四人帮”终于被彻底粉碎了，真是大快 人心！阴霾扫尽，日月重辉。我们捧着《陈毅诗词选集》，我们唱着 怀念总理的歌。这些日子我常常在想：要是陈毅同志活到现在多么好， 要是我们的总理活到现在多么好！我只要这样一想，我的眼前就出现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的那个场面，总理和陈毅同志有说有笑边走边谈的 背影。我望着《最后的时刻》这幅遗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也浮现了这 同样的场面，这同样的背影。他们仍然活在我们中间，而且永远活在我 们中间。照片的拍摄者使用了“最后的时刻”的标题，其实总理并没有 “最后的时刻”，陈毅同志也没有“最后的时刻”，他们永远没有“最 后的时刻”，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精神要永远活下去，他们将作为伟大 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而名垂万代！
就在那一天我最后一次见到老舍同志的时候，他对我说：“请告诉 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说到 “总理和陈副总理”，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极深的敬爱的感情。这个声音 今天还在我的心里激荡。我也有这样的感情，再长的时间也不能把它擦 洗掉。它没有“最后的时刻”。它将长留人间。
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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