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精装）

　　本书除序章和终章外，共有八章。序章从时代特征、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概括介绍了清代；前三章以时间顺序从明末叙述至十九世纪中叶，属于政治史范畴；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论述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史学观点和研究成果的部分；第六章至第八章则分别详细论述了清代的社会经济、学术、文艺三个方面，是本书最具特色的部分；最后，作者在终章分别从中国史和世界史视角，对清代二百七十年的历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

　　增井经夫，1907—1995，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任职于日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明治学院大学和金泽大学等，专攻中国清史，著有《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者》《中国的历史与民众》等，翻译有《史通——唐代的历史观》《焚书——明代异端之书》《太平天国》等。

　　程文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现任教于吉林师范大学。

导 读／1

引 言／1

序章 清代概观／1

　一 时代特征／1

　二 社会状况／11

　三 文化特征／21

1 明清易代的背景／31

　一 《华夷变态》／31

　二 满族的崛起与明朝的垮台／42

　三 明代遗产／56

　四 明朝遗老／67

2 清朝的强盛／77

　一 清朝统治的施行与贯彻／77

　二 三藩之乱／88

　三 康熙治世／99

　四 雍正时代／112

　五 乾隆朝的繁荣／120

3 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131

　一 统治的弱化／131

　二 白莲教起义／141

　三 白银经济的确立／151

　四 对外关系的转变／162

　五 广东十三行／172

4 鸦片战争／181

　一 中国的近代／181

　二 鸦片贸易／191

　三 鸦片的大规模输入／201

　四 《南京条约》／212

　五 第二次鸦片战争／222

5 太平天国／233

　一 近代思想与活动／233

　二 拜上帝会／242

　三 太平天国的发展／251

　四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262

　五 太平天国的灭亡／272

6 清代的社会经济／283

　一 社会经济的基调／283

　二 通货和商人／295

　三 白银经济的展开／306

　四 商人的活跃／318

　五 会馆与公所／327

7 清代的学术／337

　一 中国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337

　二 清代思想／348

　三 清代史学／358

　四 清代诸学／374

8 清代的文艺／387

　一 清代文学／387

　二 清代美术／401

　三 清代建筑／420

　四 清代的文房用具／431

终章 清代二百七十年综述／442

　一 中国历史上的清代／442

　二 世界历史上的清代／453

参考文献／461

年 表／478

附 录／486

索 引／490

导　读 

　　一 

　　本书作者增井经夫先生，于昭和五年（1930）春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与其同期毕业的还有江上波夫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已故）。对于我而言，增井先生是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的老前辈。 

　　我与增井先生直接接触是1950年前后的事，时值增井先生受三省堂之邀，执笔编撰高中世界史教科书之际。记得当时，增井先生从重视近现代史的观点出发，计划编撰出一部倒叙式的世界史。那时，既没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检定，也没有教科书调查官。 

　　当时，作为东大的一名“特别研究生”，我正在东洋史研究室效力，通过一名西洋史专业的朋友，收到了增井先生希望我协助他编写这部世界史的邀请。由于当时时间甚是充裕，我便接受了增井先生的邀请。但所谓的“倒叙式”，真做起来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而且对于初出茅庐、资历尚浅的我来说，在当年并不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我好歹完成了所承担的东洋史部分并提交了原稿，可当时并未出版，也许是由于三省堂编辑部方面不甚满意的缘故，增井先生编写倒叙式的世界史的计划最终就没有了下文。 

　　许久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多位专家为调查郭沫若先生流亡日本期间的相关资料来到日本，我曾作为向导，带他们造访了增井先生的宅邸。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居住期间，曾去过位于本乡二丁目的文求堂书店，拜访过店主田中庆太郎先生，并与田中先生有过深交。这位田中庆太郎先生，正是增井先生的岳父。田中先生已然去世，因其子田中乾郎早在其前就已经过世，所以郭沫若先生的相关资料当时都保管在增井先生那里。 

　　增井先生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择了“清代的广东贸易”这样一个题目。虽然在当下来看，这可能是个极其普通的选题，但在当时，选择一个与近代史相关的题目撰写论文的学生是很少的，据说当时增井先生的老师也没给他好脸看。因此可以说，增井先生当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选下这个题目的。那之后，增井先生便始终如一地从事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 

　　说起增井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包括论文），截至本书出版为止，第一部出版的是他的一部译著——H.B.莫尔斯的《中国工商业行会论》（支那ギルド論，生活社，1941）。估计增井先生在撰写其毕业论文之际，借鉴过莫尔斯的这一著作。二战后，作为岩波新书的一部，增井先生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太平天国》，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太平天国的研究终于在新中国也开始有了生机。 

　　增井先生并没有特别地采用中国方面的新史料，而是充分利用出版于德川时期的日本方面的文献，以其平实易懂的文章，对太平天国起义所具有的近代史意义进行了巧妙的叙述。在当时，以这样的形式对太平天国起义进行记述的日本学者的文章尚未出现。而且，《太平天国》被作为岩波新书的一个单行本出版，在当时也是非常符合时宜的。 

　　《太平天国》一书出版，给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在一般的读者群中也被广为阅读。增井先生在该书中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户时期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图书等，这似乎也给读者们留下了一种新鲜的印象。虽然在自战前开始便长期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中，存在对该书的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当时日本的读书界，该书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增井先生作为一位新晋的中国史专家，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事实。 

　　四年后，增井先生以该书为基础，出版了名为《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アヘン戦争と太平天国，弘文堂、アテネ文庫）的小册子。该书是一本A6大小的76页的小册子，至今手中仍然保有该作的日本学者估计是很少的。虽然该书仅仅是一本小部头的著作，但在其中，增井先生却对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的关联性进行了准确的论述。该书中展开的论点，构成了《大清帝国》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增井先生重新执笔写作《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中国の二つの悲劇——アヘン戦争と太平天国，研文出版）一书，再度就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的相关性发声。另外，增井先生还与中国文学研究者今村与志雄先生一起，共同翻译了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Lin-Le）的《太平天国》（全四册），并将其交由平凡社（东洋文库，1964～1965）出版。 

　　增井先生在此之外还于1966年出版了《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者》（アジアの歴史と歴史家，吉川弘文馆）和《史通——唐代的历史观》（史通——唐代の歴史観，平凡社）两部著作，在三年后的1969年翻译并出版了《焚书——明代异端之书》（焚書——明代異端の書，平凡社，1969）。《焚书》的作者李卓吾先生不仅在中国的学界甚是知名，在当时日本的中国思想史领域也是一位常被提起的思想家。增井先生之所以特意翻译李卓吾先生的著述，恐怕是因为他很关注李卓吾先生吧。 

　　如此看来，与社会经济史相比，增井先生应该是对思想史、文化史更感兴趣的。在金泽大学工作期间，增井先生之所以会如此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或许是因为居住在金泽这个中国史料比较缺乏的地方。在增井先生从金泽大学退休的1972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的历史与民众》（中国の歴史と民衆，吉川弘文馆）一书。 

　　战前，在东京大学东洋史学部，考证史学被视作正统，当时存在一种若不从事考证史学研究便得不到认可的倾向。增井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都未曾参与到考证史学研究之中，所以在整个战前、战中时期，他们在学问上一直处于一种“在野”的地位。 

　　在这段时期，刚刚起步的年轻学者虽然缺乏经济支撑，却依然努力地坚持着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当时，有稳定职位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寥寥无几，增井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二战末期，抑或是二战刚结束后，增井先生在继三岛一先生之后，当上了旧制武藏高校的教授。随着新制大学的成立，增井先生随即成为武藏大学的教授。后由于金泽大学法文学部向其发出邀请，欲聘其为该学部的教授，增井先生在再三思虑后，最终决定到金泽大学就职，直至退休。 

　　增井先生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金泽大学工作时期执笔完成的。本书《大清帝国》，虽然也很可能是增井先生在金泽大学时期开始构思的，但出版是在他从金泽大学退休回到东京之后。继该著之后，增井先生在其晚年出版的著作中，还有《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参见前文）和《中国的白银和商人》（中国の銀と商人，研文出版，1986）两部。 

　　二 

　　以下，希望通过对《大清帝国》一书的简要介绍，为始读本书的各位读者提供些许指引。 

　　在序章中，增井先生对清代的特征、社会状况、文化特色等进行了简明易懂的说明。可以说此章浓缩了增井先生的清代观，希望各位读者能认真品读。 

　　第一章“明清更替的背景”，并不是从正面就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兴起等展开叙述，而是试图通过对明代遗产和明朝遗老的讲述等入题，对明清两代的朝代更迭做出了说明。为此，增井先生援引了长崎奉行中川忠英编撰的《清俗纪闻》和《华夷变态》等史料。 

　　《华夷变态》一书原本并没有出版。1644年以后，来到长崎的唐船（即中国商船）船长需要向长崎奉行提交报告书。后来江户幕府的大学头林鹅峰（即林春斋）、林凤岗父子将这些报告书施以整理，并将其命名为《华夷变态》，研究者只能到内阁文库才能查阅找这一史料。中国史研究人员几乎无人使用过这一史料。但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先生发现了它的价值，动员他指导下的小组研究生、大学生将其原文誊抄下来，并委托东洋文库将其出版。当时，正在东洋文库担任研究员的我，受研究部长和田清先生之命，担当了《华夷变态》一书的编辑和校对。该书全书共三卷，其中上卷于1958年出版，中卷、下卷于1959年分别出版面世。 

　　增井先生第一时间便注意到了出版的《华夷变态》，并将其用于《大清帝国》的写作。据此可见，当年增井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无疑是非常积极的，而这也是增井先生和我之间的学术渊源。 

　　在第二章“清朝的强盛”部分，增井先生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进行了记述。这三代是清朝最为繁荣、辉煌的时期。虽然同时也出现了三藩之乱，但清朝统治者通过对其进行有效的镇压，为自己的统治确立起了牢固的基础。若是一般的清代概述，恐怕会把这部分作为重点来叙述。可增井先生似乎并没有对其进行特别重点的处理。 

　　在第三章“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中，增井先生从乾隆末期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展开，分别对白银经济的形成、来自欧美各国外压的开始、广东十三行等进行了叙述。过了全盛时期的清朝各种矛盾接踵而至，迎来了盛衰转换的时期。增井先生毕业论文中选取的广东贸易也不断地产生问题。可以说，对于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史的这一时期，增井先生倾注了大量笔墨。 

　　第四章“鸦片战争”和第五章“太平天国”在本书中是大放异彩的两章，是增井先生重点阐述的内容。当然，在这之前，以《太平天国》（岩波新书）为代表，增井先生曾写过很多相关著作和论文。读者若是读了这两章，应该会清楚地发现增井先生在《大清帝国》中也对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给予了高度重视的原因。至此，本书中关于政治史的记述告一段落。尽管该著名为《大清帝国》，但政治史叙事是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这应该还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是增井先生的责任，遵照讲谈社编辑部定下的方针，只能如此。在此，我必须加以澄清。 

　　在第六章“清代的社会经济”这一部分之中，增井先生对清代的通货，特别是白银流通的问题、白银与商人的关系、会馆与公所等进行了详述。在其近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增井先生最为关心的是白银流通问题。如前所述，增井先生在其晚年，还在《中国的白银与商人》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增井先生似乎格外关注流通问题。关于会馆与公所，正如他在二战期间翻译了H.B.莫尔斯《中国工商业行会论》一书所显示的，增井先生同样对此极为关注。 

　　第七章“清代的学术”亦如前章，增井先生对此话题做出了非常详尽且广泛的论述。在思想方面，增井先生自朱子学谈起，对反对朱子学的异端思想家明末的李卓吾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如前文所述，增井先生曾翻译出版过李卓吾的代表作《焚书》。在史学方面，增井先生对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等进行了详述。另外，他也论及了清代的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医学等。除本书外，在“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之中恐怕没有其他能如此全面、详细地对学术、思想领域展开叙述的著作吧。由此也可以看出，增井先生对学术、思想是极为重视的。 

　　在第八章“清代的文艺”之中，增井先生对文学、美术、建筑、文具等进行了叙述，尤其是对文学、美术的叙述更为详细。至此，关于清代的学术、文艺，本书的小词典功能发挥完毕。如前所述，本书中关于政治史的叙事截止于十九世纪中叶，而第六章至第八章却一直叙述到清末。 

　　在最后一章，增井先生从整体上对清代历时二百七十年的发展过程做出了一个清晰的总括。 

　　三 

　　作为1974年刊行面世的“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清帝国》即将改名为《大清帝国》（即本书），并被正式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由于增井先生于1995年6月先行辞世，讲谈社便请我来协助完成这一工作。基于与增井先生生前的缘分，我便接受了这一邀请。 

　　拜读此书时最先注意到的，是此前的注音假名有很多错误的问题，其次是汉字也有一些错误，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已订正完成。再有是增井先生在其著作中，都是以“扬子江”的表述来行文的，由于最近日本已改称“长江”了，所以我将其都改为“长江”。此外，由于藤井宏先生的论文，我还将增井先生“新安商人”的表述改为更为人知的“徽州商人”。 

　　另外还有一处，在此想指出增井先生的一处误解。增井先生原文中的“‘宋代=近世’的观点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为了论证这一点，人们曾从思想、艺术、法制、经济等方面出发，提出过很多证据，并据此宣称：同西欧相比，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便进入了近世”的表述，似乎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宋代近世说”当时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定论。但实际上，围绕“宋代近世说”这一问题，在战后的日本中国史学界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宋代近世说最早是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博士提出的一个观点，战后，其学生宫崎市定教授等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但在战后迅速重建起来的历史学研究会的年轻学者，对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通过对出现于五代、宋代初期的地主与佃户制度的分析，提出了正是这一时期才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时期。是将宋代视作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时期（中世），还是像内藤、宫崎主张的那样，将宋代视作近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确立时期呢？如今这两种主张相互对立，尚未形成一个定论性的观点。对此，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山根幸夫 

引　言 

　　清代——此前中国的集大成者 

　　在讨论中国史之阶段划分时，基于各朝代的历史进行划分，已成了一种久而久之的习惯。特别是在通史编撰之际，若使用其他方法，不仅难以划分，而且今天看起来，也似乎无此必要。本书的记述针对自清王朝兴起至其衰败，即自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末的清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展开，也就是说，描述的是所谓的旧中国的最后的繁荣，及其逐步走向没落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清代中国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它既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顶点，也是一君万民社会的终结点。但由于今日之中国是在否定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即便是取清代而论，除那些可视作人民遗产的事物外，人们并不会对这段历史产生多少认同。但事实上，中国人传下来的可夸耀于世界的文化遗产，却多数是清代遗留下来的。 

　　清代，是此前中国的集大成者。仅以此视角来解说清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动向等，或许没有什么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多是将清代历史作为王朝历史之一加以看待，并以清王朝为中心就其政治性问题展开各种记述。这与其说是我们一心专注政治史、无心他顾，不如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视角之外，我们可为清代赋予一定特色的地方还相对不多。 

　　所谓政治史，可以说是一种用测振仪记录的社会波形，正是以此描画出来的一个个事件，历史才有了它的脉络。然而，这一脉络图容易将一个看似平整且成规律性反复的历史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本书力求规避该记述方法，特别是将不会采用那种越对这为数庞杂的事实进行阐释便越感充实的记述方法。此前的中国史书，皆是经官僚之手，为官僚而写就的，他们为之日夜执着的制度、官位等，几乎占据了那些史书的全部主题，其遗风仍然延续至今。因此，本书刻意规避了这一点。毕竟即使在今天，这种一味列举谁是重要人物、谁是大小官员的记述方式，也算得上是一种喋喋不休、令人厌烦的笔调了。 

　　本书的宗旨 

　　我在动笔之初，便未曾想过让本书发挥一种清史事典的作用。因为这样的事典中，已经有了许多杰出的著作，所以行文时也不曾想过要网罗各个方面。读者之期待甚为广泛，本书难以对此做出相应回应之处，在此还请见谅。另外，很多读者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的、传统的中国史记述。可以想象，对于这些读者来说，本书也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对此，若能将这种不足视作视角不同的结果，我会倍感荣幸。 

　　我原本想将此书作为一本民众史付梓，可这样一来便会使本书失去它作为“丛书”中的一部的功能，所以未敢那样尝试。如此一来，不能否定的是，本书存在表达不清、解释不够充分的问题。其实，就概说性的著作而言，这样的欠缺本来就是相伴而生的，实难避免。不过反过来说，在此类概说性著作中，也并不是都没有新的东西可去发掘。如同张网逐鱼群，鱼群的特点自然重要，可与之相比，我们也能深感渔网性能的重要性。 

　　以清代的美术为例，通观其各个领域，如果说绘画、书法方面的问题还比较明晰，那么雕刻方面的问题就是十分令人困惑的。留存至今的实物并非没有。若说明清时期雕刻呈衰退之势，可视作雕刻物的东西那时已不存在，这已经是过去的说法了。当人们认定何为雕塑的时候，我们用以逐鱼的网眼似乎该是问题的关键。明清时期，建雕塑的需求变少，人们建雕塑的欲求也随之下降，这一事实当时确实存在。可与其说是雕刻技术衰退了，不如说是转换了发展方向，即在雕漆、玉器和象牙精细雕工等方面实现了转型和发展。这种倾向不只在中国，在亚洲其他地区也能够见到。日本江户时期塑像建造呈衰退之势，我们会想到其背景因素可能与中国的情况有共通之处。宗教热情冷却、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改变等，仅以这样的理由便难以厘清的问题，我们还能想到很多。所谓概说性的著作，可以说都是提出问题多一些，但不强调对其做出各种解答。 

　　本书记述的是旧中国的最后阶段——清代，具体记述内容包括：首先，政治上着眼于将庞大的官僚组织统一到服务于皇帝一人的强力、实效的政治体制，经济上聚焦于以白银为支撑的商品流通的盛况；其次，对这二者朝向极限发展的过程进行了一定的描述；最后，针对促使清代由政治经济鼎盛局面最终走向政治崩溃、经济解体的三方面因素——来自外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入侵，源自内部的国内农民的反抗，以及以市民阶层为主的经济势力的优势发展——分别进行了相应的记述。其中，最后一方面的记述内容也会下及至清末，但本书对此所做的记述未必充分、详尽。另外，当我们观今日之中国、论旧时之中国之际，当然也要言及现在的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而且也不能不环顾对那些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些都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所以本书对此进行的论述，也容易流于一些定论、公说。尽管定论、公说可以令日本读者产生一种放心感，可我还是在努力回避这种做法，所以也会为本书增添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不知在读者心里的那面镜子中，本书的论述到底会形成一种怎样的映像？我想即使其中只有一幅映像能被读者朋友收入画框、长期留存，也算是我的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