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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精装)


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精装)

作  者:韩石山

出 版 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丛 书:“小说家的散文”丛书

出版时间:2017年09月

定  价:29.00

I S B N :9787555905349

所属分类: 文学  >  散文/随笔/书信    

标  签:散文/随笔/书信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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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全书二十余篇散文,均为首次辑录成书。作家以质朴、深情的笔触,描写了在人生各个时期遇见的人与事,父母兄弟,师长同学,同行同道……无不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印痕。既有可堪回首的岁月,也有感怀不已的现实。多为情谊的留恋,经历的喟叹,对所见所闻的真知灼见。作者的感怀、感念之心充溢在文字之中。同时,对自我的解剖,既真诚,又坦荡,不禁令人起敬……

此书为“小说家的散文”丛书之一。

TOP作者简介

    韩石山,著名作家,山西临猗县人。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韩石山文学评论集》等著作三十余部。作家韩石山以小说在文坛立足,后以文学批评产生影响,因其笔锋犀利、见解独到、态度真诚,而被誉为“酷评家”,有“文坛刀客”之称。

TOP目录

辑一

记忆里,那一丛丛的绿

我曾是个山东人

我的祖父

我们是亲亲的亲兄弟

 

辑二

那年,那场高考

我们的景老师

邵梅——我的老师

李卓老师

五个同班同学

我的学生一条河

 

辑三

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

十年逃离路

抚信欲哭泪已干

——重读西戎先生给我的几封信

思念杏绵大姐

赵越:一个有身世的朋友

耿彦波:可谓山西之左宗棠

谢燕:一个山西的文化符号

给谢涛的两封信

任芙康这厮

一场文学的厮缠

东亚文学论坛纪事

何为文学,如何写作

后记


TOP书摘

  我曾是个山东人

  不知是身上真的有,还是装模作样装出来的,初相识的人,常说我身上有些豪侠之气。每当这时,我呢,多是一半谦虚,一半自负地说:

  “也许有吧,我曾是个山东人啊。”

  这倒不是诳语,确实是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两三年的时间,即从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我是在山东德州度过的。

  父亲原在青岛的海防部队服役,转业时为了回老家方便,选择了德州,在德州监狱当了管教干部。安顿下来后,就将母亲和我接去同住。住了三个年头,到了一九五八年春天,国家号召干部家属返乡支援农业,一贯积极上进的父亲,主动响应号召,将我们母子,还有在德州出生的弟弟一起送回山西老家。后来家里人都埋怨父亲做事孟浪,要不我们全家都是城市户口了。我倒是理解父亲,他那时才三十出头年纪嘛。父亲独自一人在山东工作了二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按国家有关政策,将母亲和五弟、六弟转到德州。

  小时候,对山东人的性格没有什么认识,甚至还有点委屈。

  我刚去德州,小朋友们给我叫“小侉子”,见了我就半唱半喊地说:“打侉子,卖侉子,侉子侉子悠侉子!”当时不知这个“悠”字是什么意思,现在回想,该是荡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小侉子像荡秋千似的悠起来。这不是反了吗?在我们老家,是给河南、山东过来的人叫侉子的呀。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也。

  真正让我见识了山东人豪爽性格的,是改革开放之后。

  那时,母亲和五弟六弟已到了德州,我在太原工作,父母年纪大了,一年之中,总要去看望一两次。每次去了,父亲总要领着我去看望他的朋友。父亲是个爱热闹的人,交往的朋友中,除了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之外,还有几个比他小十几二十岁的,不管见了谁,父亲总是说,这是你什么伯伯,这是你什么叔叔。我呢,也就跟上叫声什么伯伯,什么叔叔。那些年纪大的还好说,遇上年纪不大的,真叫我难为情——这个什么叔叔,有的竟比我还要小一两岁。但是,有一样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父亲的这些朋友,招待我真像来了老家的侄子。我在那儿待几天,天天都有人请我们父子俩去喝酒。那时还不兴在饭店吃饭,就在他们家里,荤的素的摆满一桌子,酒嘛,几乎全是景芝白干,一瓶喝了再上一瓶,临走还要给拿上这样那样的土特产。尤其是那些大娘,总是给我说,你父亲人多好,在这里几十年多么不容易,为供你们弟兄几个上大学,平日怎样的省吃俭用。

  那几年,也是母亲一生最舒畅的一个时期。

  据父亲说,他们监狱的一个领导,平日对人很严厉,独独对母亲很是敬重,骑自行车见了母亲,总要下来问声好。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监狱干部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很高,那时刚恢复高考,上大学是很难的,而母亲在老家农村带着我们兄弟几个,我在“文革”前就上了大学,两个弟弟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同时考上了大学,四弟上的还是个名牌大学。这在他们单位,几乎造成了轰动。有个父亲的朋友,一定让他的儿子高考前夕在父亲家里住一星期,说是沾沾韩大爷家的灵气。而这个孩子,还真的就考上了。后来四弟出国留学,父母脸上更光彩了。

  父亲给我说这事时,我笑着说,你就没给人家说,你六个孩子,三个上了大学,等于别人家里两个孩子有一个上了大学,这有什么奇怪的。父亲说,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三个呀。

  母亲第二次到德州的时候,已五十多岁了,没几年,父亲就退休了。此前为了安排工作,五弟和六弟已回了山西。

  孩子一回,母亲在德州住不下去了,又放心不下父亲,一年之中,在老家住上几个月,又来德州住几个月。年纪大了,这样来回跑总不是个办法,我跟父亲商量,是不是他干脆回山西好了。在我想来,这不算个事儿,毕竟我们家的根子在山西嘛。不料,父亲坚决反对,说他在德州几十年,离不开这个地方了。为这事,我跟父亲几乎翻了脸,我说,我妈回去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一个人住在山东呢?父亲说不出多少道理,总是执拗地说,他就离不开这个地方嘛,回去连个说话聊天的人也没有,还不把他憋死呀。

  真没想到,一方水土对一个外乡人会有这么大的吸附力!

  又延宕了几年,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的时候,还是回了老家。父亲回到老家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郁郁寡欢,一说起来,就是他在山东如何,他在山东的朋友如何。直到这时,我才想到,强劝父亲离开山东,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前年,我去济南开一个学术会议,德州监狱的王振义政委在报上看到了,让父亲的一个朋友跟我联系,问我能不能会议之后来德州住几天。父母已去世了,王政委还有这份情义,我很是感动,说我会去的。

  原以为到时候我在德州下车就行了,没想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王政委派那位叔叔带车来济南接我。在德州,王政委和林监狱长给我的接待,让我想起了当年跟着父亲去伯伯叔叔家做客的情景,不同的是,不是在他们家里了,我也不用再喊他们伯伯叔叔了。

  也是在德州才知道,王政委的父亲,就是当年那位特别敬重我母亲的监狱领导。酒席上,我还知道了一个在德州人们对监狱干部子弟的通俗称呼。德州监狱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不叫监狱而叫劳改队,监狱干部的孩子,就叫劳改队子弟。劳改队在德州是个大单位,几十年下来,德州党政军经各界,就有了不少劳改队子弟,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说得多了,就将那个“队”字省略了,说成“劳改子弟”。在外地这样说,肯定会有误解,但是德州不会,反而是一种自豪,好像出身名门一样。有位朋友当场就说,老韩,你也是咱们劳改子弟啊!

  在德州住了两天之后,王政委又派车将我送回太原,仍是那位到济南接我的叔叔跟着。

  晚上女儿下班回来,问我是怎么回来的,我说了从济南到德州,再从德州到太原的经过,女儿惊奇地说,多远呀!怎么能这么做事。

  我说,我也没办法,这就是山东人的脾气啊!

  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

  在一次外单位的会上,与刘淳先生相遇,闲话过后,刘先生说他要编个《黄河》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文集,让我也写上一篇。知道我当年并非主其事者,刘先生的要求并不高,说不要低于三千字就行了。约稿也是一门艺术,有的要设上限,有的只能设下限。刘先生是个有悲悯之心的人,别看长得那么高大威猛。

  事实上,我当年的境况,绝非刘先生的悲悯之心所能估量。

  我们这一茬作家里,我算是出道较早的一个。一九七三年参加过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文学剧本学习班,一九八○年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结束后,承蒙马烽、西戎诸老师的关照,由学校调出来,安排到汾西县城关公社担任副主任,深入生活,专事写作。此后不久,省委批下十个专业创作编制,不管是从南往北数,还是从北往南数,我都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条件更好的,是已获得全国小说奖的成一老兄。

  然而,天下事,每每有非常人所能预料者。

  在下面熬了两三年,已做好一切准备,要调往省城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发生了。一九八三年十月,省作协电话打到公社,要我来太原,一来就安排住在作协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怕我紧张,说是好好考虑一下,看自己过去写的东西里,有什么不太正确的东西。我是“老运动员”了,一看就知道,这是办“学习班”。大学毕业前,“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让办过一次;粉碎“四人帮”,“揭批清”运动中,又办过一次;这该是第三次了。

  何以这次是办班,又不像是办班呢?这是因为,要我回来做检查,是省委宣传部的指令,省作协只是执行而已。知道我不会跑,也就不多管。过了不久,省作协开了个会,把成一也叫来了。会完了,成一可以回去,而我,还要留下。成一也真够意思,见我不能回去,他也不回去了。我知道,他原平家里正在打家具,说你回你的吧。成一说,没事儿,陪陪你吧。那几天,我们俩天天在街上吃饭,时不时地还喝口小酒。过了几天,像是没有什么大动静,老王就回去了。——这里说成一,是为了让人知道是谁,突然又改口说老王,是我当年就这么叫他。

  没多久,在晋祠召开了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省作协的几位老领导都参加了,青年作家参加的也有好几个。我在这个会上做了个检查。记得当时的宣传部长是刘舒侠,我发言时,就坐在他旁边,见我说话结结巴巴的,他特意递过一杯茶水,说不要紧张。

  会议完了,我还不能回。有次在作协院里,遇见马烽老师,他问石山还没回去?我说没人让我回呀。马老师略一沉思,说道:算球了,干脆回来吧。又一思索,说你先回去,过一段来了再说。

  再来的时候,作协和文联要分家了。成一的调动已批准,而我的搁下了。一次在机关院里,遇见胡正老师,说到调动的事,胡老师说,没问题,正要用你们哩。他说这话的前提是,省委已内定,作协文联分开后,胡老师将出任作协这边的党组书记,就是一把手。

  就在正式分家前,最后一次党组会上,我的调动也批准了,接下来是办手续。

  那时办调动,不经过组织部,宣传部就可以调人,办所有手续。记得拿上调动手续后,我心里真是感激万分又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把老婆孩子转为城市户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为此,在吕梁山里,苦苦奋斗了十几年。而办这个事的人员,对这样神圣的一件事,竟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只是在我的调动手续表的家属一栏里,写了两个字:随迁。

  到一九八四年秋天,胡正老师已当上了省作协的党组书记。开了一次创作会,是在并州饭店西楼开的,会上提出要办个大型文学杂志,让大家想名字,记得是权文学,或是谁,提出叫“黄河”。胡老师口气很大,说谁起的名字用了,给谁发个起名奖。

  名字有了,再下来就是筹备了。开了党组会,定下筹备组由五人组成,这五个人,我记得是胡正、焦祖尧、成一、郑义和我。老胡和老焦,都有行政工作,分不开身,做具体事的,是成一、郑义和我。而郑义那时刚得了奖,正红,外面的邀请多,应酬多,偶尔见上一面,过几天又不见了。这样一来,具体事差不多就全落在成一和我的身上。

  当时我俩就住在现在机关院南楼二层一个房间里,两张单人床,一人一张。吃饭在灶上,工作休息全在这个小房间。现在杂志封面上的“黄河”二字,就是借来一部四体大字典,挑来挑去,挑了王羲之的两个字。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晋人的字,用在晋省的刊物上,挺般配的。

  有件趣事是,我睡觉爱打呼噜,而成一睡觉又轻,不能有任何打搅。通常是睡下了,说上两句话,我就睡着了,随即呼噜声也就起来了,一声接一声,周而复始,无休无止。成一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忍着,有时实在忍不住了,起身下床推推我,很是抱歉地说:“石山,石山,声音太大了。”我呢,糊里糊涂的,感觉不是我打扰了他,而是他打扰了我,欠起身子说:“没关系,睡吧,睡吧。”一躺下,又呼噜起来了。成一后来对我说,遇上我这样的人,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眼睁睁地等着天亮。

  别看晚上,一个人总也睡不着,一个人睡得像死猪,实际上,两人的心境并不相同。

  老王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在办刊物,实现他上大学时的文学梦想。

  我呢,严格说来,还是负案在身,说是在办刊物,更多的是等待,是观望。清除精神污染,是停下来了,并不是说不搞了。给人的感觉,随时都可能再搞起来,而再搞起来,我是绝难逃脱的。只盼着作协早点给了房子,那样,就是我有了什么,老婆孩子总算是回到了省城。

  参加《黄河》的筹备,对我来说,最大的益处是,不光调回作协,还有正经事做,不再像几个月前,待在这儿等着如何挨批。

  对我的处境,成一很是体谅,多次说,过去了,就没事了,别老是自个儿解脱不出来。

  患难见人心。有这一段的相处,往后三十多年,不管彼此的境遇有什么不同,我从未与成一高声说过一句话。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胡正老师。

  一次在院里闲谈,我把自己的担忧给胡老师说了,胡老师哈哈一笑,说,这个事,你不要考虑,你再考虑也不抵事,交给我吧,你好好做刊物上的事。

  他的意思是,真要什么灾祸来临,他会化解的。有他这话,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也就在这前后,山西日报社文艺部的赵修身先生,让我去了一次,不是组织批评文章,而是想办法,怎样让我能过了这一关。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让我写一篇自我批评文章,过后再发一个有亮点的短篇小说。我都办了。记得文章的名字叫《在探索中前进》,小说的名字叫《春雨》,暗喻这次的清除精神污染,对文学创作来说,像春雨一样的及时,像春雨一样的有益。

  看来是真的过去了。

  人的欲望,是一步接着一步来的。刚开始办刊物,图的是调回作协,且有个正式名分,待到进入五人筹备组,筹备进入后期,就会想着让自己当个什么了。我原先以为,胡正是组长,焦祖尧是副组长,我们三个是组员,那么正式出刊,胡正就是主编,焦祖尧就是副主编,我们三个,只能在编辑部主任、副主任上分配了。那样的话,成一是当然的主任,郑义和我,就是副主任了。

  胡正老师的胸怀,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不记得是什么形式了,那时他虽是党组书记,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常是要办什么事了,就去谁的办公室,或是把人叫到机关办公室,这次是在我们的楼上,还是在机关办公室,确实没有一点印象,总之是,他公开说了,他和老焦,谁也不当主编和副主编了,就让成一他们去干吧。

  天下竟有这等的好事!那时,正是他们这些老作家出来做事的时候,好多比他年龄还要大的老作家,正在当着主席、主编什么的,而他竟什么都不要。还得要说,在这件事上,老焦也同样表现了一种高风亮节。我从未听人说过,老焦对这件事有什么不满。按说老胡不干了,他是最有资格干的。

  人的欲望,不光是一步接着一步来的,还是越来越大的。这个时候,我就想,胡、焦二人不当主编、副主编了,那么我们三个人里,自然是成一当主编,我与郑义当副主编了。同样是副主编,郑义的文学成就比我大得多,工作能力也强得多,排名当然在我之前了。

  又是一个没有想到。开过党组会,正式排名下来了,成一主编,两个副主编,我的排名在郑义之前。这让我既欣喜又愧疚,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不管怎样,总算是回到了作家协会,且成为一个刊物的副主编了。

  现在说这些,我的心情很平静。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好。总括起来,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在整个筹办《黄河》期间,跟胡正老师的品质,包括老焦的品质相比,只说我,不说别人,我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坦荡君子,更像个卑劣的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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