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精装）

    全书二十余篇散文，均为首次辑录成书。作家以质朴、深情的笔触，描写了在人生各个时期遇见的人与事，父母兄弟，师长同学，同行同道……无不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印痕。既有可堪回首的岁月，也有感怀不已的现实。多为情谊的留恋，经历的喟叹，对所见所闻的真知灼见。作者的感怀、感念之心充溢在文字之中。同时，对自我的解剖，既真诚，又坦荡，不禁令人起敬……

此书为“小说家的散文”丛书之一。

    韩石山，著名作家，山西临猗县人。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韩石山文学评论集》等著作三十余部。作家韩石山以小说在文坛立足，后以文学批评产生影响，因其笔锋犀利、见解独到、态度真诚，而被誉为“酷评家”，有“文坛刀客”之称。

辑一

记忆里，那一丛丛的绿

我曾是个山东人

我的祖父

我们是亲亲的亲兄弟

辑二

那年，那场高考

我们的景老师

邵梅——我的老师

李卓老师

五个同班同学

我的学生一条河

辑三

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

十年逃离路

抚信欲哭泪已干

——重读西戎先生给我的几封信

思念杏绵大姐

赵越：一个有身世的朋友

耿彦波：可谓山西之左宗棠

谢燕：一个山西的文化符号

给谢涛的两封信

任芙康这厮

一场文学的厮缠

东亚文学论坛纪事

何为文学，如何写作

后记

　　我曾是个山东人

　　不知是身上真的有，还是装模作样装出来的，初相识的人，常说我身上有些豪侠之气。每当这时，我呢，多是一半谦虚，一半自负地说：

　　“也许有吧，我曾是个山东人啊。”

　　这倒不是诳语，确实是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两三年的时间，即从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我是在山东德州度过的。

　　父亲原在青岛的海防部队服役，转业时为了回老家方便，选择了德州，在德州监狱当了管教干部。安顿下来后，就将母亲和我接去同住。住了三个年头，到了一九五八年春天，国家号召干部家属返乡支援农业，一贯积极上进的父亲，主动响应号召，将我们母子，还有在德州出生的弟弟一起送回山西老家。后来家里人都埋怨父亲做事孟浪，要不我们全家都是城市户口了。我倒是理解父亲，他那时才三十出头年纪嘛。父亲独自一人在山东工作了二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按国家有关政策，将母亲和五弟、六弟转到德州。

　　小时候，对山东人的性格没有什么认识，甚至还有点委屈。

　　我刚去德州，小朋友们给我叫“小侉子”，见了我就半唱半喊地说：“打侉子，卖侉子，侉子侉子悠侉子！”当时不知这个“悠”字是什么意思，现在回想，该是荡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小侉子像荡秋千似的悠起来。这不是反了吗？在我们老家，是给河南、山东过来的人叫侉子的呀。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也。

　　真正让我见识了山东人豪爽性格的，是改革开放之后。

　　那时，母亲和五弟六弟已到了德州，我在太原工作，父母年纪大了，一年之中，总要去看望一两次。每次去了，父亲总要领着我去看望他的朋友。父亲是个爱热闹的人，交往的朋友中，除了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之外，还有几个比他小十几二十岁的，不管见了谁，父亲总是说，这是你什么伯伯，这是你什么叔叔。我呢，也就跟上叫声什么伯伯，什么叔叔。那些年纪大的还好说，遇上年纪不大的，真叫我难为情——这个什么叔叔，有的竟比我还要小一两岁。但是，有一样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父亲的这些朋友，招待我真像来了老家的侄子。我在那儿待几天，天天都有人请我们父子俩去喝酒。那时还不兴在饭店吃饭，就在他们家里，荤的素的摆满一桌子，酒嘛，几乎全是景芝白干，一瓶喝了再上一瓶，临走还要给拿上这样那样的土特产。尤其是那些大娘，总是给我说，你父亲人多好，在这里几十年多么不容易，为供你们弟兄几个上大学，平日怎样的省吃俭用。

　　那几年，也是母亲一生最舒畅的一个时期。

　　据父亲说，他们监狱的一个领导，平日对人很严厉，独独对母亲很是敬重，骑自行车见了母亲，总要下来问声好。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监狱干部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很高，那时刚恢复高考，上大学是很难的，而母亲在老家农村带着我们兄弟几个，我在“文革”前就上了大学，两个弟弟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同时考上了大学，四弟上的还是个名牌大学。这在他们单位，几乎造成了轰动。有个父亲的朋友，一定让他的儿子高考前夕在父亲家里住一星期，说是沾沾韩大爷家的灵气。而这个孩子，还真的就考上了。后来四弟出国留学，父母脸上更光彩了。

　　父亲给我说这事时，我笑着说，你就没给人家说，你六个孩子，三个上了大学，等于别人家里两个孩子有一个上了大学，这有什么奇怪的。父亲说，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三个呀。

　　母亲第二次到德州的时候，已五十多岁了，没几年，父亲就退休了。此前为了安排工作，五弟和六弟已回了山西。

　　孩子一回，母亲在德州住不下去了，又放心不下父亲，一年之中，在老家住上几个月，又来德州住几个月。年纪大了，这样来回跑总不是个办法，我跟父亲商量，是不是他干脆回山西好了。在我想来，这不算个事儿，毕竟我们家的根子在山西嘛。不料，父亲坚决反对，说他在德州几十年，离不开这个地方了。为这事，我跟父亲几乎翻了脸，我说，我妈回去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一个人住在山东呢？父亲说不出多少道理，总是执拗地说，他就离不开这个地方嘛，回去连个说话聊天的人也没有，还不把他憋死呀。

　　真没想到，一方水土对一个外乡人会有这么大的吸附力！

　　又延宕了几年，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的时候，还是回了老家。父亲回到老家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郁郁寡欢，一说起来，就是他在山东如何，他在山东的朋友如何。直到这时，我才想到，强劝父亲离开山东，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前年，我去济南开一个学术会议，德州监狱的王振义政委在报上看到了，让父亲的一个朋友跟我联系，问我能不能会议之后来德州住几天。父母已去世了，王政委还有这份情义，我很是感动，说我会去的。

　　原以为到时候我在德州下车就行了，没想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王政委派那位叔叔带车来济南接我。在德州，王政委和林监狱长给我的接待，让我想起了当年跟着父亲去伯伯叔叔家做客的情景，不同的是，不是在他们家里了，我也不用再喊他们伯伯叔叔了。

　　也是在德州才知道，王政委的父亲，就是当年那位特别敬重我母亲的监狱领导。酒席上，我还知道了一个在德州人们对监狱干部子弟的通俗称呼。德州监狱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不叫监狱而叫劳改队，监狱干部的孩子，就叫劳改队子弟。劳改队在德州是个大单位，几十年下来，德州党政军经各界，就有了不少劳改队子弟，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说得多了,就将那个“队”字省略了，说成“劳改子弟”。在外地这样说，肯定会有误解，但是德州不会，反而是一种自豪，好像出身名门一样。有位朋友当场就说，老韩，你也是咱们劳改子弟啊!

　　在德州住了两天之后，王政委又派车将我送回太原，仍是那位到济南接我的叔叔跟着。

　　晚上女儿下班回来，问我是怎么回来的，我说了从济南到德州，再从德州到太原的经过，女儿惊奇地说，多远呀！怎么能这么做事。

　　我说，我也没办法，这就是山东人的脾气啊！

　　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

　　在一次外单位的会上，与刘淳先生相遇，闲话过后，刘先生说他要编个《黄河》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文集，让我也写上一篇。知道我当年并非主其事者，刘先生的要求并不高，说不要低于三千字就行了。约稿也是一门艺术，有的要设上限，有的只能设下限。刘先生是个有悲悯之心的人，别看长得那么高大威猛。

　　事实上，我当年的境况，绝非刘先生的悲悯之心所能估量。

　　我们这一茬作家里，我算是出道较早的一个。一九七三年参加过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文学剧本学习班，一九八○年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结束后，承蒙马烽、西戎诸老师的关照，由学校调出来，安排到汾西县城关公社担任副主任，深入生活，专事写作。此后不久，省委批下十个专业创作编制，不管是从南往北数，还是从北往南数，我都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条件更好的，是已获得全国小说奖的成一老兄。

　　然而，天下事，每每有非常人所能预料者。

　　在下面熬了两三年，已做好一切准备，要调往省城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发生了。一九八三年十月，省作协电话打到公社，要我来太原，一来就安排住在作协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怕我紧张，说是好好考虑一下，看自己过去写的东西里，有什么不太正确的东西。我是“老运动员”了，一看就知道，这是办“学习班”。大学毕业前，“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让办过一次；粉碎“四人帮”，“揭批清”运动中，又办过一次；这该是第三次了。

　　何以这次是办班，又不像是办班呢？这是因为，要我回来做检查，是省委宣传部的指令，省作协只是执行而已。知道我不会跑，也就不多管。过了不久，省作协开了个会，把成一也叫来了。会完了，成一可以回去，而我，还要留下。成一也真够意思，见我不能回去，他也不回去了。我知道，他原平家里正在打家具，说你回你的吧。成一说，没事儿，陪陪你吧。那几天，我们俩天天在街上吃饭，时不时地还喝口小酒。过了几天，像是没有什么大动静，老王就回去了。——这里说成一，是为了让人知道是谁，突然又改口说老王，是我当年就这么叫他。

　　没多久，在晋祠召开了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省作协的几位老领导都参加了，青年作家参加的也有好几个。我在这个会上做了个检查。记得当时的宣传部长是刘舒侠，我发言时，就坐在他旁边，见我说话结结巴巴的，他特意递过一杯茶水，说不要紧张。

　　会议完了，我还不能回。有次在作协院里，遇见马烽老师，他问石山还没回去？我说没人让我回呀。马老师略一沉思，说道：算球了，干脆回来吧。又一思索，说你先回去，过一段来了再说。

　　再来的时候，作协和文联要分家了。成一的调动已批准，而我的搁下了。一次在机关院里，遇见胡正老师，说到调动的事，胡老师说，没问题，正要用你们哩。他说这话的前提是，省委已内定，作协文联分开后，胡老师将出任作协这边的党组书记，就是一把手。

　　就在正式分家前，最后一次党组会上，我的调动也批准了，接下来是办手续。

　　那时办调动，不经过组织部，宣传部就可以调人，办所有手续。记得拿上调动手续后，我心里真是感激万分又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把老婆孩子转为城市户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为此，在吕梁山里，苦苦奋斗了十几年。而办这个事的人员，对这样神圣的一件事，竟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只是在我的调动手续表的家属一栏里，写了两个字：随迁。

　　到一九八四年秋天，胡正老师已当上了省作协的党组书记。开了一次创作会，是在并州饭店西楼开的，会上提出要办个大型文学杂志，让大家想名字，记得是权文学，或是谁，提出叫“黄河”。胡老师口气很大，说谁起的名字用了，给谁发个起名奖。

　　名字有了，再下来就是筹备了。开了党组会，定下筹备组由五人组成，这五个人，我记得是胡正、焦祖尧、成一、郑义和我。老胡和老焦，都有行政工作，分不开身，做具体事的，是成一、郑义和我。而郑义那时刚得了奖，正红，外面的邀请多，应酬多，偶尔见上一面，过几天又不见了。这样一来，具体事差不多就全落在成一和我的身上。

　　当时我俩就住在现在机关院南楼二层一个房间里，两张单人床，一人一张。吃饭在灶上，工作休息全在这个小房间。现在杂志封面上的“黄河”二字，就是借来一部四体大字典，挑来挑去，挑了王羲之的两个字。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晋人的字，用在晋省的刊物上，挺般配的。

　　有件趣事是，我睡觉爱打呼噜，而成一睡觉又轻，不能有任何打搅。通常是睡下了，说上两句话，我就睡着了，随即呼噜声也就起来了，一声接一声，周而复始，无休无止。成一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忍着，有时实在忍不住了，起身下床推推我，很是抱歉地说：“石山，石山，声音太大了。”我呢，糊里糊涂的，感觉不是我打扰了他，而是他打扰了我，欠起身子说：“没关系，睡吧，睡吧。”一躺下，又呼噜起来了。成一后来对我说，遇上我这样的人，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眼睁睁地等着天亮。

　　别看晚上，一个人总也睡不着，一个人睡得像死猪，实际上，两人的心境并不相同。

　　老王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在办刊物，实现他上大学时的文学梦想。

　　我呢，严格说来，还是负案在身，说是在办刊物，更多的是等待，是观望。清除精神污染，是停下来了，并不是说不搞了。给人的感觉，随时都可能再搞起来，而再搞起来，我是绝难逃脱的。只盼着作协早点给了房子，那样，就是我有了什么，老婆孩子总算是回到了省城。

　　参加《黄河》的筹备，对我来说，最大的益处是，不光调回作协，还有正经事做，不再像几个月前，待在这儿等着如何挨批。

　　对我的处境，成一很是体谅，多次说，过去了，就没事了，别老是自个儿解脱不出来。

　　患难见人心。有这一段的相处，往后三十多年，不管彼此的境遇有什么不同，我从未与成一高声说过一句话。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胡正老师。

　　一次在院里闲谈，我把自己的担忧给胡老师说了，胡老师哈哈一笑，说，这个事，你不要考虑，你再考虑也不抵事，交给我吧，你好好做刊物上的事。

　　他的意思是，真要什么灾祸来临，他会化解的。有他这话，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也就在这前后，山西日报社文艺部的赵修身先生，让我去了一次，不是组织批评文章，而是想办法，怎样让我能过了这一关。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让我写一篇自我批评文章，过后再发一个有亮点的短篇小说。我都办了。记得文章的名字叫《在探索中前进》，小说的名字叫《春雨》，暗喻这次的清除精神污染，对文学创作来说，像春雨一样的及时，像春雨一样的有益。

　　看来是真的过去了。

　　人的欲望，是一步接着一步来的。刚开始办刊物，图的是调回作协，且有个正式名分，待到进入五人筹备组，筹备进入后期，就会想着让自己当个什么了。我原先以为，胡正是组长，焦祖尧是副组长，我们三个是组员，那么正式出刊，胡正就是主编，焦祖尧就是副主编，我们三个，只能在编辑部主任、副主任上分配了。那样的话，成一是当然的主任，郑义和我，就是副主任了。

　　胡正老师的胸怀，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不记得是什么形式了，那时他虽是党组书记，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常是要办什么事了，就去谁的办公室，或是把人叫到机关办公室，这次是在我们的楼上，还是在机关办公室，确实没有一点印象，总之是，他公开说了，他和老焦，谁也不当主编和副主编了，就让成一他们去干吧。

　　天下竟有这等的好事！那时，正是他们这些老作家出来做事的时候，好多比他年龄还要大的老作家，正在当着主席、主编什么的，而他竟什么都不要。还得要说，在这件事上，老焦也同样表现了一种高风亮节。我从未听人说过，老焦对这件事有什么不满。按说老胡不干了，他是最有资格干的。

　　人的欲望，不光是一步接着一步来的，还是越来越大的。这个时候，我就想，胡、焦二人不当主编、副主编了，那么我们三个人里，自然是成一当主编，我与郑义当副主编了。同样是副主编，郑义的文学成就比我大得多，工作能力也强得多，排名当然在我之前了。

　　又是一个没有想到。开过党组会，正式排名下来了，成一主编，两个副主编，我的排名在郑义之前。这让我既欣喜又愧疚，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不管怎样，总算是回到了作家协会，且成为一个刊物的副主编了。

　　现在说这些，我的心情很平静。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好。总括起来，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在整个筹办《黄河》期间，跟胡正老师的品质，包括老焦的品质相比，只说我，不说别人，我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坦荡君子，更像个卑劣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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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精装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