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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巨变还会持续若干年。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持续进行的现代化最终在农村地域上的体现。延续数千年的稳定村庄结构，因为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而发生变化。村庄空心化，建立在家庭以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变化之中。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最后一公里”既是贺雪峰田野治学理念与方法的体现，也是他研究的重要乡村治理现象。作者历经十年，身体力行深入中国乡村地区，运用大量一手的真实案例，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明显的区域特征。记录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 村庄类型、乡村政治、熟人社会、高价彩礼、乡村生活秩序的构建、农民收入与乡村社会分层的关系等。通过对村民个体、家庭及乡村社会组织等多层面的乡村调查，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并在村庄治理这样一个宏大而又紧迫的命题下，深入探讨了如何重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
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乡镇选举、信访制度、税费改革、农地制度、建设用地制度、乡村水利、农业经济、农业现代化、农民福利、农村文化、农民宗教、乡村社会性质、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农村扶贫、乡村规划、农民工、城乡关系、城市化等方面。
广受关注的著作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地权的逻辑》等。
导读 中国乡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
一、乡村社会
二、家庭与养老
三、社会分层
四、低保与扶贫
五、借贷与保险
六、农业治理
七、信访制度
导读 中国乡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节选）
农民进城后的乡村存在问题
在中国农村的巨变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经商，生活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主要生活场所也转移到了城市。这种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是农民的选择，也是他们改善福利的途径之一。农民进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农民选择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这样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种家计模式可以让农民家庭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这样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上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同时，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必然会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的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新农合、新农保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国家支农资金还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正在快速改善。
国家投入解决了农村存在的一部分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国家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务，很多公共服务还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这就是国家无力解决的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之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普遍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不是工程问题，更不是国家投入的问题，而是农民组织问题，即这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密切相关的事务必须要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比如国家不可能为每一个农户打扫他们门前的“生活垃圾”。在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传统力量已经弱化甚至解体，而国家行政力量又无力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等看得见的问题上面，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日益冷淡、赌博越来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方面。这些问题几乎渗透于农村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且正是这些问题的聚集呈现出惊人的农村巨变。这些巨变触动着每一个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春节返乡的人。
开 本：大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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