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艺术理论与评论 艺术与摄影
本书是音乐散文家曹利群先生的音乐札记，共分四个部分。第一辑“暗夜”，主要记述了集中营和“二战”时期有关作曲家及作品；第二辑“黎明”，关涉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雅纳切克等作曲家或指挥家的爱情生活及作品；第三辑“正午”，是对部分作曲家及其代表作的解说及导赏；第四辑“黄昏”，讲述作者亲历的音乐故事，关乎童年、家人，以及那些难忘的岁月。
曹利群，致力于音乐推广与传播，从事古典音乐评论写作多年，曾任《爱乐》杂志主编。已出版《缪斯的琴弦》《永远的珍藏》《历史旁的花园》《五音不全》《肖邦不住17号》《灯塔的光》等作品，并有译著《梅纽因访谈录》《如何听懂音乐》《歌剧：一种新的聆听方法》（合译）和《亲爱的阿尔玛——马勒给妻子的信》（合译）。
第一辑 暗夜
达豪的歌
绝望中的信靠
——《时间终结四重奏》
华沙幸存者
我会记得你的模样
明亮的悲伤
《见证》的见证
为谁《干杯》
夏里亚宾: 现在我的表停了
第二辑 黎明
柏树的情思
“我们的交响曲”
私信
亲爱的阿尔玛
米佳的故事
了无痕迹
——关于卡洛斯·克莱伯的一封信
为艺术，为爱情
第三辑 正午
播种苦难，收获坚强——俄罗斯民歌手记
生命的往复
——王健演奏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导赏
夜与昼: 自我与自然
——马勒第七音乐会导赏
古典音乐的七个瞬间
被背叛的遗嘱
朝圣之路: 远行与归家
第四辑 黄昏
不肯和解的声音
春风吹动橡树叶儿沙沙响
母亲教我的歌
看不见的声音
好好活着，好好死去
因父之名
葬礼进行曲
【被背叛的遗嘱】（摘选）
……
■怀念顾圣婴其人其事
上海愚园路1088弄103号，是顾圣婴的娘家[ “愚园路1088弄宏叶花园是连体别墅。我外公外婆租赁了103号，我外公外婆、舅舅舅妈一家、小姨一家住在里面。姨夫一家原先住兆丰别墅，1955年姨夫含冤入狱，大姨一家仍住在那里。到了1958年，不让他们住兆丰别墅了，将他们的房子给了居委会。当时我表哥在西安上学，表姐在北京学习演出，我大姨等于是身边没亲人了。我外公就讲，算了，让他们搬过来吧。这样愚园路103号底层(饭厅和大、小客厅)全部由大姨一家居住，直到他们去世。他们刚去世一段时间，楼下房子空着，外婆就搬下去住了。再后来房子被收掉了，是房管所还是团里(上海交响乐团)收掉的不记得了。外婆只能搬回楼上居住。”——据顾圣婴表妹吴慎德回忆。另外一个说法是，据陈恩博女士回忆，顾圣婴的妈妈结婚后住在愚园路1355弄73号，后来搬到1088弄。]，如今早已经物是人非。当年，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文革”中傅雷夫妇的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据顾育豹先生回忆，1967年2月1日，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3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有人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见《顾高地将军女儿之死》)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以致日后追悼会的骨灰盒里都是空的。而亲属也是2月1日清晨7点才得到医院和派出所的通知，至于为什么不把三个人的遗体放到冷藏室，待通知家人后再行处理，这也不得而知。虽然顾圣婴的爸爸顾高地尚在遥远的大西北服刑，但顾高地有弟弟，秦慎仪有姐妹，完全可以代为处理后事。上海交响乐团有没有人到场也不清楚，但顾圣婴成为批斗对象，显然公安局的人是了解情况的。因此，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都将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三十岁。“阖家玉碎，满门灭绝。岂‘惨烈’二字所能尽言？以赤县之广，竟无一隅容顾圣婴藏身，以国人之稠，竟无只手援顾圣婴逃生。”(赵越胜《若有人兮山之阿》)
“文革”初年的上海，文艺界里的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遭枪毙。(他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人“非正常死亡”: 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两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回想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老资格的合唱指挥家教育家马革顺说:“那时有一个学生来‘外调’的时候，我回答一句，他不满意，马上就打我耳光。而且平常你站在那里，很多人在后面踢你，把你踢倒，这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让他们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才生。早慧的顾圣婴五岁即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李嘉禄教授(40年代末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回国前曾接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聘书)。她还跟随马革顺学音乐理论，跟随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傅雷。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系统性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绝无仅有的，她纯正的“血脉”和少有的天赋后来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那个年代，国内以自学成才为主的其他钢琴家均不可与之同日而语。1953年，十六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6年后，她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眼界大开，琴艺日趋精进。她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克拉甫琴科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十到十二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国音乐学院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除了傅聪，其他四人在国内外也是名噪一时，获奖频多(稍后这个名单里加上了鲍蕙荞)。顾圣婴更是风骚独领。1957年，十九岁的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获男子钢琴最高奖)，西方音乐界反响强烈，瑞士国家电台、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的令人惊奇的结合”。她手下的肖邦温婉秀丽，像刮过春天的风一般轻盈，自然流畅，富含诗意深情，那是内心的歌吟。仔细听来，琴声里裹挟着优柔哀怨，令人悠然远思。波兰艺术家取自病榻上的肖邦的石膏手模，是波兰政府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在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最高奖的选手的，顾圣婴获此褒奖，可见她在肖邦故乡的被认可程度。顾圣婴带回这件珍贵的礼物，想必她一定是将它放在一个很稳妥的、随处可见的地方。这只不会言语的“手”以它的存在，触动着屋内那双永远澄明的目光。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键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她周围的人——无论老师同学，还是同事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地称赞: 优雅的家教，谦逊的人品，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的忘我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纯洁，但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里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由。
■私密的温暖
在肖邦诞辰两百年的日子里，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开演奏会，录制出版了叠床架屋的唱片，唯独把顾圣婴遗忘在历史的灰尘里。讽刺的是，顾圣婴曾以弹奏肖邦震动世界琴坛，她视之为生命的“肖邦手模”在批斗被摔碎后成为“刺杀”她的匕首，直接将其送上一条不归路。
今天的年轻人自然无法想象顾圣婴生存的那个年代。她虽然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艺术宠儿(很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望文生义地以为她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也是难得一遇的才华少女。中央音乐学院赵沨院长曾说，能像顾圣婴那样欣赏八大山人画作的钢琴家可谓凤毛麟角。
从20世纪50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 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已经逝世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2000年曾经以一种深切的怀念之情谈到她。李德伦回忆说:
我认识顾圣婴是在1956年，那时上海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出……感觉她很文气，也很瘦弱。当时北京很热，又下雨，顾圣婴显然生活上不习惯，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弹琴的时候，她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面色苍白地坐在那里，可一弹琴，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种力度和节奏让人惊讶不已……1957年，顾圣婴去莫斯科参赛，我当时在莫斯科留学，每天都从学校往中国代表团的驻地跑，我发现，顾圣婴原来是个拼命三郎，她练琴一般从早晨开始，一直练到下午，中午不吃饭……我对她说，小顾你这样不行呀，不吃饭怎么行，但她不听我的，依然没日没夜地练琴。我没有办法，只好拉她出去吃饭，或者买好饭给她吃。但饭常常是搁在那里凉了……
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在春节慰问解放军时，她一天演出三场，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始终精神饱满地演奏战士们喜欢的曲目。当所有的“奋进向上”和被批斗的残酷现实同时摆在她面前时，当为祖国人民争来的荣誉被粗暴的耳光打翻之际，一个弱女子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加缪说过：“人选择自杀，是觉得生活不值得一过，生活没有了意义。”
包括顾圣婴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人在“文革”中选择了自杀，面对一个“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的黑暗年代，人的绝望是可想而知的。阿伦特说：“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见《黑暗时代的人们》)但这样的可能性在当时的中国，却微乎其微。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们将在哪里居住？女钢琴家似乎别无选择。
然而说到底，自杀是个人问题。也有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选择了坚韧不屈并且熬过了漫长的严冬。某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也许可以采取韬晦之策，拓展自我的思想空间，在监狱，或在下放劳动的干校、农村，他们利用一切手段积蓄思想的能量，实现着人格的自我完善。顾圣婴不同，她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她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和承认，力图跟上所谓的时代的步伐。如若无所支撑，这个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个纤弱优美的灵魂的命运，将比暴风雨中的枯叶更摇摇欲坠。
此时的顾圣婴还可以与谁相依在危难中？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却身陷囹圄，远在天边。顾高地从家中被带走的那天，父女二人就已经从精神上相依为命。据顾高地回忆:“这天外飞来的横祸，把我们全家都吓呆了……我对女儿圣婴说：‘你要好好练琴……爱国家，爱人民。’当时女儿沉坐在椅子上，一听完我的话，她站了起来，神情忧郁而悲愤地望着我，圣婴说:‘爸爸，我爱国家，也爱爸爸。’”此时此刻，父亲知道顾圣婴的境遇吗？家庭中，没有工作的母亲、辍学待业的弟弟，他们都是弱者，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的肩头。在今天可以看到的有关顾圣婴的文字中，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其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监牢以后就消失了。随着“文革”到来，“在几乎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的遮蔽下，一切公开领域的功能全部丧失，当这光亮被熄灭后，黑暗就降临了”。(阿伦特语)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过顾圣婴关心鼓励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 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里，我们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熨烫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年初，在顾圣婴返回上海的前一日，两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他们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纺织女工》等越南的音乐小曲。“记得那天特别寒冷，零下二十摄氏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帽都让她穿戴走了。这是我们的诀别，她回去不到一个星期就不幸去世了。”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精神上的砥砺。殷承宗相信顾圣婴会跟随他搞京剧创作，“虽然压力很大，但我们决不放弃，这是我们的志向”。那个年代，火车上没有暖气，冷是可想而知的。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是何等感动，相信她不仅身体暖和，冰冷的心里更融进了暖意。回到上海交响乐团，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招呼、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悬崖边的顾圣婴会有一个回转的空间。
人的“死”常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显得更为酸楚。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照面，看到顾圣婴缓缓走来、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的样子，老师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老师踌躇了好一会，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多年后，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也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握奇)迎面碰上。见他头发凌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他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超拔能力。只能叹息，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热量与力度？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我见到过中央音乐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目睹了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沪上顾圣婴的死讯。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 有人说顾圣婴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多年后才在一个材料上看到事情的大体经过: 1967年1月31日，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中，上海交响乐团的“造反派”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上海交响乐团全体工作人员的面，打她耳光，揪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领袖像前“请罪”。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那水晶般的纯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读了这本纪念顾圣婴的书，我们绝对相信这点。
很多认识顾圣婴的人在纪念文章里对那个年代进行了谴责，对钢琴诗人的意外死亡表示惋惜。死亡总有千张面孔，死亡总有万种理解，我们却总在考量着值得与不值得。其实这也不是死者的问题，而是死亡留给生者的困惑。一个女钢琴家的弃世，在今天看来，也许是正当其时。想想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出色的钢琴家，刘诗昆、李明强、殷承宗、鲍蕙荞，在经历了那个黑暗年代以后，哪个找回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他们的艺术生命在风暴来临的那天就宣告结束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世界被粗暴地卷入一种在其中不再有任何持存性的运动之中时，对人或终有一死者的需要而言，世界就变得非人性化和不宜居住了。”(阿伦特语)既然是非人的世界，不宜居住，走便是了，一了百了。苟延残喘也是活受罪，就像明朝的李贽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说的那样:“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自杀不是怯懦，亦不是因为抗争失败。有时候，自杀往往成为最后的抗争，更何况是一家三口的共同行为。顾圣婴之死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虽然只是她一生唯一的抗争。
离开愚园路，我们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湖南路105号上海交响乐团的门口。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 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是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替代的。上前询问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回答我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就在顾圣婴诞辰的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纪念室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黑暗的年代里，尚且有殷承宗那样难得的“私密的温暖”，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幸福指数”似乎远远高于当年，人与人之间难道就不需要挨得更近些，让开启人性的光亮更多些热度？或者除了疯人的呓语，这里的一切将被抹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竟像是从未发生过一般？那么，关于那个遗嘱，那个将死之人的临终之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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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第1版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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