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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政治军事 中国政治
当今世界范围内，民主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劣质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全球民主的深层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还要不要追求民主？为规避目前世界民主的种种“陷阱”，中国是否需要选择自己独特形式的民主？其现实的发展路径又在哪里？《民主，中国如何选择（增订版）》作者郑永年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宽广的研究视野和独到的分析视角，赶超各种主义的纷争，对以上问题给予了理性、审慎而富有洞见的解读。
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荣誉教授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先后出版英文学术专著13部，包括《技术赋权》《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等。主编中文学术著作十多部，包括《中国模式》《保卫社会》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自 序 民主：中国有无选择
第一部分 当代民主之危机
21世纪的政治秩序危机
当代民主危机：西方学者怎么看
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
特朗普主义和美国民主的困境
为什么全球发生首脑危机
社交媒体如何颠覆政党政治
互联网：光明天使抑或黑暗陷阱
亚洲政党政治为何转型为街头政治
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亚洲民主的“雁行模式”及其局限
激进政治：以东欧为鉴
笨蛋，这是资本
革命的吊诡
国际政治中的“乌克兰悲剧”
外部干预与“分裂的民主”
地缘政治和民主秩序
地缘政治变迁和政治秩序重塑
第二部分 非西方民主之可能
民主的危机及未来
民主政治有没有非西方的选择
中国民主与东亚模式
新加坡与亚洲优质民主
解读新加坡模式
中国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吗
权力解构之后的台湾民主
第三部分 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如何可能
重塑意识形态
为什么中国需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应警惕民粹性民族主义
党内民主与竞争规则
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党内民主向何处去
中共十八大与中国现代政治的诞生
新政治生态下的政治改革
开放与政治的民主化
开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生命
限制特权
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
互联网的发展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
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
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路线
反腐与法治
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新一轮反腐败运动揭示什么
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
如何改善中国的法治与人权
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
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
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趋势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回答了哪些政治问题
中国贤能政治：重建与超越
中国的民主及其发展模式的选择
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
为什么全球发生首脑危机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美国、欧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已经预示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首脑危机”的现象。这无论对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首脑的作用不言而喻。用中国的政治术语来说，“首脑“就是“核心”。自从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无论是怎样的组织，都需要协调和统领组织的生活，因此都需要有首脑作为核心人物而存在。从原始部落的“头领”和“酋长”、封建时代的各种“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以来的各种体制的首脑（例如总统制里面的“总统”和议会制度里面的“首相”），无一不是围绕着首脑来进化和运作的。日本人把“总统”翻译成为“大统领”是非常形象的说法。
不过，近代以来的民主化给首脑注入了新的内容，无论是其产生、维持和退出，其行为、责任等各个方面都赋予了民主的内容。首脑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人民；同时首脑不能滥用权力（分权与制衡）；人民保留让首脑去留的权利（定期性选举或者罢免）；首脑必须对其政治行为负责，等等。在西方，一般认为，民主是解决人类既需要首脑，同时又能保证首脑不滥用权力的最有效机制。
今天的首脑危机，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可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首脑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首脑，而是所产生的首脑没有能够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为什么这样说？
“出类拔萃之辈”不从政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国家领袖。但是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首脑，很难说是最优秀的。如果说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是否优秀很难判断，从经验上看，他们没有多少是有所作为的。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想作为，实际上也很难。这或许是因为首脑个人的能力之故，或许是因为首脑所面临的制约过多之故。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人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首脑越来越多。最显着的行为就是首脑们动不动就进行公投。西方代议制产生的原因在于，现代大社会不可能让公民直接决策，所以选举出他们的代表来行使权力。不过，因为这些代表之间经常达不成政策共识，演变成党争，首脑只能诉诸于公投。这样，间接民主又转变成直接民主。
就其形式来说，公投是直接民主的直接表现。但问题在于公民对很多问题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公投表决之后又后悔结果。这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严峻的是，公投经常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处于简单的“是”与“否”的分离状态。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导致了很不民主的结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决定其余49%人口的命运。
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的动力。就民主政治所设想的“政治人”理论来说，参与政治（即参与公共事务）似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从古希腊到近代民主早期，这一设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经验证据，从事政治的都是贵族或有产者（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阶级或者商人阶层）。贵族和有钱阶层往往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不用为生计担心，是有闲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服务公众的愿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称这个群体为“职业政治家”。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的假设已经不那么和经验证据相关了。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参与政治过程。不过，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专业政治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并且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与过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存在了。此外，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便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西方，每当民主发生危机时，便会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还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在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过程中，曾经产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这不难理解，为了反对殖民统治，政治人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同时社会力量也已经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状态。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也有右派民粹主义，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人物（也包括首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人或强势政治的回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转型，从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社会运动的政治。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不按现存规则办事。破坏规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根据现行规则办事情，就出现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视为已经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的制度化。不过，民粹主义式的领袖可以轻易对现存政治制度造成严重破坏。美国特朗普的崛起表现得非常清楚。
因此，首脑危机不仅体现在传统类型的首脑不再能够作为，也体现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另类首脑的崛起。两者实际上相互相成，正因为传统类型的政治人物不再能够作为，导致了另类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
社会经济形态变化
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了政治人物（首脑）类型。如前面提到的，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经历不同类型的首脑。不同类型的首脑取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原始部落、封建、帝国、神权、近代主权国家和现代工业社会，不同社会形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政治首脑。
今天的首脑危机就是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了，而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产生首脑的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今天西方民主是近现代工业民主的产物。工业革命造就了近代经济结构，所以也是近代社会结构。多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表明利益的多元化，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是近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数十年的全球化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全球化导致了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促成了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这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和提高，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然而，财富在社会的不同群体中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和不公平，财富流向了绝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也有很多社会群体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结果，西方社会普遍地收入差异扩大和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大大缩小。技术更是恶化着这种情况。因为电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过程机器人化，技术所产生的就业越来越少。同时，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绝少数人，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巨额的财富，而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经济技术层面的变化，对近代西方产生的民主形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代议制民主，已经和当代的经济技术结构不那么相关，甚至毫不相关。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无能解决经济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政治人物很难和社会现实具有相关性。人们把“建制派”称之为“既得利益”，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反映社会的现实。在这种情形下，“建制派”被民粹派击败理所当然，因为前者和社会现实脱离，而后者则来自社会本身。
当代经济技术层面的变化，已经要求出现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脑），现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满足不了现实的要求。这就是首脑危机的根源；很显然，危机来自于政治变革的缺失。如何解决这种危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近代西方民主到今天有200多年，尽管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民主的结构和形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没有政治变化，就会有政治危机，而首脑危机只是政治危机的一个侧面。
今天，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政治变革的紧迫性。民粹主义、强人政治、反现行体制，这些现象历史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的民粹主义又必然会导致外部的民族主义。这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首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现实。对西方来说，所需要的是政治变革。在这场变革过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新类型的政治人物（首脑）如何产生？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如何更新权力制约机制？如何更新代议民主？间接代议民主是否有条件转化成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类拔萃之辈”而非蛊惑人心的政客呢？
对西方民主来说，历史没有终结。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盛行，可说是西方新制度历史的开始。
2017年1月25日
页 数：327页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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