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胜3

《心胜3》是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心胜”系列第三部。

书中收入九篇深度长文，充分呈现作者近年来对国家命运、军队建设、安全筹划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对西路军征战的多维解读；对古田会议的重新认识；对大国关系的冷峻诠释；对统一大业的忧心谏言……横跨中西，纵论古今，解构历史事件，剖析未来趋势。

“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无威慑无战略”“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常怀危机，方可避免危机”“只会微笑、不会瞪眼的国家，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观点，高屋建瓴，发人深省。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曾出版畅销图书《苦难辉煌》《心胜》《心胜Ⅱ》《心胜Ⅲ》等。

民族命运，在危难中奠基

胜利并非神赋与天赐/002

播种，但不参与收获的人/004

精神力量的来源：苦难与胜利/006

挺直长期弯曲的民族脊梁/009

精神气质，因“斗争”而铸就

城乡两军，间隙终冰释/014

留守进击，歧义化玉帛/016

“分权”、“集权”，非意气之见/019

领袖集团，“斗争”中成熟/024

古田深意，锻造新军队/027

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

为什么要渡河？ /038

为什么要“孤军深入”？/041

为什么没有东返？ /043

为什么损失惨重？ /047

悲壮牺牲，浴血为使命/061

国家尊严，用胜利来捍卫

百年中国，何处不沧桑/068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任/070

国家制造战争，战争也制造国家/079

小成功需要朋友，大成功需要敌人/086

强劲发展，倚重创新推进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能力/090

创新，基于对本质的认识/093

支撑创新思维的主体—大脑/096

支撑创新思维的环境要素/099

抑制创新思维的枷锁/100

思想落后于实践，不是真正的创新/103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创新动力/107

在节制和约束中爆发能量/110

安全稳固，善对危机处理

善对危机，方可止戈为武/116

看清特点，力争化有为无/117

常怀危机，方能避免危机/122

危机处理的“四个能力”/126

危机处理的时机决定成本/129

事态控制是当务之急/135

强制敌手，营造安全范围

为了夺取优势，为了取得胜利/145

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151

无战将无威慑，无威慑无战略/153

统一大计, 国之永恒基业

社会规律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去实现/168

“战场上得不到的，不要期望在谈判桌上得到” /174

“人民”整体走向误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177

旧理论不再适用，则必须创造新理论/180

台湾的根本价值，涉及国家安全战略/182

有理无力，妄谈走遍天下

“国际生活的武力化”/189

“有庇护的战争”不复存在/192

新军事革命产生全新战争能量/197

有力量不使用，又有什么用？/199

伊拉克并非全无“胜算”/202

内因导致雪崩式垮台/205

仅剩一张嘴在抵抗/211

军官培养，是最为艰巨的战争准备/214

锻造一支真正枕戈待旦的军队/215

为什么要“孤军深入”？

为什么一支部队过河要走那么远，一直走到几乎全军覆没，一直往西走？一方面为了取得援助，但苏联援助最早12 月份才能来。先计划到定远营，后来定远营不行了，退到安西。安西又不行了，退到哈密。在哈密，获知援助要等到1936 年二三月份才能到。但是我们过河部队为什么要孤军深入呢？

第一个原因，今天，几乎所有的纪念馆、纪念文章都将过河之举描述为“孤军深入”。是不是孤军深入？其实设身处地想，当时河西只有马家军，国民党力量相对薄弱；河东则重兵云集，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我们今天看到西路军后来的严重损失，觉得过河是“孤军深入”，其实当时，过河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先期到达，已经与陕北红军共同组建了陕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面积并不大，客观上容纳三个方面军也确实有困难，养不了那么多部队。再加上当时两个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隔阂，所以就主观来说，开辟另一块根据地，已经成为不仅是张国焘，也是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行动取向。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阴影尚未过去。

1936 年10 月，三大主力会师，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2.2 万人，二方面军1.1 万人，四方面军3.8 万人。虽然四方面军南下在川西作战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人数仍然比一、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加起来还要多，作战能力也最强。

三军会师之前在甘南，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80 万，而陕甘宁地区人口才40 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相对还好些。这是实际情况，不像我们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陕北是块福地，张国焘放着福地不去，偏要到甘南、河西。陕北红军、中央红军会合之后，陕北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军政力量。毛泽东知道，张国焘也知道，四方面军先期占领甘南是不错的，人口80 万，是陕甘宁地区的两倍，物产也丰富，问题是能不能站住。国民党中央军来了，甘南势必要丢掉。那么从什么地方再搞一块根据地，作为四方面军发展的基础，成了不仅是张国焘，也包括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共

同心愿。

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哈密。其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担心苏日关系出现麻烦，如果从外蒙进来，就会和日本发生比较大的冲突。这样一再改变，形成了什么局面呢？ 9 月11 日，共产国际警告，同意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红军部队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区域西部计划，同时坚决不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其脱离中国主要区域，成为边缘化的力量。但是两个月后，11月3日，共产国际电报，不得不把援助地点调到哈密，这就使得接收装备的红军必须大纵深西进。这个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没有想到的。援助地点越来越远，时间也越拖越久，从1936 年的12 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终成为过早渡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原因，出在我方的决策上。四方面军过早渡河，援助没有到，部队也不能回来，所以提出，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等待苏联的援助。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孤军深入”局面形成的原因。

危机处理的“四个能力”

中国式的危机处理有什么特点呢？危机处理机制包括相应机构、规则，由机构和规则决定的功能，以及该功能在国家机构常规与非常规运转中所实现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国家有很多危机处理机制，抗震指挥部也好，抗旱指挥部也好，防洪涝指挥部也好，防“非典”办公室也好，它们最终起到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四个能力”。第一是综合能力，第二是加速能力，第三是决战能力，笫四是执行能力。这“四个能力”就是衡量一个机制是否有危机处理能力的四个基本的标准。

“综合”是指能不能综合我们在和平时期的条块部门分割。和平时期常态情况下，条块部门分割是专业分工的需求，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需求。危机时刻要打破这一点，要实现条块化功能的综合，而且要加速各相关部门的运转。

比如，一个单位原来的运转速度每分钟600 转，这个单位的领导换了，新领导也按照原来的每分钟600 转运转，关键是危机时刻这个单位能不能加速到800 转、1000 转？有的单位领导说：“不行，我这个单位加速到1000 转肯定会散掉！”这就是你的领导能力的问题了！领导的最大能力是能够加速各相关部门的运转，而不是维持相关部门的运转。

此外，决战能力即超过条块部门分割和金字塔层级迅速决策，执行能力即迅速将决定付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在快速能力中要实现的几个最根本的能力，能实现就是一个有效的机制，不能实现就要看差距在哪里，是决战能力不行，还是综合能力不行、加速能力不行、执行能力不行？所有能力的综合，最终的目的都是使机制比别人强。如果我们仅仅依托个人

肯定不行，机制往往能弥补个人水平和能力的不足，形成机制就是为了弥补领导者个人决策能力的不足。

其次，在危机状态下，如果你还是按照常规将情况层层上达，指示层层下传，就会严重滞后，因为常规管理机构和规则已经不适应危机的运作处理方式了。所以危机处理要求一种非常规程序的能力获取和意志表达，它实际上是普通行政能力、普通行政组织能力之外的一种新组织和新能力。这就是各单位为了有效完成危机处置，都要在原有的机制之上再组建

一个小单位的原因。因为这个新组织、新能力不是原有机构所能够承担的。而这个新组织、新能力所起的第一关键作用就是监控预警。

危机前的监控预警既可降低和减少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又可使决策者能够有备无患。在处理危机时，居主动地位的重要步骤，也是防患于未然，制止危机在萌芽状态中的关键阶段。

做到监控预警，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确定预警重点；二是，获取预警信息；三是，跟踪分析应对。在这三个方面中，信息获取至关重要，而信息获取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长期积累的工作。临时发生问题，临时搜集信息是不行的！在信息获取中，真实性至关重要。

现在，从中央的部门到军队的部门，再到国务院一级，都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信息获取部门揣摩主要领导者的意向，提供主要领导者喜欢的信息。这点很糟糕，它影响了信息的真实性。虚假不真实的信息将直接导致预警的失败。所以，在信息分析方面，冷静客观同样重要，先入为主的印象或者主观预测的倾向必然会使预警判断偏离实情。如果对领导者投其所

好，最终将导致预警失败。

预警往往很难成功，原因是危机本身的高变异性和低预测性。为什么危机的预测性低？

预测需要掌握变量，但是某些变量处于未知状态，往往成为预测过程的缺项，给预测结果造成关键性的干扰。比如，2004 年台湾地区选举时，北京国台办、中台办，包括军队情报部门一直预测“泛蓝”要当选。因为它在台湾不管是从实力还是民意上讲，肯定要上台。所以2004 年我们预测陈水扁要下台，“连宋”要上台，但结果却是陈水扁上来了。台办的那位同志后来还检讨：“我们今年的预测又错了。”我当时跟他说，不必检讨，不是他预测错了，而是某些变量处于未知状态。陈水扁的流氓性就是这个未知变量，而我们都是君子。

对于2004 年台湾的选举预测，内地有位学者的话很对，也很幽默。他说：“2004 年的台湾选举，就是台湾岛内年迈的绅士面对年轻的流氓。”连宋—连战、宋楚瑜都是年迈的绅士，而他们的对手就是年轻的流氓。大陆何尝不是绅士，“3?19”的枪击事件，那两颗子弹，我们想都想不出来，对方却都能做出来，一夜翻盘，总计将近700 万张选票，他竟以2.8 万张票的优势当选，这种流氓性完全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和预测的，这就是变量处

于未知状态给预测带来的巨大干扰。

第二，即使在已知变量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包含主观判断的正误，影响对变量的真正把握。

第三，并非所有变量都能纳入统计，一旦未被纳入统计的变量作用超过某种限度，危机结局将与预测结果出现巨大反差。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派初级教育代表团互访。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了60 多所小学，美国代表团到中国考察了40 多所小学。相互考察后，两国分别向各自的教育部门提交了研究报告。

中方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评价是：第一，美国的小学生无论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第二，加减乘除尚不熟练，整天奢谈发明创造；第三，音体美活动如火如荼，数理化无人问津；第四，纪律十分松弛，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老师在讲课，小学生在下面来回走动，老师竟然不管，简直是难以置信。于是中国代表团得出结论：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或超过美国这个超级大国。

当时美方代表团考察中国40 多所小学后，也总结出中国初级教育的一些特点：第一，中国学生手放胸前，提问时举右边一只（而美国是或举左边，或举右边，或不举手，站起来就问）；第二，清晨街上最多的就是学生，边走边吃早点（而美国是家长上班之后，校车到家里来把学生接走）；第三，中国学生有种作业叫“家庭作业”（美国没有，他们将homework 解释为需要在家长辅导下完成的作业）；第四，考分最高的学生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学生（中国评判学生就一个分数；美国不是，他们注重全面发展，球打得非常好，音乐很不错，这个学生也很好）。

综上所述，美国人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初级教育完了。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成绩最好的。20 年后，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将把美国甩在后面。两个代表团的结论是一样的：都觉得美国教育不行了。然而，20 年过去了，结果是中美双方的预测都没有实现。回过头来看，什么变量处于未知状态？什么变量包含着主观判断的正

误？什么变量没有被纳入统计？这就是预测中的重要问题。美国人将这种现象称为“More expert, less accurate”，即越是专业越不精确。越是专家，越是专业人员，预测越不准确。这是决策科学预测中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在危机处理中，预警失效就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常态，也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危机处理中最珍贵的能力，不是主动反应能力，而是被动反应能力。猝不及防的反应最能看出你的反应能力。

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

围绕着利益、威胁、目标、手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和判断。第一，国家利益实际上跟国情密切相关。当我们描述中国国情的时候，经常会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将这句话剖开，实际上国家的利益就全部显现出来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当务之急就是要取得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的富强，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利益。

第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

的安全利益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体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我认为这句话不够完善，应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尚未完全统一才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它对中国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对中国的安全、国际地位、资金流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之大，体现在领土、人口上。但这还不能被称为一个强国。今天，很多人以为中国很强大，甚至已经到了要反复声明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时候了。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连统一都没有完成，离超级大国还差得很远。

第四，“大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要发展，必须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完成统一，必须要完成大国的利益。国家安全战略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阻止周边国家出现敌对性集团。为什么加“集团”二字？因为周边出现敌对性国家难以避免，但一定不能让它们联起手来对付我们。一定要打破它们的这种企图。这才是一个大国的追求。

中国不说“势力范围”，但大国一定要营造自己的安全范围。一定要组织自己的缓冲区，营造一个友好地带，一个中立地带，然后才是敌对地带。如果一打开家门都是敌对地带，那么国家安全如何维护？这就好比单元门一打开，这家跟你过不去，那家跟你过不去，都是你的仇人，那你在这个单元还有什么安全可言？理想的状态是你一打开门，都是朋友，其次是中立的，然后才是敌对的。这也是一个大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作为大国，中国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但只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也是远远不够的。

1998 年至1999 年，印巴发生冲突。巴基斯坦外长来中国访问，印度外长也立即到中国访问。我个人认为，当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是欠妥当的。因为我们指责他们把克什米尔地区搅得一塌糊涂，制造了紧张趋势，所以对巴基斯坦外长的态度非常冷淡。巴基斯坦外长立刻有种被冷落甚至被抛弃的错觉，就好像中国要跟印度站在一队了。而印度外长来访时，我们对他却非常热情。

作为大国，中国必须学会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大国不害怕周边事态波动。如何发挥大国的作用，体现大国的存在呢？那就是：当周边相安无事时，你才会没事。周边打起来，你让他们不要打，他们就不再打了。这时，你在这个地区就有发言权了。

现代国家的国家安全，就是一定要做交易，做交易手中就一定要有牌。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还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朋友遍布天下，做交易成什么事了？

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到中国来访问。很多人说贝克就是一个商人，根本不是政治家，满口都是生意经。他反复讲中国在什么地方让他一下，他会在什么地方让中国一下。外交部对贝克嗤之以鼻。

但大国关系不就是做交易吗？不做交易，还有什么大国关系？还有什么国际政治？中国对政治的理解是什么呢？是郑和下西洋，皇恩浩荡，他们到处散发货物，倾尽所有，没有带回任何利益，相反因花费过高，出现了巨大亏本，以致民国禁海。

我们从未想过要跟别人做交易，赚对方的钱。因为“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对我们影响太深，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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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