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命里的“七七”

   “七七”事变后，中国经历了什么，战火中的人们及其后代又经历了什么？亲历战乱的见证者在战火余生后，向你讲述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惨烈之战，听他们娓娓道出不同于一般历史记载、可歌可泣的中国大历史。透过11位作者的生命记录，重新诠释了七七事变对时代及个人的意义。每篇篇幅虽不长，却因撰述者的真情实感使读者在许多处为之动容。抗日战争，中国人虽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换回了可以抬头见人的国格，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的舞台。

　　作者简介

　　郝柏村1919年生，江苏盐城人。原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何兆武1921年生，湖南岳阳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系。北京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齐邦媛1924年生，辽宁铁岭人。台湾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巨流河》《洄澜》等。

　　王鼎钧1925年生，山东兰陵人。当代散文作家。1949年到台湾，后移居美国，著作近40种。

　　星云大师1927年生，江苏江都人。国际著名佛学大师，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致力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先后创办多所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云水医院、佛教学院，收容抚育孤苦无依之幼童、老人，及从事急难救济等福利社会。著有《人生就是放下》《舍得》等。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与社会学系荣休讲座教授。著有《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现代文明的批判：剖析人类未来的困境》等。

　　张作锦资深媒体人。曾任台湾《联合报》总编辑、纽约《世界日报》总编辑、《联合晚报》、《香港联合报》和《联合报》社长。现任台湾《联合报》顾问。著有《牛肉在那里》《第四势力》《谁在乎媒体》（天下文化）等。

　　高希均1936年生，江苏南京人。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河城校区）经济系任教逾三十年，先后获得美国杰出教育家、杰出教授奖、威州州长卓越贡献奖等。现为台湾“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董事长。著有《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经济学的世界》《阅读救自己》等。

　　邵玉铭台湾公视基金会董事长。

　　陈长文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海峡交流基金会首任秘书长，从事两岸协商，为两岸交流破冰，是一位关心两岸问题的自由和平主义者。著有《假设的同情》《爱与正义》等。

　　郭岱君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

【原出版者的话】我们生命里的“七七”/高希均

第一章抗战是为了树立能够抬头见人的国格/许倬云

第二章每逢“七七”倍思亲/郝柏村

第三章一代人的情结/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

第四章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齐邦媛

第五章焦土仍留几点红/王鼎钧

第六章忆“七七”初战/星云大师

第七章走在滇缅公路上，怀想为救中国而捐躯的壮士们/张作锦

第八章“南京大屠杀”灾难下的成长，使我最向往的是：和平/高希均

第九章抗战带给我的“流亡三部曲”/邵玉铭

第十章勿再陷入“愚蠢的循环”/陈长文

第十一章“七七”卢沟桥事变：七十七年后的探索/郭岱君

附录“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大事年表

　　二哥当时只是初三的年龄，在沙市加入了湖北联中，徒步撤退到恩施。当学校的队伍，列队走过家门口时，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背一个背包和口粮，两双草鞋，列队进行。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实在舍不得，哭着要我的母亲将二哥从队伍中撤出来。母亲回答：“我们的孩子，能留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快亡了，这些留下的种子，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扳回自由和独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隶。”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承受多少次的外患，才铸炼成的一种悲剧情怀。

　　——许倬云《抗战是为了树立能够抬头见人的国格》

　　我于深夜返抵家门，敲门一声即开，见到双亲及弟妹。母亲说，早年父亲从东北回家，深夜喊“妈妈开门”，祖母应声而起，以此责我为什么不也喊“妈妈开门”。直至今日，我未忘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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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战役时，我头部受伤，当然不能直率禀告双亲，仅在信中说，头部生了小外症，但已痊愈，一切安好。父亲当然了解其中含意，复信说：“汝头痛，余心痛。”并且说：“汝母倚闾，望汝早归。”但是，母亲患病一事，父亲从未提及，以免我挂念在心。

　　一九三九年，我在炮十四团，任中尉排长，原驻广西兴安。是年冬，参加皖南攻势后，仍回广西驻地。一九四〇年，时值端午，忽接父亲来电，说：“母故，速回”，直如晴天霹雳，立刻泪如泉涌。父亲并谓，母亲弥留时，频呼我的乳名。天下的至痛，莫过于闻此讯息了。当时故乡沦陷，不可能奔丧，亦为长官所不许。此后岁月中，不知梦到母亲多少回，真如京剧“四郎探母”中所唱，“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此剧在抗战期间是禁演的，现在我学会这一段，实亦宣泄思母之情。

　　一九四四年初，我在重庆陆军大学受训，接到父亲来信，谓“闻汝等有东归之说”，可见当时敌后地区，已预知抗战即将胜利。父亲的来信自然暗示，胜利归来的欢聚在望，我也盼能及早拜见久别的父亲，并为母亲扫墓。孰知未及数月，父亲不待抗战胜利而病逝了，我闻噩耗痛哭，一如母故之时。

　　——郝柏村《每逢“七七”倍思亲》

　　中国三大火炉之一南京的夏天还没有过完，八月十五日起日机已经开始轰炸了，第一枚炸弹投在明故宫机场。

　　三天前，我的母亲在机场对面的中央医院分娩，生了我的小妹星媛。医院在强震中门窗俱裂，全院纷纷逃生，她抱着婴儿赤足随大家奔往地下室，得了血崩之症。两天后全院疏散，她被抬回家，只能靠止血药与死亡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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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躲避白天的轰炸，船晚上开，码头上也不敢开灯，只有跳板上点了几盏引路灯。我们终于走到码头，跌跌撞撞地上了船。蜂拥而上的人太多，推挤之中有人落水；船已装不进人了，跳板上却仍有人拥上。只听到一声巨响，跳板断裂，更多的人落水。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齐邦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母子两人，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万里寻亲之旅，母亲时年三十，我六岁。

　　走路对母亲是很大的折磨，因为她有双“解放脚”（即裹脚后又放开者），不良于行，一路疼痛不堪。加上环境卫生差，有时得喝河水，所以她在路上开始打摆子（即疟疾），饱受忽冷忽热、上吐下泻的煎熬，她仍咬紧牙根，白天鸡鸣即起赶路，天黑投宿。

　　沿途经过十八盘乡时，旅程开始更加艰难，一路上除了上山就是下山，最高海拔达一千多公尺，素有“九山三水十八弯”之称，境内大小山头有一百多座。……我想母亲最后有毅力走完全程，一是她对父亲的热爱，二是她一定要将我交给父亲，以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母亲到西安时，人瘦了一大圈。由于一路打摆子，加上喝的都是河水，以后一生再无月事，无法怀孕，这也注定我一生为独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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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六岁随母亲从哈尔滨赴西安，八岁从西安返回沈阳，九岁又从沈阳到上海，四年之内，我的小脚追随母亲的“解放脚”，走过大江南北，甚至跨过了台湾海峡，所以我跟母亲的情感特别深厚。而在这些逃难的过程中，我自母亲身上学到了两件一生受用无穷的事：一是果断，只要认清方向，必定勇往直前，这可见于她万里寻夫的决心；二是吃苦耐劳，在旅途中，无论跋山涉水，无论饥寒交迫，她都坚定地携着我的小手，走到我们的目的地。

　　——邵玉铭《抗战带给我的“流亡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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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