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

    《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是美国学者拉尔夫·汉考克的代表作。本书自出版以来广受好评，《剑桥加尔文指南》政治部分的作者威廉·史蒂芬森称之为“当代研究加尔文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 

    在本书中，汉考克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一书的内在逻辑，重点考察了加尔文的政治思想。汉考克特别关注加尔文的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从两个方向推进了这项研究：一方面，汉考克批评了学界流行的几种关于加尔文政治思想的解读模式，以全新视角考察加尔文政治思想的内容和实质，并深入挖掘了这种政治思想的神学基础；另一方面，汉考克反思了现代政治思想的本质，在比较施特劳斯、沃格林、洛维特和布鲁门贝格所代表的四种关于现代性看法的基础上，揭示了加尔文主义与现代政治思想的一种深刻的联系。

　　拉尔夫 C. 汉考克，美国学者。汉考克特别关注加尔文的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一书的内在逻辑，重点考察了加尔文的政治思想。

序言

导论 宗教改革与现代政治的起源

第一部分 加尔文的实践教诲

　第一章 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与联合

　第二章 天佑、基督徒的自由与教会政府

　第三章 政府与人民

　第四章 法律与伦理

　第五章 理性、理性主义与历史

第二部分 加尔文的反神学

　第六章 称义与成圣

　第七章 灵魂与上帝的形象

　第八章 加尔文之反神学的中心

结论 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现代的正当性

序言

　　我最初关注加尔文主义与现代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始于反思美国政治唯心主义的清教背景、反思托克维尔所谓“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在美国的“奇异结合”。我发现这种结合既奇异也令人迷惑，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明确理性的、世俗的自然权利理论，这种自然权利理论由霍布斯创立，并被洛克所改造，它直接反对宗教的政治要求。那么，一种宗教的世界观又如何可以成为人们追求明确世俗目标的动机呢？

　　也许就像今天大多数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宗教与理性主义的这种美国式的融合，这种加尔文与洛克的融合，不过就是一种混淆。对此我没有这么肯定。某种对于理性的独特理解和某种对于启示的独特阐释共同激发起同一项事业，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如果自然理性的活动本身被认为是最佳生活方式的本质——就像在古典的苏格拉底式传统中那样，那么我们的答案也许就是否定的。但是，现代理性主义不等同于向作为目的本身的理性开放。相反，它对一切非理性的权威，带有一种明确和有计划的敌意，并且把一种反思考性（antisepculative）的方法用作无限扩展人类自由的一种手段。理性主义所代表的，不是理智有表达或沉思理念的独特之善的自由，而是要有条理地运用人的心智，以反对加诸人类整体力量之上的一切限制。既然界定人类行为的目的和描述它的好处就会给人类造成某种限制，使他们屈服于自己力量之外的某种东西，所以理性主义者就更完整和更精确地描述了位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理念之间的那些障碍（偏见、传统、习俗），而不是这些理念自身的本质（比如：自由、进步、解放）。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世俗主义主要也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进程。因此，理性主义的规划不仅截然不同于古典理性，而且直接反对它，即人在本性上追求最佳的生活方式。

　　我所说的古典理性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对立并不是原创性的，而且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证明或扩展这种见解。其实，我是想凭借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这种对立，来质疑理性主义与启示之间的对立。我试图证明的是，在理性主义与基督教明显而直接的对立之下，存在一种潜在的深刻交汇，而这种潜在性最清楚地表现在加尔文对基督教的缜密解读之中，而非加尔文一洛克主义者可能的混乱修辞之中。

　　为了要支持这种看法，我必须要证明，加尔文不仅攻击了古典的、目的论的理性概念，而且从根本上愿意接受那种涉及方法和手段之理性的权威性。但是，为了要揭示现代理性主义的精神与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汇合在一起的最深刻基础，就只有超越理性的工具性，来思考这两者如何都能够要求人们绝对地致力于一种其目的不能被把握的实践，还要思考这两者如何都能够将人类纯洁的需求从理性错误要求的自我统治中解放出来，实现最终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