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历史 中国史
“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
战乱烽火下的弦歌不辍，薄暮余晖中的骊歌永别。
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发轫于民国初年，至1920年代中后期，渐成蓬勃之势，以燕京、辅仁等为代表的十数所教会大学散落于北京、上海、山东，与国立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交相辉映，成为民国高等教育不可忽略的一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步伐加速，随即全国进入长达八年的抗战阶段，全国向大后方迁移，教会大学亦渐次迁移、聚集在成都华西坝等地筚路蓝缕复课兴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四年内战再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中国大陆实行高校改革，教会大学旋遭解散，西方各国传教人员及各方面专家尽数离境。作为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中一种短暂存在而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机构，教会大学其历时不足半世纪，对近现代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却影响深远。因其“辉煌”，故有“弦诵”；叹其短暂，亦复“骊歌”。
作者岱峻将书写对象聚焦“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的几度折转经历，尤其是一代学人的精神气质与人世遭际。这其中既包括齐鲁大学国学所的顾颉刚、钱穆等著名学者的曲折经历，也包括许多或显赫一时或学术影响深远却因种种原因被历史湮没少为人知的学者（如人类学家李安宅、哲学家罗忠恕等）、以传教身份来华的海外学者（如农经学家卜凯、金陵大学教授芮陶庵等）、因卷入政治之争而经历曲折的媒体人（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新闻四杰”唐振常、严庆澍等）。
九篇文章，有特写也有群像，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犹如一部同气连声的短篇小说集，又似一本此起彼落的折子戏。
岱峻，本名陈代俊，原籍四川资阳，现定居成都。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大中文系，执业媒体，业余文学创作，曾获全国及四川省多项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转入民国学术史及学人研究，著有《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民国衣冠》《李济传》等。
烽火弦诵斜阳骊歌（代自序）
大地雄心：卜凯与赛珍珠及其弟子
锦官城送别
宿州洋夫妇
石头城劳燕分飞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弟子们
大地徘徊的幽灵
顾颉刚、钱穆与齐鲁国学研究所
“有众一族，可以中兴”
崇义桥赖家园子
顾老板筚路蓝缕
瑜亮之憾
钱穆得其所哉
顾颉刚渝州受困
胡厚宣探骊得珠
曲终月在天
丹枫报秋意
长着青稞、飘着经幡的田野——战时成都的藏地研究
李安宅与华西边疆研究所
任乃强与康藏研究社
格萨尔——共同的研究课题
老树逢春吐芳华
罗忠恕：民间外交的布衣学者
搅动大洋暖流的一只蝴蝶
坝上的东西文化学社
再度西游：光荣与梦想
获新生昏镜重明
文章报国披肝胆笔削褒贬著春秋——记燕大新闻系暨大公报四杰
拔萃芳草地
不做罗亭，要做英沙罗夫
大公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
远望红旗心潮难平
风正时济待扬帆
在这个沸腾的时代
以笔为枪，转战香港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我在“远东最好的牙医学院”——医学家王翰章口述史
家乡沦陷远去成都
插读齐鲁转学牙科
林则与华西牙医学院
一棵稻穗逐渐饱满
特殊的牙病患者
只是当时已惘然
象牙罐，紫檀盖，里面坐了棵小白菜——革故鼎新的吴贻芳
内心要有光
第一小姐与第一夫人
开明领袖保守校长
吴贻芳意欲何为？
夕阳山外山
一种不舒服的虫子
1948：齐鲁大学再度南迁记
萍飘蓬转命运多舛
背运校长吴克明
离开济南再度播迁
弦诵云栖寺
在福州的医学院
最是橙黄橘绿时
他者的文化乡愁——芮氏三父子的未了情
患难与共
最后的圣餐
中西方文化的摆渡人
后记
顾颉刚、钱穆与齐鲁国学研究所（节选）
办国学所,只有几位当事者的热情,主管部门多不支持。1940年9月9日,史社系主任张维华向顾颉刚转达,教育部批复齐大“设研究所事缓议”,理由是经费匮缺,房舍图书全是借华大的,故“抗战期内,充实内部,不图扩张”。顾颉刚则表示,“予决不灰心,要做好事,未免不盘根错节者也。”教育部“缓议”并非停办,况且他们不管经费。
另一“老板”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简称“哈燕社”)的态度却成败攸关。哈燕社于1928年在哈佛大学成立,在北平燕大设立办事处。依据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遗愿,决定拿一笔钱,为在华的基督教大学提供汉学研究经费,齐鲁国学所即其中的受益者。此时,哈燕社社长叶理绥(SergeElisse?eff)认为,齐大办国学所是好高骛远,应该按计划先办好本科教育。自1939年12月起,叶理绥在致齐大的信中,即对国学所有微词。1941年1月9日,张维华到赖家园子,出示哈燕社来信,要求顾颉刚解释1939年4月接受哈燕社资助2000美元所担负的《尚书学》编刻课题的进展情况,信末追问:“交稿抑或退钱?”1942年12月4日叶理绥致信刘世传,指示齐大“除非专修课程组织完善,教学质量崇高”,否则“不应从事研究工作”,而“违反本社董事会政策及未和本社商量就组织的国学研究所开支太大”,已“大大的越出教务费用所占的比例......”
战争牵制学术的发展。齐大原有的学术刊物《齐鲁学报》《齐大国学季刊》被停办。顾颉刚自筹经费办了一份学术半月刊《责善》。为向学生示范读书笔记,他索性在杂志上连载原在昆明写的《浪口村随笔》。老师领进门,修行靠各人。弟子们也把《责善》当成向师长汇报、与同窗交流的园地。魏洪祯的《契丹之文学》,杜光简的《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墓志考释》,钱树棠《秦治驰道杂论》诸文,皆获顾颉刚与钱穆的赏识。
顾颉刚此时的学术兴趣,重在关注历史地理与民俗。避乱蜀地,他有清理四川上古史的计划。1940年12月中旬,他带弟子李为衡外出考察。先到双流县,查考文庙、薰风塔、瞿上城遗址、商瞿墓、应天寺等。后转新津县,游览“宋太子少保张商英故里”。再雇船沿南河下行15里,上岸西行,观摩一座座汉代崖墓群。后来到九莲山观音寺,“可惜元末毁于兵燹。到明代中叶,又由和尚们兴建起来,清代再加几次培修,才成十重殿宇,与旧址相较,已经缩小了大半。中间一殿还保存明成化以来的壁画,庄严肃穆,因系胶漆所绘,不易剥蚀。诸殿佛像也各极其妙,颜色凝湛......”再赴邛崃,盘桓数日,考察天庆寺、杨伸花园遗址及文君井及邛窑遗址等,瞻仰魏了翁读书台、点易洞。12月31日,转道大邑,游览灌口悦来场、鹤鸣山。“鹤鸣山之中峰曰天柱山,上老君殿甚陡,闻张道陵即在此间仙去。其后迎仙阁则永乐帝所遣道士在此迎张三丰者。”乘坐滑竿离开大邑,再到崇州、温江、郫县,顺路考察鱼凫城、望帝丛帝陵。1月5日回到赖家园子。
这趟环成都周边,由南向西朝北的半月形考察,“对于古代的蜀国也浮动了重重的幻想。”顾颉刚重新调阅《元和郡县制》《嘉庆四川通志》《路史》《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新津乡土志》《清代边政通考》等地方文献,结合原有积累与此次踏访的所获,开始撰写《蜀国史实之分析》—
三皇之一的人皇,“分九州为九囿”,《华阳国志》说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梁岷之域是其一囿”;五帝之后即夏禹,《史记》说“禹兴于西羌”,《华阳国志》说禹治水后,大会诸侯,巴蜀作为梁州的侯国参加了大会;桀是夏代最末一王,《竹书纪年》说“后桀伐岷山”,可见他曾对蜀国用兵......纵观巴蜀古史,左绌右支,疑窦丛生。顾颉刚提出,须先做彻底的破坏,才有合理的建设。“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论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地土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丝。一班修史的人难以考核,把这些假史料编进许多史书里去,彼此纠缠,把人们的脑筋弄迷糊了,古蜀国的真相再也看不清了。”弟子方诗铭谈道:“这篇文章写好后,颉刚先生翻览群书,又得到许多资料,准备写‘拾补’,还打算遍稔四川方志,系统研究四川的古史传说。”因时间不逮,原定的目标终未实现,唯将构思中的第一部分完成,题为《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刊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创刊号上。1942年,再完成《秦汉时代的四川》一文。
顾颉刚曾总结此期的学术科研活动:
一、春秋史材料集—前年本拟作古代史材料集,嗣以范围过大,先从春秋史入手。此一年中,读《春秋经》《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等书,写笔记约4万言,又令书记抄写《春秋经》,编辑《春秋经通检》。
二、研究古蜀史—四川古代史,去年已与杨向奎君合力从事于李冰治水之故事。本年又研究古蜀国之传说,写成《古代巴蜀与中原之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约三万五千言,刊入《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汇刊》。并游历双流、新津、邛崃、大邑等县,实地搜集资料。
顾颉刚的四川上古史研究虽未完成,但后来的三星堆、金沙等众多文化遗址,证明了他当年的预见。华夏文明起源已从单一的“黄河文明中心论”,演变成当今国内学界大致认同的“中华文明一体多元论”,顾颉刚先声夺人。
瑜亮之憾
初到赖家园子,钱穆曾语顾颉刚:“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这番“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愿景,顾氏内心未必认同。
1941年1月5日,顾颉刚外出考察返回赖家园子,即发现情况大异于前,“予出门不及二旬,而所中纪律已归松懈,所中时间较城中已迟一小时,而犹七时不摇起身铃,则早饭开时必近九时矣。闻开早饭时尚有不起身者,可见人情向下甚易,向上绝难。宾四在此乃一切不问,我真不能作长期旅行矣。”于是,顾颉刚连续数日“晨,唤老周摇铃”。
当初,顾颉刚对钱穆有举荐之恩,而“有为”与“无为”,是二人之思想分野,这会不会也是立在他们之间的界石?
钱家乃江苏无锡望族。钱穆早年丧父,中学肄业即去小学中学教书自给。他精通经史,博闻强记,早有著述。1929年顾颉刚回苏州养病,偶然读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大为惊叹,即去无锡访钱穆,告诉他，“你应该到大学去教历史。”还邀他为《燕京学报》撰文。经顾氏推荐,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他考证伪造经书问题,与康有为的观点大相径庭,引起轩然大波,也因此卓然成名。顾颉刚还向北大文科学长胡适力荐钱穆,“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从此钱穆登上大学讲坛。晚年钱穆犹记:“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此一时彼一时。赖家园子的研究员需在齐大文学院兼课,两位老友无异于同台打擂。顾颉刚为齐大史社系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史”等课。他常着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背微驼,不苟言笑,苏州口音重且略显口吃,学生不易听懂。他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
钱穆为之叹:“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中小学教员出身的钱穆,在史社系教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课,则大受欢迎——
时《国史大纲》甫问世,授课即以此为讲义,并多所发挥。班中同学甚众,多有来自外校者。宾四先生善言辞,长于演讲,......讲课时颇带乡音,蜀人初听之下,颇有茫然之感。久之,我对先生的乡音渐有所悉。再久之,更不觉先生言辞中有乡音,如听一般的普通话。先生授课,于兴至之处,时高举双臂,慷慨激昂,间更纵声而笑。
钱穆教授教我们的中国通史,他在课堂中总喜欢拿些小故事串联历史中的大事件,生动有趣历久不忘。那时大学生已经很多,对社会似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更甭说带动的力量了。钱教授就举了一个东汉时大学生的故事,......在汉代有个大学生叫郭林宗的,一天正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忽然下起雨来了,雨点把他的四角帽的一角打垂了下来,变成了五角帽。第二天,长安市上,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戴起了五角帽来了。现在的大学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登堂执掌教鞭,化育莘莘学子,诚人生之乐也。严耕望曾转述老师钱穆的感受:
“一登上讲坛,发言讲论,讲到得意处,不但不见下面有大群人,也浑忘天地人世,连自己都忘掉了。只是上下古今毫无顾忌的任性尽情的发挥,淋漓尽致,其乐无比!”他说得兴高采烈,最后得意的大笑“哈哈!好痛快!”那状貌神情真像个天真的老小孩,我也被逗得大笑!
顾颉刚的不快是人之常情,而最大的不快是要在人前若无其事。
1941年1月11日,顾颉刚收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信函,邀他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许以每月经费5000元。“数非不多,无如我精力不济,且抓不到工作人员何!”动心的不独待遇,还有他与朱家骅的交情。1926年,留学德国的矿科博士朱家骅主政广州中山大学,即邀顾颉刚前往办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1933年,顾颉刚与同事在北平组建“三户书社”,出版通俗读物,遭人举报宣传赤色思想。陈立夫以此为由要查封书社。1936年1月,顾颉刚携所出书刊去南京面晤朱家骅。朱翻阅读物后,公开表态支持,随即介绍顾颉刚加入国民党。顾颉刚并未推辞,却未办入党手续,回到北平后也未与市党部接洽,却收到朱家骅寄来的入党证书,还收到中央党部寄来的“三户书社赞助费”2万元......追忆前事,俯瞰今日,顾颉刚心绪难平,他在1941年1月31日的日记中补写:“校长于二月一日召见,谓西山自崇义桥归,谓钱、胡二先生对于研究所极热心,极有意见,拟此后照文学院例,开所务会议云云。所务会议当自开,惟钱、胡二位有意见何以不对我说而向西山说,西山何以亦不对我说而对校长说,必由校长以传达于我乎?此中之谜,不猜亦晓。予太负责,致使西山无插足地,故渠必欲破坏之。渠对宾四,忠顺万状,其目的则联甲倒乙而已。”钱是钱穆,胡即胡厚宣,“西山”指张维华,皆与之有隙。到了5月,“刘校长必不让我辞职,但行心既动,已按捺不住。谁教他和西山在此两年之内处处束缚我乎!我即缓行,当使此一机关渐变为宾四所有,予则渐渐退出也。”
6月5日,顾颉刚以临时有事为名,先去重庆探路。此行,他既有蒙蒋公召见且赐宴的宠幸,也有财物遭敌机轰炸的损失。7月9日,“我所住室落一烧夷弹,自己带去的零碎东西全没有了。唯衣服篮子为工友张某取藏防空洞,尚得保全。我的日记、账目、信件,以及别人的稿件托我看的,一切成为灰烬了。”
7月19日,顾颉刚回到成都,赶上西南联大的梅贻琦、郑天挺及罗常培等人访问坝上。罗常培写道:“至于三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齐鲁由顾颉刚主持,另外还有钱宾四、张维华、张维思、胡福林、孙次舟几位......这三个研究院的风格,大致齐鲁偏重历史,金陵偏重考古,华西偏重语言,不过中间也没有严格的分野;经费的来源都是由哈佛燕京社供给的。”
9月13日,顾颉刚回到赖家园子,“整理书物,为人写字五件,出布告三通,与宾四、厚宣、洪桢等谈所事。二时半开茶话会,与所中同人作临别赠言,五时半毕。......连日,将经费、组织系统、房屋,都作一分配。”14日午饭后,就此离去。“北平传说予与西山不合,愤而走渝,学界之人何消息之灵也?”
顾颉刚出走的原因,胡厚宣有不同的解释:
钱先生来齐鲁,顾先生本应高兴,但钱先生又会讲又会说,学生非常拥护,顾先生名义上受不了。钱先生学生都是好学生,顾先生学生却有些没出息的学生,加之顾先生用人不成,无象样的人,固“不可一日留”,非到重庆不成。顾先生至渝做事,与朱家骅编《文史杂志》,国学研究所主任所长职不交钱先生。钱先生非常不满,同我抱怨道—不来又不交。顾先生曾想让我代理他,我只是研究所秘书,我说我虽是研究员,但是给你们当助教,先生是我的老师,钱先生亦是我的老师,有钱先生在,我怎么能代理,这是给我为难。
1942年3月4日,在重庆的顾颉刚致信钱穆说,“研究所者,弟费了两年心力所建设者也,自身虽去,终不忍其倒塌。去年时,所以仍担任主任名义者,即恐因弟一走而致人心涣散,故欲请假延长时间,使兄之力量可渐深入,则至弟正式辞职时可无解之忧也。”5月4日,他在致郑德坤的信中说,“我在重庆忙得不〔得〕了。......成都事,我已不能担任,去函辞职......”查阅顾氏当年日记:8月5日从到渝的刘世传处得知:“宾四态度颇模棱,究否留齐鲁;如留,究否主研究所。均不可知。”9月25日,“刘书铭来,谓宾四对我有误会,我想,我是竭诚要宾四作研究所主任者,若宾四真对我误会,则宾四为不智矣。”10月4日,“前日书铭来,谓我写与彼信有‘只要钱先生任主任,将来刚幸能摆脱尘世,必仍有为齐大专任研究员之一日’等语,使宾四对我起误会。今日丁山来,又谓在三台时,(蒙)文通适来,谈及钱先生对我有不满意处,而文通谓是宾四对。丁山又云,杨拱辰得崇义桥信,谓钱先生对我不高兴,不欲我回去。三人成市虎,得非宾四对我确有不满意处乎?我对宾四尽力提携,彼来蓉后,要什么便给他什么,且我自知将行,尽力造成以他为主体之国学研究所,我对他如此推心置腹,彼乃以此相报乎?人事难处,至矣尽矣!”
人师也是人,同样不离七情六欲。顾颉刚不愿撒手,钱穆不能接手,此或是问题关键。当事人胡厚宣证明:
汤吉禾被解职后,顾先生又回研究所来,但顾先生始终未辞所长主任职,始终未交权给钱。钱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交钱穆,事实未交,顾钱两先生讲的都不对。我身历其境。在两位老师之间,我绝对诚实,绝对忠实,两位都是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好,我绝对不敢说一句假话。
钱穆先生做学问,主张“学以致用”,讲“内圣外王”之道。与顾先生相比,钱先生以主立为主而顾先生以主破为主,顾先生是要弄清事实真伪,钱先生则是讲事实是怎样,同时钱先生讲做人、人生应该怎样。这大概是二人的区别所在。
事实真相就像“罗生门”,历史叙述的意义或在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性,人情物理的丰富性。
……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