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访谈录

　　书稿由1985年7月27日至1988年1月19日白吉庵对梁漱溟的24次访谈整理而成。梁漱溟是“箭垛式”的思想家与行动者，这份珍贵的记录，对于了解梁漱溟的经历、思想以及20世纪的中国历史，都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有四种“梁漱溟访谈录”。 一种是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1991年再版，200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新版改题《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此书实为汪先生根据梁老的文章整理而成，并非对谈。梁老的儿子已多次指出此书的失实之处。 

　　另一种是白先生的这本书。1997年山西人民只印了3000本，错误百出，且已不易得。 

　　第三种是美国学者艾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后又出过天津教育版、三联书店版，系据1980年录音整理而成）。出版当年，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艾恺后又出版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人民出版社与外研社联合出版，系据1984年录音整理而成），市场业绩亦不俗。 

　　白先生是中国学者，和梁先生的隔膜较外国人更少，梁老对其十分信任，谈得也很深入。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民、瘦民，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造运动者。1917年至1924年在北大任教，后在山东、广东、河南等地办学，1931年赴山东邹平开始乡村建设试验，1937年后为抗战奔走努力，日寇投降后曾参与国共和谈。一生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而思考、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白吉庵，1930年生人，原名应祥，以字行。云南建水人。历史学家。195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同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1956年毕业后，先后在多所院校任教，197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治学功力深厚，有专著《胡适传》《章士钊传》等及论文多篇，受到学界重视。

初版序

　　这份“访谈录”是我当年采访梁漱溟先生的笔记。原来是为了给梁老写传记时参考用的，并非是为了公开发表，因此没详细记录，更没有用录音，而只是听梁老在讲他过去的生平往事，我坐在一旁以膝为写字板，扼要地记下他的谈话内容。当时还有一种心情，认为若有不清楚的地方，将来还可以向他老人家当面请教。然而，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在梁老在世时写出他的传记来，请他过目指正，实在是遗憾得很。

　　在梁老去世后，我虽完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主编高增德先生的约稿，但又遇到出版上的困难。该书因出版环境的变化，出到第十辑，便不能继续往下出了。于是，我的这份稿子从1995年8月一直存放在先生的书斋中。

　　近来，山西人民出版社有编辑来约稿，称他们社愿意出版梁先生的传记，请我将“访谈录”整理出来，作为单行本，一块推出。这倒使我为难了，因为这份“访谈录”只是作为我个人写作时的参考资料，公开发表，恐怕是不够连贯和全面的，而且时间上也不一致，给人以断烂朝报之嫌，故此我认为不可。然而他们却认为，就按原样，怎么记录，就怎么拿出来，不要修饰，并称这样的第一手资料，更有价值。

　　出版者既有此偏爱，我就不好再推辞了，于是请人照原样，按日期的顺序抄写一份，在个别词句及标点上，我略有疏通，就将此稿交给出版社了。我原来的计划是想利用这份资料写一个大传的，但现在看来客观形势不能等人，在各方催促下，我把这份“访谈录”贡献给学术界，请大家来共同研究和讨论，并请给予批评指正。

　　“访谈录”后面所附的资料，是我当年阅读梁老的“日记”和“札记”而摘录下来的，也是我认为重要的准备，写传记时要采用的资料。为了完整起见，也请人代抄一份，和盘托出供大家研究。有一点要说明，这份资料，在梁先生“全集”未出版以前，显然是难得的。今天，“全集”虽然已出，其中“日记”、“札记”也公之于世，但有个别地方与我所记，还是有些不同之处。问题虽没有什么，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原作者的语气和态度是有变化的。为了存真，便于参考，故一并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并请指正。

　　1996年10月于东厂胡同

新版后记

　　此书上次出版后，曾送梁老之子培宽先生过目，请其指教。后得来函指正多处，这次出版时已经补上，特此表示谢意。

　　再者，作者回忆当年与梁老闲谈时，其中有几件事，尚存于脑海之中，乘此再版机会，写出来以供读者参考。

　　冯友兰先生对为梁老立传的一点指示

　　1985年秋，我到北京大学拜访冯先生，目的是想去向冯老请教，他对梁老先生的看法，或者说有何评论。

　　那天下午天气很温和，我到他家后，首先接待我的是他的女儿。说明来意后，她到屋里请出冯老先生。待坐定后，本人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请他谈谈对梁老先生的认识与评价。冯先生首先询问了梁老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后，即着重指示说：为梁老立传，重点应该放在他的社会活动方面。话虽不多，其意味深刻！坐不多时，我看到他老人家精力不佳，不便多谈，于是起身告辞了。此次会晤，时间大约不过半小时而已。

　　大约半个月之后，我按计划又到了梁老家，彼此坐定后，梁老首先对我说：前些天冯友兰让女儿打电话来说，他身体不好，不能来看我，而是要我到他家会晤坐谈，并称他派车来接。梁老当时回答她说：车我也有，但我不能去。同日写一信给冯先生，说明为什么不能去看他：因为你在“文革”中谄媚江青，所以我不能去看你。梁老接着说：之后，是他女儿陪着他来看我，并向我解释那时的情况，形势之所迫，应付应付而已。

　　以上所谈的这件事，乃是我亲身经历之见闻．以供读者参考。后来是冯先生在其女儿陪同之下，拜访了梁老；访谈录中有记录，可供参阅。

　　1953年9月后梁老的日常生活

　　1953年9月，发生了“雅量之争”。这个问题之得以解决，人们认为在其关键时刻，得陈铭枢见义勇为、站出来向主席求情，梁才得以下台。这件事后来我曾向梁老请教。我说：过去没有听你提到过陈某这人。梁老说：我们来往较早，那时南京有个神学院，每年我都要到那里去进修，而他也常去，因此我们认识较早。这次他出来为我谠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自此以后，梁老吸取教训，一改过去自持清高之气概，而虚心学习努力上进。用他的话来说，是“少说多做”。因此，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他被中央委派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回乡去做宣传工作，这使他深受鼓舞和教育。

　　之后，梁老的生活，闲暇时多用在自学和写作方面。有时也到东城章士钊先生家中坐坐。章老在他看来也算是老前辈了，听他讲民国时期的一些往事，若有不明白的事，即时请教。其次，章老家中藏书丰富，每次都借一些回家阅览，久而久之，与他家的秘书也熟悉了。有一次他还向这位王秘书建议说，应该为章老编写一部年谱才好。这位秘书说，章老不愿意，并指示说，这些事你们不要做。

　　梁老说罢章士钊，又提到另一位老人杨度，说这位先生晚年住在上海，人称虎禅师，性情古怪！据说他在屋里坐着，若有人打从他屋墙外经过，他能识别出此人是男是女，你说怪不怪！

　　以上所说的两个小故事，是梁老在聊天时跟我说的，顺手拈来以飨读者，以便了解梁老晚年的一械生活情趣。

装　　帧：平装-胶订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