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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库切文学评论集:《内心活动》《异乡人的国度》(全二册)


J.M.库切文学评论集:《内心活动》《异乡人的国度》(全二册)

作  者:[南非] J.M.库切 著

译  者:汪洪章 黄灿然

出 版 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定  价:88.00

I S B N :9787533947101

所属分类: 文学  >  文学评论与研究    

标  签:文学  文学评论与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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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融汇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无穷文学智慧的文学评论集。库切在《异乡人的国度》开篇便提出“何为经典?”之问,并在艾略特、巴赫和赫伯特的作品与观点中寻找答案。他接下去就笛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8、19世纪文学大师,以及里尔克、卡夫卡、穆齐尔等现代主义德语作家进行深入讨论。同时,还剖析了博尔赫斯、布罗茨基、戈迪默、奥兹、拉什迪、莱辛等20世纪文学巨匠。在《内心活动》中,库切继续探讨了塞缪尔?贝克特、君特?格拉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菲利普?罗斯等多位20世纪文学大师。这里的每一篇文章乃至每一个词都富于深刻的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本书看似颇具挑战,实则文风亲和,平实精准、细腻优雅的写作为读者打开一扇得以欣赏那些不朽著作的文学之窗。


TOP作者简介


    J.M.库切(1940—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和学者。生于南非开普敦,先后在南非和美国接受教育。库切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宗教方面造诣颇深,是一位学者型作家。著有《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耻》《凶年纪事》《耶稣的童年》,以及自传体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等作品。他几乎囊括所有国际文学大奖,并两次获得布克奖,是英语文学中获奖最多的作家。

TOP目录

何为经典

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

塞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

马塞卢斯·艾芒兹的《死后的忏悔》

哈里·穆里施的《发现天堂》

齐斯·努特布姆:小说家、旅行家

威廉·加斯所译的里尔克

翻译卡夫卡

罗伯特·穆齐尔的《日记》

约瑟夫·斯科弗雷齐

陀思妥耶夫斯基:奇迹般的年代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随笔

豪·路·博尔赫斯的《小说集》

A. S. 拜厄特

卡利尔·菲利普斯

萨尔曼·拉什迪的《摩尔人的最后叹息》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的《铁轨》

阿摩司·奥兹

纳吉布·马哈富兹的《平民史诗》

托马斯·普林格尔的诗歌作品

代夫尼·鲁克

戈迪默和屠格涅夫

多丽丝·莱辛的自传

布莱顿·布莱顿巴赫的回忆录

南非自由人士:阿兰·帕顿和海伦·苏斯曼

诺埃尔·莫斯特德和东开普边陲

伊塔洛·斯维沃

罗伯特·瓦尔泽

罗伯特·穆齐尔及其《青年特尔莱斯的自白》

瓦尔特·本雅明及其“拱廊计划”

布鲁诺·舒尔茨

约瑟夫·罗特:小说集

山多尔·马劳伊

保罗·策兰和他的译者

君特·格拉斯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

W.G.塞巴尔德及其《效仿自然》

胡戈·克劳斯:诗人

格雷厄姆·格林及其《布赖顿棒糖》

塞缪尔·贝克特:短篇小说集

沃尔特·惠特曼

威廉·福克纳与其传记作者

索尔·贝娄:早期小说

阿瑟·米勒:《不合时宜者》

菲利普·罗斯:《反美阴谋》

纳丁·戈迪默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

V.S.奈保尔:《半生》

TOP书摘

    阿摩司·奥兹

  1

  写作自传涉及自己的童年时,人生中所遇到的第一次道德危机往往会赫然耸现,如历目前。当一个孩子平生第一次要在正确行动和错误行动之间做出选择时,往往会发生这样的危机。写自传的人在忆及这一危机时,往往也都意识到这种危机对自己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

  让雅克·卢梭在《忏悔录》第二部分中曾写到一条丝带被窃的事,就是一个遭遇道德危机的典型事例。少不更事的让雅克偷了一条丝带,后来不仅没有大胆承认是自己所为,还栽赃诬陷别人,说是一个女仆干的,结果导致那女仆被赶了出去。让雅克当时选择的是错误行动,但这种选择使他一生都有一种自责感,良心上总是得不到安宁。这种自责感对他日后的成长,特别是对《忏悔录》的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威廉·华兹华斯小的时候也曾遇到过这种危机时刻。有一次,他未经船主人同意,擅自划着小船想去游览湖光山色。结果,想象力无比丰富的小华兹华斯觉得,自己周围的自然界里的一切都在同声责备自己,这使他明白,原来宇宙天生就具有道德力量。

  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人物斯蒂芬·迪达勒斯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时刻。有一次,一个老师错误地惩罚了他,是把这事报告给校长呢,还是像其他男同学一样,玩世不恭地相信强权就是真理?他必须做出选择。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成年后的作家一般都把这些危机经历看做是自己道德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刻,而写自己童年的故事时,一般也都围绕类似的危机时刻来写。

  《地下室里的黑豹》(1994)中所讲的故事,阿摩司以前在自传(如《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或小说中已经讲过好几次。这个故事讲一个以色列小男孩,来到了自己道德成长过程中的十字路口。他的四周每天都有暴力事件发生。是对暴力事件继续存有小孩子似的幻想,还是向前一步迈进新的人生,在学会爱的同时也学会恨,并接受这样的事实:不能把自己周围的人们简单地分成朋友或敌人?

  他在人生中遇到十字路口时,碰巧他的国家也面临着重大选择。《地下室里的黑豹》的背景是英国托管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一触即发。这使作品中男主人公将要做出的选择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以色列是有恃无恐继续使用武力,还是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妥协?),而奥兹驾轻就熟,写得似乎毫不费力。

  《地下室里的黑豹》的前身是奥兹的小说《苏姆奇》(1978)。《苏姆奇》的情节构成与《地下室里的黑豹》也比较相似:小男孩苏姆奇心里老是想着如何用暴力来教训英国占领者,梦想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地下游击队成员(但同时他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去非洲深处探险,这与地下打游击好像毫无联系);后来,男孩遇上一个很友善的英国兵,两人竟互换起语言课程来,一个教对方学英语,另一个教对方学希伯来语;男孩因此遭到以前伙伴的迫害,他们说他和敌人友善、亲如兄弟,就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后来,他经历了初恋,这使他告别了以前做过的危险残忍的梦想。实际上,前后两部作品相似的地方很多,因此《苏姆奇》可以说是后来那部中篇的创作提纲,所不同的是,《苏姆奇》中有一两处写得未免过于伤感。

  《地下室里的黑豹》中的那个男孩没有名字,大家只知道他的诨名——“点子大王”,因为他好读书,主意又多,讲起话来文绉绉的。给他生活带来困惑的那个英国人是负责发放军饷的文书,他由于干文书这一行,会讲几句希伯来语。不过,他讲的希伯来语带有希伯来文《圣经》的味道,听上去很滑稽。翻译过奥兹作品的尼古拉·德·朗日辨别出这种味道,因此翻译时用了16世纪的英语。“阁下如此匆忙,敢问赶往何方?”邓洛普中士问“点子大王”道,当时已是宵禁时间,他发现“点子大王”在外游荡,故有此一问。“长官开恩,请让我回家。”“点子大王”勉强地用英语(这可是“敌人的语言”,他严肃地提醒自己)回答道。

  邓洛普缺乏个人魅力,平时颇感孤独,倒被这奇怪的男孩所吸引;“点子大王”也做出了谨慎的温和回应,因为他和父亲一起玩,老不是他的对手,经常遭父亲挖苦。于是,他俩同意定期见面,他教邓洛普希伯来语,后者教他英语,课本则分别是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圣经》。

  “点子大王”心里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见面的机会,打探敌人的军事机密。而邓洛普的做法和希伯来国立学校里教“点子大王”的那些老师明显不同,他选用来教“点子大王”的《圣经》故事,讲的不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那些获胜的大英雄,而都是些比较弱小的人物。因此,邓洛普对男孩的影响,后来实际上起到了熄火降温的作用,让他明白了什么叫节制。此外,邓洛普还或多或少起着预言家的作用。英国人一走,他就预见到,犹太人将打败他们的仇敌阿拉伯人。此后,“可能[是]造物主的旨意,[巴勒斯坦人]而不是犹太人,将成为受迫害民族”。他还引用《圣经》中的话说:“主行事真是令人惊奇,责罚他所爱的人,而又爱无家可归的人。”(第85页)

  “点子大王”和邓洛普每次都到东宫咖啡馆会面,一边学语言,一边喝柠檬汁饮料、吃饼干。结果,他们的会面被“点子大王”的伙伴发现,于是,他们公开侮辱他(他家住的房子的周围建筑的墙上,到处都涂写着“‘点子大王’是个卑鄙的叛徒”),这使他对什么叫爱国,什么叫叛徒,作了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实际构成了全书的核心。

  尽管“点子大王”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不断地告诉他邓洛普是外人,是压迫者,但他的心在告诉他,邓洛普当初对一个陌生人的反应是善良的。他曾拒绝和邓洛普握手,因而给了这个英国人一个小小的侮辱,但事后心里老觉着不是个味。他的那些“地下党”伙伴开了一个特别法庭,要审判他,并让他说出英军的军事机密,他拒绝了。见此情景,“地下党”小鬼队头子本·胡尔(从当时的情况看,秘密警察好像是很适合本·胡尔·泰科辛斯基干的一份职业,可他长大后并未成为秘密警察,而成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地产大亨;“点子大王”则仍留在以色列,以写书为生)对“点子大王”说:“‘点子大王’,爱敌人比出卖机密犯的罪还要大。”当时,支持“点子大王”的唯有他母亲,她说:“一个人,只要他还有爱人之心,那就不能说他是叛徒。”(第2页)

  可是,光是母亲的赞成好像还很不够。本·胡有个十九岁的姐姐,长得很迷人,名字叫雅黛娜,她的话才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使他在直觉给他指出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有一天晚上,父母要出门,他们把雅黛娜临时找来照看他。雅黛娜给他做了一顿令他直淌口水的地中海风味的晚餐,并毫不费劲地就让他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地下机密。她笑话他说话满口都是“以色列战士”的陈腔滥调(第121页),并对他说了一些很符合实际的话:“干吗不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教授什么的,偏要做什么特工或将军?……你是个很有语言天分的孩子。”(第131页)

  “点子大王”并不真的痛恨英国人。英国人要是承认错误,从巴勒斯坦撤走,他会感到高兴的(“[当时]我把英国人看做是欧洲人,他们聪明,甚至令我感到羡慕,”奥兹曾经回忆道,“我们得教训他们一下……然后博得他们好感,并最终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要是事情真的能这样的话,他见到邓洛普时准会变得像换个人似的,和他做朋友,甚至做他干儿子也行。

  他到父母那儿寻求支持。他问他们,要是敌人承认了他们对我们所做的错事,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原谅他们呢?他们的回答表明两人意见不一。母亲回答说,当然了,“不能原谅人的行为太可恶了”。(第72页)可他父亲回答说,原谅是该原谅的,但不能心慈手软地求他们撤走。

  “点子大王”不知道该赞成哪一方的意见。尽管她倾向于母亲的意见,但是,作为一个男孩,对他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和父亲的关系,做个好儿子。这是他自传和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

  后来,英国虽然没有承认错误,但确实从巴勒斯坦撤了出去。文弱而待“点子大王”如父亲一样的邓洛普,也跟着撤走了。阿拉伯人的军队发动进攻但被击溃;联合国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合法地位。“点子大王”半夜里被父亲叫醒。父亲躺在他的身边,一时情绪激动,竟流下了眼泪。他给“点子大王”讲自己过去的经历:“当时他和母亲在波兰一小镇毗邻而居……邻里的一帮流氓骂他们,还野蛮地殴打他们,就因为犹太人富有、悠闲自得而又机灵。还说那帮流氓到课堂上把他的衣服扒得精光,让女孩子看,让母亲看,取笑他受过割礼……‘可是,从此我们有了希伯来人自己的国家。’说着,他不是轻轻地、而是猛烈地突然把我搂到怀里。”(第145页)

  从此,只要以色列国存在一天,犹太民族在敌人面前就再也不会手无寸铁、任人宰割了。这种誓言其实是父亲强加在他身上的,他本人内心所要求的东西要和缓些,甚至有时真有点叛国的味道,可母亲赞成他。同时,他心里一直记着邓洛普中士的忠告:受过迫害的人很容易变成迫害人的人。对奥兹作品中的这位主人公来说,牢记中士的忠告,学会如何调和好父亲强加给他的誓言和他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将是他在未来岁月里要面临的一个严峻任务。

  …………

  布鲁诺·舒尔茨

  布鲁诺·舒尔茨最早的一个童年回忆,是他小时候坐在地板上,在一张张旧报纸上涂抹一幅幅“画”,围观的家人啧啧称奇。在创造的狂喜中,这孩子仍活在“天才时代”,仍能无意识地进入神话的王国。或者说,是长大后的舒尔茨这样觉得;他成熟时期所有的奋斗都将是为了重新接触他早年的力量,都将是为了“成熟为童年”。

  这些奋斗将产生两类作品:蚀刻画和素描画,如果不是因为它们的作者以其他手段成名,它们大概不会引起多大兴趣;以及两本小书,它们是关于外省地区加利西亚一个少年的内心生活的故事和小品集,这两本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使他成为波兰文学界的前线作家。《肉桂色铺子》(1934)和《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1937)有丰富的幻想,充满对活生生的世界的理解的喜悦,风格优雅,机智诙谐,并得到一种神秘但前后一致的唯心主义美学的加固。两本书都是独特而骇人的产品,似乎都是毫无来处。

  布鲁诺·舒尔茨生于1892年,是出身商人阶层的犹太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其名字取自基督教圣徒布鲁诺圣布鲁诺(1030—1101),天主教加尔都西会创始人。因为他的生日正好是圣布鲁诺纪念日。他的家乡德罗霍比兹是奥匈帝国一个省的小工业中心,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归还,成为波兰的一部分。

  虽然德罗霍比兹有一所犹太人学校,但舒尔茨却被送去波兰语高级中学(在附近地区布罗迪的约瑟夫·罗特,则去了一所德语高级中学)。他的语言是波兰语和德语;他不讲街头的意第绪语。在学校他的艺术成绩卓著,但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放弃以艺术为职业的打算。他进勒武夫理工学院读建筑,但在1914年宣战时被迫辍学。由于心脏缺陷,他没有被征召入伍。他返回德罗霍比兹,着手实施一个密集的自我教育计划,阅读和改进他的绘画才能。他汇集一本以情欲为主题的图画集,叫做《偶像崇拜集》,并怯生生地试图销售,但不大成功。

  由于无法以艺术谋生,加上父亲逝世后要承担起支援满屋病弱亲人的重任,他遂在当地一所学校担任美术教师,一直做到1941年。虽然受到学生爱戴,但他觉得学校生活乏味,于是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恳求当局让他请假从事艺术创作。值得一赞的是,他们对他的恳求并非总是充耳不闻。

  虽然舒尔茨在外省与世隔绝,但他仍能在城市中心举办画展,以及与志趣相投者通信。在他数千封书信中,有约一百五十六封保存下来,他在书信中倾注他大量的创作精力。舒尔茨的传记作者耶日·菲科夫斯基称他是波兰书信艺术的最后杰出代表。所有证据都显示,构成《肉桂色铺子》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他写给诗人德博拉·福格尔的书信中开始它们的生命的。

  《肉桂色铺子》在波兰知识界引起热烈反应。舒尔茨访问华沙时,受到各艺术沙龙的欢迎,文学杂志向他约稿;他的学校授予他“教授”称号。他与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约瑟芬娜·塞林斯卡订婚,虽然他本人没有跟着皈依天主教,但他正式退出德罗霍比兹的犹太宗教社区。他在谈到其未婚妻时写道:“(她)构成我对生活的参与。通过她,我成了一个人,而不再仅仅是一只狐猴和一个小精灵……她是地球上最亲近我的人。”(菲科夫斯基,第112页)然而,两年后订婚告吹。

  卡夫卡的《审判》于1936年首次译成波兰语发表,译者署名舒尔茨,但实际上是由塞林斯卡翻译的。

  舒尔茨的第二本书《用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大部分是早期作品的拼凑,其中一些仍然是试探性和业余的。舒尔茨倾向于贬低这本书,尽管事实上不少故事的水准并不比《肉桂色铺子》逊色。

  受教学和家族责任的负累,加上对欧洲政治发展的忧虑,这些因素导致舒尔茨在20世纪30年代末陷入抑郁症状态,无法写作。波兰文学院授予他“金桂冠”称号并未能使他打起精神。对巴黎进行三周访问也未能使他振作起来,尽管这是他仅有的一次远离家乡的实质性历险。他启程前往他后来回顾时所称的“世界上最独特、自足、冷漠的城市”,怀着一个无把握的希望,希望为他的艺术作品安排一次展览,但他仅接触过几个人,便空手离开。

  1939年,按照纳粹和苏联对波兰的瓜分,德罗霍比兹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在苏联人统治下,舒尔茨没有机会当作家。(“我们不需要普鲁斯特们”,他被直截了当地告知。)然而,他受委托制作一些宣传画。他继续教书,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乌克兰遭德国人入侵,所有学校关闭。对犹太人的杀害立即开始,1942年犹太人遭集体驱逐。

  舒尔茨一度设法躲过最坏的情况。他幸运地获一名自称喜爱艺术的盖世太保官员的荐举,从而获得“必要的犹太人”的地位和珍贵的袖箍,这个识别标志在围捕期间使他得到保护。他替其赞助人的住宅四壁和盖世太保官员们的赌场的四壁做装饰,并获得粮食配给作报酬。与此同时,他把他的艺术作品和手稿打包,存放在非犹太人朋友处。华沙的好心人偷偷带钱和假文件给他,但他还未来得及下定决心逃离德罗霍比兹便死了,他是在盖世太保发起的一个无政府日期间,在街上被挑出来枪毙的。

  1943年,犹太人已在德罗霍比兹绝迹。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解体,波兰学者耶日·菲科夫斯基接到消息,称一个获准查阅克格勃档案的匿名人士取得了舒尔茨的一个包裹,准备以某个价格脱手。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这包裹为菲科夫斯基的一个执拗的希望提供基础,这希望就是,也许舒尔茨失踪的作品能够寻回。这些失踪的作品包括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弥赛亚》,我们知道它是因为舒尔茨曾把片断读给朋友听;还有就是舒尔茨在死前一直在做的笔记,它们是他与犹太人谈话的备忘录,这些犹太人曾亲眼看到行刑队的运作和运输犹太人的过程,他打算以它们为基础写一本有关犹太人受迫害的书。(一本与舒尔茨的计划相似的书,于1997年出版,作者是亨利克·格林贝格。舒尔茨本人成为格林贝格书中第一章故事的一个次要人物。)

  在波兰,耶日·菲科夫斯基(2006年逝世)以诗人和研究吉卜赛生活的学者闻名。然而,他的主要声誉建立在研究布鲁诺·舒尔茨的著作上。从20世纪40年代起,菲科夫斯基便突破官僚程序上和物质上的重重障碍,孜孜不倦地在波兰、乌克兰和更广大的世界搜寻舒尔茨的遗物。他的译者西奥多西娅·罗伯逊称他是一位考古学家,是舒尔茨的艺术遗物的主要考古学家。(菲科夫斯基,第12页)《伟大异端的区域》是罗伯逊翻译的菲科夫斯基所撰舒尔茨传记的第三版,也是修订版(1992),菲科夫斯基在修订版增加了两章——一章讲遗失的长篇小说《弥赛亚》,一章讲舒尔茨生命最后一年在德罗霍比兹所绘的壁画的命运——以及增加了详尽的生平事迹和舒尔茨留存下来的书信选。

  罗伯逊在她翻译的《伟大异端的区域》中,选择重译所有引述自舒尔茨的段落。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像其他以美国为基地的波兰文学研究者一样,对现有的英译本有保留。这些译文出自采莉纳·维尼耶夫斯卡之手,于1963年出版:舒尔茨迄今为英语世界所知,正是拜这些被冠上《鳄鱼街》总标题的作品所赐。维尼耶夫斯卡的译文值得商榷,有很多理由。首先,它们是根据有错误的文本翻译的:一套独立的、学术版的舒尔茨作品集直到1989年才出版。其次,维尼耶夫斯卡在一些地方悄悄修改舒尔茨。例如,在《第二秋》这篇小品中,舒尔茨凭空把博莱霍夫称为鲁滨孙的家乡。博莱霍夫是德罗霍比兹附近的一个城镇;不管舒尔茨不指出自己的城镇是基于什么理由,译者应尊重作者原意才对。维尼耶夫斯卡把“博莱霍夫”改为“德罗霍比兹”。(维尼耶夫斯卡,第190页)第三,也是最严重的,维尼耶夫斯卡在很多地方删节舒尔茨的散文,以使其较不那么堆砌,或把一些特殊的犹太人典故普遍化。

  出于对维尼耶夫斯卡的偏爱,必须说她的译文可读性很高。她的散文具有少见的丰富性、典雅,以及风格统一。无论谁担当起重译舒尔茨的任务,都将发现自己难逃她的阴影。

  《肉桂色铺子》的最佳指南,莫过于舒尔茨本人在试图使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对该书发生兴趣时所写的梗概。(他的计划落空,如同他计划的法文和德文译本。)

  他说,《肉桂色铺子》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不是以传记或心理学的形式而是以神话的形式讲的。因而,该书在构想上可以说是异端的:如同古代人,他们把家族的历史时间往后溯,与祖先的神话时间合流。但在他的书中,神话在性质上并不是公共的。它们从童年早期的雾霭里出现,从希望和恐惧、幻想和不祥的预感里出现——他在别处所称的“神话学谵妄的牢骚”——这些因素构成了神话思维的苗床。(维尼耶夫斯卡,第370页)

  故事中这个家庭的中心人物,是雅各布,他是一个商人,但一心想着拯救世界,他通过对催眠术、电疗法、心理分析和其他被他称作“伟大异端的区域”的超自然法术进行各种实验这一手段,来追求他的使命。雅各布周围是些愚笨的人,他们对他的形而上奋斗毫不理解,尤其是他的宿敌——女仆阿德拉。

  雅各布从世界各地进口各种蛋,在他的阁楼培育大批信使鸟——神鹰、鹰、孔雀、野鸡、鹈鹕——有时候他似乎接近于连他自己的实体生命也跟它们相同。但是阿德拉总是用扫帚把他的鸟儿们赶得四分五散。雅各布受挫、沮丧,并开始收缩和枯竭,最后变成一只蟑螂。时不时他会恢复原形,以便给儿子讲解各种事物,例如傀儡、裁缝的人体模型,以及异教创始人把垃圾变成生命的能力。

  舒尔茨为解释他的《肉桂色铺子》的内容而作的努力,并非仅限于这个梗概。舒尔茨还向他的一位朋友、作家兼画家斯塔尼斯拉夫·维特凯维奇作详尽解释,写出一份内省的分析,其感染力和敏锐之非凡不亚于诗学信条。

  他首先回忆他自己的“天才时代”的场面,他的神话学的童年,“当时一切都闪烁着神似的光彩”。(维尼耶夫斯卡,第319页)其中两个画面依然主宰着他的想像力:一辆挂灯笼的马车闪闪发光从黑暗的森林里驶出;一个父亲在黑暗中大踏步走着,给搂在怀中的孩子说着安慰话,但孩子听到的却全是黑夜的不祥召唤。他说,第一个画面的来源,他并不清楚;第二个画面则是来自歌德的叙事诗《魔王》,他八岁时母亲读这首诗给他听,他吓得灵魂深处发抖。

  他接着说,这类画面都是在生命早期昭示给我们。它们构成“精神的铁资本”。对艺术家而言,它们划出他的创造力的疆界:他余生的任务就是探索和解释和设法理解它们。童年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事,我们只是一再回到原点,不断挣扎但没有结果。“灵魂把自己打在里面的那个结,并不是一个你把两端一拉就解开的假结。相反,它收得更紧。”在与这个结的斗争中,产生了艺术。(维尼耶夫斯卡,第368页)

  舒尔茨说,至于《肉桂色铺子》更深层的意义,一般来说,让作家太理性地分析自己的作品,并不是一个好政策。这就像要求演员扔掉面具:会毁掉那出戏。“在一部艺术作品中,那个把它与我们所有的关注联结起来的脐带还没切断,神秘性的血液仍在循环;血管的末端消失到茫茫黑夜里,然后从茫茫黑夜里回来,充满暗液。”(维尼耶夫斯卡,第368—369页)

  然而,如果被要求作出解释,他会说这本书呈现某种原始的、生机论的世界观,根据这种世界观,物质持续地处于一种发酵与萌芽的状态。不存在死物质这回事,物质也不是维持一种固定的形式。“现实呈现某些形状,仅仅是为了显露,如同一个笑话或一种游戏形式。一个人是人类,另一个人是一只蟑螂,但外形不能说明本质,而只是一个暂时扮演的角色,一层很快就会脱掉的皮……形式的变换是生命的本质。”正因此,他的世界才“弥漫着反讽气息”:“单独的个人存在的赤裸裸的事实含有一种反讽,一个骗局。”

  对这种世界观,舒尔茨不觉得他需要给出伦理正当性。《肉桂色铺子》尤其是在一个“前道德”的深处运作的。“艺术的作用是做一次深入无名中的调查。艺术家是一部机器,负责记录那个深层中的进展情况,价值形成于那个深层中。”然而,在个人层面上,他承认故事来自及表现“我的生活,我的命运”,这命运的特征是“深刻的孤独,与日常生活的东西隔绝”。(维尼耶夫斯卡,第369、第3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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