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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著中国史(套装全五卷)


姚著中国史(套装全五卷)

作  者:姚大中 著

出 版 社:华夏出版社

丛 书:姚著中国史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定  价:398.00

I S B N :24169822

所属分类: 历史  >  中国史    

标  签:历史  中国史  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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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姚著中国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毕生精力创作的著作。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具有罕见的理性概括能力,能从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脉动的主线,透彻、清晰、具体;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这部书则是从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角度新颖,堪称世界史视野下的大历史。

  《黄河文明之光》剖析了中华帝国秦汉的勃兴与崩解;

  《古代西北中国》全景透视了“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

  《南方的奋起》描绘了历史的曲线——正统朝代南移与北方民族大融合,熔炼、孕育着一个新帝国;

  《中国世界的全盛》诠释了隋唐帝国确立中国在东亚秩序的轴心地位的历程;

  《近代中国的成立》展示了宋以后中华民族诸成员全部登上舞台的场景,及中国内部的重新整合。


TOP作者简介

姚大中,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商学院政经系,后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政治经济所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史。

TOP目录

第一卷《黄河文明之光》

【黄河文明的诞生与展开】

中国文明的光源

人类的发生·文明的始源

北京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札赉人

黄河—中国文明的中核

黄河文明的广域性

传说与历史

古代中国的成立

中国历史之曙光——夏朝

殷朝国家与其都市文明

卜辞的世界——信仰/历法/产业/社会

周革殷命与封建制

礼乐文化

时代的跃动——纪元前八至前三世纪

从都市国家到领土国家(春秋)

光与热的大奔放期

中央集权制萌芽与中国“国际” 统合的准备期(战国)

汉族的诞生

百家争鸣——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

【汉族中国统一后的中国世界】

秦汉大世纪

统一朝代的伟大继承

四百年汉朝盛衰

纪元前二百至后二百年间的科学与技术

汉朝人的生活·流行

思想·学问与独尊期儒家

汉朝社会·经济层面剖析——乡里与豪族

东洋—中国文明圈形成

南方的改造:百越/南蛮/西南夷

东方的黎明:东夷

主要参考书

 

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国》

【北方游牧势力的冲击】

草原游牧社会与其独立文化的形成

游牧民族大跃动的历史意义

草原经济·游牧文化的特质

骑马·游牧民族的起源

北亚细亚青铜器时代与“胡人”

欧亚大陆游牧文化圈连锁

中国历史演进的双轨性

长城内外的对立

两个世界的分隔标志

长城的最初性格——国境线

汉朝攻势长城与后代防御长城

游牧主动与其外向性

与耕地相斥的草原历史路线

匈奴—北亚细亚大风暴

匈奴雄长的世界意义与其汉族依附性

北亚细亚最早的统一

婚姻·军事·经济·精神生活

游牧封建与单于继承法

匈奴联盟中的汉人集团

战争与和平

巨大游牧压力下的汉朝和亲政策

由和到战十年间九次大远征

从漠南无王庭到匈奴降伏

和平波折与北匈奴西迁

南匈奴进入长城后的质变

东胡·西羌·前期突厥诸民族

四至六世纪间新汉族诞生与草原新形势

东胡·乌桓·鲜卑

从鲜卑游牧帝国到投入长城后的北魏

戎、羌、氐、月氏

后汉政治痼疾——西羌问题

草原“朝代”嬗代中的柔然

丁零·高车·铁勒·突厥

【汉族中国以西的世界】

认识古代“西方”

二千年前汉族世界眼光的扩大

贵霜—大月氏与嚈哒

中亚细亚古代历史的基本认识

中国史料与所指“西域”范围

新疆与河西走廊

沃洲地理橱窗与人种博览会

经济繁荣面下“新疆”政治的向上

“新疆”历史命运

河西走廊—吐鲁番盆地

从“通西域”到“西域经营”

中国西方事业起点的“凿空”

汉朝的“新疆”—中亚细亚征服

区域性共同防卫与都护统制体系

“三通三绝”的后汉西域支配

长史统治与高昌国成立意义

考古—古代学上的“新疆”

历史壮观复原与敦煌学

汉朝西长城制度

埋没沙中的鄯善王国

南北道古代史闭幕

东—西方文化、商品交流的早期形态

中国对西方关系从混沌到开朗

外国通商·外国商人

世界性丝贸易与国际交通

古代世界东—西大动脉“丝道”

古代西方的“中国”认识

中国容纳外来文化的源泉与内容

中国文化传播西方

 

第三卷《南方的奋起》

历史曲线两次高峰间的低潮

汉朝崩坏与分裂局面的持续

外戚、宦官、党人

黄巾之乱与所开启的英雄时代

分而合·合而分

五胡十六国连锁反应建国运动

南方切离近三个世纪的南、北均衡形势

大分裂末期新时代的孕育

二至六世纪社会·经济问题总决算

古代乡制破坏后世族中心社会的成立与式微

世族门阀的历史评价

大流亡潮期间的户口问题

江南·南方开发与地方行政体系推移

分裂期产业·流通诸面貌

交通都市商税货币

土地国有制从试验到完成

农村社会生产秩序大变革与租税制度再编定

四百年转型过渡期文化

六朝文化根源的老庄思想与“清谈”

文学、艺术与相关联的学问

史地学、科学与技术

地下史料所见魏晋南北朝人的生活形态与风俗

宗教与宗教思想史展开

道教的起源与诞生

佛教传入中国固定化的轮廓

佛理·译经·中国佛教教义

佛教艺术与南北朝造像运动

乐浪时代结束前后远东新态势

高句丽的从中国史转移入韩国史

朝鲜半岛三国的南北朝文化浸润

魏志倭人传·宋书倭国传。

大和国家的形成与归化人

 

第四卷《中国世界的全盛》

世界帝国的荣光

隋唐新汉族·大统一成立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

“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

国家规模的超越·政治平等的复活

社会关系与均田法施行实况

大运河与产业·经济发展

开放性的生活、思想与文化

大唐的荣华

条条大道通长安

外来宗教与佛教思想的百花齐放

学问、科学与文学平民化

有容乃大·东西吞吐(一)天竺·大食·新罗

有容乃大·东西吞吐(二)日本

中天之日换入斜阳期

盛唐明暗面——八世纪前半

盛世倾斜起点的安史之乱

均田制堕坏期的变貌——八世纪后半

藩镇/宦官/朋党

九世纪社会·经济新境界

巨大帝国崩裂的震力与转运期开创

黄巢之乱前后的唐朝五十年暮运

新时代诞生的阵痛期——五代十国

八至十世纪的东方世界

 

第五卷《近代中国的成立》

【中华民族大舞台全成员登场】

亚洲内陆世界霸权推移

北亚细亚突厥巨潮

苍狼的子孙——文字的后期游牧国家

突厥时代最后荣光

回纥与游牧社会文明化

中亚细亚突厥化

大西南地区民族运动

吐谷浑三百五十年

吐蕃兴衰

西藏佛教与喇嘛法王支配

云南五个世纪独立时代——南诏、大理

模写汉族中国两范本

“海东盛国”渤海

西夏“君子”

征服朝代成立

契丹·辽朝——二元支配体制的创始

女真·金朝——中原化快速变容者

世界史的最大征服

从蒙古帝国到大元帝国

元朝身份制社会与蒙古至上主义

东西交通·文化交流最盛期

北元以来草原封建制的成熟

十七世纪后的清朝蒙古

【汉族中国的近代化】

绝对主义的时代

宋朝历史的近代要素

外侮最剧的汉族朝代

文治主义与君主专制绝对化

科举·学校·士大夫

汉族光辉的明暗

南方优位下的社会·经济

诸产业的分化开发

财政与社会结构再调整

商品·货币经济时代的都市

新文化的展开

士人·庶民文化结合

理学——儒家思想再出发

宗教思想·学问的进展与停滞

高峰科学·技术的终页

主要参考书

后语

TOP书摘

前言

  历史,今日已系人文科学诸分野的共同基础。

  我终觉得,传统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对上项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补充处——

  其一,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深一层说,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应该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场!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国历史,今日已非限中国人自身。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于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又非不可能办到。

  基于如上两项构想,乃有这套中国史的撰写。每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套。

  走一个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与正确。然而,我的动机,原正不过“只开风气”。

 

后语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如果镜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显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积尘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镜面乃是变形的哈哈镜,则尤系歪曲历史。

  于此,如下立场须得站稳:

  第一,历史的立脚点是今日,须以今日立场说明历史(什么?)与解释历史(为什么?)换言之,今日为枢纽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否则历史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有现实的我,才反映镜中的我。

  第二,相对方面,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时代永远在进步,过去毕竟非由今日复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拟未来——现实的我,究与镜中的我有别。

  人不能十全十美为众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负面因子,历史事件与措置必有需要才存立。只是,任何主义不随时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适应时潮,抑且阻挡时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转形成反动。人类历史之初,如无阶级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劳力者饲养坐享其成的劳心者,文明决无由提升。科举以钻八股死胡同终幕,揭幕时却是敞开平民参与政治大门的高姿态,象征开明与前进。帮会是近代史一大社会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恶与黑暗而抹杀其历史贡献,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凭存在,倒退回旧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与“非”,必须分别辨明与衡量,混淆与偏颇都是不公平的,犹如镜面的被污损或扭曲,不论有意或无意。

  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这又是后语的赘言。

 

  汉族的诞生

  纪元前八世纪前半以来的春秋战国约五个世纪间,中国国家、社会自渐变而突变,积量变为质变。此期间生产关系巨幅调整,政治体制集中化,都市中自由市民成长,交通四通八达,货币并行流通各国,大商贾的对象已非一地而系“中国”全体,工业者也着眼“中国”共通的市场而生产,学者、游说者、侠客活动的社会超越了国界,南与北仅有方言之别而文字均相互通,此皆指向统一的大道。同堪注目,“事”与“人”相结合,今日中国主要部的习称所谓“中国本部”,历史上汉族“中国”组合者的汉族,其成形与诞生,正与“中国”地域的统一进程相当。

  汉族自非从天而降,如何而“来”的答案,又正与春秋战国五百年间社会、经济大变革,以及国家并合、国土开拓、民族播迁诸因素,息息相关。

  基础性的了解,系届至春秋时代“中国”域内民族分布状况。于此,留存迄今的史料记录颇多,如下都可举证——

  及(周)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后汉书》西羌传)

  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晋书》江统传录《徙戎论》)

  届至春秋史剧上演,周朝领域内,包括周初所封建诸殖民国家的各“国”住民,原始的、进步的各种经济方式与生活习惯,差异仍大。虽然其中标准“中国”,亦即以城郭定居为标志,代表精深灌溉农业集团的“五分之一”比例,估计为嫌保守,此其一。其二,“蛮”“夷”“戎”“狄”称谓,其时为立于“中国”文化、经济基准而互相区别的不同生活类型集团,“中国”自身,又至春秋时代仍是依于地域而别的晋人、卫人、齐人之称,反倒无统一称谓,而为单纯的政治区分。

  区别人类集团乃政治意识,区别基准最早原系惟一依凭政治,从历史时代之始的殷朝文字资料可发现,都超脱血缘氏族意识而依地域性的部族别,名之为羌人、周人或鬼方、人方。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技术进步的农耕集团与周围不同经济类型人类间,社会生活形态歧异明显发生,文化差别的感觉敏锐化,固有政治区分之外,文化、经济基准的“戎”“狄”意识乃因而强烈萌生。其时,历史区划已系周朝封建国家的时代。

  大变化自洪迈所记述的时代展开,天子权威失坠,封建秩序约束力解纽,封建制国际和平均衡局面崩坏期的纪元前八世纪以后,也是经济上大发展的时代,农业愈进步,土地需求愈炽热,国家兼并现象加大乃为不可避免。春秋政治中轴五霸与十二诸侯全以由进步农业为基盘的高文明支持,而形成春秋时代国家数字急剧减少的磁心。激化了的灭国形态,一方面系农耕国家自身间基于更有利的共同利益,而铸定其最高发展与最终结局必须合并的方向,结合彼此的土地与人口;另一方面,向原在“中国”域内和平共存,却非“中国”式生活诸集团的国家,展开无情战争。纪元前七世纪前半齐桓公“尊王攘夷”乃万古流芳的一大历史盛事。攘夷,非常明显便是驱逐夷狄,自此堂皇大纛矗起,轰轰烈烈的列强霸业,等于向夷狄发出了总攻击令,攘夷运动蔚为灭国运动主流而相与合一。以迄春秋之末的两个世纪间,“中国”地理范畴完成农业经济齐一标准的净化,战国时代,放眼七雄便已系清一色相同文化、经济的地与人。

  进步农耕诸集团以“攘夷”共同行动,而与夷狄尖锐两分对立期间,彼—我自觉的激发,而有由最早典型农耕部族“夏”引申的“诸夏”意识突破。《论语》中孔子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篇),可指示两个对比名词被广泛应用,“诸”明示了复数,正是生活方式共通立于孔子所慨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篇)的境界,而生活场所(国家)又相分割的时代状态反映。

  “诸夏”构成,纯粹依循“农耕”基准为特堪重视的特质,质言之,是文化的而非血统的。夏(周)人、殷人同系高文明农业民族,而于文字资料中非同一血统,考古人类学的史前人骨计测,各时代、各地域出土记录也颇歧异,但却于历史推移历程中均相认同,其开朗性便是农耕诸集团汇成广大“诸夏”的强大合力。相对而言,清朝姚彦渠《春秋会要》世系卷除周朝王室外,录有一百七十六国,其中四裔类“犬戎”“骊戎”“鲜虞”均明记姬姓,与周族为同血统,文化形态却互殊。“鲜虞”又记其系“白狄别种”,则白狄可能也与周族存在血缘关系。而类此,于攘夷运动中都已是战争对象。“诸夏”农耕环境统一运动值得注意的另一面是,农业知识与技术愈向上,人口愈多,结合的需求愈大,防洪设施、人工运河以及灌溉工事网兴筑,在在依赖大量劳动力,所以,斗争动机原非定须排斥夷狄不可,增加土地的同时,也希望增加人口,逼迫被征服者合作,转变其固有经济与生活方式,毋宁更为有利,除非夷狄拒绝放弃传统,才断然加以消灭或驱逐。惟其如此,“诸夏”攘夷运动下的夷狄,并非全数向“中国”域外大退却,被吸收入“诸夏”圈的亦绝非少。战国七雄以外诸国之一,鲜虞后身的中山国便于其时以“诸夏”化著名,“诸夏”坚持文化准则,而非以血统为要件以区别夷狄,此又系例证。

  于此,已可明晰获得如下结论——

  春秋后期,中国全域一致的惟一民族,实质已渐形成,只是依于列国分立的形势而以“诸夏”通称。待攘夷成功,四夷的蛮、夷、戎、狄于“中国”已全不存在,“诸夏”名词随之退隐,战国时代反而未被强调。相对来说,四夷意识也自其时修正,由“中国”域内移向“中国”域外而赋予方位之别,但是区别于“中国人”的基准,所重视仍是生活风习而非血统,如“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皮穴居,有不火食者矣”。(《礼记》王制篇)

  间隔两个多世纪,秦朝统合中国又过渡到汉朝,伟大的单一民族与伟大的单一中国合一时,正值北亚细亚游牧大风暴威力最猛烈之际,农耕—游牧抗争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前此诸夏—夷狄局面,却已转变为“中国”内—外对立态势,“中国”民族自觉再度高扬,一个骄傲的民族名词“汉族”,终随“汉”的朝代名正式成立,而于历史散发其恒久的光辉。

  所以,二千年中国历史主宰的汉族之名,系纪元前三世纪末而得,汉族实体的诞生则须早过至少二百年,在约略纪元前第六或第五世纪。于构成汉族的意义上,前此存在的诸组合成员,或者说,前汉族诸集团,例是“诸夏”,此其一。其二,前汉族诸集团均具扬弃狭隘血统观念的明朗开放性,汉族诞生便秉此特质,汉族形成之后,恢宏豁达的开放性继续未变。“中国”以外异民族,自汉朝以来一波又一波被鼓励、欢迎与吸引加入汉族范畴,汉族自身也以不断新陈代谢而得新血统、新成分的补充,而保持充沛的活力、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日新又新的创造力。以汉、唐雄伟的世界性大帝国建立为顶点,近代世界成立以前,汉族几乎已系世界文明进步史上最高智慧与最大贡献的渊薮。历史上的汉族向以“民族大熔炉”闻名,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荣誉,正基于前汉族时代便已赋有的开朗与开放特性。

  长城的最初性格— — —国境线

  长城工程的艰巨为可想而知,问题是:为什么要兴筑这道城墙?对于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提出公式化的一个答案:“秦始皇造长城以防胡。”外国学者的看法也相同, 他们接受了古代罗马人为防御北方蛮族而自纪元八三年以后, 陆续建筑从梅因兹 沿莱茵河至多瑙河上游的长城系统,而以中国大长城与之相比拟。

  然而,这个答案与中外学者的另一个共同的问题: 长 城 非 秦 始 皇 所“ 造”,不过他在统一中国之后,以战国北方诸国原已分段建筑的城墙连贯起来而已。 长城既非秦朝始建, 则长城作用如解释为防胡, 时间上也应往前溯向分段建筑的战国, 而非秦朝。

  战国列国间普遍流行系列性筑城运动, 系在纪元前四世纪前后, 当时这项运动的突然兴起, 各国都显得特别热心, 而且时间上也正随着北方胡人开始出现之后。 但是, 胡人出现地区限于北方, 战国时代的筑城运动, 却须注意非北方汉族国家特有地方现象, 此其一; 其二, 北方国家且非率先领导, 反而还是追随了内地国家才筑城。

  在如上情形之下, 只有一种解释为合理, 便是说: 长城系战国列国出于相互间对抗需要而构筑的大规模防御工事。 这些防御工事存在于北方的, 对象便非汉族国家而转向为胡人。 依此了解, 可明了当初建筑长城, 本质上并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义。 而且恰恰相反, 长城还是汉族自身间基于相互对抗需要的产物。

  北方长城较内地长城开始构筑年代要晚到一个世纪之久的事实, 史学界往往容易忽略, 事实上, 这却是交代史实的关键, 至少说明了当时汉族眼中的敌人, 主要还是汉人自己。 尽管早在纪元前五世纪北方已有足使汉人惊讶的胡人出现, 也逼迫汉人放弃一部分传统文化而非学习胡化不可。 但是, 胡人压迫的危机, 却未令汉人恐惧到必须建筑一道坚固防御工事抗拒的程度, 相反, 这个时期所见的胡汉斗争, 胡人侵略汉人, 还不如汉人侵略胡人严重, “ 胡化” 最热心的赵国, 大将李牧便曾制造一次战役杀戮胡人骑兵十余万人的惨烈场面,北方诸国于战国后半期开拓的新领土, 也全夺自北方胡人。 赵国取得阴山—黄河间走廊地带的 “ 北河” 之地, 以后于秦国进行 “ 中国” 统一战争期间虽回复胡人支配, 但待统一成功而秦朝大帝国建立时, 这一地区不但立即再被收复, 更在卓越军事家蒙恬指挥之下, 连同夺取了胡人发源地的整个鄂尔多斯或当时所谓 “ 河南” 与今日的河套。 这种汉族对胡人当时压倒性的军事攻击力,乃是必须注意的事实之一。

  之二, 又须注意北方列国北长城的兴筑, 都是合并夺自胡人新领土的直接后果。

  北方长城, 作用自始非只消极面的防御, 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积极原因才兴建。这个原因,须从长城为什么构成为北方新领土, 以及新领土为什么开辟和为什么建设而得知。 那便是汉族势力继续膨胀之下, 汉式农耕环境扩大与净化趋向的再延长。 汉族从游牧胡人手中夺取土地, 是为了这片土地适合于农耕, 这片土地既加入农耕中国, 便拒绝胡人再予游牧化, 拒绝部分必须有个标志, 这个标志, 便是长城。 长城在一系列建设新领土措置中担当的任务, 也即在此, 而代表了汉族巨大的压制和吓阻力量,一种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换言之, 站在汉族片面与主观立场, 用人力划出与强制对方接受的一道汉胡国界或国境线, 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 国境线虽非不能兼为国防线, 长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认必带军事色彩, 但至少当时长城的要塞性国防线意义, 已隐蔽在国境线性格背后。 前引 《 史记》 匈奴列传两见 “ 拒胡” 字句, “ 拒胡”( 拒绝胡人) 迥非后世所谓 “ 防胡” “ 御胡” 的示弱性可比拟, 这是个充满了骄傲与自尊的字样, 与秦始皇本纪中 “ 斥” “ 逐” 相呼应。 最初的长城, 便这样拒绝和阻断了胡人——军事的, 也是政治的。长城国境线性格, 战国时代后半列国分段建筑的北方长城已经具备, 到秦朝汉族大帝国建立而愈突出与明朗。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 毅力、 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 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 非常重视国境观念, 是其特征。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国, 刻石讴歌皇帝丰功伟业时, 国界四至往往陪伴镌以明文, 如:“ 皇帝之往, 存定四极” , 以及 “ 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 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 。 意思是说: 一统的完成, 国家东、 南、 西、 北四个方向, 都已到达了 “ 极” 。 四极之中, 两个方向有海洋作为自然界限, 另两个方向, 便以长城— — ——人为的国界线为界。秦朝大长城, 这条略呈弧形而划定当时汉族意识中 “ 中国” 与 “ 非中国”界限的大工程, 主持者便是蒙恬, 他是攻占鄂尔多斯草原的最高统帅, 以及郡县与移民政策的执行人。

  雄伟的秦朝大长城, 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 凭双手与决心,创造并达成了 “ 极” 的构想。 大长城的所以为 “ 极” , 正因为国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 从大体而言, 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 长城以外, 断然放弃, 长城以内, 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 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 “ 中国” 。 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 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后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长城防胡, 最大原因可能受了见到如今日真正 “ 防胡” 作用的长城影响。 事实上, 古今长城, 不但位置不同, 性格也在变迁。长城防胡这一答案, 如果用来说明后代长城的效用, 可谓正确, 但如用以解释长城的起源, 以及建筑长城最初的用意, 那便不恰当了。 换言之, 长城 “ 防胡” 的作用是以后才转变而成的, 当初并非如此— — —秦朝与秦朝以前不是,汉朝也不是。

  长城何时成为一道如今所见似全然防御性质的工事? 答案是至四世纪末南北朝形成前夕、 北魏建国时才有迹象。 距离二世纪末汉朝统治开始崩溃, 中间相隔整整两百年。

  这中间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时间大分裂和大动乱时代。 一世纪以后, 因汉朝对匈奴斗争获得全面性胜利, 而后汉—魏—晋政府采取了长城开放政策, 允许服从与愿意接受保护的游牧民族移居到长城以内。 这个事实使长城原系代表国境而非后此心目中的国防线的观点更获得支持, 否则, 开放长城,引进外人来到国防工事背后, 将无法解释其理由。 到 “ 五胡乱华” , 也便由这些因移住长城以内而转变了生活习惯的原先异族而后来又是被同化者, 领导割裂北方中国, 在黄河流域分别建国, 其时长城在中国史料中未再被重视。 待长城历史中断两个世纪而再被重视, 便已是大动乱近尾声, 四分五裂局面初步被合并为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时代。 再出现的长城, 材料已改用砖, 所扮演的角色, 也全然成为 “防胡” 了。

  冉闵事件

  纪元三四九年后赵石虎之死,诸子因争立而自相残杀的结果,爆发了冉闵大流血事件 冉闵是汉人,少年时以战火中孤儿被石勒俘虏,而命石虎收养为子。至石虎在位期间,冉闵之为后赵最煊赫将领, 地位已与石虎的在石勒时期相同。邺都内乱与统治阶级间猜忌矛盾激化,终局变质为种族仇恨如《晋书》石季龙(虎)载记所记录:“(闵)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羯人整族性被恐怖虐杀的末日一幕, 可能是四世纪五胡乱华期最疯狂、最残忍的演出。冉闵血手大屠杀下,于次年(纪元350年)自登帝位,国号“魏”,而人间大悲剧仍续上演。

  石氏残余势力被彻底歼灭前对冉闵激烈的垂死挣扎,也创下汉人“诸将士死者十余万人”惨酷记录。再次年,国家终于在无人性的此攻彼杀下灭亡。中原无政府、无秩序的大混乱局面,已如《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所载:“贼盗蜂起, 司冀大饥,人相食。(闵)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便是说,包含汉、胡的人民反流亡潮冲击 形成四世纪五十年代突发性中心事态。五胡乱华的以后发展,堪注意便由此导源。

  前后约三个世纪的五胡时代与南北朝, 历程各占其半。 特堪注目, 除南方汉人政权之外, 北方无论五胡或北朝, 国家领导性格全呈现胡—汉联合政权,可强烈显示, 尤其前一阶段频繁的国家兴亡时代, 特为明显。 此一时代中, 胡人建国固必以得到汉人支持为基本, 汉人建国同以结合胡人力量为条件, 换言之, 无论胡人—汉人间主从关系如何, 胡—汉携手的形态则一。 “ 五胡十六国” 中汉人政权也同被 “ 胡” 的观念所概括, 正代表了四世纪连锁反应建国运动的共通特色。 而 “ 胡人” 转移至汉族领土的时间固有久暂, 其以立于汉族领土, 并与汉族混居、 通婚而久已汉化的现象则无不同。 移住的实质, 也便以放弃自身游牧传统而愿意汉化为前提。 民族意识因之随自身固有的社会组织、 经济与文化形态发生根本上变化, 早与汉族混同为 “ 中国人”。建国期间, 又对社会、 经济、 文化更高境界的汉式政治获得经验, 同时, 混乱局面下原已仅余民族名词的诸种族间不断以及加大迁徙混血, “ 中国人” 思想也直接向 “ 汉人” 范畴转变。 经过北朝稳定推进血统定型的阶段, 到隋唐完成中国南北再统一时, 一个崭新的、 满孕了充分新生命力的新汉族, 也便是以原汉族为主流, 注入了历史上所有进入汉族中国与愿意汉化的原游牧诸种族血液的更生汉族, 陪伴在中国历史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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