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精装）

　　特立斯之前，没有人如此打量城市、写作新闻：

　　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的啤酒，吃掉350万磅的肉，用掉21英里长的洁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亡，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这是一部纽约交响曲。作者特立斯以他犀利的眼光，精准的笔法向我们展示了纽约风貌：面目模糊的人潮中不为人知的奇闻轶事，镁光灯下的明星转身之后的尴尬境遇。俱乐部门口的擦鞋匠、高级公寓的门卫、公交车司机、大厦清洁工、建筑工人，与弗兰克·辛纳屈、乔·迪马乔、彼得·奥图尔等明星一样受特立斯尊重，他以同样的好奇心对待他们。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全书由《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大桥》和《走向深处》三部分组成。《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描绘了纽约城中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和事件，特立斯捕捉细节的功力凸显无疑。《大桥》讲述的是建设纽约韦拉扎诺大桥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流动修桥工的生活。修桥工都是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可正是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建成了美国无数的大桥和纽约城里一座座大桥和摩天大楼。“他们把一个个的地方用大桥连接起来了，可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支离破碎。”《走向深处》由11篇美国社会知名人物的小传构成，这些人物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

　　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 1932年2月7日—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时尚先生》（Esquire）等杂志撰稿。

　　特立斯的雄心是“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一探虚构作家之禁脔，与同侪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一较短长”，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作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

　　他受《时尚先生》之邀采写的特稿《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是新新闻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表文章，并收录进“企鹅现代经典”。《王国与权力》位列“关于新闻业，五本必读的书”；《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邻人之妻》等作品也无愧时代经典。在他笔下，没有失败者、小人物、零余人，所有人都是主角般的待遇、一切都鲜活无比。全世界特稿记者视其为新闻书写的典范。

　　特立斯于2011年获颁诺曼·梅勒卓越新闻贡献奖。

前言

第一部　纽约—— 一位猎奇者的足迹

　纽约：被忽视之城

　纽约：匿名者之城

　纽约：个性之城

　纽约：奇特职业之城

　纽约：被遗忘之城

第二部　大桥

　流动的建桥工人

　布鲁克林的恐惧

　适者生存

　废物与监工

　别让本尼摸着卷盘

　桥上之死

　空中舞台

　印第安人

　重返湾脊

　流动症

第三部　走向深处

　弗兰克· 辛纳屈感冒了

　失败者

　乔舒亚· 洛根的柔软心灵

　一位英雄的暮年

　彼得· 奥图尔：重归故里

　时尚王国

　寻找海明威

　舞会结束了

　弗兰克· 科斯特洛的民族背景

　乔· 路易斯：步入中年的国王

　坏消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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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前言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采用一种被人们称为“新新闻”、“新闻小说”或“准新闻”的报道文学体裁，后一种名称是已故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对这一体裁的贬义称谓。与其他一些评论家一样，他也对这种体裁持怀疑态度，认为使用这种体裁报道新闻的记者是为了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事实进行篡改加工，从而歪曲事实真相。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新新闻”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新新闻”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

　　在各种场合对人物进行观察，记录他们的各种反应，以及别人对他们的反应时，我力图做到既能全面跟踪人物，又能使自己不对人物产生影响，努力把握整个场面、人物对话、情绪、冲突、紧张关系、戏剧性场面。这样我就可以从主人公的角度去写故事了，有时能揭示我所描述的那个时刻主人公所表现出的思想。当然，这后一种洞察力完全取决于文章中主人公的合作，如果作者赢得了他（她）的信任和信赖，那么，通过当面采访，在恰当时间提出恰当的问题，了解和报告他人内心思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在过去写的四本书中曾广泛使用过这种方法，包括《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Wife）一书。这本书于1980年出版，描述的是艾滋病到来前的“性解放”时代中几对美国夫妇的私人性生活及正在变化的道德观。我对这种报道体裁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 年代，它让我超越了我一般所采用的“旁观者”的角色，开始探索我自己及我的父辈们的个人生活，使我完成了最近出版的《移民家世》（Unto the Sons）一书。

　　但是，在1992年重读《移民家世》时，我注意到书中有许多观察甚至句子都是60年代我写你们手中拿着的这本《被仰望与被遗忘的》（Fame and Obscurity）时就已发现的事情或写出的句子。尽管它没有达到我所提出的创造性非虚构写法中的全部标准，但它确实标志着我在文风上的一种转变，即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所采用的旧的新闻撰写手法转变到《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由已故的哈罗德·海伊斯（Harold Hayes）担任主编时所提倡和鼓励的一种更大胆、更具难度的报道形式。

　　我于1960 年开始为《时尚先生》写文章，最早写的是一篇关于纽约城里的一些无名者的散文。那是我当记者时在城里四处采访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有关无名人士的小画像及奇闻轶事。《时尚先生》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后，我对它进行了补充，写成了一本插图小书，1961 年哈珀与罗出版公司以《纽约—— 一位猎奇者的足迹》（New York—A Serendipiter’s Journey）为名出版了该书。其中的文章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它代表着青年时代的我眼中的纽约，里面混杂着各种惊奇和敬畏。它使我认识到这座城市是那么的破烂不堪，有那么多地方还不尽人意，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E. B. 怀特（E. B. White）的话是多么正确。怀特先生早在多年前就写道：“没有人应该来纽约生活，除非他认为自己总是幸运的。”从这些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我使用小说技巧的一些早期征兆，即我努力想把欧文·肖（Irwin Shaw）和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短篇小说所使用的那种语言融入到我的新闻报道中。

　　本书的第二部分，即被称为《大桥》的那一章，是我花了数月的时间对那些与众不同的修桥工进行观察研究后写成的。从1961年起，这些流动修桥工就开始在纽约建造史泰登岛与布鲁克林之间的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1961年至1964年间，我把能抽出的时间全部花在了大桥工地上，不仅走访了哈德孙河两岸的工棚，而且还常常戴上安全帽出没于工人中，与他们一起爬上距海面600英尺高的钢梁和缆索上。在这些脚步稳健的修桥工中，有几位是来自蒙特利尔附近的卡纳瓦加居留地的美洲印第安人；周末我也偶尔随他们一起回家，结果发现那些喝了威士忌的司机开车奔波于往返路途时，比大风天在高空中的狭窄钢梁上行走更危险，也更令人恐惧。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的汽车冲下公路，急速擦过路边那一排排红杉树的情景。有一次，我们的车子竟然跟一头跳过马路的梅花鹿发生了一次小车祸。

　　就是这样的旅行使我完成了《大桥》一书，1964年由哈珀与罗出版公司以插图形式出版。本书中的那部分文章与原来出版时完全一样，因此，按90年代的说法，文中的一些语言，从政治角度来讲是“不正确的”。我没有把印第安人叫成“美洲原住民”，也没有把男主人公对漂亮“妞儿”吹口哨改成对“年轻女士”吹口哨。另外，对一些讲到人们富裕程度的词我也未做改动，也许我当时所描写的那种“富足生活”算得上今天的贫困水平。

　　本书第三部分，我集中描写了曾经活跃在社会各个舞台上的几位名人的梦想与逝去的辉煌——这些人物包括歌唱家弗兰克·辛纳屈、棒球明星乔·迪马乔、前拳王弗洛伊德·帕特森、演员彼得·奥图尔，还有《时尚》杂志上的那些封面女郎、文学人物乔治·普林顿及其纽约“东区军团”——在刻画第三部分这些人物及其他人物时，我使用了同一种写作风格，很接近我所喜欢的几位短篇小说家那种令人仰慕的娴熟优美的风格。

　　其中成文较早的一篇人物纪事是我在1962 年为《时尚先生》杂志写的一篇关于退役后仍很活跃的拳击手乔·路易斯的记载。这篇故事首先描写了50 岁的乔·路易斯在纽约与一些美貌女郎花天酒地玩了三天之后，回到洛杉矶与前来接他的第三任妻子( 一位律师）见面的场景—那是一种火药味很浓的对话，这或许是受欧文·肖的故事《夏日盛装的女孩们》（Girls in Their Summer Dresses）的启发而写成的。欧文·肖的这部小说中有很多描写夫妻在街上斗嘴的场面。

　　写《乔舒亚·洛根的柔软心灵》时，我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去剧院观看洛根排练，突然，他和他的明星克劳迪娅·麦克尼尔发生了一场争吵，这场争吵不仅比排演的节目更具戏剧性，而且也是我按常规报道形式接触主人公时所不能揭示的。在为写辛纳屈纪事收集素材时（《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我发现只要能观察主人公，即便是远眺，主人公的合作或不合作也就不再重要。我在洛杉矶时辛纳屈并不合作。对他来讲，我来得不是时候，当时有许多事情让他心烦，其中一件就是他的感冒，因此我没有得到他许可的采访机会。然而，在我对他进行观察的六周多的时间里，通过看他录音、拍电影以及在拉斯韦加斯赌钱，我观察到他内心中更深刻的一面。我看到了他认为我走得太近时所表现的那种情绪变化、不满和怀疑，以及他在信赖的朋友中充分放松时的那种快乐、礼貌及魅力。通过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以及周围人对他的反应，我的收获远比能坐下来与他谈话大得多。

　　1965年，我在旧金山开始准备有关迪马乔的素材时，他是更不情愿合作的一个主人公（《一位英雄的暮年》）。六个月前我在纽约见过迪马乔，那时他答应在我写文章时给予合作。

　　但是，在我出现在旧金山渔夫码头他的饭店外时，他的态度却完全变了。然而，我最初受到的冷遇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开场，使我有幸成为一名见证人，还有幸成了他活动的参与者。几天之后我能够再次见到迪马乔，是因为我求助一位迪马乔的朋友和几个高尔夫球伴，我请求他们让我跟随他们四人一起去一个18个洞的高尔夫球场观看他们打球。迪马乔特别讨厌打丢球，比赛当中他打丢了三次球，我都为他找了回来，在这之后，迪马乔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我被邀请去观看他们另外的几场高尔夫球比赛，还被邀请晚上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旧金山的诺瑞酒吧玩，我对他的了解大部分是在那儿得到的。

　　除了几处小的改动，例如重新恢复了《时尚先生》杂志换掉的彼得·奥图尔所使用的几个十分形象的世俗词汇，我在本书中对文章未做过任何改动，它们只不过集合了我以前所写的一些作品。如前面所说，这些文章和我以后较有名的那些书中所使用的写作风格有一定的联系。有关迪马乔、弗兰克·辛纳屈及黑帮头目弗兰克·科斯特洛的几篇文章都包含着一些我在另一本关于黑手党的书籍——《父辈的荣誉》（Honor Thy Father）中得以扩展详述的主题。在我刚才提到的最近由常春藤出版社出版的《移民家世》一书中，这些素材又被以一种不同的、更加个性化的方式发掘并利用。本书最后一篇人物纪事《坏消息先生》描述的是我在《纽约时报》编辑部时就认识的一位专门从事悼文写作的无名记者的生活。我曾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写过有关他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把一个报业同事介绍给全国读者。四年后，即1969年，我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纽约时报》的书，书中我对这些同事进行了深刻的刻画，这就是我的第一本畅销书《王国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邻人之妻》的创作主要来源于我对“邪恶思想”与性罪恶的好奇心，这种“邪恶思想”与性罪恶正是教区学校的修女们以及牧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它们贯穿了我整个童年生活，正如我在《移民家世》中所描述的那样。

　　我的创作生涯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总会有些自己钟爱的话题和题材，这些东西在他的创作生涯里出现和再现都是难以预料的。作家的写作技艺在不断完善，但他的那些幻想却依然如故。

　　盖伊·特立斯

　　1992年8月

纽约：被忽视之城

　　纽约城里有许多东西不为人知。在这座城市里，野猫睡在停着的汽车下面，两只石犰狳“爬上”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成千上万的蚂蚁在帝国大厦顶上爬行。蚂蚁也许是被风或鸟儿带到这儿的，不过没有人敢肯定。在纽约，几乎没人知道这些蚂蚁的存在，就像人们不知道有位乞丐每天乘出租车到鲍厄里大街乞讨，也不知道有位衣冠楚楚的男人每天从第六大道的垃圾桶里捡垃圾，更不知道有位号称具有“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的巫师常常出没于西城七十几街那一带。

　　纽约城里到处是各种奇闻轶事和千奇百怪的信息。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但紧张时每分钟可能要眨眼40次；大多数在扬基体育场边吃爆米花边看棒球赛的人，在运动员投球的刹那间，都停止了口中的咀嚼；还有那些在梅西百货乘坐扶梯时嚼着口香糖的人，在下电梯前那一刻也会停止咀嚼，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步上；工人们清理布朗克斯动物园时，硬币、废纸、圆珠笔和小女孩用的钱包随处可见。

　　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公园大道上的一位看门人的脑袋里至今还残留着“一战”时的三颗子弹。几个年轻的吉卜赛女孩，由于受了电视和识字的影响，离家出走了，她们不想长大之后再做算命师，步她们母亲的后尘。每个月都有几百磅的头发运到第五大道545号的路易·费德商店。在那里，德国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金色发套，法国和意大利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深棕色发套。据费德先生说，美国女人的头发不能做假发套——由于频繁冲洗和烫发，她们的发质已经很差了。

　　纽约城里消息最灵通的要数开电梯的人。像看门人一样，他们极少讲话，但却一直在聆听。萨迪餐厅 的看门人总是认真聆听那些看完首场演出从此经过的观众对该剧的评论。他听得非常认真，于是，在大幕落下十分钟之后，他就能准确地告诉你，哪些剧会火爆，哪些剧会失败。

　　每天晚上，百老汇都会驶来一辆又大又黑的1948款劳斯莱斯。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一个上面写着“受神谴的人不能进天堂”的牌子，从里面跳出。她走到街角处，向来百老汇的那些无数的“罪人”大喊大叫，有时一直喊到凌晨3点。然后，再由司机开着那辆劳斯莱斯，把她送回韦斯特切斯特。

　　此时，除了一些失眠的夜游者、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及白天黑夜都立在商店橱窗里的一群表情世故的人体模特外，第五大道上已空无一人。这些人体模特的脸上都呈现着冰冷、完美的微笑——这些微笑都是由陶制嘴唇、玻璃眼珠和颜料脱落前一直红彤彤的脸颊构成的。像站岗的士兵一样，她们守卫在第五大道的两侧。这些橱窗模特注视着宁静的街道，头部微偏，手臂伸出；纤细修长的橡胶手指似乎在索取根本不存在的香烟。凌晨4点，一些商店的橱窗就变成了由这些婀娜多姿、身形修长的女神构成的仙境。所有这些女神仿佛在刹那间被定格一般：有的仿佛匆匆赶去参加聚会，有的似纵身跃入游泳池，有的则身着巨大的蓝色睡袍漫步于天际。

　　令人有这种想象既是神思所至，也是由于人体模特制造师的精湛技艺。人体模特制造师的信条是，天底下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女人，即使是塑料或石膏制成的。因此，派克与派克的模特看上去青春靓丽，天真无邪；罗德与泰勒百货的模特则显得婀娜多姿，玲珑剔透；萨克斯的模特端庄优雅，不乏成熟女性的魅力；而波道夫的模特则一概显出一副超越年龄的典雅高贵。第五大道上的橱窗模特都是以世界上最迷人的女性为模型制造出来的。例如，苏齐·帕克就是百斯特公司人体模特的原型，而从萨克斯公司的人体模型身上则可以看出碧姬·芭铎的身影。由于模特制作师的精湛技艺和执着追求，这些模特各个线条分明、栩栩如生。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纽约人为这些人造美女所倾倒，做出各种离奇古怪的事情。例如，那些橱窗布置者经常会和人体模特对话，并赋予她们昵称；此外，橱窗里的裸体模特因吸引男人而招致妇人憎恨，以致在纽约城里被禁止展出；更有甚者，一些人体模特会遭到变态者的攻击。曾有人发现，怀特普莱恩斯一家商店的一个苗条的人体模特被遗弃在地下室，身上的衣服被扒光，脸上化的妆被弄得乱七八糟，身体上明显有强奸未遂的迹象。于是，一天夜里警察设了埋伏，抓住了那个袭击者——这家商店的搬运工，一位身材矮小的羞涩男子。

　　当街上车流稀少、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纽约城一些街区的猫开始活动了。它们敏捷地在大楼阴影里穿行；守夜人、警察、垃圾清运工和其他夜间游荡者都能看到它们 —但它们很快会从你的眼前消失。大多数的猫都集中在渔市、格林威治村、东区或西区的某些街区，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垃圾桶。可以说，这座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流浪的野猫。在第五十四街这样繁忙的街区，彻夜工作的垃圾清运工仅在一天清晨就在齐格菲尔德剧院附近发现了20多只野猫。夜间，成群结队的野猫在河边码头附近游荡，寻找老鼠。地铁巡道工曾发现地下也住着猫，尽管有些猫偶尔被带电的铁轨电死，但它们似乎从未被火车撞上过。大约有25只猫生活在大中央车站的下面，它们由地铁工人喂养，从来不曾漫步于日光之下。

　　纽约街道上那些自由自在地到处游荡、从没有人给它们洗澡的野猫，与公寓里的家猫们的生活完全不同。大多数野猫都饱受跳蚤的叮咬，有许多还死于食物中毒、风寒和营养不良。它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而家猫可活10到12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在纽约城，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要杀死10万只无人认领的野猫。

　　“哥谭”市 的那些野猫很少能再过上安逸的生活，它们往往毙命于出生的街区。曾有一位贵妇收养过一只被ASPCA救起的被跳蚤咬得遍体鳞伤的野猫。这只猫现在住在东区一座豪华的公寓里，夏天到来时，它就随这位女士到长岛的别墅消夏。当听说一些啮齿动物在联合国文件柜里肆虐时，美国爱猫协会曾把两只无家可归的猫运到联合国总部。协会主席罗伯特·洛萨·肯代尔说：“这两只猫会对付那些鼠辈的。”这两只猫似乎在联合国过得很开心，其中一只常常躺在一本汉语字典上睡觉。

　　在纽约的每个街区，野猫们都由一只最大最强壮的母猫支配。除了这个头儿之外，野猫群里没什么组织可言。这些无家可归的野猫可以分为三类：纯种野猫、波希米亚式野猫及在食品店（或餐馆）“兼职”的野猫。

　　野猫以偶尔未盖上盖儿的垃圾桶或老鼠为生，一般不愿与人交往。即便是对那些给它们提供食物的人，它们也不愿理睬。这些桀骜不驯的野猫一眼就可以认出：它们毛发凌乱，表情漠然，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中充满野性。

　　然而，波希米亚式野猫却不那么野性十足，它们遇到人一般不会逃走。常有些喜欢猫的多愁善感的人（大多数是女人）每日在街上给它们喂食，用“乖孩子”、“小天使”、“小可爱”这类字眼称呼它们。每当有人把她们的慈善对象叫作街头野猫时，她们往往会勃然大怒。大多数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流浪猫都能非常准时地来到喂食地点，以至于一位猫爱好者甚至提出了猫能辨别时间的理论。他以一只灰色母猫为例，这只母猫一周五次，每天下午5点10分准时出现在百老汇与第十七街交会处的一座写字楼里，等待电梯工给它喂食。但是，这只猫却从不在周六和周日出现，它似乎知道这两天人们不上班。

　　在食品店或餐馆兼职的猫，往往是一只改过自新的波希米亚式野猫，它吃得很好，能够赶走老鼠，但一般只把商店当作旅馆，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到大街上游逛。尽管工作时间自由，它仍然享有它最接近的同类（那些“全职”、完全家养或店养的猫）的大部分优厚待遇——包括到窗台上睡觉的特权。布利克街一家熟食店里的一只改过自新的波希米亚式野猫常常藏在门后，并能把所有试图寻找施舍的其他流浪猫赶跑。

　　在纽约，由于大型超市纷纷而至，小食品店越来越少，食品店里的“全职”猫的数量急剧下降。由于有了更好的防鼠措施、改进的食品包装以及更好的卫生条件，像A&P 这样的连锁店已很少再养猫防鼠了。

　　然而，在码头上，人们对猫的需求却依然如故。有一个码头工人对猫有过敏症，他就下毒药毒死了那里的猫。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那里的老鼠就泛滥成灾了。工作时，工人们看到成群的老鼠在箱子上爬。在九十五号码头，老鼠开始偷吃码头工人的午餐，甚至开始攻击人。结果，他们不得不紧急地从附近街区调来野猫。现在，鼠患终于得到了控制。

　　一位码头工人说：“猫在这里根本无法睡觉，一旦它们睡着了，老鼠就会把它们吃掉。我们这儿已有老鼠咬死猫的先例了，但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大多数码头野猫都是非常凶猛的。”

　　清晨5点，在曼哈顿随处可见疲倦的鼓手和赶着回家的酒保。公园大道已变成鸽子的天下，它们在大街中央信步漫游。这是曼哈顿最美的时光。大多数夜间出没的人已不见了踪影—而白天活动的人群还未出现。卡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全神贯注地开着车，他们不想破坏这种宁静，不愿打破空旷的洛克菲勒中心广场的寂静，不愿惊扰富尔顿渔市那个一动不动的守夜人的美梦，也不愿吵醒开着收音机在小丑路易商店旁酣睡的加油站伙计。

　　清晨5点，百老汇的常客们要么回了家，要么去了那些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在那里炫目的灯光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胡须和穿着。第五十一街上，一辆新闻采访车正停在路边，上面坐着一位无事可做的摄影记者。他几个夜晚都守候在这里，透过挡风玻璃观看街景，用不了几天，他就成了一个敏锐的夜生活观察者。

　　他说：“凌晨1点，百老汇到处是达官贵人和从阿斯特酒店出来的身穿白色晚礼服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驾着他们父亲的小汽车去参加舞会；你还会看到走在回家路上的清洁女工，她们通常戴着小方巾；到凌晨2点，有些喝酒的人已不能自持了，这时常常是酒吧打斗发生的时间；到了凌晨3点，夜总会里最后的表演结束，大多数游客和出差的采购员都回到旅馆；凌晨4点，酒吧关门，醉鬼们摇摇晃晃地出来，还有那些专门利用醉汉神志不清时骗取他们钱财的皮条客和妓女；清晨5点，街上一片寂静。此时的纽约城是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清晨6点，早班工人开始络绎不绝地从地铁中涌出。百老汇已开始车水马龙了。玛莉?6?1 伍迪夫人迅速起床，快步冲进她的办公室，给几十个睡意正浓的纽约市民打电话，用一种很少会有人感谢的银铃般的声音说道：“早晨好！该起床了。”20年来，作为西部联盟电话公司的叫早服务员，伍迪夫人已把几百万人从睡梦中叫醒。

　　早晨7点，一位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的满面红光的老人，匆匆地从公园大道走来。他看上去很巴黎，正要去拜访他那些富有的女主顾。他必须行动迅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每位顾客在早饭前的短暂全身按摩。身穿制服的门童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或者叫他“俾斯”，或者“麦基”，他就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按摩师俾斯·麦基。

　　麦基先生行动敏捷，身姿挺拔。他手里总是提着黑色的皮箱，里面装满干他这行所需要的擦剂、浴液和毛巾。他矫捷地上了电梯；半小时之后，他已下了楼，奔向另一位女主顾——歌剧明星，电影明星，或许是位女警官。

　　俾斯·麦基曾是一位轻量级拳击手，20年代在巴黎开始他的按摩师生涯。在一场欧洲巡回赛中输掉比赛后，他心灰意冷，永远退出了拳坛。经朋友介绍，他上了一家专门培训按摩师的学校。六个月后，他便有了他的第一个主顾——克莱尔·露丝，当时主演电影《佛里–贝尔格》的女明星。她很喜欢他，给他介绍了许多顾客—波尔·怀特、玛莉·皮克福德，还有一位唱瓦格纳歌剧的粗壮女高音歌唱家。麦基的生意曾非常好，只是由于“二战”爆发，他才离开了巴黎。

　　到曼哈顿后，以前欧洲的老顾客来纽约时仍然光顾他这里。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但身体依然健壮。俾斯每天要给七位顾客按摩。他那粗大手指和宽厚手臂接触女性的皮肤时，会让人有一种奇迹般的舒适感。他非常谨慎，这正是那些有身份的纽约女士喜欢他的原因。他到她们每个人的公寓为她们按摩。他拥有她们卧室的专用钥匙，常常是她们在清晨见到的第一个人，她们躺在床上等候他的到来。他从来不透露顾客的姓名，她们大多数是中年人，而且都十分富有。

　　“女人都不想让别的女人知道她们的秘密，”俾斯解释道，“我是了解女人的。”他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句。毫无疑问，他对女人的确很了解。

　　俾斯每天早晨从那些门童身旁经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群谦恭的、口齿伶俐的人行道外交家，常常因为能与那些曼哈顿最有权势的男人、最漂亮的女人和最高傲的宠物狗交往而引以为荣。这些门童都很高大，体形像哥特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即使在大雾天，也能在一个街区之外发现最舍得给小费的客人。

　　东区有些酒店的门童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他们的制服装饰得特别华丽，仿佛与铁托元帅的制服出自同一裁缝之手。酒店门童大多善于各种聊天：琐碎闲聊，高谈阔论，还有背后议论；他们善于记住人名，对行李箱包皮革的质地也相当有研究。（他们还常根据行李来判断客人的富有程度，而不是靠客人的衣着。）今天，曼哈顿共有650名高级公寓门卫，325名酒店门童—仅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就有14名门童。此外，还有那些无具体数字但数量惊人的餐厅、剧院门童，夜总会门童，招徕顾客的门童，及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

　　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是些无组织的流浪人员，他们通常没有制服，但有租来的帽子。他们嗅觉灵敏，到那些车水马龙的地方为客人开车门，比如在歌剧演出、音乐会、拳击冠军赛赛场及会议大厅之外。青铜轨道俱乐部的门童克里斯托斯·阿谢米欧说，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每逢周一和周二他休息，他们就会在离他上班的第七大道不远的第四十九街上抢生意。

　　那些招徕客人的门童身上穿着的制服有的是租来的，但头上戴着的帽子却是自己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站在有演出的爵士乐俱乐部门前，除了开门和招呼出租车司机之外，还会小声地从过往行人中招揽顾客，柔声但清晰地喊着：“快来看啊，不收门票。美女如云，新来的阿拉斯加女皇！”

　　尽管纽约城里没有一个门童不抱怨他们的收入太低、地位低下，可许多酒店门童承认，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光小费一项收入就能达到200美元。尤其是下雨时，许多人都想叫到出租车，那些为客人送上雨伞或叫出租车的门童，几乎都能拿到小费。

　　下雨时，曼哈顿的车流很慢，人们往往因交通拥堵而失约。酒店的前厅里，人们或是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看报，或是因无处可坐、无人说话又无事可做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这时很难叫到出租车。百货商店的生意比平时下降一成半到二成半。因为没有了观众，布朗克斯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也显得无精打采，看上去似乎比那些困在酒店休息厅里的人更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

　　一些纽约人因下雨而变得神情阴郁，而另一些人却喜欢下雨，喜欢在雨中漫步。他们说纽约的建筑在雨中看上去更清爽干净——仿佛笼罩在乳白色的光中，就像莫奈的油画。下雨时纽约的自杀事件比平时少。雨过天晴后，纽约人看上去又很开心了。而那些抑郁的人会变得更加抑郁，又会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被送到百乐威医院。

　　但是，对于雨具商、衣帽间女服务生、酒店侍者和英国总领事馆的雇员来说，下雨天却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英国总领事馆的人说，绵绵细雨能唤起家乡的感觉。联合爱迪生公司表示，纽约人在雨天要比在晴天时多花12万美元的电费。成千上万条裤子在雨天失去了裤线，遇到这样的天气时，第四十五号街上的诺顿洗衣公司每天平均要多熨125条裤子。

??　　雨水会弄脏那些叫不到出租车的时装模特眼上的睫毛膏，也会使时报广场 上的征兵军官、抗议者、擦鞋匠和强盗变得无所事事——在这种天气里，他们也都会失去工作热情。??

装　　帧：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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