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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游记


东北游记

作  者:[美] 迈克尔·麦尔 著

译  者:何雨珈

出 版 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丛 书:译文纪实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定  价:48.00

I S B N :9787532773107

所属分类: 文学  >  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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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的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也许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村。但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TOP作者简介

    迈克尔·麦尔 MICHAEL MEYER,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怀廷奖(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Rockefeller Bellagio)。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

TOP目录

第一章 冬至1

第二章 你来我往16

第三章 血浓于水33

第四章 去日留痕50

第五章 惊蛰68

第六章 谷雨84

第七章 朝圣之路97

第八章 火车开往满洲站!109

第九章 隧道与岔路上的旧时空135

第十章 夏至153

第十一章 三姨的歌谣159

第十二章 伪满洲国的傀儡174

第十三章 占后余波192

第十四章 大暑219

第十五章 通往工人村的断桥237

第十六章 立秋250

第十七章 大连的展示柜261

第十八章 霜降269

第十九章 大雪283

 

致谢290

注释293

参考资料340

译后记358


TOP书摘

第一章 冬至

  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放眼四下,一马平川,了无生机,清冽冷峻。两车道的水泥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令我想起故乡明尼苏达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小路。不过,这里可没有暂供栖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喏,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

  皑皑白雪中不时冒出一簇簇干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扫帚一类的东西。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对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周期,中国古人定下了二十四个节气,每个大概持续两周,冬至就是其中一个。冬至之前的节气叫做大雪,那一天,雪花如期而至,把整个荒地村笼罩在洁白的茫茫雪野之中。过了冬至,1月份就要迎来小寒。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2℃,想到这只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点害怕。学校的推拉大门上系着一条大红的宣传横幅,号召大家“预防手足口病”。还有条更没用的,说的是“冬季来临,气温骤降”。

  红旗路只有一个交通标志,限速每小时四十公里。工作日都从没见过有谁超速。自行车,三轮车,人人都不紧不慢,吱吱呀呀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种子店、面馆和火车站。火车站的墙壁被刷成一种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顶是锡制的,鲜亮的蓝色和荒地村平时的天空很是相配。要找个词来形容这个火车站,老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来往吉林与长春之间,横贯约一百十三公里的新高速列车不会在这里停靠。对于列车上卧铺车厢里的乘客来说,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间以模糊影像迅速掠过眼前的一个地方,和中国东北的任何乡村没有两样。

  当局者清。走近了看,红旗路边一字排开,散落着很多垃圾:熊猫牌香烟的空盒子,这个牌子还不算便宜;茅台酒的空瓶子;印着股票咨询的大张废纸;房地产广告传单;命理学的书刊,上面列出了买宅安家的吉利日子;还有些不知何人出版的小报,报名都是《奇闻异事》之类。上面有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各种最新谣言被写得神乎其神;还有一些问答环节,比如,会从北京迁都吗?(不会)。“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很多)。

  今天,红旗路上静悄悄的。唯一的声音来自一面横幅,挂在两棵水曲柳树苗之间,寒风中猎猎作响,卷起来,展开,又卷起来。卷展之间,我看到了几个字眼,种植、种子、记录和出产。每天我都会经过这条横幅,但和熟视无睹的农民们不一样,我总爱抱着好奇心去研究它。在这几乎没有报刊亭和街道标志的中国农村,宣传标语就是我的中文初级读本,虽说其政治鼓吹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条大红色的横幅教会我几个字,最后总算凑成了一句话:种植高质量种子,创造出产记录。

  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最高的建筑。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打造东北第一村。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我只是认了认这上面的字,心想和其他标语一样又是闹嚷嚷的大话,没往心里去。直到东福米业开始让这话成真。

  传言说,红旗路也要像铁路一样翻修升级了。当地人心想,是不是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只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过时了。甚至还有人说,村子的名字也要改。

  没人能确切地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荒地。这里明明地处一片肥沃的河滩,从松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丛生的丘陵地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早先的农民们给村子取了这个名字,想迷惑外人,别移居过来跟他们抢地方。周边也是一些小村庄,一马平川的稻田上点缀着十几间平房。这些村庄的名字五花八门:孤店子、张家沟、东岗子、土城子……

  在电影《疯狂高尔夫》当中,罗德尼?丹泽菲尔德扮演的角色吹嘘,他和一个姓王的合作伙伴刚刚在长城边买了些土地:“在好的那边买的哦!”荒地村恰好就在他所说的相反方向。越过长城,就是中国的东北(和英文的wrongway还挺押韵)。中国人经常把自己国家的地图形状比作一只雄鸡,而东北就是鸡头,被挤在蒙古的草原和积雪终年不化的高山之间,高傲地昂了起来,直逼西伯利亚。

  过去四百年来,这里似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区了。历史上,西方人将东北称为满洲,满族人本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游牧民族,经过多年历史变迁,从独立的少数民族到各朝帝国的附庸,再到1644年铁骑冲过长城,悍然入关,坐上北京的王座。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了中国长达近三百年。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一倍——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纷纷被纳入版图,形成了今天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国界线。然而,这个政权的中心却渐渐心力不支,摇摇欲坠。1908年,慈禧太后弥留之际,指了名叫溥仪的两岁小孩做皇帝。登基时,孩子坐不住,不停地哭闹。带他登基的父亲安慰道:“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结果一语成谶,四年后,越来越腐败的清朝终于分崩离析,溥仪成了中国的末代皇帝。1912年,孙中山领导起义创建中华民国之后,溥仪被迫逊位。

  那时候,国家的进步对很多满族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他们早就远离故土,在长城以南安居乐业。文化上也已经被自己统治的汉族人完全同化了。直到今天,大多数满族人看起来和其他的东北人别无二致。尽管清朝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但普通话一直是通用语。一位清朝皇帝甚至给天安门命了名。大多数满族人都不会说满语了。这种和普通话相比简直就是天书、写起来有点像蒙古语的语言,开始衰败,并走向灭绝。

  同样失守的还有满族人在东北的优势。本来,历任的皇帝们都想把这里作为一块满族文化的自留地。然而,随着持续数百年限制往满洲迁移的法令被撤销,汉族农民潮水般迅速涌向这个地区。仅仅1927年到1929年间,每年就平均有一百万人到此安居,数字超过了欧洲往美国移民潮的最高峰。

  来这里扎根的“新人”,不叫这里满洲或是东北,也不叫关东,甚至不照地图上标示的那样,叫东北三省。他们只是按照所见所闻,用眼前的情形来称呼这里:北大荒。

  “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这个时期,有一位法国神父旅经东北,下笔成文,“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这里。”

  然而,我眼中的北大荒美丽而独特,当得起这个引起无限回忆与共鸣的名字。北风从雪野之上呼啸而过,又穿透我厚厚的四层衣服。我神游天外,啊,这阵狂风,应该有两个管不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叫戈壁霜雪,一个叫西伯利亚冻土。我的邻居们管这种感觉叫刺骨,不管你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多严实,这风还是能吹到你骨头里去。

  然而,天空是那样辽远广阔。湛蓝与清新就这样蔓延到无边无际。在中国的城市,少有人会停下来抬头看天,那上面早已雾霾笼罩。其他农村地区也常常阴云密布,给人压抑沉闷之感。然而,在这中国的东北边关,天空蓝得发白,纯粹的颜色正如天空下蔓延的土地。这里的农民只把真正的土叫土,尘是不能称之为土的。中国很多地方的土地已经被耕种、翻犁了上千年。东北则不同,他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较少开垦的黑土地,用“甜水”去灌溉。等到气候回暖,地面解冻,抓一把黏土在手里,那湿润肥沃的感觉,还以为抓的是咖啡渣。

  就算土地异常新鲜和肥沃,荒地还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乡村。不过这里的农民不会在山坡开垦的梯田上辛苦劳作一整年。三面都环绕着延伸到远处丘陵地区的稻田,大家每年只收成一次。

  往西南方坐十二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到北京。两地之间的距离相当于从缅因州中部到华盛顿特区,将近一千公里。抛开交通运输情况和文化上的牵绊,荒地离海参崴和平壤还要近一些,距离只有一半。我经常在教室的黑板上画出简易“地图”,表明村子的位置:

  中间那块空白的区域基本就可以代表中国东北,其人口和面积都相当于德国和法国的总和。这个类比还能让人想起这片土地不久前的过去:19世纪末,西方旅行者来到这里,把这片冰天雪地的边疆比作阿拉斯加;然而,他们的下一代却写道,这里是“冲突的摇篮”,是亚洲的阿尔萨斯洛林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领土。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块土地归还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占领,后又归还法国。——译者。

  20世纪上半叶,东北惹得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炮火相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从中斡旋,调停战争,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日本却掌握了东北大部分的铁路,这也是中国最长最有利可图的铁路线,连接矿物丰富的腹地与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俄罗斯没能成功将东北附属于东西伯利亚;而日本则努力将这里变成其“大东亚共荣圈”帝国梦想的立足点。

  1931年日本曾经在这里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所以,当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之后,满洲这个称呼就犯了忌讳,被弃用了。然而,远早于日本侵略之前,满洲这个词就代替了原来的鞑靼,广泛出现在19世纪的中国地图和欧洲地图册上。就连共产党的地方机关也使用过这个词,出版过《满洲工人》之类的刊物。

  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媒体的报道重新启用了这个称呼。然而,1955年,苏联顾问团撤出,这片土地完全被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之后,满洲这个字眼,就渐渐淡出了。

  不过,尽管在地缘政治上不再炙手可热,东北依然是一片独树一帜的土地。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区域的丰富多彩不输美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系和性格。把东北这个词和这三个名词连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几乎都会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有一首曾经全国传唱的流行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歌里用半戏谑的口气,描述了东北人民乐于助人的美德和有些让人吃不消的热情。任何在美国体验过所谓“明尼苏达热情”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感觉亲切熟悉。

  作为明尼苏达人的我自然被这历史和民风吸引。东北人鲜明独特的个性更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的老邻居。另外,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都有非常独特和难懂的方言,比如藏语、维吾尔语或者粤语。而今天的东北则使用标准普通话和非常接近的方言,如此一来,我的听说和阅读都不成问题。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这片土地的历史。

  我所在高中的学生们,每每上历史课,都会用庄重而洪亮的声音,读着“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他们的历史课本上,东北在这上下五千年中所占篇幅少得可怜。这反而让它的过去显得可亲。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东北的字眼,大概是在17世纪早期,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一堆瓦砾。十年前,在一个即将因为三峡工程修建而被拆迁的尼姑庵,我遇到一个年长的尼姑,她说本来想在那里住一辈子的。还问我能不能把她写进某个故事里,这样也算永远待在那里了。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各种各样的遗物散落在各个地区,仿佛一款名为《帝国传奇》的寻宝主题桌游。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建筑风格被称为“亚洲崛起”,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再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攻占菲律宾、巴丹岛后,强迫美战俘徒步行军至俘虏营集中,沿途死者颇众。——译者的幸存者;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这些地方竖立的牌匾上,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缩影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在中国所有的地区里,东北独树一帜,它的历史舞台上,唱主角的竟然是外国人。

  哈尔滨每年都会举行著名的冰灯节,这是一场持续大约一个月的冬日嘉年华。人们从封冻的松花江上采来大量冰块,将著名的建筑以一比一的比例还原。现场流光溢彩,人头攒动。然而除此之外,东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仍然是长城以北的边疆,广阔遥远,只能望而兴叹。今天,长城也许不是屏障,冬季的天气是却步的主要理由。除了滑雪爱好者和被虐狂以外,谁愿意去零下的天气里度假啊。这里的夏日倒是温和晴朗,但就连我这个“老外”也总觉得这个中国右上角的地方只属于我一个:火车站售票处没有挨挨挤挤的人群,不需要提前预订酒店,也完全不用避让旅行团。我以荒地为起点去各地旅行,大概在这块土地上畅游了四万多公里。一路上,我总是独自坐在火车车厢里。这真是和南方大不一样,那里的车厢挤得发闷,我有时候一路都站在厕所里,或者在座位下面铺点报纸,一直躺到终点。

  东北真正的划分线是所谓的天下第一关,长城就在这里与茫茫渤海汇合。这里的长城翻修过,大概延伸了不到五百米,就在一个水泥砖砌成的屏障那里戛然而止。这个建筑把什么风景都挡住了。走到这里的旅行者面对的只是一道灰色的水泥墙。不过中间有一扇正常大小的门,就是公寓里那种房间门。使劲推开门,眼前就能看到一段野长城,残垣碎石满地,高高野草丛生,老榆树肆意地长满了山头。穿过这道门,仿佛就跨入了东北之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红旗路上仿佛带着冰碴的风割着我的双颊。前方远处有什么东西越来越近,突突地响着,还冒着烟,好像一架被打下来的双翼飞机。哦,原来是辆三轮拖拉机。开拖拉机的戴着一副过于宽大的墨镜和白色棉质的医用口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再加上一顶有毛边的解放军帽子,就根本没法辨认了。帽子的边缘结了一层黑色的冰,帽耳还在风中有节奏地上下翻飞。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响亮清越,仿佛都能听得到拖拉机的电池消耗了多少能量。司机按得更起劲了。在中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律,周围越安静,人们发出的噪声就越大。

  司机刹车,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停下了,仿佛在冷风中跺脚取暖。我根本不知道帽子下面、墨镜后头的是谁。厚厚的口罩后面传来东北味浓重的问话:“干哈么呢你?”

  我在干什么?“我在走路啊。”

  司机是典型的东北人,方言说得跟唱歌似的,他继续问:“谁家滴哈?”

  在这个地方,“你是谁家的”是句标准的问候,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和中国其他地方问“吃了吗”“你从哪个国家来”不太一样。

  “关家。”我说了房东的姓。

  “对嘞!”司机大笑起来。“上车吧!”他发动了拖拉机,车子跟上了心脏除颤器似的抖了起来。

  我把头藏在司机的肩膀后面避寒。他驾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往北跑了将近两公里,转了个弯,出了红旗路,来到一些砖石盖的平房之中。他在最后一间那里停下,窗口透着微黄的灯光,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我的家还要再往北将近两公里。但今晚是每周固定的“约会”,要跟我在荒地村最亲密的朋友吃饭。

  我感谢了这位不认识的司机。他坚决不要钱。不过我清楚,总有一天他会跑来跟我亮明身份,我也就能给他帮个什么忙,报了今天的恩。我推开从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用砖砌成的床,高六十厘米左右,长度就是整个房间的长度,宽也差不多有房间那么宽)。炕的下面会烧干的稻草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盖卷就暖和又舒服了。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

  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

  “麦尔,”一家之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三舅,”我也点了个头。我们不讲什么客套,不会寒暄什么“一定很冷吧”“吃了吗”“你穿得太少啦”“多吃点”“抽根烟”“喝点茶”“冬天了,外面冷,多穿点”“喝点酒”“你看起来好冷啊”“吃吃吃,多吃点”之类的。这种熟悉和随意,给我家的感觉。

  “我做了饭,”他说,“今晚就我俩。其他人都去——”这里他就要说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么亲戚,反正我得画个详细的图表才搞得清楚。把任何中国的大家庭化成一棵树,每个分枝上的称呼都能表明你来自哪一边,排行老几。英语里我们就笼统地喊阿姨(aunt),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长的哥哥的老婆)。一个人的表亲,也要分各种各样,可能是二表弟(妈妈妹妹的二儿子)。三舅,就是妈妈那边排行老三的叔叔。

  我知道他姓什么,但一直叫他三舅。这个六十六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双颊,仿佛不会变老,身体反而越来越硬朗了,就像红旗路两旁的水曲柳。他还用牙齿撬开啤酒瓶盖,随随便便就扛起二十几公斤的种子,徒手在地里除草,深深弯下腰去施肥。他抽的烟牌子是长白山,得名于这个省和朝鲜交界处的那座山,峰顶终年积雪。顾名思义,就是永远白色的山。不过,抽着以这座山命名的烟,只能看到青黑的烟圈。

  “你们那边儿该过圣诞节了,是不?”

  “还有两天。”我回答。

  “今晚我媳妇儿不在,”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咱俩好好喝两瓶儿。”

  三舅给两个饭碗倒满了“雪花”啤酒(一般来说,农民家里唯一的杯子都是用来喝茶的)。把自己碗里的一饮而尽之后,他又从一个塑料罐子里倒了点烈酒,自顾自地大声啜饮。他没给我倒,大概想起了上次一起喝高粱酒的情景。

  七年前,我第一次踏足荒地村。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是为《国家地理》采写东北历史的。我从省会长春出发,坐一辆满是脚臭味的大巴往东行进了两小时。司机停在两车道的路边,看着挡风玻璃外黑沉沉的夜幕,问我:“你真在这儿下,确定?”

  大巴开走以后,我独自站在零下的天气里,后悔自己莽撞冲动的决定。没有出租车能让我逃离,也没有饺子馆或店铺什么的好进去等。甚至连一星半盏的路灯都没有。只有一块大概牛犊子那么高的花岗岩牌子,用冷冰冰的汉字标明,我进入了荒地村的地界。

  我冻得上牙齿和下牙齿直打架,在满天繁星的陪伴下沿着红旗路北上。白雪覆盖的田野上,北斗七星仿佛触手可及。四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粗重的喘息。烧稻草秸秆的味道从不知谁家的烟囱里飘出来。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

  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但我住在北京,住在首都最古老的地区,和好几个中国家庭分享一个四合院。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也没有厕所。北京正在拆迁旧城中心传统的老胡同,在胡同完全消失之前,我希望能进去实地体验一番,不想像游客、外国学生和记者(不过,我倒是依次都拥有过这些身份)一样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过了。两年来,我在胡同里的小学教英语,还带了一些老年学生,这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干,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认可。胡同里的生活可不像明信片上那么美好和浪漫,贫穷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展示的事情。在《再会,老北京》一书中,我详细描写了这个社区厚重的历史和日常的生活。我在胡同里见证的很多东西,都和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系在家养鸽子腿上的竹哨子,每天下午都在头顶的天空忧伤地回旋;比如名字里带有“旗”字的胡同,是满洲的军队划分单位;比如裁缝店里手缝的旗袍;再比如我一个老邻居的电视里每天从早到晚咿咿呀呀唱着的京剧。

  那些年,荒地村是我心中的备用居住地。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堵不堪、阶级分明、过度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上。有一些现代中国学者认为,美国作家赛珍珠1931年出版的小说《大地》赛珍珠的一部英文小说,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的形象,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写出了“农民灵魂的几个侧面”。这一作品出版后,跨越了东西文化间的鸿沟,有力改变了当时不少西方读者眼中中国那种“历史悠久而又软弱落后的神秘国度”印象。——译者,应该归入中国文学一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光是看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我眼前就出现大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毅然决然甩掉手里的镰刀,跳上一辆路过的大巴,绝尘而去,再不回头。我想象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电视开着,闪着微弱的光;门口走过的奶牛哞哞直叫,听起来那么悲伤,她们的乳房里胀满了奶水,挤奶的人却不见踪影。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这项人口统计已经“失去了数据上的意义”,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场。但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有的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全国城市化的目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周边的小村庄纳入新的管辖范围。荒地村离吉林市三十二公里,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不过最近还是被划进了该市的范围,名字倒是没变,居民则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到2011年,中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年头,远超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时间。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

  这里最大的公司叫做东福米业,始于2000年,村里的两个合伙人和邻居一样,种了短粒黏粳米。这类米普遍用于制作寿司,中国人则用来做一些小吃。但和墨守成规的邻居们不同,东福米业的创始人做了很多试验,试种了不同的种子,种成了荒地村第一棵有机作物。

  到第三次收成的时候,政府各部门开始在官方宴会上使用这种大荒地牌稻米。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视察了荒地村和东福米业的总部。一张他在检视产品的巨幅照片挂在公司新开的温泉度假村入口。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迎来稳定的客流量。城里人纷纷来此一日游,沿着红旗路扔下一路的垃圾。温泉度假村的门票是一百二十元,相当于当地农民两周的收入。

  一开始,公司宣布,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大家购买大米,并雇他们来操作日本进口的抛光机和包装机,我的邻居们都很高兴。公司获益,相当于整个村子都获益了。过去七年来,和东福米业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的农民数量翻了番。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并保证每家收成之后至少能付给他们一万五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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