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

周瑜（字公瑾）是极品男人。他唯一的短板是寿命，寿命决于天

意，非人力可致，而在人力可为的领域，周瑜全方位地做到了极致。如果老天爷再增周瑜十年岁数，整个汉末历史的走向都会有所不同，天下三分也可能无从说起。

周瑜容貌大有可观，高大、壮美，洋溢着阳刚性感。典故“曲有

误，周郎顾”，其实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强调周瑜出众的音乐素养，他端坐聆乐时，只要听出点异样，就会转过身来，在众多乐女中一下看出那个弹错弦的人，准确得就像老练指挥家一下听出第三小提琴手拉错了弓弦。第二层意思是说，有些企慕周瑜的乐女，为求周郎返身一瞥，常会故意弹错。唐代诗人李端的小诗《听筝》，描绘了这幕风雅小景：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中国古代妇女素来不以情感主动、表达奔放著称，乐女频使此等小手段，想必只有一个原因：俊美周郎，对她们构成一种不可抗力。

诚然，相貌无所谓伟大，再非凡的仪表也不会成就男子英名。春秋时期的晏子任齐相时，其马夫身长八尺，相貌堂堂，举手投足，得意扬扬，不料回家后遭到妻子一顿抢白：“你好没出息！看人家晏子，身高不足六尺，为齐国相，名满诸侯，却志念深沉，表情谦和，哪像你，当个小小马夫就目空一切，白长了一副伟岸身躯。”可见，鄙陋容貌有时还能彰显伟大，非凡仪表说不定倒会泄露渺小。说到周瑜，可以肯定，他的仪表顶多有益于自己的娇妻小乔，与他的事业无关。然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八百年后的大诗人苏轼在“遥想公瑾当年”时，也忍不住先从“小乔初嫁了”说起。小乔与大乔，是当年名满天下的一对姐妹花，周瑜的铁哥们儿兼主公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一时风雅无双。

出众的音乐修养不同于天生蛮力，虽离不开天赋，但更多地取决于环境。欲练就“曲有误，周郎顾”的绝技，必赖于良好教养和相当的聆乐经验。的确，周瑜不是苦寒出身，他隶属于一个极有地位的士族大家，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均曾官居太尉，父亲周异亦曾任洛阳令。孙坚早年讨伐董卓时，周瑜曾让出自家一处宅院供孙家居住；孙策举兵时，周瑜亦率自家部曲相迎。可见，周瑜家族绝非泛泛，该家族提供的封建贵族式教育，想必给予了他极大熏陶，并最终让他成长为一代儒将。

“儒将”是个美妙概念，也是个古典概念。按“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一望可知，其中并无文武壁垒，

文武双修乃古典贵族教育的当然内涵。无独有偶，欧洲中世纪骑士也有所谓“六艺”，除箭术、骑术、游泳、狩猎外，还需研习棋艺和吟诗，同样含有文武双修的要求，至于古希腊、古罗马名将，几乎个个擅长演说，精于法律。古代没有职业军人，古罗马凯撒大帝在征服高卢后，亲自撰写了一卷《高卢战记》，罗马人并不觉得奇怪。东汉讨伐黄巾军的著名将领卢植，也是一位大学者，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人亦视为正常。另外，儒将的“儒”并不取决于学术或文学成就，而是注重一种内在光华，所以，周瑜虽无文章、书法传世，人们仍然依据他“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超凡气度和绝世战功，确认其儒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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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另一个过人之处在于，他早早看出刘备的枭雄本色。在周瑜看来，诸葛亮所谓“联刘抗曹”乃是刘备的一厢情愿，周瑜本人既不在乎刘备那点兵力，更对刘备的野心抱有警惕。他曾数次提醒孙权除掉刘备，顶不济也要对刘备实施软禁，通过将孙权妹妹嫁给刘备这种温柔方式，把刘备长期扣押在东吴。类似方法，郭嘉早先曾向曹操建议过，亦可见出“英雄所见略同”。可惜，孙权也和曹操一样一时犯浑，使刘备再次得以蛟龙入海，猛虎归山。

作为天生的“大场面先生”，周瑜最厉害的一着棋，是觊觎西蜀。

当时刘璋任益州牧，张鲁频频生事滋扰，而曹操新败，暂时不会对孙权兴兵，周瑜觑准了大好机缘，打算攻取益州，兼并张鲁，结援马超。此计若成，东吴的国土面积将大为扩充，人口将大为增加（人口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力量），东吴不仅获得与曹操长期抗衡的资本，一旦时移事易，曹操老去，北边中国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东吴还可能实施战略反攻，北吞中国。那完全是另一个历史走向。这条计划绝非纸上谈兵，因为，实力弱于孙权的刘备，在诸葛亮建议下，日后差不多复制了这条进攻线路，从而建立了蜀汉政权。

然而，就在周瑜紧锣密鼓地筹划伐蜀时，一场突发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年仅三十六岁。

在《三国演义》里，周瑜被描绘成诸葛亮的嫉妒者。将气度宽宏的周瑜写成小肚鸡肠，自是罗贯中的非凡创造，值得给予文学上的崇高敬意。但真相不可能如此，依照合乎情理的逻辑，两人的真实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诸葛亮首先感谢周瑜恰到好处地活着，其次庆幸周瑜恰到好处地死去。周瑜生龙活虎地出现在赤壁，才使刘备逃过一劫；周瑜壮志未酬地死去，才使刘备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周瑜不死，属于诸葛亮的伟大人生将如何展开呢？事实上，周瑜一死，孙权旋即放弃了攻占益州的计划，刘备也随之获得了自己的另类前程。不是孙权甘愿放弃，而是孙权找不到周瑜的继任者。不得不说，在封建专制时代，历史主要是个人创造的，它随个人之兴而兴，随个人之亡而亡。

死于盛年的周瑜，给孙权带来了无尽的失落和遗憾，给刘备带来了天赐转机，给后人带来了永恒谈资。撇开汉末乱局，单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角度看，周瑜早逝不算坏事，对名将来说，寿终正寝总是有点乏味，何况，那将意味着“周郎”变成“周翁”，这几乎等于西施变形为东施。记住周郎，等于铭记一段优雅的沙场英气，铭记一场帅到极致的指点江山。转瞬即逝的煌煌战功，造就绵绵无尽的人生嗟叹，生时有无限英勇，死时含无限缠绵，周郎无愧“极品男人”。

英雄是民族的缩影，一个民族铭记什么样的英雄，总能反衬该民族的若干特性。在罗贯中于元末明初撰写《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与周瑜并非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两人的联袂存在，共同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英雄长廊，洋溢于周瑜身上的诗性英雄特质，至少反映了汉唐人的英雄观。当罗贯中以一道虚构的周瑜遗言“既生瑜，何生亮”在两人中做出择一弃一的选择时，也就意味着诗性英雄的气质逐渐远去，巫师妖道得以大行其道，尽管，真实的诸葛亮绝非这样一个人。这种选择，折射出英雄气概的倒退，文化审美的软化，精神内涵的剥落。大致可以认为，真实的周瑜和诸葛亮皆有值得敬爱之处，单单迷恋《三国演义》里的孔明，难免有点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