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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著名的英国戏剧与电影导演，1925年出生于伦敦，牛津大学硕士。他曾多次获得托尼奖和艾美奖，并捧得一座劳伦斯?奥利弗奖奖杯，被誉为“尚在世的最伟大戏剧导演”，年逾九十依然坚持戏剧创作。
彼得·布鲁克曾在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担任导演，也曾领导位于巴黎的国际戏剧研究中心。他执导了《爱的徒劳》《暴风雨》《李尔王》等80多部著名戏剧以及《乞丐的歌剧》《蝇王》等电影，另有多部歌剧作品。其著作包括《空的空间》《敞开的门》《时间之线》《流动的视点》《思绪如缕》等。
一天，《观察家报》邀请我撰写芭蕾舞评论，这似乎有点不负责任，因为我完全不够资格。其实，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当时最权威的戏剧批评家事实上只在一个领域具有专业知识，那个领域是板球。不管怎样，我的评论激起了整个芭蕾界的愤怒。但突然走到栅栏的那一头，对我好歹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即使在写这本传记的当口，我仍能感觉到职业批评家的诱惑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应该提一下他，但这样就会让整个一段结束得太生硬”或者“我已经连续称赞她三次，不能再继续了，否则人们就会以为......”。
这份工作让我得到了皇家歌剧院的免费票。一次下午场，观众们趁午间休息，纷纷来到休息厅喝茶和品尝梅子蛋糕。我和几个朋友聊着天，不经意间被吧台边一位貌若天仙的女子吸引了过去。
我走上前去，欣喜地发现跟她聊天的是我前阵子刚认识的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阿斯奎斯[35]，跟他打招呼无疑会使我有机会结识这位羞怯内敛、乌发黑眼的姑娘。“这是娜塔莎。”他说。娜塔莎·我仿佛听到了远处钟声的回响。我是十二岁时读到的《战争与和平》—准确地说是如获至宝般从头扫到尾，我全情投入了书中的世界，与那个名叫娜塔莎的女主角生死相恋。在合上最后一页之前，我下定决心要娶一个名叫娜塔莎的女孩。她果真出现了。
可是好事多磨，她随后就失去了音信。时光难耐，我缠着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邀请她来参加聚会，趁机跟她矜持地聊了几句。既然推动了命运之手，我隔日就势给她家去电，却得知她又去了巴黎并且要小住几天，地址不明。我立刻搭了一班飞机，冲进法国警察总局，试图查出她的酒店地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宣称“一部极其重要的电影亟须找到”这位年轻女郎，可警察对此无动于衷。我一次又一次地折返，去不同的窗口问不同的人。几经折腾依然毫无所获，我懊丧至极。正在无计可施之际，一位好心的中年女子来到了柜台前，我千里迢迢跑来几次三番的询问都被她看在眼里，一张酒店入住登记表的背面在她的指间轻晃。“对不起，先生，”她一脸同情地说，“您必须明白，我们无权透露这样的信息。”然后，好像仅仅是不经意间，她让那张表格翻过来了一下，嘴里一边补充说：“这是不允许的。真是遗憾，我真的很想帮您这个忙。”带着一丝心照不宣的微笑，她重又翻回那张表格，但这已经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看清了酒店的名称和地址。当我怀着满腔的浪漫和占有欲，在她面前空降时，没有惊喜发生。这种狂热冒进不仅没能受到欢迎，甚至造成了整整一年的误会。天意难违，一年以后，我们再次相见了，而这一次让我们琴瑟相和地走到了一起。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
现在，生活看起来云舒霞卷、美好圆满。我们初次旅行的目的地是伊斯基亚岛[36]，蜜月则是在马拉喀什和希腊。在一个至今不为人知的叫作米科诺斯的荒岛，在水晶般清澈的海水中，我们单独相处，教对方游泳。之后我们又去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的东方集市上，继续环游世界的决心在我们俩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娜塔莎被列入了世界美人的名单，但她对伦敦的社交圈深感恐惧和恶心。婚礼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为了穿越厚重而有毒的伦敦大雾，她穿着看歌剧时的轻衣薄衫，打着手电筒在我车前引路。肺结核因此乘虚而入，侵占了这个心力交瘁的女主人刚刚精心装点好的领地。我们的小家成了她的医院，两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护士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她，西区一位善良又忠心耿耿的餐馆老板也定时派出租车送来黄油、奶油甚至牛排，这些物品在战后依然很难弄到。她慢慢恢复，然后复发，再慢慢恢复。她温柔、优雅、沉静，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公主—一位稀世罕见的公主，不乱发脾气，也不胡乱抱怨—我们俩从来不起龃龉，虽然直到后来我们才渐渐明白，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各自费尽心力屏蔽了多少紧张和冲突。但是，羞怯与自制之下，深藏着比脆弱心灵更加根本的东西，就像东方智慧所喻示的那样，在一段关系中，没有什么比平和的耐心更弥足珍贵了。
与我们在伦敦熟识的人一样，我们家也很小，也用平纹细布的窗帘与古董装饰着。我们的朋友也多是戏剧圈的，流行说一种非常特别的行话，私密而又有一种生怕指名道姓的胆怯。现实状况总是被“好笑的是，人们认为......”或“我们从‘阿姨泰晤士报’上看到”“我们去了多丽牙医那里”“我们用莉莉·里克森解决便秘”之类的前缀所淡化，戏剧与聚会都“只不过是无聊之城”甚至“海上的无聊之城”，男人都是“某某夫人”，而曾与我合作过的一位脸色死灰的天才舞美师则被称为“棺材商的女儿”。我们在这个圈子里是被当成奇观来看待的，因为太年轻。我经常被人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随后在背后窃窃私语：“他有品位吗·”而且因为我天生喜欢旅行，喜欢把鲜活、现实得让人不舒服的元素引入到这个幻想世界之中，他们就找到了一个相对保险的办法来接受我，称我为“淘气鬼”。
我还是做梦都想拍电影。每次写完剧本，与美国导演在大酒店冗长而无聊的酒会上会面，我都会越发痛切地感到自己对正在从事的工作失去了热情。我的野心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发展：执导歌剧。让奔放的大型舞台上挤满人，真是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而且我从最早的钢琴课开始，就对音乐抱有刻骨铭心的爱，皇家歌剧院也是我梦想的殿堂。
歌剧院曾在战争时期关闭，而今通过大卫·韦伯斯特的努力，歌剧演出季复苏了。他是一位发福的利物浦商人，对音乐深具造诣，和蔼可亲又不失君王气度，你一旦接近他，就会发现这是个相当热情的人。我向他要一份工作，他同意了，又拒绝了，然后又同意了。就这样，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二十二岁就成了“制作总监”(directorofproduction)—这名号是我为自己杜撰出来的，没想到后来居然流行了起来—也就是说我是皇家歌剧院的一位常任导演了。自然，我并不比当一名芭蕾批评家更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但我丝毫没有束手无策。皇家歌剧院在战后的节目单实在是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它没有经历过类似巴里·杰克逊爵士在斯特拉特福德进行的一系列激进变革，演出仍然是一周一部。实际状况比听起来更糟，因为它意味着总共只有五次排练，每次三小时，还必须减去十五分钟给合唱团的茶歇时间。我进入歌剧界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敲打这个昏昏欲睡的老朽机构，把它推醒到当前的世界。
……
装 帧：精装
页 数：260
版 次：第1版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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