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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与华盛顿之战


华尔街与华盛顿之战

作  者:[美] 理查德·E.法利 著

译  者:贾拥民

出 版 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定  价:68.00

I S B N :9787508088983

所属分类: 经济  >  国际经济    

标  签:国际经济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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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1933年,受1929年股市崩盘和随后大萧条的影响,美国经济陷入了混乱,但罗斯福“新政”又挽救了美国经济,不过随之而来对美国金融系统进行的改造,也制造了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弥漫的硝烟。《华尔街与华盛顿之战》作者理查德·E.法利以生花的妙笔,全面而引人入胜地描述了大萧条期间发生在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一系列“战役”。我们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并且在太多时候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最基本的存款人和投资者的保护制度,都是这些“战役”的产物。当时各个“战役”的特点,甚至连当时的参战者,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见证到的非常相似。这为我们理解美国现代金融体为什么会以现在这样一种方式运行,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如何时刻保持警惕,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以保证这些来之不易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继续维持良好的运行,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依据。

  《华尔街与华盛顿之战》视角独特,资料翔实而丰富,并配有30幅珍贵的图片。在创建美国资本主义、美国现代金融史和金融体制中,那些胸怀坚定信念并富有有远见卓识的华尔街和华盛顿领袖们的政治技巧,抑或那些被称为演员或骗子或英雄等人物的马戏团走钢丝般的政治特技,在作者的笔下,都非常生动和有趣,他们鲜活而栩栩如生的形象,使《华尔街与华盛顿之战》有很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读来不但可以获得很多思想启迪,而且还可以收获无数会心的微笑。

TOP作者简介

    理查德·E.法利(Richard E. Farley),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Paul HastingsLLP)杠杆金融部合伙人,同时也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每日野兽》、《纽约邮报》等报刊和网络媒体的撰稿人,曾经荣获彭博国家事务通讯社(Bloomberg BNA)颁发的伯顿奖(Burton Award)。

TOP目录

本书出场人物

序曲 “兄弟, 你能施舍一点小钱吗?”

 

第1章 玉石俱焚

第2章“阳光查理”对阵西西里人佩科拉

第3章 逃出深渊:《紧急银行法案》

第4章 命比猫多:《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

第5章 法兰克福的“走狗们”:《1933年证券法案》

第6章 “完美的机构”:《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

第7章 “你的朋友——波士顿的乔·肯尼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诞生

尾声 左撇子一垒手的手套

 

译后记



TOP书摘

序曲 “兄弟,你能施舍一点小钱吗?”

  1933年3月,美国经济正处于一片混乱当中,全国失业率高达25%,而在某些地区,失业率则是这个数字的2倍(50%)以上。读者切不可忘记,在那个时代,一个家庭通常只有一个人参加工作。见美国劳工部网站,历史部分,第5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人》,欧文·伯恩斯坦(IrvingBornstein)撰稿。自1929年10月以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下跌至45%以上。股市崩盘,整体经济也像自由落体般滑落。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其他主要NIPA部门的GDP:1929~2012年》,2012年8月。1933年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跌到了59点,这与1929年的高位相比,整整跌去了85%。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网站。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体系已经彻底陷入瘫痪,而银行破产的案例则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纽约这个全国最大的都市也不例外,一切都是如此绝望。公园专员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下了一道命令:立即将中央公园动物园的所有绵羊迁入位于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内安置,因为在中央公园附近的“胡佛村”中,聚集了一大批饥肠辘辘的人,他们已经偷走了好多只羊,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掉它们,然后再用可以燃烧的垃圾烹煮,最后连汤带肉都吃得干干净净。日后的事实证明,1933年的冬季将是经济陷入萧条以来的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天。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为这次经济危机起了一个名字:大萧条。这个名字无疑是极其贴切的。《大萧条》,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著,1934年。

  就在4个月前,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已经在总统大选中以非常悬殊的差距败落。很多年以后,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11月大选中的胜利,让普通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经济充满了乐观的憧憬。但是事实与这种“传统观点”却恰恰相反。说真的,罗斯福的当选,在当时似乎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这次大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更多的是因为胡佛的个人声誉已经跌落到谷底了,而不是因为选民认可和支持罗斯福的经济计划。可以不客气地说,当时罗斯福的经济计划还远远没有形成。罗斯福向选民许诺,将运用联邦政府的全部力量来“打击”大萧条并改革金融体系,但是整个美国并没有多少人,甚至包括他自己(美国当选总统),能够充分地预见到并真正理解未来将会采取的措施。至于相信联邦政府的努力能够很快结束大萧条的人,那就更少了。罗斯福的竞选歌曲是《幸福快乐的好日子又来临了》,它原本是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追逐彩虹》(Chasing Rainbows)的主题曲《幸福快乐的好日子又来临了》,是米高梅公司1929年出品的电影《追逐彩虹》的插曲,由杰克·耶伦(Jack Yellen)和米尔顿·埃杰(Milton Ager)创作,由纽约埃杰、耶伦和伯恩斯坦公司发行。,现在却很好地表现了这位总统候选人的“没有根据”的乐观和自信。不过,被他的乐观情绪感染的美国同胞却屈指可数。

  那年冬天,就在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在他正式宣誓前的这段时间里,哈里·利利斯·克罗斯比(Harry Lillis Crosby)唱的一首歌《兄弟,你能施舍一点小钱吗?》在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居高不下,它很好地刻画了笼罩着整个美国的幻灭和绝望的情绪:

  They usedto tell me I was building a dream(他们总是告诉我,我正在建设一个梦想家园)

  And so Ifollowed the mob(于是我跟上了大家的脚步)

  When therewas earth to plow or guns to bear, (只要有土可刨,只要有枪可扛)

  I wasalways there, right on the job(我就会到那里,永远尽忠职守)

  They usedto tell me I was building a dream(他们总是告诉我,我正在建设一个梦想家园)

  With peaceand glory ahead—(前面等着我的是和平和荣耀——)

  Why shouldI be standing in line, just waiting for bread? (为什么现在我却在这里排队苦等,只为那小小的一片面包?)

  Once Ibuilt a railroad, I made it run(我曾经铺过铁路,想让火车飞驰)

  Made itrace against time(拼命与时间赛跑,只为铁路能够快通)

  Once Ibuilt a railroad, now its done(我曾经铺过铁路,如今铁路已经筑成)

  Brother,can you spare a dime?(兄弟,你能施舍一点小钱吗?)《兄弟,你能施舍一点小钱吗?》,杰伊·盖尼(Jay Gorney)作词,伊普·哈伯格(Yip Harburg)作曲,1931年。

  正是出于这种普遍的愤怒和绝望,普通民众才决心支持罗斯福改革金融市场的规则。罗斯福经常面带愉快的笑容,但他其实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他是一个坚定而不失狡诈的政治家,早就暗暗下定了决心,绝对不能浪费民众的愤怒和绝望情绪,但是首先要把它们转变为自己的政治优势。回忆前尘往事,我们发现,罗斯福确实拥有成为一位伟大领袖所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难以捉摸的东西,那就是幸运女神的青睐。一次又一次,几乎在所有重要事件中,机运总会把结果推向有利于罗斯福的一面。他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都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上。在竞选中,罗斯福承诺,他当选后将会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去结束大萧条。最终,他兑现了这个承诺,尽管这中间他的思想观念有过多次转折,还经历了无数次令人沮丧的政策试错过程,当然也无法避免地出现过许多令人尴尬的失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叙述,在罗斯福就职美国总统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领导下的政府是如何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战役”,修复和重塑那已经崩塌的、腐败的金融体系的。这个故事同时也是现代金融体系从危机的废墟中破壳而生的故事。

  就在这个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罗斯福政府颁布实施了《1933年紧急银行法案》(the Emergency Banking Act),在全国范围内救助了一大批银行(同时也关闭了一大批银行);颁布实施了《1933年银行法案》(the Banking Act),它通常被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建立了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并实现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颁布实施了《1933年证券法案》(the Securities Act),确立了证券发行过程中的强制充分而公平披露的制度;颁布实施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对证券交易活动和证券交易机构进行管制,并创办了一个国内证券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它将成为所有“新政机构”中最有效和最长寿的一个。

  这是一个激荡人心的故事,那段岁月、那些人,塑造了美国的现代金融体系。

  这是一个关于冲突和斗争的故事。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乡村美国”与“城市美国”之间、金本位主义者与通货膨胀主义者之间,矛盾重重;意识形态改革者与鼓吹自由市场的银行家、经纪人、商人之间,纷争不断。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期,“老牌”投资银行与“新贵”商业银行同台竞技;年轻的新政改革派与年老的威尔逊进步主义者瑜亮互见;经纪人和商人则又打又和。在这些冲突的表层之下,则是阶级、种族和宗教层面的深层对立。华尔街和华盛顿被这些战斗永远地改变了。

 

第1章 玉石俱焚

  在事后,似乎谁都有资格当“诸葛亮”。每一个金融泡沫的出现,不都是有明显的迹象的么?每一次“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的到来,不都是可以预防的么?当时的人们怎么就看不到呢?然而,泡沫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它的合理性。就拿2007年次贷危机来说吧,如果泡沫是不“合理的”,那么利率和失业率就会无限期地维持在低位,符合资格的借款人的数量将持续增加,房屋价格也将继续上升,抵押贷款再融资市场仍将强大而稳健,那么次贷危机也就不会发生了。这种“合理性”就像那种叫“酷爱”的饮料,它会把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无首付”房贷、“无文件”抵押贷款和合成信用违约掉期,全都冲刷得干干净净。

  1929年10月的股市崩溃当然也有其自身的合理叙述。在此之前,消费产品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了一个经济空前繁荣的“新时代”。商业航空、“会说话”的电影(有声电影)、普通人都用得起的冰箱、空调、洗衣机和烘干机,还有其他许多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动力的产品,都创造了巨大的新市场和天量的财富。既然经济景气度是如此之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什么就不能在1928年1月与1929年8月之间涨个一倍呢?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网站。

  1929年由夏入秋后,一种紧张不安的氛围已经笼罩了整个华尔街。9月5日,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市,巴布森学院的创始人、在业内小有名气的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在一个午宴上,对一些“不是那么有影响力的”的金融界人士发表了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演讲。巴布森说,股市即将面临重大调整。道琼斯新闻专线(Dow Jones Newswire)报道了巴布森的观点,但是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结果,就在收市前的一小时,巴布森的言论导致了“疯狂的交易”——成交量剧增的同时是价格暴跌。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巴布森突破”(Babsons break)。然后,在9月24日,股市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急剧下跌,而且这一次下跌没有任何明显的触发因素。10月初,股指保持坚挺,但是市场内部人士却无法因此而放下心来,因为来自短期拆借市场(“call money”market)的保证金贷款数量一直在迅速增加(保证金贷款是银行和证券公司把“多余”的现金以高利率拆借给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上的投机者的隔夜贷款)。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健康、正常的市场中,当这种一窝蜂式的债务融资的流动性涌入股市后,总会伴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但是这一次,价格却仍然停滞不前。

  10月19日,在星期六上午的一个交易时段,市场放量大幅下跌。随后的那个星期一,即10月21日,无数投机者都收到了要求追加保证金的通知,这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股票价格出现了螺旋式的急剧下跌。随着股票价格的下跌,无法满足追加保证金要求的投机者只能向自己的经纪人发出卖出股票的指令,但是随着卖单的增加,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又导致了更多的要求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和更多的卖单。第二天,股票价格小幅反弹;但是星期三,即10月23日,道琼斯指数又放量大幅下跌了7%。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网站。

  周四上午,股市继续下滑。

  之前,每当市场的“纠错行为”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进而导致进一步的恐慌的时候,或者说,当市场需要“保护和领导”的时候,人们不是向华盛顿也不是向纽约证券交易所寻求帮助,而是向一家以一对父子的名字冠名的银行寻求帮助。人们认为,在金融的世界里,这对父子拥有近乎“上帝”般的无限能力。在纽约下曼哈顿区,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出发穿过一条大街,就到华尔街和“宽”街交界处的东南角了,这里赫然矗立着的就是美国金融史上最重要的大厦了,那就是华尔街23号——J.P.摩根公司的总部,人们经常用“街角”一词来指称这家银行,而不直呼其名。那个星期四上午,就在J.P.摩根公司,小J.P.摩根召集了全美国所有最重要的银行家开了一个会,试图制定一个计划来拯救股市。小J.P.摩根组建的这个危机工作小组,由来自J.P.摩根公司的托马斯·W.拉蒙特和乔治·惠特尼,以及大通国民银行的艾伯特·H.威金和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还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代理总裁理查德·惠特尼组成。理查德·惠特尼是乔治·惠特尼的弟弟,他也是摩根家族的场内经纪人。布鲁克斯,《曾经身在宝山》,第124页。

  小J.P.摩根在那一天和这些银行家商定的行动方案,将把理查德·惠特尼推入一个旋涡,在接下来的整整10年中,他既获得过辉煌的胜利,也蒙受过整个美国金融史上空前绝后的巨大耻辱。理查德·惠特尼是美国白人精英中的精英,他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完全就是为了领导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贵族阶层的。他的祖先是乘坐“阿贝拉号”(Arbella)来到美国的,那是继“五月花号”(Mayflower)之后,最早抵达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一艘移民船。1888年,理查德·惠特尼出生于波士顿,他身世显赫,是一家银行行长的儿子,同时也是摩根的一个合伙人的侄子。他在格罗顿学校上中学,在那里他成了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Reverend Endicott Peabody)最喜爱的学生,同时他还担任了学校棒球队的队长。随后,理查德·惠特尼进入了哈佛大学,不久就被邀请加入了“波斯廉俱乐部”(Porcellian Club),并成了大学划船队的一员。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惠特尼先在波士顿的一家经纪公司工作了一年,然后来到了华尔街,于1912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下了一个席位,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理查德·惠特尼公司。他与格特鲁德·谢尔顿(Gertrude Sheldon)结了婚,他的妻子同样身世显赫。她是乔治·谢尔顿的女儿,乔治·谢尔顿是老J.P.摩根的生意伙伴,也是纽约高级精英联盟俱乐部的主席。1919年,理查德的哥哥乔治当上了J.P.摩根公司的合作人,自此之后,惠特尼兄弟就成了“华尔街皇室”中最闪亮的年轻新星。

  在同一天早上,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们也召开了会议,他们一方面“接受”来自J.P.摩根公司的指示(这很能说明这两家机构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商议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呼应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的救市行动,以便化解这场刚露出苗头的危机。为了稳定市场,银行家们筹集了2.4亿美元的资金,让惠特尼回到街对面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单买入股票。惠特尼冲进交易大厅,直奔2号交易柜台,下了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个买单:以每股205美元的价格,买入1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尽管当时该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已经低于每股200美元了(而且还在快速下跌)。惠特尼“出手买入股票”的消息迅速传开,市场的情绪开始好转,交易商们认为,小J.P.摩根应该能够阻止股票市场的崩塌,就像他的父亲在1907年的“大恐慌”中所做的那样。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宣称,理查德·惠特尼已经成功地阻止了股市恐慌情绪的蔓延。在那个“黑色星期四”,理查德·惠特尼成了英雄,这也使他在1930年正式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但是,这只是一次缓刑,而且是一次昙花一现的缓刑。

  10月29日,星期二,又一个“黑色星期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跌了11.75%,同时成交量也创造了1 640万股的天量。这一天,小J.P.摩根没有出手救助。在整个市场的资金之海面前,私营银行的资本毕竟只是沧海之一粟;既然海洋都已经被抽干了,那么再加上一两滴水又有什么用呢?到了当天收盘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已经跌得只剩下230点了,从同年早些时候的381点高点算起,已经整整跌掉了40%。当然,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直到1932年9月,股市才真正见底,那时道琼斯指数已经跌到41点。在1929年,小J.P.摩根无力回天,没能重现他的父亲在1907年的“大恐慌”期间力挽狂澜的传奇。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在1929年,当事实证明J.P.摩根公司没有能力阻止股票市场崩溃时,这给华尔街人士乃至所有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心灵震撼。1907年,老J.P.摩根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大恐慌”,此后,所有华尔街人士都认为他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解决任何未来危机的模板。虽然J.P.摩根公司在1907年之前,就已经成了美国最重要的银行,但是恰恰是在经过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它确立了自己作为实际上的美国中央银行的地位。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J.P.摩根公司在老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Sr)的铁腕控制和强有力的领导下,逐渐成长为一家出类拔萃的银行,在兼并、收购领域,在铁路、钢铁、银行等行业的重组业务中,确立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在美国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作为工业企业首选的放贷人和财务顾问,有人甚至认为,在经济事务中,老摩根的权力可能比美国总统还要大。1886年,他的儿子小J.P.摩根从哈佛大学毕业,也加入了J.P.摩根公司。在1907年,在他的父亲一手挽救了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小J.P.摩根在身边耳闻目睹了一切。

  1907年的恐慌始于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这场巨大的地质灾害导致的巨额保险支出迫使保险公司将投资变现、取出存款,从而压低了资产价格,并使可用货币的供应非常紧张。在美国西海岸地区,事态尤其严重。在当时,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因为联邦储备体系直到1914年才出现),因此,在发生这种紧急状况时,在全国范围内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协调控制是不可能的。不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致命的是,奥古斯都·海因策(Augustus Heinze)和奥托·海因策(Otto Heinze)两兄弟试图垄断他们自己公司(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但却遭到了失败,最终不仅导致了他们自己的破产,而且还拖累了为他们提供资金的银行因出现严重挤兑而关门,并进一步拖累了大批其他银行,使得那些原本就现金严重短缺的银行更加举步维艰。

  到1907年11月2日,危机仍然在步步升级,银行挤兑和破产的传闻不绝于耳。老J.P.摩根公司在他位于曼哈顿的“官邸”召集了来自全国所有最大银行的四十多个高级管理人员开会,制定了一个救市计划:让那些最强大的机构把最弱小的机构收购下来,同时其他机构则由仍然有偿付能力的银行(例如,J.P.摩根公司)来提供流动性。就这样,美国的银行被救下来了。经过这个事件,老摩根确信,为了避免未来再一次出现类似的危机,建立一个正式的中央银行确实是有必要的,于是他鼓励联邦政府建立联邦储备体系。

  为了防止未来的流动性危机和恐慌,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Aldrich-Vreeland Act)。该法案授权10家或更多家国民银行组成银团(其总资本不得少于500万美元),然后组成货币联盟,在得到货币监理署的批准后,货币联盟可以发行以债务和证券支持的紧急货币。不过,在整个货币金融历史上,紧急货币只是在1914年发行过一次,那是为了应对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引发的恐慌。

  同时更重要的是,根据《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案》,国家金融委员会得以成立,它的首任主席是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国家金融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世界各国的银行和货币体系,并提出立法建议,以促进美国银行体系的改善,从而将未来的金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1912年1月9日,国家金融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构成了《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的基础,不过,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除外,“奥尔德里奇计划”所建议的中央银行体系是由私人银行家控制的,而不是由联邦政府控制的。

  “奥尔德里奇计划”是在一个秘密举行的“骷髅会”式的会议中制定出来的,这次会议的议程说不定是一个擅长搞“阴谋”的家伙设计的(事实上,自那之后,这次会议的内情也确实一直令“阴谋论”者着迷)。1910年11月,全美国最顶尖的五位银行家举办了一次聚会,他们邀请奥尔德里奇参议员一起参加。这五位银行家分别是:亨利·P.戴维森(Henry P.Davison)和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这两位都是J.P.摩根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总裁;查尔斯·D.诺顿(Charles D.Norton),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总裁;以及保罗·沃伯格(PaulWarburg),库恩洛布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这几个人是在新泽西州霍博肯的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见面的,他们都打扮成了猎人的样子,有意让外人以为他们这次出门,是一趟狩猎之旅。在那里,他们登上了一列私人的、全密封的火车车厢,两天之后,火车把他们带到了佐治亚州的布伦瑞克,然后他们在那里转乘轮船,最后来到了老J.P.摩根的私人度假胜地杰基尔岛。在整个旅程中,这些人彼此之间全都直呼其名,绝不提及对方的姓氏,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持他们这个使命的秘密。他们把自己的小团体称为“直呼其名俱乐部”,在连续开了9天的会之后,“直呼其名俱乐部”形成了“奥尔德里奇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创立一个由全国15家地区性银行参加的国家储备协会(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它的董事由私人银行家按地理区域指定。国家储备协会将被授予发行货币、向成员银行贷款以及其他传统上由中央银行履行的职能,但它仍然是私人所有的以及由私人控制的。

  然而,到了1912年5月,“奥尔德里奇计划”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当时,众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阿塞纳·普若(Arsene Puro)主持了一个听证会,调查美国是否存在控制信贷的非法卡特尔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一股反华尔街的浪潮。在首席律师和首席审理员塞缪尔·昂特迈耶的指导下,普若委员会对类似J.P.摩根这样的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银行展开了调查,但是并没有发现可以证明它们违法的确凿的证据。

  昂特迈耶的“明星”证人正是老J.P.摩根,这一次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参加听证会。老J.P.摩根在回答昂特迈耶的询问时,语带挑衅,而且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作为一个专横的、霸道的人物的公众形象:

  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垄断资金……商业信用主要以个人品质为基础,金钱不可能买到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会借钱给我不相信的人……经常会有许多我认识的人来向我借钱,尽管我知道他们身无分文,但我还是给他们开出了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支票。

  而且,由于缺乏协调,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联邦政府行政分支,还对昂特迈耶的调查制造了实质性的障碍。塔夫脱指示货币监理署署长,阻止昂特迈耶获得国民银行的数据。尽管无法证明银行存在违反法律的行为,但是普若委员会还是提出了一些新的通过立法来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议。

  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赢得1912年大选之后,民主党也提出了自己的建立中央银行体系的计划:创办一个由政府控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它的主席将由总统任命,并需经参议院批准。相关的法案是由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和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罗伯特·莱瑟姆·欧文(RobertLatham Owen)发起的。1913年12月22日,《格拉斯-欧文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于第二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根据这项法案,美国成立了12家地区性的联邦储备银行,它们全都是国家特许银行(同时,州特许银行也可以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银行)。在流动性紧张的时候,这些地区性的联邦储备银行都可以借入全国统一的单一货币,那就是联邦储备券。

  无论华尔街人士还是政府内外的改革者,都满怀热望:联邦储备系统的创立,标志着金融恐慌在美国即将结束。各界希望,有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美国的银行体系将实现现代化,银行倒闭事件将不会再度发生。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想法。美国银行业的问题,绝对不仅仅限于因中央银行缺位而导致的那些问题。美国人发明了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单一银行制(大多数州都禁止一家银行控股公司拥有多家银行或多家银行分行)。这种性质的法律的出台,无疑是各界人士出于对华尔街大型银行联合起来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恐惧,其实这种心态早已有之,只不过是在普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现得比以往更加明显而已。许多美国人都是古朴憨厚的,甚至是天真未凿的,他们热爱小型城镇,喜欢电影《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里的那种银行,从而使一种“过时”的、分散的、过度放款的银行体系得以近乎永久地存在下去。在这些银行的客户中,有太多几乎没有什么资本的“夫妻店”,它们稀疏地分散在整个美国腹地。而且这些银行都是小银行,它们因为规模太小,缺乏先进的控制和操作程序,没有资格(或者根本不想变得有资格)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银行;要想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银行,资产规模和治理制度都必须符合最低标准。因此,在流动性紧张的时候,这些银行可以从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获得流动性支持。

  无论如何,尽管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但在1929年崩溃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银行系统并没有变得“好”起来。在1921年至1929年期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600家银行破产,这个数字超过了上一个10年平均每年破产的银行的数量的10倍。在20世纪20年代,破产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地区的小银行,许多华尔街人士据此得出结论,它们的破产是因为管理不善所导致的。无论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银行的倒闭事件最终促成了各州的存款保险基金的破产(当时还没有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

  1929年股市大崩溃后,这种幻象——凭借J.P.摩根公司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可以保证一个可靠的金融安全网——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破产倒闭银行的规模、存款人损失的数额,都远非以往可比。到1929年,共有659家银行倒闭,它们的存款总额为230 643 000美元,存款人的损失高达76 959 000美元。到1930年,共有1 350家银行倒闭,它们的存款总额为837 096 000美元,存款人的损失则达到了惊人的237 359 000美元。

  1930年破产的最大的银行是纽约的美利坚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它也是截至那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银行。美利坚银行拥有超过2.86亿美元的存款,但是开办这个银行的许可证却是颁发给两个无良的服装商人的(而且,这个银行名字也是故意这样起的,目的是暗示它与“政府有关系”,所以特别能误导人),他们的名字是伯纳德·马库斯(Bernard Marcus)和索尔·辛格(Saul Singer)。他们厚颜无耻地批准了2 578 932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发放给自己以及自己在银行董事会内的亲信。后来,当纽约州银行专员于1930年12月11日关闭美利坚银行时,有440 000多名存款人的多年积蓄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其中大多数是犹太移民,他们将只能收回大约一半的存款。马库斯和辛格也难逃法网,他们都因欺诈罪而被判入狱,在纽约州新新监狱服刑。

  既然华尔街无法阻止经济崩溃,那么也就只能指望华盛顿了。有人说,赫伯特·胡佛总统(President Herbert Hoover)拒绝采取行动去阻止经济下滑,这种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关键在于,当时迫切需要的是,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更加果断、更加“激烈”的举措,来给经济“止血”,以促进就业。1930年,在胡佛总统的支持下,灾难性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Tariff Act)得以通过,它加快了国际贸易额的下滑。其实当时所需要做的,恰恰是这个法案的反面,即消除贸易障碍。不过,另一方面,在1931年,胡佛总统推出了大型公共工程支出计划,并且成功地与相关国家谈判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一年,这有助于减缓国际贸易额的下降趋势。他还试图协调私营部门,共同努力强化金融体系。1931年10月4日,胡佛总统将一批银行家召集到了华盛顿特区,与他的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一起讨论,最后决定建立一个总额为5亿美元的信贷池,用来救助处于危险境地、面临破产的银行。这个信贷池就是后来所称的全国信贷公司。但是这种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它最多可以算是一种权宜之计。最后,这个计划仅仅持续了几个星期,前后总共只发放了微不足道的20 000 000万美元。提供这些资金的银行,绝大多数是纽约的大型银行,它们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准备冒风险提供更多的款项。

  1931年12月,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尤金·迈耶(Eugene Meyer)的催促下,又诞生了另一个计划:成立一个由政府出资的联邦机构,以阻止银行倒闭。1932年1月22日,胡佛总统签署命令,决定创办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简称RFC),并任命银行家查尔斯·G.道斯(Charles G.Dawes)为该公司的总裁。重建金融公司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发行的2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以大幅增加政府负债的形式,为一家政府支持的企业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这种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到了1932年年底,它就已经给4 000多家银行发放了差不多9亿美元的贷款,尽管它的工作效率因为围绕它的运营方式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争论而受到显著的影响。

  挑起事端的主要人物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休伊·P.朗(Huey P.Long),他试图将重建金融公司当成他个人的钱袋子,用来推进他的“分享财富”的民粹主义。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其最终目的是想实现他自己当总统的野心。休伊·P.朗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迈耶(Meyer,他也是重建金融公司的董事)打电话,要求立即给他选中的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银行发放贷款。当迈耶解释道,重建金融公司需要遵循自己的工作程序,而且贷款规模需要由重建金融公司董事会批准,休伊·P.朗就威胁说,他将搭乘下一班火车离开华盛顿,并关闭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的所有银行。迈耶有礼貌地祝他旅途愉快,然后挂断了电话。后来,在罗斯福推动重建金融市场的整个过程中,参议员休伊·P.朗作为一个极具个性同时又具有强大力量的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他一直坚持不懈地为小银行和生活在“主街”的普通民众的金融利益呼吁呐喊,从而给美国的金融监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休伊·P.朗的人生故事相当离奇,同时他的举动也经常显得非常滑稽,甚至相当离谱,我们在评述他之前,必须对他的身世和成长过程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不然就是不公平的。休伊·皮尔斯·朗(Hugh Pierce Long)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温教区,他的父母共生育了9个孩子,休伊·P.朗排行第七。有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的母亲一直认为,他应该成为一名浸信会传教士,而休伊则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名律师。因此,在口袋里揣了100美元后,他就离开了家,打算到俄克拉荷马大学读法学院。在前往俄克拉荷马州诺曼市的途中,休伊偶然发现了一个赌场,他走了进去,很快就把这100美元输了个精光。既然没有钱交学费了,他又觉得当一名销售员可能是不错的职业。后来,在1913年,他与罗斯·麦康奈尔(Rose McConnell)结婚。他与罗斯·麦康奈尔相识也很偶然:她是他所举办的一个烘焙大赛的冠军(举办这项比赛的目的就是提高他所卖的植物起酥油的销量)。

  1914年,休伊·P.朗进入美国杜兰大学法学院学习,但是在仅仅上了一学年之后,他就对进一步深造失去了兴趣,不过,他最终还是说服了路易斯安那州律师协会,准许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他通过了。1918年,休伊·P.朗参加了路易斯安那州铁路委员会的竞选并取得了胜利,随后于1922年成为了该委员会的主席。1924年,他又参加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竞选,最后在民主党初选中排名第三。1928年,他又一次竞选州长,这一次终于大获全胜。

  休伊·P.朗是一位非凡的斗士,在路易斯安那州,无论是南部的天主教徒,还是北部的浸信会信徒,都非常喜欢他。他经常讲这样一个故事:在每个星期天的清晨,他都会很早就醒来,然后套好马车,把他身为浸信会信徒的外祖父母送去参加早上7点开始的宗教活动,然后赶紧回家,把他身为天主教徒的祖父母送去参加上午9点开始的弥撒。但当他的一位助手提到,他从来不知道休伊·P.朗的祖父母是天主教徒的时候,这位州长的回答却是:“你不要傻了,当年我们甚至连马都没有一匹。”同①,第1章。当年也是总统大选年,休伊·P.朗前一分钟还在抨击一些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Al Smith)不利的反天主教偏见,后一分钟却又转过头来宣称,赫伯特·胡佛不适合当总统,因为他是贵格会教徒。同①,第3章。

  在当选州长后,休伊·P.朗继续给沉闷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生活带来强烈的冲击,例如,他经常开玩笑说,他的每一个亲戚都在州政府领工资,当然,除了那些被关在联邦监狱的人之外。他不喜欢原有的州长官邸,在宣誓就职后不久,他就要求公共工程局为他建造一栋新官邸。一位官员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个项目的资金需要立法机构的批准;休伊·P.朗就让他一个从事拆迁业务的朋友,在半夜三更拆卸了州长官邸。第二天早晨,他把有关的官员召集起来,“建议”他们立即开始清理现场,以建造一栋新官邸。同①。在他担任州长仅仅一年之后,就遭到了路易斯安那州众议院的弹劾,但是他得到了参议院的支持,因此最终得以轻松过关。经此一役,休伊·P.朗在许多人眼中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人,他们开始称他为“首领”(kingfish)。

  1930年3月,休伊·P.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这份报纸的资金源于路易斯安那州全州的工作人员,他们无一例外地“自愿”订阅它。同年下半年,休伊·P.朗宣布竞选美国参议员,并承诺,如果他能获得席位,他将继续担任州长。后来,他赢得席位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就在休伊·P.朗竞选参议员的那段时间,拉斐特银行(Bank of Lafayette)和信托公司出现了挤兑风波,如果第二天继续开门营业,那么就肯定无法满足存款人提取存款的要求,因此它们向州长休伊·P.朗求救。那天刚刚黎明,休伊·P.朗就出现在了银行门口,他要确保自己排在第一位。银行开始营业前的一小时,紧张的存款人蜂拥而至,手里都拿着取款单,结果他们震惊地发现,州长竟然也在,而且还排在了第一位。当银行开门营业之后,休伊·P.朗把所有人都召集到银行大厅,然后告诉他们,他手里拿着一张金额为26万美元的取款单,那是路易斯安那州存在这家银行的全部款项,而且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银行的全部可用现金。他又告诉大家,他们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继续把钱存在银行,然后离开,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他自己就是准备这么做的;第二个选择是,把存款取出来,但是如果有人打算那么做的话,他就把路易斯安那州的存款全部取出来,然后宣布银行破产,当然他这样做,其他所有人也将一分钱拿不到。大家没有办法,只得离去,于是银行安全了。

  到了1932年春天的时候,银行倒闭潮已经蔓延到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大城市。查尔斯·道斯(Charles Dawes)辞去了重建金融公司总裁一职,回到了芝加哥,因为他得集中精力拯救自己家族的银行,即中央共和国国民银行(the Central Republic National Bank)。到了6月,银行挤兑风潮已经导致芝加哥城区的15家小银行、郊区的25家小银行倒闭。在前一年,中央共和国国民银行的存款已经减少了2.39亿美元,因此道斯据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家银行也无法维持生存了。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theFirst National Bank of Chicago)的总裁梅尔文·特雷勒(MelvinTraylor)担心,如果中央共和国国民银行倒闭,那么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也很快就会步其后尘(尽管它是芝加哥最大的银行),因此呼吁胡佛总统和道斯对重建金融公司的继任者杰西·琼斯(Jesse Jones)尽力救助。就在各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风雨飘摇之际,正值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这时胡佛总统认为,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全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的第一大银行破产了,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灾难(因为全国的媒体记者都聚集到了这里)。这样,拯救中央共和国国民银行就成了胡佛总统的优先任务,重建金融公司同意向该银行贷款9 000万美元,危机得以暂时避免。

  后来,道斯向外界透露,在此之前,中央共和国国民银行已经将相当于它总存款的90%的资金借给了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旗下的一些高杠杆的公共事业企业。这个芝加哥大亨精心构筑了拜占庭式的控股公司的结构,用区区2 700万美元的权益资本,就控制了总价值高达5亿美元的庞大帝国。

  尽管杰西·琼斯和梅尔文·特雷勒都是民主党人,但是胡佛总统提供的救助,却被认为是出于共和党人道斯的家族银行的利益需要,于是这次救助逐渐演变成了一只“政治足球”,民主党国会议员指责这是“党派偏袒”。在众议院议长、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要求充分披露重建金融公司发放的所有贷款的有关信息。

  然而,各银行却担心,如果来自重建金融公司的贷款的有关信息被公开披露,那么仅凭这些信息,就很可能会引发挤兑风潮。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当然只能是,那些非常脆弱的银行,反而不敢要求重建金融公司提供它们迫切需要的流动性了[正是考虑到了重建金融公司的前车之鉴,后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财政部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才尽力避免重新出现这种错误:2008年10月,他们要求美国最大的9家银行全都接受来自财政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的股权投资,而不管它们是否需要、是否想要这些股权资本]。

  无论如何,重建金融公司的努力确实收到了成效,与1931年相比,1932年破产的银行的数量显著减少。在1932年,总共有1 453家银行破产(而1931年却有2 293家银行破产),它们的存款总额为706 187 000美元,存款人的损失总额为168 302 000美元(相比之下,在193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 640 232 000美元和340 476 000美元)。

  重建金融公司的精英法律团队的领头人名叫托马斯·科科伦(Thomas Corcoran,昵称“汤米·科科伦”),他当时年仅32岁,是一个开朗的、杰出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原来是罗得岛波塔基特的一家公司时的律师。科科伦崇拜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重建金融公司的经历,使得他获得了一个绰号——“软木塞汤米”。

  科科伦之所以会来到重建金融公司,也是机缘巧合。起初,他在《哈佛法律评论》编辑部工作,因为表现优异,而被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教授看中,因而与毕业班中其他8位同样很有天赋的学生一起,被哈佛法学院选中攻读研究生,并协助教学工作。费利克斯·法兰克福认为,科科伦是最值得他悉心指导和栽培的学生,他甚至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天赋非凡但同时又极为敏感的“门生”,促使他成才。“他必须与外界强加给他的自卑感努力抗争,因为他的爱尔兰天主教背景,因为他在布朗、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等地的经历。”法兰克福这样写道。1926年,在他的教学奖学金到期后,法兰克福又安排科科伦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秘书,并为他在华尔街的科顿和富兰克林律师事务所(Cotton & Franklin)找到了一份长期工作[这家律师事务所就是今天的卡希尔·戈登和兰德尔律师事务所(Cahill Gordon & Reindel LLP)的前身]。法兰克福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他预料到,生于纽波特的约瑟夫·科顿(Joseph Cotton)会喜欢上这个罗得岛的“老乡”的。的确如此。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到1932年,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已经波及各家律师事务所。华尔街各大律师事务所纷纷削减员工的工资,甚至连科科伦这样业绩最突出的律师助理也无法幸免。就在这时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迈耶着手创建重建金融公司,他邀请乔治·富兰克林(Geroge Franklin),以及科顿和富兰克林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位冠名合伙人,担任这个新成立的机构的首席法律顾问。富兰克林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不幸的是,当他正准备履职的时候,约瑟夫·科顿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富兰克林认为,他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因为那样的话,两位冠名合伙人都将离开,这样,律师事务所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相反,他向被选为重建金融公司法律总顾问的马丁·博格(Martin Bogue)推荐汤米·科科伦担任助理法律总顾问一职。科科伦接受了这个职位,然后在乔治城与小爱德华·福利(Edward Foley,Jr.)合租了一套房子。小爱德华·福利也是一位年轻律师,而且还是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他是从纽约锡拉丘兹来到华盛顿特区的,目的同样是促成重建金融公司工作的启动。不久之后,他们住的这套房子就成了年轻的“新政法律精英”们的宿舍和俱乐部了。

  自1907年以来,整个金融体系已经膨胀得非常大了,单凭华尔街的私人银行的资产规模,不可能承担起救市的责任,但是联邦储备银行体系则有这个能力。不过这一次,联邦储备委员会不但做得太少,而且出手得太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在1928年和1929年,股票价格大幅飙升,在这过程中,令联邦储备委员会大为震惊的是,联邦储备银行的贷款正在被它们的成员银行借用,同时也被从它们的成员银行借款的证券公司和工业企业借用,然后又被借给了股票经纪人,而股票经纪人则将贷款用于给他们的客户融资,让客户以保证金的形式买入股票。作为回应,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贴现率从3.5%上调至5%,它还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证券来收回流动性。虽然出借给经纪人的贷款,以及被经纪人出借给他们的客户的贷款,都是非常安全的(短期拆借市场上的经纪人贷款总额超过了40亿美元,它们在1929年10月1日至1929年12月1日之间进行了清算,结果没有一个出借人遭受哪怕一分钱的损失),但是给以保证金形式买入证券的人和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在股市崩盘之前,联邦储备银行流出来的宽松的货币涌入了资本市场,创建了一个金融泡沫。从许多方面来看,泡沫都可能轻易地破裂,而且价格膨胀得非常厉害的资产都是在公开上市交易的股权市场上完成清算的,这当然对保证金贷款的出借人有利,但是却加剧了经济的动荡和民众的恐慌。

  而且,在股市崩盘之后,联邦储备委员会并没有向金融体系紧急注入流动性,相反,它的行动既迟疑又胆怯,仿佛在对自己过去的罪过表达悔改之意似的(在大萧条之前,它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助长了泡沫)。这部分是因为一种保守的制度观念,那就是联邦储备银行的责任主要是保护自己的成员银行(在当时,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安全的、有偿付能力的),而不是维持股票价格,也不是保证经济繁荣。肯尼迪,《1933年银行业危机》,第45页。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曾经任职于J.P.摩根公司的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自联邦储备系统创立以来就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而且所有其他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都对他非常有信心,但是可惜的是,他却在1928年10月16日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是乔治·L.哈里森(George L.Harrison)。哈里森原是斯特朗的法律顾问,他虽然也很能干,但是却无法控制局势,也无法像斯特朗那样要求他的同事们果断地采取行动。在股灾发生后,联邦储备委员会也采取了行动,但是却非常温和,直到1930年年底,它才逐步将贴现率从5.125%调整至10.875%,同时加大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证券的力度。但是,各银行在得到这些资金后,仍然不敢发放贷款,而是用于加强储备,以保持自身的流动性,因为它们非常担心银行挤兑事件的发生。

  在整个1931年,对于联邦储备委员会来说,另一场危机也在酝酿着。外国人既害怕美国政府推行通货膨胀型政策,又担心美国银行体系的安全,因此开始从美国银行大规模地撤出资金,并要求用黄金支付——这原是他们拥有的权利。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外国资金撤离美国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将是下一个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大量美元彻底离开联邦储备系统会造成许多问题,如果资金只是在美国银行体系内部流动,就不会产生这类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各联邦储备银行必须持有至少与它们自己发行的联邦储备券等值的黄金或短期商业票据,而且其中至少有40%必须是黄金。在进入大萧条之后,经济活动急剧萎缩,银行持有的由企业发行的短期商业票据急剧下降,因此,问题就变得愈发严重了:银行需要充足的货币来避免银行挤兑以及满足外国人的取款要求,而可以用来支持货币需求的却只剩下黄金了。但是,银行却并没有足够的黄金可用。

  1932年1月27日,胡佛总统在白宫召见了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后者是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胡佛总统要求格拉斯推动立法,扩大联邦储备券的合格抵押品的范围,使之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同时扩大各联邦储备银行向它们的成员银行发放贷款的抵押品的范围。格拉斯并不愿意支持这种通货膨胀型政策,但是银行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他动摇了。2月26日,国会参众两院以口头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有关法案,第二天,胡佛总统就签署了该法案。

  各联邦储备银行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市场购买,结果在短短的6个月中,联邦储备体系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就扩大了一倍。但是,银行贷款仍然没有增加,同时商业活动却继续萎缩,证券和大宗商品价格也继续下降。所有钱,要不是被人们藏在了床垫下面,就留了在各银行的金库里,或者流向了海外。肯尼迪,《1933年银行业危机》,第47页。

  胡佛总统多方尝试,力图阻止这种争相“囤积货币”的趋势。1932年3月6日,他宣布了一个计划:美国财政部部长将会以2%的年利率发行一种小面额的一年期国库券(其面额包括50美元、100美元和500美元三种),以鼓励那些不相信银行的“货币囤积”者将钱交给联邦政府,然后联邦政府再将这些货币投入流通。然而,认购者却寥寥无几。这种被称为“宝宝债券”的小面额国库券总共只发行了区区3 500万美元。《银行业危机》,马库斯·纳德勒(Marcus Nadler)和朱尔斯·I.伯根(Jules I.Bogen)著,乔治·亚伦和安文公司(伦敦)出版,1934年,第112~113页。另外,1932年7月21日,胡佛总统签署了《紧急救济与重建法案》(the Emergency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Act),首次允许联邦储备银行向非银行实体(包括个人)放贷——如果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它们的话,唯一的条件是,要有高质量的抵押品(短期商业票据或国债)作为质押。同②,第116页。

  胡佛总统还采取了行动,试图帮助那些无法偿还他们抵押贷款的房主们。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当时的整个金融系统也受到了抵押贷款违约的严重拖累,因为这些抵押贷款都是在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中获得的,而且是以极度膨胀后的房地产价值为基础的。1932年7月22日,胡佛总统签署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法案》(the Federal Home Loan Bank Act),成立了12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监管),它们将从银行购买问题抵押贷款,然后对相关条款作出有利于房主的修改。但是,这项法案也有一个问题,它要求只购买未付本金不超出家庭现值的2/3的抵押贷款(换句话说,它要求最少三分之一的“权益垫缓冲”)。但是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多少问题抵押贷款是符合这个要求的,而且即使有这样的问题抵押贷款,银行也不愿割爱卖给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因此,这个计划结果完全归于无效[后来,罗斯福总统又借鉴了这个思路,于1933年6月13日签署了《房主贷款法案》(the Home Owners’ Loan Act),成立了房主贷款公司,并授权该公司购买和重新调整抵押贷款条款,但是放宽了资格要求,允许未付本金最高可达家庭现值的80%。罗斯福总统的这个计划取得了成功,全国所有非农抵押贷款的再融资差不多达到了10%,而且房主贷款公司最终还为美国纳税人贡献了一些利润——尽管相当微薄]。

  到了1932年秋天,对于赫伯特·胡佛来说,已经没有时间了。经济毫无复苏迹象,他在大选中落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成为下一任总统。但是,在这个时候,罗斯福的经济计划仍然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框架,他只在竞选演说中零零碎碎地提到过一些。在华尔街,他的支持者几乎屈指可数,他的顾问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在华尔街工作的经验。在这些人当中,最接近罗斯福的人似乎是一个来自波士顿的银行家,他是一个年轻的、独来独往的爱尔兰裔美国人。

  1932年10月1日,罗斯福乘坐竞选火车,到芝加哥去进行一个为期一天的访问,并在芝加哥的史蒂文斯酒店发表了竞选演说。与罗斯福同车的是他的朋友、从波士顿来的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Kennedy),他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重组好莱坞衰败的电影公司而发迹的。肯尼迪给罗斯福的竞选提供了大笔的捐助,并且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提名大会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罗斯福圈内的许多人却因为他在华尔街的关系,以及关于他参加了做空股市的“卖方联盟”的传闻,对他持怀疑态度。罗斯福来芝加哥参加竞选活动的那一天,也正好是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的比赛日,芝加哥小熊队坐镇主场,迎战纽约洋基队,赛前的总比分是纽约洋基队以2∶0领先。令大家吃惊的是,约瑟夫·P.肯尼迪搞到了一大堆票,足以让罗斯福的竞选团队的所有人去现场观看比赛。

  比赛进行到第五局开始的时候,垒上无人,两队的比分也僵持在4∶4的比分上,这时候,贝比·鲁斯(BabeRuth)上场,与小熊队左手球员查理·鲁特(Charlie Root)交手。在第一局中,鲁斯在与鲁特对抗时,曾经打出过一记本垒打。这一次,嘴里数着数,鲁斯将手中的棒球指向了远处的中外野看台(the center field stands)。鲁特丢出了一个弧线球,鲁斯精准无误地击中了它,“啪”的一声脆响之后,那只棒球飞上了高空,一直飞到了瑞格利球场的深处,离开击球点的距离足足有440英尺远。本垒打,体育记者乔·威廉斯(Joe Williams)为《纽约世界电讯报》写的报道的标题是“鲁斯一击定胜负!”这可能是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历史上最著名的本垒打。

  肯尼迪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他总能够与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历史证明,这种天赋对于罗斯福改革金融市场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1932年11月8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这个结果却无助于这个国家的存款人。是的,他们怎么可能因为这个而放下心来呢?罗斯福得到的选票总数为2 280万,而支持胡佛的选民票数则为1 575万,但是他们两人分别赢得的选举人票数的差距则要大得多:472对59。这与其说是因为大家相信罗斯福,还不如说是因为大家不相信胡佛。美国总统档案项目,关于1932年大选,见www.presidency.ucsb.edu。许多人担心,为了刺激出口和经济增长,罗斯福很可能会将美元贬值,或者采取其他的通货膨胀型政策。这种担忧导致黄金更加快速地流出联邦储备系统(特别是因为外国人的取款),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联邦储备银行可以发行的以黄金支持的货币的数量。

  1932年10月31日,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了自大萧条以来的第一个银行假日。内华达州的银行体系是由一个人控制的,他的名字是乔治·温菲尔德(George Wingfield)。在这个州的全部26家银行中,他控制了其中的12家。温菲尔德是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而他的律师则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因此,一些当地记者曾经开玩笑说,温菲尔德的里诺国家银行大厦(Reno National Bank building),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真正首都。

  在20世纪30年代,内华达州的经济以采矿业和牧场业为主,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暴跌,绝大部分贷款都已经大幅缩水了。温菲尔德的银行已经对150个牧场止赎,而这些牧场所拥有的牛羊数占整个内华达州的70%。他借出贷款时,每只羊值8美元,但是在止赎拍卖中,每只羊却只卖到0.25美元。

  4个月之后,在来自重建金融公司的贷款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投资者的资金的支持下,一个公私联营的财团的银行救助了内华达州的银行体系:它兼并了温菲尔德旗下的所有银行,并对内华达州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

  不过,内华达州的银行假期对整个美国的银行体系影响不大。这个州人口稀少,而且惊人地“自给自足”。州内的各家银行与州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一些乐观主义者据此认定,内华达州的银行倒闭潮已经得到了控制。

  在1932年之前的历次总统大选中,新总统当选后,要等上整整4个月才能正式宣誓就职。1932年3月2日,美国国会批准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将当选总统宣誓就职的日期从3月4日提前到1月20日,但是该修正案到1933年1月20日还没有生效(因为宪法修正案必须至少得到36个州的批准才能生效。直至2月9日,这个目标才得以实现)。因此,1932年年末和1933年年初,历史见证了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特别长寿”的“跛鸭总统”,而那恰恰是这个国家最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的一个时期。后来的事实证明,内华达州宣布银行放假只是萧条的一个开始,而华盛顿上空弥漫着的萧条气息无尽蔓延则预示着大萧条的风暴已经降临。

  1932年12月,银行挤兑风潮有规律地一再出现,而且主要是在农村地区。重建金融公司临危受命,出手拯救了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和田纳西州的多家银行。1933年1月,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小石城、莫比尔、查塔努加和孟菲斯也都陷入了恐慌,但幸运的是,它们最终都惊险地逃过了劫数。从1933年2月上旬开始,城市间的、同业间的拆借几乎完全停止。肯尼迪,《1933年银行业危机》,第74页。警报灯又亮起了刺眼的红色。

  1933年2月3日,星期五,休伊·P.朗的路易斯安那州成了第二个可能需要宣布银行放假的州,不过那可是路易斯安那州,它总是特别有“创造性”。在这一天,希伯尼亚银行(Hibernia Bank)和新奥尔良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NewOrleans),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第三大银行,通报州政府官员,它们已经无法应付第二天的挤兑了。参议员休伊·P.朗伸出了援助之手。情势的严峻已经毋庸置疑,重建金融公司立即批准了一笔贷款,它的工作人员告诉休伊·P.朗,具体条款将在周末商定,而贷款肯定会在下个星期一到位。2月5日是星期天,银行本来就不开门营业,因此要出问题,就肯定会出在星期六,即2月4日。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为期一天的“死缓”,过了星期六这关就行了。休伊·P.朗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艾伦(Oscar Allen)不想宣布银行放假。到了星期五深夜,休伊·P.朗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立即把早已上床睡觉的新奥尔良市图书馆馆长唤醒,要他立即去翻查资料,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它发生在2月4日。这样就可以为宣布这一天是本州假日提供一个理由。这位图书馆馆长能想到的是,在1917年2月3日,美国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在休伊·P.朗看来,这就是一个足够好的理由了。第二天一大早,休伊·P.朗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在一群睡眼惺忪、满脸困惑的当地记者面前,他们宣布,从现在起,2月4日将成为路易斯安那州最新的一个法定假日——“与德国断交日”。休伊·P.朗还专门发表了长篇讲话,盛赞威尔逊总统在决定断绝美国与德意志帝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慧:“美国人的眼睛都已经被遮蔽超过16年了,现在,他们终于要把目光转回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倡议的促进人类进步和自由的事业上来了……这位杰出的南方人,试图打破世界各地人民的枷锁。今天,伟大的路易斯安那州,完全认同他所阐述的那些影响深远的原则。”纳德勒和伯根,《银行业危机》,第134~140页。听到这个消息后,德国驻当地领事转怒为笑,不过还是立即提出了正式抗议。当巴吞鲁日的一家报纸披露设立这个新节日的真正原因后,休伊·P.朗立即下令路易斯安那州国民警卫队封存了还在印刷厂中的所有报纸,并查封了该报的所有设施。

  星期天上午,希伯尼亚银行官员宣布,已经从重建金融公司获得了2 000万美元的救助贷款。星期一上午,在希伯尼亚银行新奥尔良支行排队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休伊·P.朗,他在一大群记者的包围下,当众存进了20 000美元的现金,然后大声宣布:“我实在想不出,除了这里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是更安全的地方。”恐慌就此结束。

  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出现在1933年2月14日,即情人节这一天;而灾难的中心人物则是埃德塞尔·福特(Edsel Ford),这个倒霉蛋正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唯一孩子。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也为了宣示自己与“暴君”般的父亲已经划清了界线,埃德塞尔·福特加入了底特律联合卫士信托公司(Union Guardian Trust Company of Detroit)。这是一家银行,这家银行的经营一度非常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向福特的经销商提供购车融资的独家贷款业务。到了1933年,汽车销售量急剧下降,底特律联合卫士信托公司元气大伤,急需重建金融公司的救助。埃德塞尔·福特因为不敢激怒自己的父亲,因此没有将这家银行的财务状况恶化的严重程度向亨利·福特和盘托出。亨利·福特发现之后,极度震怒,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埃德塞尔从此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中,一直到去世都没能完全恢复过来。虽然亨利·福特救助了埃德塞尔个人,但是他拒绝救助底特律联合卫士信托公司。假如亨利·福特同意将福特汽车公司的存款留在底特律联合卫士信托公司,而且当地的银行业危机是有可能被遏制的,那么在重建金融公司的帮助下,就不会有后来的灾难了。但是,当亨利·福特被告知,如果他不施以援手,那么底特律联合卫士信托公司就会破产,并有可能引发国家银行系统的崩溃时,年已70岁的亨利·福特回答道:“既然崩溃必将到来,那就让它来吧!我仍然觉得自己很年轻,可以重新来过。”底特律联合卫士信托公司的破产迫使密歇根州州长威廉·康斯托克(William Comstock)宣布银行放假8天,并临时关闭了密歇根州的全部550家国民银行和州银行,从而触发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连锁反应,导致全国各地的银行纷纷关门。

  银行挤兑的内在机制其实相当简单。当某家银行的偿付能力受到质疑的时候,商人和企业就会拒绝接受该行开具的支票,而存款人则会冲到这家银行取出他们的钱,因为他们担心该行没有足够的流动性资产来转换成现金(以兑付所有存款)。而这家银行为了满足预期的提款需求,就会停止发放贷款,将一切能够变现的资产变现,并将自己的存款储备金从联邦储备银行(如果它是联邦储备银行的成员银行的话)或其他大型私人银行中提取出来。如果在特定的地区有足够多的银行在同一时间内都这样做,那么该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就需要从其他联邦储备银行那里借入储备,以便向自己的成员银行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满足它们的存款人的取款要求。类似地,为那些不是联邦储备银行的成员银行保存储备的大型银行,也需要向它们的联邦储备银行提取存款,以满足它们的流动性需求。当陷入困境的某家银行耗尽所有资产,以致无法向联邦储备银行和大型私人银行提供适当的抵押品时,现金来源就会被切断,这家银行也就破产了。当事态变得非常糟糕时,联邦储备银行也会担心其他联邦储备银行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因此也会拒绝借钱给对方。

  幸运的是,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仅仅发生过一次。

  1933年情人节之后到当选总统宣誓就职日(1933年3月4日)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整个联邦储备系统遭受挤兑。仅仅在当选总统宣誓就职日的前9天内,就有4.22亿美元存款和价值3.84亿美元的黄金从联邦储备系统中被提取走。在这当中,外国人还将3亿美元的存款变成了黄金,然后将这些黄金运到了国外。《大崩溃及其后果》,巴里·A.威格莫尔(Barrie A.Wigmore)著,格林伍德出版社(康涅狄格州),1985年,第537页。为了帮助自己的成员银行,在此期间,联邦储备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了价值3.47亿美元的证券,并发放了10.15亿美元的直接贷款。从密歇根州宣布银行假期的那个星期起,到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那一天止,流通中的现金从54.7亿美元激增至72.5亿美元,这是普遍恐慌导致的囤积现金的行为的结果。

  由于银行业危机愈演愈烈,几乎全国的人,甚至是连胡佛总统本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当选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锦囊妙计。但是罗斯福总统继续保持着淡漠的态度。他离开了美国,来到了加勒比海,登上了文森特·阿斯特(Vincent Astor)的那艘名为“努马哈”(Nourmahal)的283英尺长的游艇,优哉游哉地度起假来了。在他出国度假期间,罗斯福委托他的高级助手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和路易斯·M.豪(Louis M.Howe)物色和审查财政部部长等内阁关键职位的人选。罗斯福将选择谁来担任财政部部长,是所有人都非常关心的,因为财政部是应对危机的前线。无论是国会、新闻界,还是普通民众,都在翘首以待。罗斯福的第一选择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他在财政和货币问题上,都持保守立场,而且曾经担任过财政部部长。显然,他应该有助于平息市场的恐慌情绪。但是,格拉斯的要求就是罗斯福的要求吗?而且格拉斯这个人,能够与罗斯福很好地相处吗?

  说格拉斯这个人很难相处,已经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了。他脾气极差,又是个种族主义者,而且身体健康状况很差,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随时可能崩溃;他患有神经衰弱症,经常需要住院治疗。他极其傲慢自大,甚至认为参加竞选活动有失自己的身份。他从来没有在私营行业的金融机构任过职,而且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自14岁起就辍学了)。但他是美国金融史上最重要的立法者之一,起草并推动国会通过法案,创建了联邦储备体系。他还曾经在威尔逊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部长。

  格拉斯还是参议员中最后一个在美国内战前出生的南方人。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顽固而守旧的反抗分子”。格拉斯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林奇堡,他父亲罗伯特是一位报人,共生养了12个孩子。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南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某位读者认为报纸上的评论伤害了自己的感情,就会向编辑发出挑战书,要求决斗。罗伯特·格拉斯一生中参加了许多次这样的决斗,卡特·格拉斯曾经回忆道,有一次,他的父亲与3位不满的读者发生了一场枪战,结果失去了一只眼睛。

  后来卡特·格拉斯自己也成了一位报人。1888年,当他刚刚年满30周岁时,就收购了《林奇堡新闻报》(Lynchburg News)。1889年,他当选为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从1901年到1902年,卡特·格拉斯作为一名代表,参加了弗吉尼亚州的制宪会议。他起草了一份计划书,要求建立一种“投票识字测试”制度,他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试图通过这种途径剥夺非洲裔美国人选民的公民权,包括让他们投票赞成新宪法的权利。“就我而言,”他直言不讳地说,“任何宪法都不可能像这个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这样完全违背我的是非观念,我很想挥动棍棒,将它砸烂,甚至不惜与146 000名黑人选民对着干。在这个机构中,没有任何其他成员愿意借助于那种堕落的选举权,去反对这个制宪会议的‘作品’的任何一部分,尽管它可能根本不合他们的心意。”

  1902年,格拉斯被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1913年,格拉斯成了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而就在这一年,他起草了《格拉斯-欧文法案》(Glass-OwenBill)。后来,在威尔逊总统的内阁中担任了15个月的财政部部长后,他又被委任为参议员,接替1920年2月20日去世的参议员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in)的席位。

  格拉斯告诉莫利,要想让他出任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先要满足他的两个条件:首先,他想让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拉塞尔·C.莱芬韦尔(Russell C.Leffingwell)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第二,罗斯福要承诺,将会采取强烈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罗斯福则明确表示,在当前的环境下,不可能接受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而且他也不愿意承诺构建一个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平台。“如果那个老男孩不想跟着我们走,我也不会强迫他”,罗斯福这样说道。阿特尔,《决定性时刻:罗斯福总统的百日之战和赢得希望的胜利》,第159页。这个老男孩到底没有跟着罗斯福走,他以“健康原因”为名,退出了候选人的名单。豪和莫利用电报向正在“努马哈”号游艇上的罗斯福报告了这个消息,为了防止记者截取无线电报,他们使用的是这样一句“暗语”:“PREFER A WOODEN ROOF TO A GLASS ROOF OVER SWIMMING POOL.LUHOWRAY(游泳池应该选择木质屋顶,而不是格拉斯屋顶。LUHOWRAY)。”

  电报中所说的“木质屋顶”指威廉·H.伍丁(William H.Woodin),他当时是美国汽车铸造有限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铁路设备制造商。像所有最完美的“第二选择”一样,威廉·H.伍丁也是一个几乎没有人会反感的人。但是,威利·伍丁(威廉·H.伍丁的昵称)不像卡特·格拉斯那样,与金融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不能起到平息市场恐慌的作用。伍丁是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在1928年的总统大选中,出于自己的反“禁酒令”立场,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Alfred E.Smith)。自1927年以来,伍丁还一直接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如果放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那么伍丁应该是罗斯福的最“安全可靠”的财政部部长人选:他来自一个声名卓著的大企业,在金融政策问题上从来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观点。但是,1933年3月当然绝对不是“和平稳定”的时期。不过,伍丁被提名的机会也没有因为如下事实而受到损害:他为罗斯福的竞选活动捐助了5万美元,这超过任何其他企业高管。

  威廉·H.伍丁也是一个举止优雅、温文有礼、一切都无可挑剔的人。尽管他是罗斯福最大的竞选资金捐助者之一,他却曾经被禁止进入罗斯福在纽约比尔特莫尔饭店的竞选总部,原因只是因为一个保安没有认出他来。伍丁并没有跟这个保安争吵,而是心平气和地走到公用电话亭,给罗斯福的竞选经理詹姆斯·A.法利(James A.Farley)打了个电话,请他告诉保安,放他进去。③伍丁还非常擅长交际,他加入了纽约联合俱乐部、联盟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大都会俱乐部和莲花俱乐部等多个俱乐部。④他还是一位作曲家,不仅精通古典音乐[亨利·哈德利(Henry Hadley)指挥的曼哈顿交响乐团曾经演奏过他的作品],也擅长流行音乐[他曾经与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尼·格鲁埃尔(Johney Gruelle)合写了《破烂娃娃安的阳光之歌》(Raggedy Anns Sunny Songs);另外,格鲁埃尔的一首歌曲《小木偶威利》(LittleWooden Willie),据信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伍丁还为罗斯福的总统就职游行庆典谱写了主题曲《富兰克林·D.罗斯福进行曲》(Franklin D.Roosevelt March)。另外,在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前夜举行的一个音乐会上,国家交响乐团也演奏了伍丁的作曲《大篷车》(The Covered Wagon)。《詹姆斯·沃伯格将成为伍丁的助手》,《纽约时报》,1933年3月18日。毫无疑问,伍丁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一点与罗斯福完全一致。

  不用说,任命伍丁出任财政部部长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多少好评。《纽约时报》华盛顿办事处主任阿瑟·B.克罗克(Arthur B.Krock)这样写道:“伍丁先生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而广为人知的,而且他自己也坦承,他对财政部以及它要面对的问题知之甚少。在这里,有许多重要的人物,他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风暴即将降临到他的头顶上。他们坦言为此感到不安。”而且,伍丁平素的可爱之处,在这个时候反而成了人们怀疑他的能力的理由。根据克罗克的说法,“这位新任财政部部长最让人好奇的一点是,他是一个似乎永远在笑的人,是的,他的所有照片都反映了这种情绪。然而,作为一名华盛顿事务观察员,我的经验告诉我,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总是在笑的人(无论是微笑,还是大笑)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找到可以同意的方案或可以取乐的东西,但是这种人往往只能充当和事佬,最多起到抹稀泥的作用”。《“新政”获赞,伍丁与有荣焉》,阿瑟·B.克罗克撰稿,《纽约时报》,1933年3月19日。然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事实证明,在他短暂的任期内,威廉·H.伍丁其实堪称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来最大胆、最活跃的财政部部长。

  罗斯福还有一位重要的支持者——约瑟夫·P.肯尼迪(乔·肯尼迪是他的昵称),在争夺即将组成罗斯福政府内阁成员人选的这场职位卡位战中,他被排除在了竞争者之外。这个人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野心:他觉得自己有可能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而且确实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这个职位。不过,他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既然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都不能担任财政部副部长,那么乔·肯尼迪肯定没有任何机会担任财政部部长。他是一个投机者。他在竞选活动中的捐款比伍丁少得多。而且,肯尼迪是一位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但罗斯福已经选择了另一位爱尔兰天主教教徒——詹姆斯·A.法利——进入他的内阁并担任邮政部部长,因此肯尼迪的机会就更小了。到了1933年2月,肯尼迪觉得离自己本该在的地方的距离已经很远了。

  在罗斯福赢得总统大选后,乔·肯尼迪一直在等一个电话(邀请他出任财政部部长的电话),但是他永远等不到那个电话了。一直到罗斯福就职典礼的前夜,肯尼迪还在苦苦地等待着,他眼睁睁地看到新政府中的高级职位一个个地被他人占据(他认为,那些人为罗斯福出力比他少,出钱也比他少),于是怒火中烧。当然,到最后,他还是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将出任证券交易委员会首任主席——联邦证券监管机构的首脑。在创建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他的工作的重要性将丝毫不亚于参议员格拉斯和财政部部长伍丁。不过,他将不得不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的好几个星期里,罗斯福被问过无数次:他会不会和胡佛发表联合声明,“安慰一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濒临彻底崩溃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但是他一再严词拒绝。罗斯福和胡佛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糟。这也不奇怪,新任总统和离任总统向来都不会很融洽。胡佛拒绝遵循传统——在白宫举行晚宴,欢迎自己的继任者;他只是勉强同意一起喝下午茶,而且为时甚短。就职典礼结束后,这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且再也没有说过话。阿特尔,《决定性时刻:罗斯福总统的百日之战和赢得希望的胜利》,第178~183页。

  在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举行之前的那11天,整个美国的银行体系危机持续恶化,各州接二连三地宣布银行放假(而且假期也越来越长)。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也正在举行一场听证会。在参议院举行听证会的那个小小的房间里,一大批银行业巨头正在接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移民的儿子的盘问,他们不得不吐露出来的内情令全国民众极度震惊并出奇地愤怒。这场听证会使华尔街在全美国人面前受到了审判,这场审判将做出有罪判决,并促成了一系列全新的法律法规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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