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萝瀑布

这本书共分为四辑，第一辑《三松堂依旧》表达了作者对过去师友的怀念之情。第二辑《荧火》表达了作者对自然风光和旅途中的感悟和思考。第三辑《过去的瞬间》表达了作者对过往的岁月的感触和记忆。第四辑《冷暖自知》是作者对自己的创作的思考。这部散文集是不可多得的编选佳作。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隽永而精致，读来让人既能感受到知识又有文字的美感。

宗璞，原名冯钟璞，女，1928年出生，常用笔名宗璞，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生于北京，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代作家，从事小说与散文创作。代表性作品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和散文《紫藤萝瀑布》等。这本散文集以《秋色赋》命名，并收录了宗璞老师多篇散文名作。

三松堂依旧
安波依十日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今日三松堂
梦回蒙自
三松堂依旧
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
人和器
给古人少许公平
水仙辞
霞落燕园
忆旧添新
三幅画
悼张跃
《丛竹间燕园的家书》读后
久病延年
刚毅木讷近仁
大哉韦君宜
向前行走
忆朱伯崑
祭李子云
握手
萤火
秋色赋
墨城红月
热土
萤火
爬山
澳大利亚的红心
羊齿洞记
岭头山人家
“热海”游记
孟庄小记
促织，促织！
比尔建亚
拾沙花朝小辑
过去的瞬间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
不要忘记
彼得?潘的启示
彩虹曲社
从“粥疗”说起
星期三的晚餐
《世界文学》和我
京西小巷槐树街
客有可人
药杯里的莫扎特
《幽梦影》情结
祈祷和平
“字典”的困惑
过去的瞬间
一封旧信
雕刻盲的话
谁是主人翁
乘着歌声的翅膀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散失的墨迹
“大乐队”是否多余
考试失利以后
铁箫声幽
云在青天
冷暖自知
冷暖自知
行走的人
痛读《思痛录》
耳读《朱自清日记》
耳读王蒙旧体诗
无尽意趣在“石头”
采访史湘云
漫说《红楼梦》
《我这九十年》序
紫藤萝瀑布
我的创作六十年

安波依十日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我们来美国的事情已完。这天只和家人往游新泽西天然动物园，是计划中唯一的余兴节目。
　　哥伦比亚大学东院招待所的房间进口处有小楼梯，约七八阶。清晨出门，父亲上楼时脚步不稳。这几天确实太累了。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很舒服。见他兴致勃勃，谁也不愿扫兴。我们在校外小店进早餐，和父亲的挚友卜德博士话别。他很为只有孙女没有孙男而遗憾，笑说自己是老封建。早餐后他站在街角处看我们驱车离去。他是个瘦削的老人，白发如银。街上空无一人，也没有风吹起他的衣角或白发。父亲在车中招手。我想，他们两人恐怕再难会面了。
　　天然动物园的景致若使贾宝玉来评点，当说它造作。狮子懒洋洋睡在路旁，金钱豹躲在不知何处；猴子爬到车顶上，鸵鸟歪头往车窗里瞧，都希望得点好吃的。据说非洲的天然动物园大不相同，要“天然”很多。这里的游乐园，连同动物园一起，有一个招徕游客的名字——“大惊险”。可是我们都没有多少惊险之感，真正的惊险场面出现在返回纽约的路上。
　　路是平坦的，虽然很少颠簸，总不同于家居。父亲是很累了，但他还是说“很舒服”。他额头不热，手却冰凉。“千万等回国以后再生病。”我心里说。这时忽然听到异常的声音，咔嚓咔嚓，有节奏地响着。哥哥把车开到路边停下。
　　“左边轮子坏了，”哥哥宣布，“得换下来。”
　　车后有现成的轮子和工具。哥哥患严重的关节炎，无法操作。嫂嫂和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新轮子拖下来，工具装好，摇了半天，也没有卸下旧轮子。“以前我几分钟就能换下来。”哥哥慨叹。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找出白手巾绑在车上，向开过的车求助。
　　车子一辆又一辆风驰电掣般从我们身旁过去了。谁也不注意路边停着车。我们奋斗了约一个多小时，车停着，没有冷气，太阳直晒，车里热如蒸笼。父亲仍是照他平常一样，老实地坐着，绝不催促，绝不焦躁。
　　不远处又有一辆车停下，也是修理什么，嫂嫂跑过去求援。那是一家波多黎各人，全都黑黑的，很有吉普赛人模样。男的过来了。他摇了几下千斤顶，就把车身顶了起来，迅速地换上新轮子，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向他致谢时，才发现他并不会说英文。
　　无怪乎卜德老先生想要个孙子呢。车修好了，大家决定先到最近的一个站上打尖。这时父亲脸很红，有些气喘，可还是说“很舒服”。哥哥陪他去盥洗室，过了很久还不出来。我有些着急，托一个男孩进去看看，他一会儿就出来了，说：“那位老先生晕倒了，要叫救护车。”我愣住了，直盯着他，他忙又说：“已经醒了，像是好了。”这时哥哥扶着父亲出来了，还有两个美国人陪着，送他躺在一个长椅上。两人之一是医生，他敲敲听听，一面命餐室的人拿冰袋，老人是在发烧。医生说心脏没问题，返回纽约应该是可以的。
　　父亲躺着，完全清醒，还是说没有哪儿不舒服，还一再说回哥伦比亚。我们想起他的丹毒旧病，看他的左腿，果然有一点鲜红起来了，觉得有些把握，便决定返回纽约。从父亲晕倒起，只有有用的人上前帮助，并无闲人围观。
　　车子在落日斜晖中疾驶，大家都不说话。父亲起先微笑着说没有什么，后来我叫他，只哼一声。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垂下头，怎么叫都不回答。他又晕过去了！等不得到纽约！我叫起来。就在最近的一个收买路钱处要了救护车，我们的车停在路边等候。
　　父亲斜靠着我，完全不省人事。难道真的不能回家了么？我们一定得一起回去！旅行前就商量好的，无论遇到什么事也要回去！记得吗？我们庭院中十年浩劫失去的竹子还没有种，书案上还有未完成的书稿，还有我那重病的弟弟在等着，盼着。啊，父亲！你可一定要和我一起回去啊！
　　不到五分钟便开来一辆车，跳下两个壮汉，把父亲抬上担架，给他吸氧。紧接着又来了一辆车，这才是装载病人的车。救护人员身着黄色工作服，在浓重的暮色中十分醒目，使人精神一振。他们敏捷地把父亲抬上车，我坐在他身旁，车子往最近的医院开去。
　　于是父亲住进了波思?安波依地区医院。我又开始了一段侍病生活。
　　自七十年代始，陪侍卧病在床的二老双亲是我的生活内容之一。记得一次从城里开会回来，疲惫得恨不能立刻倒下，再也不起来。可是母亲发高烧，正等着我送医院。有时是父亲重病，需要马上治疗。每次都要跑来跑去找救护车，找担架，找抬担架的人，求不尽的人情，说不完的好话。比较起来，这次是顺利的。
　　安波依医院是普通的公立医院，论级别，可能相当于海淀医院，还不如海淀医院宽敞。来就医的都是平民百姓。依我看来，它很好了。它有两头自动起落的床，有活动磅秤，每天称体量，把病人一卷，吊起来，毫不费事。点滴抗菌素不是每天扎针，而是在臂弯里埋进针头，用时打开。每天抽血化验，缺什么便补给什么。每人床头有电话，床对面墙上有电视，付钱使用。这都是美国人缺不了的东西。这些大概都是工业发达，医学先进的表现。但是医院给我印象最深的和发达与否似乎没有关系，那是这里的护士。
　　护士是神圣的职业，是白衣天使。小时在教科书里读过讲南丁格尔的文章，很为她伟大的人格所感动。可是这些年，我们的护士和天使差得太远了。在美国医院里见到护士的工作情况，不由得要为她们写一笔。
　　这些护士小姐们都很整洁漂亮，可她们什么都做。给药打针，铺床叠被，清理排泄物，给病人擦身，总是细心而又耐心。我在这里陪住其实多余，也是格外照顾，一般是不准陪的。父亲住两人一间的病房，十天中换了三个病友。一个是犹太工人，一个是西班牙人，卖肉为生，也不会说英语。第三个是个小黑人，在码头上开什么机器。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差不多，护士小姐们对他们都一样周到。
　　有一位胖胖的小姐，她常用手给病人揉背。“可以轻松一些。”她说。到晚上总问我：“要杯茶吗？”一会儿便端来茶或咖啡。我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笑眯眯地说：“我喜欢照顾人。”还有一位年长些，说她需要工作贴补家用。有一位特别漂亮的，说她母亲是护士，她从小就想当护士。她们都是中学毕业后又上护士学校，有的人在胸前戴着学校的毕业纪念章。最神气的是两位护士长，头戴白色头饰，胸佩工作十年（也许是二十年）的纪念章。她们比一般护士涂抹更浓，显得格外隆重。所有的护士看上去都以自己的职业自豪，并不想随时跳行变做医生，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曾约胖小姐谈谈护士工作。她说可以谈的太多了。一个午夜她下班后到我栖身的吸烟室来，可是我数夜未得安眠，那晚睡得正熟。迷糊中知道她来了，跳起身留她坐，她已走到走廊另一头，摆摆手转身不见了。究竟她们的甘苦如何，我不知道。也许有什么措施促使她们如此积极。不过她们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这一点是显然的。
　　这医院病人民族成分复杂，工作人员也是一样。那晚收父亲住院的医生是印度人，后来管他的医生是犹太人。胖小姐是意大利人。化验室有一位中国台湾人，听说来了中国人，特地来问有无需要帮忙之处。医院门口有明文告示，规定对各人种不得歧视。各民族杂居是美国一个突出现象，越到下层越显著。
　　一纸告示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以前知道美国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多在社会下层，这次来才知道白人中也分三六九等。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一带人属下等，东欧人好一些，法国人好多了，北欧人是上等。白人中的顶尖是W.A.S.P.，即白人中之安格鲁撒克逊种之新教徒。这类顶尖人物似无明文之优惠待遇，但是在找工作时他们吉星高照的机会总要多一些。
　　至于中国人的地位，以前有这样的笑话：中国大使去拜客，主人说我这儿没有脏衣服。现在大不相同了。不少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以祖先传给的智慧和毅力在科技、企业界获得高位，还有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祖国，为每一个人撑腰。总的来说美国的民族问题这些年是有改进的，他们也很重视这一问题。
　　医院里除医生、护士、勤杂人员外，还时常有牧师出现。刚进医院等着收住病房时，斜对面布帘内有一个从楼上坠伤的黑人女孩，一位黑人妇女显然是她的母亲。还有一位白人男子，我起先以为是孩子的父亲，后来他过来搭话，才知道是牧师。他说帮助排忧解难是牧师分内的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后来在病房也来过几位牧师，都是全副披挂，身着黑衣，手持《圣经》，问要不要谈话。我以为和牧师谈话是危重病人的事，心里不大欢迎，也未见别的病友和他们谈话。
　　护士小姐总是受欢迎的。她们不只细心照料病人，还耐心解释病情。一位高个儿小姐说父亲缺钾，我听不懂，她特地送了一份剪报来，上面是关于钾的说明。主管医生请了医院外的心脑专家来会诊。管推车、称体重的特大胖子（这种胖子国内没有）动作灵活麻利，绝不要求家属助一臂之力。病人膳食也是柔软可口的。
　　安波依医院的普通的美国人用他们平凡的工作治好了父亲的病。父亲病势平稳后，哥哥因假满必须去上班。分别前他对我说：“又剩你一个人了。”我回到病室中，正遇见那已经出院的犹太人送来两个西红柿。小黑人的母亲说有一个什么会要来看望，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估计那是个慈善组织，向她解释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有领事馆在纽约。电话里传来美国各地友人的问候，附近认识的人（奇怪几乎走到哪儿都能找到认识的人）送来食品。父亲可以下床了，我扶他在走廊上踱步，一位住在五人一间病房里的工人笑道：“开始他的马拉松！”他的笑容使我想起“文革”中北京的一个医院不肯为父亲治病，病房中几位工人愤愤不平的样子。这幽默和那愤愤都显示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的关心，让人久久不忘。
　　客居他乡又患重病，在秦琼的时代是连黄骠马也得卖了。我们这段生活虽然紧张，却不觉凄凉。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大靠山——祖国。我们不是无根的小草，而有祖国大地可以依附；我们不是飘零的落叶，而是牢牢生长在祖国这株大树巨人的枝头。我们离家千万里，却和祖国息息相通，在祖国的庇护下，我们把落魄变成了奇遇。
　　十天以后，纽约领事馆的同志来接我们出院。我回头看波思?安波依的小街，我知道永不会再来了。
　　我们要回家了，回家了。
　　本文写于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此期间小弟病逝。此期间父亲在北京又两次住院，一切都方便得很了。护士同志也在向天使的境界进发。何时天下人都能得此方便，而不致盛年殂谢，壮志难酬，则吾身独病死亦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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