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

孙文是基督徒，这个街知巷闻；但若说《圣经》启发了孙中山革命，则可谓千古奇闻。世人津津乐道孙文是“番书仔”，肚内的中国墨水不多；但若说《易经》启发了孙中山革命，更是“恕老夫孤陋寡闻”。本书证明两说皆货真价实的今日要闻。

本书所云的《圣经》，泛指西方文化，具体则指《圣经》所传达的高尚精神──“侍人”。本书所言之《易经》，泛指华夏文化，具体则指《易经》原旨所传达的、“天地革而四时成”的不断自我更新精神，而“革”之目的是“应乎人”。

本书通过客观的实证史学研究方法，试图追寻如下的历史真相：

? 孙文的革命念头与行动决心，跟《圣经》和《易经》有何关系？

? 孙文的三位信奉基督宗教的师友：王煜初、区凤墀及杨襄甫，是如何从熟读《易经》到走向信奉《圣经》，并冒着性命危险在乙未广州起义中保卫孙文脱离险境？

? 在孙文的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为何大批华人基督徒甘愿用人海战术掩护孙文撤退？洋教徒康德黎及达尼思为何也乐意“护送”孙文到安全的地方？

? 孙文熟读圣贤书，却为何迷信会党，以致多次受骗？孙文后来竟然加入会党，甚至成为“洪棍”（秘密会社“元帅”的代号），为什么？

? 孙文身边先后三位女性：卢慕贞、陈粹芬、宋庆龄，如何先后受到《圣经》原旨“忘我奉献”的“侍人”精神的影响，对孙文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孙文逝世前，对《圣经》和《易经》做出了怎样的最后反思？并由此而对“两经”的解释做出哪些崭新贡献？

黄宇和（John Y. Wong），1946年11月生于广东省番禺县。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终身讲座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院、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包括孙中山、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近现代中国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Kuang, 1852-1858、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两广总督叶名琛》、《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中山先生与英国》、《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孙中山》等。

（甲）绪言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第一章  导言：孙文革命思想的形成与成长历程

一、开宗明义：本书采实证史学方法

二、隐喻《圣经》原旨对孙文的影响

三、隐喻《易经》原旨对孙文的影响

四、“两经”的原旨及其衍生的形式

五、“两经”与孙文从少年到青壮年的思想历程

六、“两经”与孙文从青壮年到中年的思想历程

七、“两经”与孙文从中年到晚年的思想历程

第二章  以史为鉴

一、导言：主观与客观的历史

二、中国大陆的孙文研究

三、台湾的孙文研究

四、西方的孙文研究

五、笔者从海外看孙文研究

六、宏观看中国的内忧外患一环扣一环

七、在一环扣一环的漩涡中“两经”哺育着孙文成长

八、“两经”鼓励着孙文跟阴险暗流与惊涛骇浪搏斗

（乙）从少年到青壮年：

“两经”哺育着孙文成长

第二部分  孙文：从《圣经》到《易经》

第三章  孙文的《圣经》：孙文双重受洗，忘我奉献地“侍人”

一、西学：“在生命上得到新启示”

二、《圣经》：孙文自命为汉人的摩西（Moses）

三、秀才造反？要诛九族的！

四、矢志革命何需誓词？

五、结语：“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穷”

第四章  孙文的《易经》：孙文革命的华夏文化的根据

一、隐喻地说：孙文追求《易经》，结果取得“宏伟的气魄”

二、孙文打通了《易经》和《圣经》之间的壁垒

三、孙文艰苦自学以《易经》为首的华夏文化

四、孙文对《易经》的忠诚盖过其对《圣经》所衍生的人为的信仰

五、洋人的优越感令他们藐视三民主义暨《易经》所孕育的华夏文化

六、洋人既批评中国士大夫落后，又抨击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孙文

七、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

第三部分  孙文的师友：从《易经》到《圣经》

第五章  《圣经》打后卫：乙未广州起义

一、长期被埋没的民族英雄基督徒

二、重阳拜堂？疯了吗！

三、从《易经》走入《圣经》的王煜初牧师

四、舍身掩护孙文逃生的王煜初父子

五、身在《圣经》而心在《易经》的王煜初牧师

第六章  《圣经》当军师：乙未广州起义的“神经中枢”

一、区凤墀：著名儒士竟然当了宣教师

二、区凤墀的高尚人品

三、区凤墀关键性的转变

四、尹文楷乃何许人？

五、“神经中枢”位于何方？

第七章  孙文的师友：身在《圣经》而心在《易经》

一、继续追查“神经中枢”所在地

二、终于锁定“神经中枢”所在地

三、杨襄甫：卖掉丰厚家产去当清苦宣教师的儒士

四、杨襄甫：华人可不是次等基督徒！

五、众志成城，对付恶势力！

第四部分  《圣经》救《易经》

第八章  出险：华人基督徒掩护孙文落荒而逃

一、识途老马

二、港穗基督徒为孙文打保护伞

三、翻越城墙逃生？

四、金蝉脱壳

五、儒士朱淇出卖革命

第九章  逃亡：基督徒医生与基督徒律师“护送”孙文“安全出境”

一、抵达香港

二、惊弓之鸟赶快躲起来

三、向恩师求救

四、执行引渡法？把孙文递解出境？

五、逃出生天：恩师不但救了孙文性命，也救了他的革命事业

六、乙未不了情

（丙）从青壮年到中年：

“两经”哺育着孙文茁壮成长

第五部分  融会贯通《圣经》和《易经》：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两经”的反思

第十章  融会：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圣经》的反思

一、伦敦蒙难

二、世人对同一史料的不同解读

三、孙文对科学与宗教之争有何看法？

四、孙文的自由主义

五、康德黎医生的宗教观：既科学又虔诚，更身体力行

第十一章  贯通：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易经》的反思

一、一个崭新的概念萌芽了！——从神道入治道

二、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治道

三、“复三代之规”?

四、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中国内政的反思

五、为何当时中国的治道如此糟糕？如何是好？

六、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中国外交的构思

七、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民族主义的构思

八、民心开发：隐喻地用《圣经》“侍人”的精神弥补《易经》“应乎人”的真谛之不足

九、政教分离

第六部分  《圣经》和《易经》的异端邪说

第十二章  会党——《易经》的异端：不可专以联结椎埋等辈为计！

一、导言：为何孙文长期执迷不悟？

二、首次受骗

三、问号连篇

四、孙文加入洪门

五、为何孙文一厢情愿到如此地步？

六、晚年孙文对洪门的认识

七、终于大彻大悟

八、“现代公民”？

第十三章  风水——《圣经》的邪说：孙文对风水的态度

一、导言：“皇帝田”的预言

二、孙家笃信风水的悠久传统

三、孙文的祖父敬贤公的“皇帝田”

四、孙文的父亲达成公追逐风水而迁坟

五、孙文可信风水？

第七部分  《圣经》？《易经》？——君子好逑

第十四章  求《圣经》，得《易经》：孙文与卢慕贞的约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二、让卢慕贞最受不了的事

三、按序分析，逐一提问

四、卢慕贞的传统美德

五、《圣经》！《圣经》！

第十五章  求《圣经》，得半部：孙文与陈粹芬的情

一、一见钟情

二、誓死追随

三、舍身参与

四、功成身退

五、瑞华坊不了情

六、飒爽英姿

第十六章  求《圣经》得《圣经》：孙文与宋庆龄的爱

一、志同道合

二、神魂颠倒

三、终获至宝

四、生死恋

五、誓约俗不可耐

六、结语：孙文的“家事遗嘱”

（丁）从中年到晚年：

“两经”支撑着孙文搏击惊涛骇浪

第八部分  孙文对《圣经》和《易经》的再反思、三反思

第十七章  冒险猛进，有勇如螭：孙文对《圣经》和《易经》的再反思

一、为国还是为己

二、袁世凯的皇帝梦

三、孙文挑战列强

四、济弱扶倾

五、联俄联共

六、孙文对共产主义的评价

七、孙文的民族主义

八、孙文的民权主义

九、孙文的民生主义

第十八章  新解《圣经》和《易经》：孙文对“两经”的最后反思

一、孙文对《易经》的最后反思

二、孙文对《圣经》的最后反思

三、孙文用其亲身经历新解《圣经》

四、孙文对《易经》——华夏文化——的贡献

五、《圣经》《易经》，孰重孰轻？——落叶归根

第十九章  缅怀与沉思：孙文对近代思想的贡献

中外译名对照

参考文献

一、未刊及已刊档案资料

二、英文参考书目

三、中日文参考书目

索引

跋

本书所云的《圣经》，首先是指该经所传达的、“原教旨”的高尚精神——“侍人”。受这种高尚精神启发的人，奉献多姿多彩：优美的西洋音乐、建筑、绘画、文学、哲学、礼仪、道德标准等等。“侍人”的精神在西方也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两次大瘟疫中，大批教士和教众奋不顾身地救死扶危的不朽功绩。同时，《圣经》也衍生了一些人为的形式：包括神学、教条、教会和教规，以及教士、教徒的行为，包括“用最伟大的犹太人之名义来把犹太人捆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的行为！孙文的一生，从政海汹涛到私人生活，试图实践的正是《圣经》原旨“忘我奉献”的“侍人”精神，所反抗的是《圣经》所衍生的某些人为形式诸如脚镣式的教条和教规。这种实践与反抗，成为本书的主旋律。

本书所言之《易经》，首先是指该经原旨所传达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同样衍生了多姿多彩的高雅文化，其中令笔者最为叹服的是太极拳——那种真正修心养性以达无欲无求的境界，并能发出强大内劲的太极拳，非坊间的花拳绣腿——以及笔者用作座右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笔者终身受用不尽。孙文则强调《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的不断自我更新精神，而“革”之目的是“应乎人”。《易经》和以它为首的华夏文化，同样地衍生了人为的形式：包括政制、官僚、礼仪、风水、儒士，以及清代盛行的“礼教”——“吃人的礼教”！以及直接或间接设计与执行“礼教”的文化精英！某些只不过是“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的所谓文化精英。孙文对这些文化精英更不客气，狠批他们“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智识剥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问反为贼民贼国之根由”。孙文的一生，竭力实践者，是《易经》的“革新”精神，并实行“革新”以“应乎人”。誓死反抗的，甚至并试图推翻的，是《易经》和以它为首的华夏文化所衍生的一些人为的形式，尤其是专制政体与“吃人的礼教”，更狠批“贼民贼国”的文化精英。孙文这种实践、反抗与狠批，同样成为本书的主旋律。

一本书有两个主旋律？不！孙文融合了《圣经》和《易经》的真谛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他不但融合了“两经”原旨的精神，而且有所超越。盖笔者发现，孙文由于得到《圣经》“侍人”精神的启发后，思想之飞跃，既超出了孔孟、老庄、商鞅等华夏古代思想家的时代局限（见本书第十一章），也超越了当今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见本书第四章）。如何评价孙文的思想，才能既客观又不至于拔高？

因此，本书取名《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笔者从实证走入“两经”，日夜战战兢兢。故除了第一部分第一章“导言”属题解性质，第二章略论研究“孙文革命”的当今意义以外，此后即通过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按照本书的主旋律追踪孙文一生思想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从少年到青壮年，从青壮年到中年，最后从中年到晚年。

五、“两经”与孙文从少年到青壮年的思想历程

从少年到青壮年涵盖第二、三、四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三、四章先后探索孙文“革命念头”与“行动决心”的泉源，并共同组合成为第二部分而隐喻曰：“孙文从《圣经》到《易经》”。它与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的分别在于：该书跟踪孙文“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本部分乃至本书全文都在探索孙文“为何”革命并坚持到底。

第五、六、七章审视同时代的三位儒士，如何与孙文“逆方向”般所走过的道路与心理历程，由此而组成第三部分并隐喻曰：“孙文的师友从《易经》到《圣经》”。这三位儒士分别是王煜初（1843—1902）、区凤墀（1847—1914）和杨襄甫（1855—1919）。首先，他们熟读华夏圣贤书，继而被《圣经》深深地吸引住，进而信奉基督宗教，甚至分别成为牧师和宣教师，最后自告奋勇地冒着性命危险在孙文的乙未广州起义中打“后卫”，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另一位儒士朱淇，竟然出卖革命呢！

若打“后卫”，则后卫专职保护主帅。如此，则三名改弦易辙而成为基督宗教牧师或宣教师的儒士是不足够的，必须有大批群众支持：众志成城，方可望有成。因此，第八章探索为何大批华人基督徒，跟随他们的牧师、宣教师，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在孙文的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用人海战术掩护孙文撤退。第九章探索洋教徒为何也乐意“护送”孙文到安全的地方。此两章共同组成第四部分并隐喻曰：“《圣经》救《易经》”——抽象地以《圣经》隐喻华、洋教士教徒，《易经》隐喻孙文。

作如此这般形象的隐喻的理由如下：虽然孙文也是基督徒，但他把《圣经》“侍人”的精神内化之后，便决心毕生全情投入革命，以实践《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的精神，最终之目的是“为民”，比起同是熟悉《易经》但仍然坚持传教事业的王煜初、区凤墀、杨襄甫等，走得远多了——他比他们更“易经”。至于洋人基督徒诸如康德黎医生(Dr James Cantlie，1851-1926)和达尼思律师（Henry Lardner Dennys，1852-1926)，则可能只听过《易经》的名字而已——比起孙文，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圣经”。

六、“两经”与孙文从青壮年到中年的思想历程

从青壮年到中年涵盖第五、六、七部分共七章。其中第十、十一章追溯孙文经过乙未广州起义这一初次革命实践后，从充满《易经》味道、到处是庙宇的华人社会，跑到一个满目教堂、充满《圣经》气氛的崭新环境——伦敦，精神上已经够震撼了。不单如此，他很快又被清朝驻伦敦公使馆的职员坑蒙拐骗并幽禁起来。结果又是其身为基督徒的恩师康德黎医生日夜奔走营救，同样是基督徒的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Marquis of Salisbury，1830-1903)命令龚照瑗公使放人——隐喻地，《圣经》又一次救了《易经》。此刻骨铭心的经历促使孙文进行深远的反思，从此展开了毕生对《圣经》《易经》、革命、中华民族的命运、华夏文化的前途以致全人类福祉的思考、再思考、反复思考。此两章所分析的是：孙文在伦敦安静下来之后，有系统地、结合乙未广州起义的实践经验而进行的首次反思，从此展开毕生的思考，故分别隐喻地题为“对《圣经》的反思”和“对《易经》的反思”，又共同组成第五部分曰：“融会：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圣经》的反思”和“贯通：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易经》的反思”。

第十二章试图解释一种甚为费解的现象：《圣经》的代言人——教士——视洪门为异端邪说，《易经》的代言人——儒士——非常鄙视洪门，偏偏孙文长期对洪门深信不疑，后来甚至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洪门元帅之职称）！为什么？第十三章则探索另一种迷人的现象：《易经》衍生了风水，而风水这门学问又成为华夏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儒士群中以致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偏偏孙文不信风水。哪怕舆师替其祖父点了一穴墓地名叫“皇帝田”，并说若葬于此则其孙辈必成龙当皇帝，后来孙文果然当了国家元首！孙文仍然不信。笔者曾实地调查过，“皇帝田”确实存在，而且气势非凡，进而推测聪明伶俐的孙文在童年随家人前往扫墓时，早该感受出这一点，为何孙文就是不信风水呢？这是由于他习医后进而科学地看待《易经》，犹如他习医后进而科学地看待《圣经》一样吗？第十二、十三章共同组成第六部分并隐喻曰：“《圣经》和《易经》的异端邪说”。诸如此类的异端邪说，对于本书的主旋律来讲，是反面教材。

第十四、十五、十六章追踪及分析孙文的爱情。在此笔者必须开宗明义地严正声明：孙文那个时代的中国盛行一夫多妻制，所以孙文的追求不但没有触犯当时的中国法律，而且符合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君不见，他的母亲甚至原配夫人卢慕贞都多次劝他纳妾，而他的同侪之中多妻者比比皆是。故笔者给予孙文同情的理解。相信孙文的恩师、虔诚的基督徒康德黎医生对他终身不渝，正是源于这种同情的理解。三章分别题为“求《圣经》得《易经》：孙文与卢慕贞的约”、“求《圣经》得半部：孙文与陈粹芬的情”和“求《圣经》得《圣经》：与宋庆龄的爱”，并共同组合而成为第七部分，隐喻地冠以题目曰：“《圣经》？《易经》？——君子好逑”。国人至今不太愿意谈及孙文的爱情，似乎在替贤者讳，其实完全没这必要。笔者发现，这三位女性先后成为基督徒，也先后受到《圣经》“侍人”的感召而变成名副其实的巾帼英雄。窃以为她们的伟大之处，把本书所及的、为了争夺“江山如此多娇”而“折腰”的“无数英雄”，全比下去！因为她们为了中华儿女的福祉而忘我地扶持孙文的革命事业，贡献不让须眉！若读者认为此言过分，且看接下来的第十七、十八章还发掘了什么。

七、“两经”与孙文从中年到晚年的思想历程

从中年到晚年涵盖第八部分共三章。其中第十七章探索孙文在成败之际，对《圣经》和《易经》的再思考，其目的是融会贯通“两经”以符合国情，并隐喻地题为：“冒险猛进，有勇如螭：孙文对《圣经》和《易经》的再反思”。中学、西学、体用等问题，国人已争论一百五十多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等带头搞洋务运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具体的西化行动。同治帝(1856—1875)之师、大学士倭仁（1804—1871）则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任何西化的举措，认为以《易经》为首的华夏文化远远优越过以《圣经》为首的西方文化。日本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干脆“脱亚入欧”，结果非常成功，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大败清军。接踵而来的1900年八国联军，进一步刺激中国精英倾向于西化，结果是1901年五六月间张之洞（1837—1909）通过其与刘坤一（1830—1902）联名的三道奏折——《江楚三折》，具体化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即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大前提之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遗憾的是：不管用！于是乎有些1919年五四运动的健将就提倡干脆“全盘西化”，没下文。中国仍然在摸索前进的道路。在当前这一关键时刻，钱穆先生的话值得深思：“推敲孙先生政治意见的最大用心处，实与中国传统政治精义无大差违。”此话怎讲？钱先生是否认为先后受西学及中学影响甚深的孙文，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于符合国情的大前提下，把《圣经》和《易经》的精髓掌握得恰到好处？以致他的理想“实与中国传统政治精义无大差违”？

第十八章探索孙文逝世前对《圣经》和《易经》的最后反思。其特殊之处有二。

其一在于该章发现了孙文认为国人不顾一切地要做皇帝，做不成皇帝也必须做大官的思想，是中国政治生态的癌症。就是说，国人不顾一切地要“侍于人”，而不是“侍人”。孙文认为这一癌症是由于国人曲解《易经》“汤武革命”的意思，这与余英时先生后来发现国人把“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强行放进孔子的嘴里的做法，如出一辙——孔子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但中国的读书人总是把此话挂在嘴边，以证明其疯狂地追逐“升官发财”只不过是遵从至圣先师的教导而已！

其二在于发现了孙文谴责某些老是把《圣经》、耶稣等名字挂在嘴边的自称为基督徒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某些西方传教士与某些西方基督徒，通通都是“伪善者”，就像孙文谴责满口仁义道德却不身体力行的儒士是“数千年伪善者”一样。

归根结底，孙文仰慕《圣经》和《易经》原旨的高尚精神，谴责两者所衍生出来的脚镣般的形式：包括《圣经》所衍生的、人为的教规，以及中国的读书人借《易经》等典籍的名义来“贼民贼国”，甚至制造“吃人的礼教”以便“侍于人”。

孙文之身体力行《圣经》和《易经》原旨的精神，赋予“两经”崭新的意义，甚至可说是新的生命力，所以第十九章就缅怀孙文对近代思想的贡献。第十七、十八、十九章共同组成本书第八部分，无以名之，姑且隐喻曰：“孙文对《圣经》和《易经》的再反思、三反思”。

下面是一些技术性的诠释。

“孙文”这个名字是他童年入读翠亨村村塾时，老师给他起的。他与洋人交往时则一律采孙逸仙（Sun Yat Sen）。至于“孙中山”这个名字，则最初是由于1897年秋他到了日本之后化名为中山樵，事缘日本人平山周回忆他与孙文在日本最初交往的片段时说：“总理来京曰：‘昨夜熟虑，欲且留日本。’即同车访犬养，归途过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掌柜不知总理为中国人，出宿泊帖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书（姓）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署（名）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源如此。”后来章士钊将“中山樵”改为“孙中山”，说：“时先生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始也广众话言，既而连章记载，大抵如此称谓，自信不疑。顷之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孙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型，终无与易。”鉴于他本人也从来不自称“孙中山”，而且他在一切汉语公文以及书信上皆用“孙文”之名签署，故笔者决定采“孙文”之名。

此外，为了便于阅读，哪怕本书已经详细阐释过的问题，因为前后交互参照的原因，后文述及时也作简略复述。由此而造成累赘之处，敬请读者体谅。

最后，易中天先生谓其在2013年开始重写的《中华史》，“选票派看了会怒骂、毛派看了会咒骂、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笔者相信拙著将会惹来的麻烦还不止此：某些《圣经》所衍生的基督徒会辱骂，有些《易经》所衍生的国学专家会谩骂。愿与易中天先生共勉！更盼望着读者的批评指点，以便下一本拙著更能“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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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