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财富与贫困》一面世就受到美国学界、商界和社会各界的追捧和讨论，被称为供给学派的代表作，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本书详细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分配和财富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 一流分析。作为一位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作者仍然坚持其一贯的立场和思想：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的作用，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重视生产和供给，特别是企业家的才能；政府应该通过减税而不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中国经济的改革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变，其中的观点、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的理论和实务界都有很好的启示。
乔治·吉尔德，作家、思想家、未来学家、技术预测家、产业分析家、经济学家,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著有15本书，包括《以色列的考验》（2009）、《男人与婚姻》（1985）和《电视之后的生活》（1990）。他还写了《微观宇宙》（1989）和《通信世界》（1999），这两本书被互联网产业新闻博客评为过去25年内前十的科技书籍。他热衷于跑步，是一名风险投资者，并且是西雅图发现研究院的共同创始人。
推荐序
译者序
前言 企业的秘密
第一篇 资本主义的使命 1
第1章 胜利的挽歌 / 3
第2章 经济的挫折 / 10
第3章 馈赠的回报 / 24
第4章 供给学派 / 43
第5章 财富的性质 / 63
第6章 贫困的性质 / 82
第7章 企业家的未来 / 94
第8章 阶级的冲突 / 106
第9章 同财富作斗争 / 118
第二篇 政策的危机 125
第10章 自由主义的道德风险 / 127
第11章 即将到来的福利繁荣 / 137
第12章 种族歧视的神话 / 152
第13章 就业的困惑 / 166
第14章 创造就业的假象 / 181
第15章 拉弗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 / 201
第16章 通货膨胀的状况 / 223
第17章 服务业的生产率 / 244
第18章 增长的必需性 / 256
第三篇 信仰的经济 273
第19章 能动的经济 / 275
第20章 固执的酿造商 / 288
第21章 信仰的必要性 / 302
后记 供给方面的解决之道 / 314
致谢 / 328
出版说明 / 333
注释
推荐序
每个人都宣称自己崇拜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建筑师、诗人、剧作家等。但是，近两个世纪来最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那些极大丰富了人类经验的个人，却常常被诅咒或忽略，他们就是创造了我们现今生活世界的那些企业家。
今天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是1800年、1900年甚至是1950年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些“艺术家”是如何被看待的呢？他们通常被看成强盗大亨、剥削者、寄生虫、污染者和掠夺者。当一家公司达到一定规模，它就会成为政府和无数声称促进“人民”利益的压力集团的攻击目标。
尽管像约翰·洛克菲勒、J.J.希勒、安德鲁·卡内基、托马斯·爱迪生、乔治·威斯汀豪斯、乔治·伊斯曼、亨利·福特、沃尔特·迪士尼、A.P.贾尼尼、雅诗·兰黛、查尔斯·美林、切斯特·卡尔森、比尔·盖茨、雷·克罗克、诺曼·博洛格、迈克尔·米尔肯、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等伟大的创造者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但是商业仍然被看成是肮脏的、不高尚的事业。商业往往被描绘成浮士德交易：商业人士通过吸引我们基本的天性获得成功；他们会受到贪婪的激励并且常常歪曲规则。但是，他们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我们忍受他们缺乏道德的行为。如果你在商业上成功了，你应该放弃或分发你的财富以赎罪。想想“返还”这个词，不是“给”，而是“返还”，这意味着你一开始就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然而，商业和慈善事业是同一块道德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关于满足他人需要和欲求的。即使你被夸张讽刺地描绘成一位商业人士，有钱后就变得拥有腐朽的性格和欲望，但除非你能提供给别人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仍然不能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成功。正如史蒂夫·乔布斯对市场调研时所观察到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消费者购买之前发现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资本主义做了那些大政府拥护者所宣称的他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提升穷人的生活水平，扩大人类的视野，打破人群和国家之间的排外壁垒，鼓励合作、利他和创造，以及让每个人自我提升，就如亚伯拉罕·林肯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应该因为道德的理由而不仅仅是物质的理由，来肯定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作用。这使得乔治·吉尔德的这本《财富与贫困》成为西方文明中伟大的书籍之一，就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裘德·万尼斯基的《世界运转方式》（The Way the World Works）。
《财富与贫困》的初版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时就如现在一样，人们对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怀疑。新版的《财富与贫困》不能更及时了。自20世纪80年代人类生活条件得到超乎寻常的提高以后，自由市场在必须再次证明自己的存在性上是令人沮丧的。政府和它的联盟正在做它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来阻止企业的创造性。正如吉尔德指出的那样：“现代政府假装要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却是一直不断地阻碍其增长。”它们通过无止境的税收、规则和管制使得财富创造者花更多的时间来满足官僚制度的要求，而不是扩大他们的业务或者建立新的企业。通过曲解《圣经》，政府试图使企业家按照政府官僚的想法来改造它们自己。
麻烦在于政府是关于现在的或者是过去的，它们完全缺乏企业家的关于未来的视野。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摆出了前沿改革者、高科技朋友的姿态，然而他认为进步在于把纳税者的财富投入到19世纪的发明，比如铁路或者类似于风车的传统技术（风车实际上是鸟儿的空中断头台，如何成为激进的环保主义者的最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之一）。
经济学家不恰当地把经济学描述成了稀缺资源的配置，经济学是关于资源创造的。例如，石油被看做是一种自然资源。它不是。从其内在特性看，石油仅仅是浓稠的胶状物，是人类的创造力才让这种黏稠物转变为世界必需之物。
自由市场是把稀缺转换为丰裕，把今天的奢侈品变为明天的普通商品和必需品的持续过程。一个世纪以前，汽车是富人的玩物，一辆车的花费相当于现在的10万美元。亨利·福特的流水线使得这个富人的玩物变成了每个工作的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物品，使它成了提高整个世界生活水平的工具。30年前，像鞋盒那样大、电池寿命短的手机要花费3995美元，现在全世界有超过50亿部手机。它们从电话通信发展到了掌上电脑。在美国，即使最穷的人都有手机。
吉尔德了解资本主义的无形性，财富来源于正不断扩大的信息池。最伟大的财富创造源泉是人的思想。企业家不需要用所有的钱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但是他们能够继续掌握他们所创造财富的原因，是他们在资本运作方面——而且能为我们大家的利益翻番——会比政府官僚运作得更好。
现在最麻烦的两个领域——教育和医疗保险，对自由企业来说拥有最小的自由度。
在新版《财富与贫困》中还讨论了当代一个迫切的需求：稳健的货币。稳定的货币传达无成本的信息给企业和消费者。破坏货币价值的政府就相当于破坏你电脑里信息的黑客。
你在掌握《财富与贫困》一书见解上所花时间的投资回报，会大大超过你在最好IPO上的投资回报。
史蒂夫·福布斯 译者序 乔治·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一书于20世纪 80年代初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一面世就受到美国学界、商界和社会各界的追捧和讨论，被称为供给学派的代表作，也是美国里根政府政策主张的主要思想来源，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经济滞胀的困扰，而当时占主流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对此显得束手无策，于是各种西方经济思想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和提出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当时有大量的学者对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做了介绍和分析，涌现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其中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详细阐述了供给学派的资本、分配和财富理论，被誉为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在书中，吉尔德坚持和发展了“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强调财富来源于生产和企业家的创新和冒险，而贫困更多来源于政府错误的政策和福利制度。因此，要保证经济的活力，必须降低税收，提高企业投资积极性；要减少政府的管制，鼓励企业家要有冒险精神，激励资本家承担风险；政府应该保证币值的稳定，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
吉尔德和其他供给学派学者的思想深深影响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但经济和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随着IT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金融行业的日新月异，“金砖四国”的迅猛崛起，世界经济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但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似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让大家对市场经济又产生了怀疑，政府该如何发挥作用也引起了更多的探讨和思考。
面临这些新的情况，吉尔德用新版的《财富与贫困》一书给出了他的思考和答案。新版的《财富与贫困》脱胎于旧版，整体框架没有做大的调整和变化，但是在很多材料和细节上都做了调整，特别是对2000年后美国的经济问题，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货币政策、奥巴马的经济改革，都做了相应的讨论。当然，作为一位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仍然坚持一贯的立场和思想：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的作用，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重视生产和供给，特别是企业家的才能；政府应该通过减税而不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在新书中，吉尔德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更加突出了不确定性、风险、信息对经济中的微观主体：消费者、家庭、企业和企业家、政府的不同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总体影响。
中国经济的改革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变，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审批权、机构改革、营改增激发企业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同供给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在这个时候重新引进和翻译供给学派的代表作《财富与贫困》就显得更加适宜，其中的观点、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的理论和实务界都有很好的启示。
当然，吉尔德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在书中多少存在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在所难免的。请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加以注意和辨别。
《财富与贫困》是一本思想深刻，同时文字也比较晦涩的书。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查阅了很多资料，也参考了储玉坤、钟淦恩、杨思正等翻译的老版本，在此表示感谢。即使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错误仍然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这本书的翻译是西南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所的多位师生共同完成的。参与翻译的有：第1～4章陈晓玲、陈登科、查成鹏，第5～9章贾男、马俊龙，第10、11章李毅、雷治华，第12～14章李毅、黄兆君，第15～18章李毅、万儒韬，第19～21章贾男、陈建吉。全书统稿由李毅完成。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编辑们的辛苦工作。
译者 2015年2月6日
前言
企业的秘密
初版《财富与贫困》出版30年后，当我震惊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我发现自己再次全身心地投入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这些中心主题的研究。回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动荡岁月，卡特总统摇起了令全国不安的白旗，德黑兰依然敌视，油价和金价响起了绝望的警报，美国银行走到了资本倒转产出曲线的下行段（在短期市场上高价借入，而在长期的债券和抵押市场上便宜借出），苏联在石油财富上迅速致富。
我承认，以上事实是通过比较资本主义的胜利得不到回应的。甚至连欧文·克里斯托，这位最雄辩和最深刻的自由企业的捍卫者，也只能写出《为资本主义的两次欢呼》（TwoCheersforCapitalism）。《财富与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克里斯托的回应。本书提供了对供给学派基本原理的详尽解释，这也是克里斯托想清晰表达的。
我曾写道，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实践的成功，是“所有最差制度中的最好一个”，是慈善者和管制者认为的退而求其次的妥协，而且众所周知，“是被新政所拯救的”。它更是人类创造力的最高表述，是思想克服物质力约束的经济体制。它是一种不断创造的动态力量，使人类商业活动更加丰富并且成本螺旋式下降。在我的供给学派同伴所共享的主要见解中，《财富与贫困》认为税收是一种关键价格——收入和投资回报的价格，当税率降低时，它能产生递增的收益。
递增收益的来源即使在供给学派学者之间也存在争议。一些人隐含地接受了关于刺激和反应的“斯金纳箱”式的经济行为模式，低税率会给予更多工作和风险承担以回报的刺激，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一个成功的经济更多是由畅通无阻的信息流，而不是由尖锐的激励所驱动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套激励制度，更是一套信息系统。递增的收益不仅来源于胡萝卜和大棒的制度安排，更来源于具有生产性知识的发展与应用。
把注意力集中在激励而不是信息上，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会支持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这样一种思想。但实际上，贪婪会使资本家寻求政府的庇护和补贴，这会让企业家的工作性质发生变化和变得没有意义。不是激励和回报的加强而是信息和知识的扩展，才产生了经济的增长和进步、企业的盈利和政府的收益。
对知识竞争性的追求不是自相残杀的达尔文式的争斗。在资本主义社会，赢者不是吃掉失败者，而是通过信息的传播教会其如何获胜。自由经济会走上双赢和相互学习的上升通道，而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其中成功者所得是以失败者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是依靠贪婪而是依靠企业的黄金法则：别人的好运也是你的。黄金法则是这个制度的道德核心，被用于国内和国际间的交易和商业中。
我的一个灵感来源是理查德·波斯纳，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的教授。我引用他的话，其大意是说资本主义是内在的趋于利他主义的，是有满足他人需要的倾向的，这种思想最初在我脑海里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很快就贯穿在我的书里了。他写道：“因为如果不能理解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和需求，那么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就无法取得成功，因为利他主义的培养能促进市场的有效运行，所以市场经济……也能培养出同情和慈善，而不会毁掉个体。”
我从波斯纳手中接过“利他主义”这面禁忌旗帜，并摇曳在供给学派队列前方的后果是，在麻省的剑桥福特大厅论坛上，艾恩·兰德在她上次所做的公共讲座中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反对我的观点。但是，她对于基督教的利他主义一直怀有不可调和的敌意，一部分来源于她简单化的无神论，一部分来源于她看不起假装虔诚的牧师貌似平等的喋喋不休。
目前，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处在周期性地厌恶和反对资本家的“贪婪”和浪费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宣称现在是个零和社会，富人所赢得的一定是榨取了穷人和中产阶级。令人敬畏的耶鲁牧师威廉·斯隆·科芬，也抨击资本家对贪婪本性的放任和对环境的破坏。霍华德·津恩和诺姆·乔姆斯基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取代美国印第安社会，声讨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重要的是将弗朗茨·法农的作品介绍给了未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引导学生关注西方对整个第三世界的心理殖民和霸权式掠夺。
甚至除了左翼的精英知识分子和学者以外，全球的知识分子都普遍认为，对有益的资本主义丰裕的攻击已经接近尾声。随着罗马俱乐部绘出了倒转的曲棍球棒曲线图不断向下的部分，似乎每样东西都在减少、变弱和耗尽。约翰·霍尔德伦，现任总统奥巴马的科技顾问和气候专家，曾经在伯克利哀叹全球人口爆炸。在和保罗·埃利希以及安妮·埃利希合作的《人口爆炸》一书中，约翰·霍尔德伦主张在水供应中增添绝育物品以控制人口增长，他预测在2000年世界就会陷入全球性的饥荒。
就这样，我们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津恩已经过世，但他的美国历史畅销书仍然弥漫在校园激进分子的言论中，美国就是被压迫的奴隶、受害的印第安人和被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生活之地。零和的不平等及应用等思想继续充斥在媒体上。国会仍然沉溺于静态的会计准则中，仍然认定削减税率不会改变经济行为。在这种模型中，扩大税收收入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富人”的税率。
供给学派的先锋政治家杰克·肯普已经去世了。他的顾问裘德·万尼斯基，供给学派主要教科书《世界运转方式》的作者也去世了。接过火炬的是肯普以前的学生保罗·雷恩，他现在是美国共和党主要的预算专家和策略家。在里根时代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中忠实的坚持者有艾伦·雷洛兹，在他的著作《收入与财富》中智胜所有的需求学派学者；还有压制不住的亚瑟·拉弗，他以拉弗曲线闻名（低的边际税率会产生更多的收入）；还有不屈不挠的、精明的、具有感召力的斯蒂夫·福布斯。随着里根资助布鲁斯·巴特利特，供给学派以前的很多盟友都远离而去，但是戴维·斯托克曼、马丁·安德森和保罗·罗伯特都坚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弥达斯宣誓，他们都声称较低的税率能带来较高的收入。
“让野兽感到饥饿”是保守主义经济的新咒语，“紧缩预算”是为了繁荣的新指令。“储存你所挣的”被看成更低税率的道德基础。保守主义者还在力促更低的税收，但是他们不再知道怎样为自己辩护，同时他们也感到心烦意乱，因为他们支持紧缩经济，主张削减赤字，这和供给学派有关富裕和创造力的观点是相抵触的。
除了必需的防务费用以外，实际上仍然不能削减开支，保守的领导人暗示美国的危机仅仅是预算错误，但这个错误可以通过国会的平衡预算法案来修正。但是，自由主义政府受制于不能提高税收，只能通过利用命令和管制来达到有效的征税水平，这会给企业带来更消极的影响。由于不能增加支出，自由主义政府只能授权私人支出或者在它们中意的行为上提供税收返还。在二氧化碳抑制上的税收返还和授权与其说是政府支出，还不如说是在二氧化碳抑制或回收上的拨款。
这10年在预算问题上投入的注意力越来越多，从现在起也就意味着自由主义政策用各种各样僵化的税收和管制手段已经不能影响我们的经济，这些政策只会用大量的规章和欺骗、价格控制、歪曲的社会政策和法规来摧毁我们的工作和家庭。注意力集中在预算问题会掩盖持续不断的大面积的环境破坏问题，这都是陈旧的风车、酒精作坊等带来的。这会忽视由于宣传运动和傲慢的“庞式骗局”造成的学校质量的不断恶化。这也把注意力从无效的医疗保险体系中转移开来，这种保险体系是一种遍布50个州的错误保险，这种保险由于要照顾每个人的弱点和满足每天的需要而失去了保险应有的本质（给予补偿的不是保险而是政府的过度扩张）。
最重要的是，对预算的关注掩盖了对贫穷家庭持续不断的批评。这种预算制度使妇女和儿童处于福利国家，使两代黑人男孩处于治安国家。大约70项计划每年会花费将近9000亿美元在不能抚养小孩的单亲家庭上。直接的后果就是，今天1/3的35岁以下的黑人男性在监狱中，或在缓刑中，或在潜逃中。更甚的是，正如查尔斯·默里论证的那样，这种危机也在快速地吞噬白人家庭。男性工人无法抵挡福利国家提供给未婚人士闲暇时间的诱惑。就像菲利斯·施拉夫利指出的那样，婚姻破裂所花费的钱已超过国防了。至于国防，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预算偏误上，而不是集中在靠男女通用的仪式和社会实验、全球化合作等方式凝聚我们军队的运动上，这削弱了美国的核能力和国内防卫能力。
尽管如此，左翼人士仍然困扰于《财富与贫困》的残留影响力和里根时代的镀金岁月。里根总统使我成了在世作者中他引用最多的作者。乔纳森·蔡特是《新共和党》杂志（这是一本左翼上层的社会读物）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在两年前，乔纳森·蔡特写了一本叫作《大骗局》（TheBigCon）的书来讲述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巨大影响，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本书愚蠢的就像个骗局，而且完全缺乏社会可接受的学术支持。
蔡特描述我是——也许在谈到他时我比较自私——“疯狂的……一个狂想者和江湖骗子”，甚至是“到处乱叫的政客”。原来，只有部分我挑选的股票和私人投资在2000年股市的互联网崩盘中存活了下来（并且在另一个11年里的表现继续超过市场，具有价值）。我理解《新共和党》里的人们更喜欢经验丰富的或者是继承的财富甚于无味的没有补助的风险投资。即使如此，我还是顽固地违背无性论的崇拜标准，嘲笑气候变迁恐慌论的“科学”，赞成意识和大脑被禁止的二元论，并与发现协会合作批评我称为“物质迷信”的达尔文式过度扩张。实际上我祝贺以色列，认为它应该更大，而不是像蔡特的同事认为的那样应该更小。我想我是真的不适合《新共和党》。无论如何，1974年以来我从未如此奇特荣幸，因为我的一本关于家庭生活中性角色中心地位的书，我被美国妇女组织称为“年度令人不快的人”的雄性沙文主义者。
除了蔡特的愤怒，美国的左翼组织似乎特别着迷于反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任何残留的思想。《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和托马斯·弗里德曼显示出对挖掘凯恩斯陈旧思想过度兴奋的和万事俱备的热情，他们在《纽约时报》的主要版面中复活着1936年新政时期的祈祷书。
装 帧：平装
页 数：332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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