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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经历了30多年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艰难探索，其中经历了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社会转型组合而成的巨大工程，从而形成世界上独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如何评价中国经历的多重转型之变革？尽管西方对中国不断发出多种唱衰预言，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但都遏制不了中国的崛起，更不能替代全球学者对“中国现象”及现代中国的研究热情和客观评价。
著名学者保罗·乌里奥数次到中国访问，对中国这场伟大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分析，这成为他研究和评述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的重要认识来源。他在本书中以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性的综合分析框架，对历史的中国、当代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中国制度变革的各个阶段进行了历史比较，并进行同时期的国际比较，客观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政治决策逻辑，以及如何汲取历史经验，确立更为适宜的发展目标，从整体层面全面客观地阐释中国如何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迅速走向富民强国的新长征之路。
保罗·乌里奥，瑞士日内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97年开始从事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1998~2003年，他组织并指导了中国和瑞士政府联合举办的“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该项目共培养了400多名中国高级公务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掌握公共管理的现代工具。
序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
前言
中文版前言
第一章 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重要性
第一节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
第二节 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文化
结论
第二章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
引言
第一节 邓小平改革战略的根本
第二节 邓小平的改革内容
第三节 邓小平改革的成果
结论
第三章 正确认识并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引言
第一节 重新平衡中国社会：总的前景
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保障：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结论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引言
第一节 了解中国的权力系统
第二节 是否存在中国道路：寻求功能相同的机制
结论
结论 中国如何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注释
序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
胡鞍钢
中国的改革是由几个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的社会转型过程所组成的，包括：经济体制转型，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指农业劳动力占70%以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向以非农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从极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变；从极度贫困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转变；从极其封闭的经济和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经济和社会转变；从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转变，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简称“中国之路”）。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国经历着中国这样的多重转型过程，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较成功地避免了政治上的剧烈动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以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从中国的现代历史来看，也没有哪一个时期经历过长达30多年之久的“天下大治”、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中国恰恰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国际经验可鉴、没有现成理论可用的条件下，本着务实主义的原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不断地驶向“彼岸”，尽管中国的多重转型过程远未结束，也没有完全成功，但这本身已经是中国发展的奇妙之处。
研究现代中国，本质上就是要真正了解、深刻认识和历史总结中国社会多重转型的动因、历程、得失和前景。对这样规模巨大、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的认识和解读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众说纷纭，甚至相互冲突、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人们研究中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方法，因此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管是哪一种结论，都要接受中国社会的实践检验和中国转型的历史检验。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曾经热闹一时的论点自然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尘埃，只有极少数的认识和观点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能够成为历史的真知灼见。
现在有关中国的研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波学术研究热浪，但是这股浪潮下充斥着众多吸人眼球的观点，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衰败论”“中国脆弱超级大国论”等。我认为这些观点还局限于对中国的观察和猜测。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所说，“美国‘中国通’（sinologist）的记录一向不良”。这可能是因为绝大多数美国的所谓“中国通”都不能准确地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但这也并不奇怪，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在中国国内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有着30多年研究现代中国（国情）经历的人也是深有体会，为此我把研究现代中国比喻为读一部“天书”，实在是难以读懂。因为中国实在是规模太巨大、情形太复杂、变化太莫测，我们不可能是“事前诸葛亮”，能成为“事后诸葛亮”就相当不错了。现代中国研究也因此远比人们想象的难得多，复杂得多。
毛泽东在《实践论》（1937）一文中提到，“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1真正做到“全面认识中国、深刻理解中国”，只做观察家是不行的，要深入中国社会去了解与实践，这对许多国外的研究者的确比较困难。
我在1998年结识了保罗·乌里奥(Paolo Urio)教授，当时他应中央组织部培训中心主任陈伟兰（陈云之女）邀请，给中国地方官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这对于当时的国外专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保罗教授的讲授很成功。对保罗教授而言，中国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国家，如此让他着迷，令他深深向往，他从对中国的观察之中渐渐地萌发出一个要读懂中国、写出中国的想法，那时的他就草拟了一个写作框架。近年来，保罗教授每年都来中国各地访问，我也曾多次陪同他走访中国各地，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并为他解读正在发生各种变化的动因，我们成为知己，我向他推荐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和访谈，这也成为他完成这本书的主要认识来源之一。
以往的现代中国研究类书籍都是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而保罗教授这本书则是构建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综合的分析框架。
我们应当如何研究当代中国？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我的观点是，“不仅要看树木，也要看森林”2；不仅要看今天的中国（当今的中国），也要看昨天的中国（历史的中国），更要预见明天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不仅要看中国自身，也要进行国际上的横向比较，从外部看中国。
保罗教授十分务实地描述了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决策逻辑，怎么延续上几代执政经验、吸取教训，确立更为适宜的发展目标，制定更为可行的政策。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最终发展目标都是“富民强国”。例如1956年，毛泽东明确提出用50年（指到2006年）、60年（指到2016年），在钢铁产品产量方面追赶和超过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提出“超英赶美”）3，毛泽东更强调的是“强国”目标；1979年，邓小平又提出“富民”目标，最典型的就是“小康社会”构想4。尽管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富民强国”的目标是比较一致的，但他们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不尽相同，本书将中国发展战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是毛泽东和华国锋；第二代是邓小平和江泽民；第三代是胡锦涛。每一代的发展战略既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也有局限性和负面作用，从而构成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新一代领导人总结学习上一代领导人的成功经验，在实践中检验发展理论，适应性调整战略，不断创新。在人力资本上也有继承性、传递性和渐进式的过渡。
中国的发展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改革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战略，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既来自对发展环境变化的调整，也来自对发展挑战的回应，由此，进一步的社会实践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性，也暴露和显示了发展战略的历史局限性。例如，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又纠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制定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历史遗产（经济基础、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明显改善的健康和教育基础、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等）。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突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1993年，邓小平在与他的弟弟邓垦谈话时已经认识到发展主义的局限性：“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5保罗教授在书中分析了这种战略的局限性，以及不平衡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乡村间的差距、难以有效执行市场机制后的消极后果、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等。
江泽民时代就开始完善全面发展战略。他先后提出：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1996）；保护耕地，提高防洪抗灾能力（1998）；治水战略（1999）、湿地保护战略；加快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发展（199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5）；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5）；鼓励原始性创新（2001）。同时不断调整发展战略，如就业是民生之本（2002）。
作为第三代发展战略阶段，胡锦涛在继承邓小平、江泽民政策路线的基础上进行了阶段性调整与创新。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相继提出了“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坚持问题导向，体现目标导向，既总结以往的国家治理经验，又全面改革创新，形成了具有新时期特色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2016年全国“两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十三五”规划。“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指引中国发展的战略设想，其中创新发展是针对发展动力不足与转换，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高质量增长；协调发展是针对中国发展不平衡性问题，实现发展的协调性和整体性；绿色发展是针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突出矛盾，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开放发展是针对内外开放与发展的联动问题，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共享发展是针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增进全体人民福祉。这五大发展理念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以及2020年之后共同建设共富社会，惠及近14亿全体人民，提供了十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基本路径。
中国的“三代发展战略”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展开的。毛泽东的做法是发展国家主义，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排斥私营经济参与，同时也排斥社会参与。邓小平的做法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国家垄断，允许私营经济参与，打破对外的封闭，积极引入外资，同时给社会发展有限的空间，允许基层公民选举。江泽民进一步扩大经济改革，把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目标，加快了经济市场化进程，让政府职能更多地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也为社会各类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胡锦涛与时俱进，重新整合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
作为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国家、市场和社会仍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关注的重大议题。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了“两手合力论”，要求尊重市场规律，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实行科学管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他还创新性地提出了“三只手合力”论，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积极性，尽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这就为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合力。
中国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政治优势，即邓小平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6。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而公共资源占世界的比重要小得多，又要提供最大规模的公共产品服务，因此没有一个有效的负责任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就无法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指公共财政、公共投资、公共政策），就不能办成许多“大事”，也无法发挥巨国的规模效应。中国在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通过民主与集中的方式做出政治决策，在发展中不断地应对各种挑战与危机（如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
坚持发展人民社会，调节和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之一。党和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包容不同的意见，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平衡各种利益，处理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关系，对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提高少数民族的发展能力，加大对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保护不同民族文化特性。在由十几亿人口、56个民族组成的中国社会，要发展一个和谐的、平等的、团结的公民社会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没有成功的案例，这就需要在社会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中国寻求的现代化繁荣之路是万里长征的又一个新阶段。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新中国成立，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71962年，他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时间。8他已经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社会，要实现这样的宏大目标就是一个万里长征。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设想(1980～2050年)，即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把中国带上了追求繁荣的万里长征。9习近平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把中国实现复兴的夙愿置于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宏大叙事之中。正如习近平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0虽然现在我们还走在长征路上，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将一以贯之地引导我们走向繁荣，这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万里长征”。
装 帧：平装
页 数：254
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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