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美）戴维·贝尔加米尼（David Bergamini）著
译 者：王纪卿
出 版 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定 价：108.00
I S B N ：9787513912068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中国史
标 签：历史 世界史
《天皇与日本国命》是一部长篇政治历史著作，论述了日本裕仁天皇是怎样领导一帮军国主义分子制定全球战略，策划和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战争和侵华战争的。
本书用大量第一手资料，重新呈现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美军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和在东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等重要史实。并通过对日本天皇历史和裕仁成长经历的回顾，剖析了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日本国粹神道教，地缘地理及文化特征，贻害世人的皇民教育，等等。旨在说明，裕仁绝不是像人们塑造的那样是一个受历史愚弄的被动的上当者，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独裁主角，是日本的主宰。
本书资料丰富翔实，写法具有特色。作者从分析人的行为的价值观去把握历史事变的内在原因，这样的努力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全书行文如行云流水，叙事有声有色，用史话体向读者讲述了日本的演变。因此，该书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同时具有相当的通俗性和可读性。1971年出版后，颇受读者的欢迎。
戴维·贝尔加米尼（David Bergamini），美国记者、作家。1928年出生在日本， 1937年初随父母自日本来华。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目睹了日本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感到万分震惊。1939年，其家人和其他外国人一起被遣散。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作为美国侨民，其全家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与虐待，几乎丧命。他的一个哥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1944年在菲律宾被日军用机枪射杀。1965年，他开始着手撰写这部长篇政治历史著作。1971年出版后大受欢迎。
（上册）
引言
致读者
第一部 战争的报复
第一章 南京暴行 // 003
第二章 原子弹 // 042
第三章 战败 // 098
第二部 天照大神的国度
第四章 天皇世系（公元50—1642） // 159
第五章 佩里的到来（1642—1900） // 185
第三部 青年凯撒
第六章 裕仁的童年（1900—1912） // 229
第七章 皇太子裕仁（1912—1921） // 243
第八章 摄政王裕仁（1921—1926） // 277
第九章 天皇裕仁（1926—1929） // 293
第四部 破釜沉舟的满洲
第十章 海上强国（1929—1930） // 319
第十一章 1931年3月 // 337
第十二章 占领奉天（1931） // 347
第十三章 美元骗局（1931—1932） // 364
第十四章 虚假战争（1932） // 385
第十五章 暗杀统治（1932） // 396
第十六章 被弃之国（1932—1933） // 434
（下册）
第五部 整饬军纪
第十七章 北进还是南进？（1933—1934） // 003
第十八章 机关乎？神乎？（1934—1935） // 031
第十九章 1935年的清洗 // 054
第二十章 二月兵变（1936） // 070
第二十一章 镇压（1936） // 084
第六部 亚洲三雄
第二十二章 让苏联中立（1936—1939） // 105
第二十三章 加入轴心国（1940） // 146
第二十四章 消极抵制（1940—1941） // 168
第二十五章 近卫的最后机会（1941） // 202
第二十六章 珍珠港（1941） // 221
第七部 大决战
第二十七章 南 进（1941—1942）// 271
第二十八章 衰落的帝国（1942—1944）// 344
第二十九章 本土的陷落（1944—1945） // 403
尾声 新衣 // 445
参考书目 // 479
引 言
手头这部著作重新考察了我在司法职位上探讨过的一个历史领域。我曾先后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席法官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法官，那时由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十一名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特别法庭，自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开设于东京，而我是首席法官。对那两年半的审讯工作，连日本本土媒体都因其公正而加以赞扬；审讯之后，特别法庭将二十五名日本战犯判处死刑或监禁，其罪名是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并要对通常的战争罪行，即其部属犯下的暴行承担责任。
当大卫·贝尔加米尼的手稿《日本天皇的阴谋》送到我的邮箱时，我欣然将它拿到手里。该稿作者兼有记者和学者的资质，对原始文献进行过多年研究，因此，我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现在读了他的劳动成果，我发现自己的期望被超越了。
《日本天皇的阴谋》是一个巨大的成果。我很少读到这样的历史著作，能把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史实编撰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话，同时逻辑井然，明了易懂，对历史过程的性质提出具有挑战性的论点。作者坚持将历史视为男男女女的行为，而非处于复杂的社会压力与经济压力下的暗箱操作，这是很新鲜的观点。也许这部著作需要经过若干岁月才能在学者的评价中得到其恰当的地位。对讲英语的公众而言，其中的多半信息都是新鲜的，而某些解释肯定会引起争议。然而，我断定本书具有最高的意义，会使西方人对东方历史的看法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补充并完成了我曾担任庭长的那个特别法庭所作的裁决。确实，本书证明，法庭的各项判决确实是根据罪证作出的，而且本书提出的罪证比控方提出的罪证更令人信服。这毫不足怪，因为审讯开始于1946年5月3日，距日本投降才八个月而已，而作者所使用的大部分原始材料于1960年以前在日本还是无法加以使用的能获得利用。特别法庭的法官曾断定，还有大量的证据来被控方或辩方提出，而检控方或辩护方又未能很快获得这些证据；而且，特别法庭本身也无权按自己的意愿下令调查。
手头这部著作不符合特别法庭在鉴别天皇这一角色时所掌握的事实。贝尔加米尼先生从裕仁廷臣的日记中摘取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细节，认为天皇要对两件事情负责，其一是批准日本在1941年对西方的攻击，其二是怂恿军方发动这一攻击。我可以对这个观点予以置评而无采取庭外行为之嫌，因为天皇并没有出席特别法庭受审。
特别法庭采用的是英美审判法。12个世纪以来，这种方式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十分奏效，似乎能够保证获得公正的结果。不过，在英美法学中，提起控诉的权利仅仅属于检控一方。特别法庭的控方起诉了次要的日本领导人，但特意将天皇置于特别法庭的司法权之外。
在庭审开始前，我认为天皇作为一个绝对君主，明显应为批准开战负责，我应本国政府的要求，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我补充说，如果天皇受到控告，我将会取消自己的法官资格，因为这个建议是我提出的。庭审中提出的证据证实了我先验的判断，表明天皇确实批准了战争，因而应对它负责。
到了给被告判刑的时候，天皇角色的问题就成为一件大事了。鉴于被告不过是奉命行事的臣属，鉴于他们的首领逃过了审判，在判刑时就不得不考虑大可减刑的因素。检控方的证据留下了余地，令人相信天皇是不情愿地批准了战争。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个证据，但它在从事鉴定时具有若干价值。
在天皇内大臣木户侯爵的日记中，1941年1月30日的那一篇表明，天皇有些犹豫地批准了战争。这篇日记还表明，天皇之所以犹豫，并非因为热爱和平，而是担心失败，不过这种担忧被海军大臣和海军军令部部长驱散了，他们做出了天皇所说的“完全令人满意的保证”。
1941年的日本首相东条将军，是这次审判中的被告之一。他首先作证，声称他从未违反天皇的意愿行事，后来又回到被告席上，声称他曾竭力奏请天皇批准开战。他这两次的证供恰好印证了木户侯爵的那篇日记。
海军大将冈田，1936年在首相任上险遭军人极端分子暗杀，他提供的证词，大意是说天皇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倘若天皇置身于被告席上，那么冈田的证词定然会被接受为开脱之词，因为它可说明天皇的一般人品。
由于特别法庭无权决定天皇在何种程度上有罪或无罪，这些微小的证据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检方却打开了一扇怀疑的大门，使人们不相信被告有权犯下其受到指控的罪行。为了避免不公平的判决，我建议对所有被告都不处以极刑，而是将他们监禁在某个艰难的环境里，或监禁于日本以外的若干地方。尽管如此，被告中仍有七名被判处了绞刑。
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复审上诉判决时采用的尺度，我不能说这些死刑判决是明显过重了，所以我没有坚持自己的异议，于是既对一些人宣判了死刑，也对另一些人宣判了徒刑。
本书再次使我相信，除了绞死松井石根有可能量刑过重以外，对其他人的判决都未有失于公正，而那些被处以绞刑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曾强烈反对一些杀戮和暴行，但是他们的确应该为很少或根本未曾加以制止的肆意杀戮和野蛮暴行负责。关于天皇本人，在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政府中，在政治的高层，已经做出了对他不予审判的决定。我应本国政府的要求就天皇问题提供意见，我建议此事应在政治或外交层面进行处理。
若干民主政府结成同盟，付出生命和物资的巨大代价，向一个专制政府开战，然后却让这个政府的最大独裁者留在领袖的位置上，是未免令人感到奇怪的。但裕仁不仅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象征。不论他作为个体是多么罪有应得，但他仍是其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1945年，多数日本人相信，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割的，必须生死与共。
我在东京担任法官的三十个月中，我常常被证人们对日本天皇的关心与敬畏，为他们在答辩案件时的认真态度和正直感所打动。有时我会自问：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日本在1941年诉诸战争？我在辩护人有力的辩论中听出了许多合理性和减罪的理由，他指出日本是一个九千万人的弹丸小国，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可耕土地，而又受到外界严厉的贸易约束与限制。我思索着如果美国和英国身临其境会作何反应，而两国的人民实际上又会要求政府作何反应。
美英若处在日本1941年的处境下，很可能会诉诸战争。我回想起丹尼尔·韦伯斯特在一个世纪前向伦敦律师协会发表的一篇演说，这位著名的美国法学家在此次演说中称赞弹丸之地的英格兰扩张成了一个大帝国，其原话如下：
其晨鼓伴随旭日响起，与时俱进，以英格兰连串而不间断的尚武旋律环绕地球。
扩张并不完全是和平谈判的结果。
直到20世纪为止，发动战争的权利一直是各国行使的主权，除了担心失败以外，没有任何障碍。失败者割地赔款，骑士制度的粗暴法则用于判断国际是非。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致力于协商战争行为的准则，协商国际法的原则，以用于审判发动战争的国家。终于在1928年，六十三个国家签署了《巴黎非战公约》，谴责在非自卫情况下以诉诸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日本是签字国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政府特别通知签约各国：日本是以天皇陛下的名义签约的，而非像其他国家那样以本国人民的名义签署。
《巴黎非战公约》中并未明确规定，若有签约国破坏条约，该签约国的战争领袖应该承担个人责任。一些有名望的国际法学家认为，该公约并未强制规定个人责任。然而我不能说，批准这样一份即便在遭到违反时也不会有个人受到惩罚的国家法，是这六十三个国家的徒劳无益之举，其中一些国家是在为其国家利益做了多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签署这份公约的。无论如何，日本在1945年9月2日以裕仁天皇名义签署的投降书中明确承认，同盟国有权以破坏国际法的罪名审讯单个的日本战争领导人。天皇内大臣木户侯爵1945年8月的几篇日记表明，裕仁明白“战争罪犯”包括所有对战争负责的人，甚至可能包括他自己。
简而言之，特别法庭在开庭时的法律立场是：如果说依照《巴黎非战公约》和日本的降书，日本犯有侵略战争罪，那么，其军政和其他方面的战争领导人应负个人的责任。日本所能提出的唯一辩护是“自卫”。特别法庭考虑了这一辩词，然后加以驳回；这个辩词无法成立。日本攻击了泰国、菲律宾自治邦这样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未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总之，日本发动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国家行为，对国家行为而言，惯常的惩罚是赔款或割地；这是一种国家犯罪，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可以认定日本战争领导人和罪犯一样犯有罪行。
在聆讯、辩论两年半后，特别法庭有了这样的认定。我们宽严并举，在面对的二十五个罪案中，发现十八个罪案有充足的减罪理由，于是对被告仅处以徒刑。对另外七个罪案，特别法庭判处了极刑，因为证据表明，被告不仅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而且应对其领导行为负责，这种领导行为纵容了在其他情况下能够做到纪律森严的日本军队在战斗前线之外的区域犯下抢掠、奸淫和屠杀的罪行。
不言而喻，贝尔加米尼先生的观点是，如果不连天皇一起审判，就不该将任何日本领导人处死。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仍然能够对它产生同情。根据贝尔加米尼先生的说法，天皇对于现实有一定程度理论性的、科学性的、与世隔绝的理解。这位作者说，天皇可能并非傀儡，而是其聪明能干的人民的强健而睿智的领袖。不过，他所在的层面高于他的一些大臣。他似乎是个爱国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人民的福祉行事。在1941年以前的几十年内，他可能就扮演了鹰的角色，并策划了对西方的战争。但我怀疑，假如裕仁在1946年至1948年间坐在被告席上，我对他品格的重视，会超过对日本其他大多数战争领导人的重视。的确，裕仁作为政治家的价值，从他国家今天的地位中显露出来，这个国家在他的统治下，通过使自己成为地球上的第三工业强国，对战争做出反应，并遭到了战败。
一个罪犯，只要提供对同犯不利的证据，或以另外的方式协助法治，总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宽大处理。裕仁的情况也是如此。他逃脱了起诉的威胁，摆脱了战败的屈辱，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他作为绝对的君主，维护其最高权威，结束了升级为核战争的敌对状态。不错，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日本被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震得摇摇晃晃；但他这么做是冒着某种个人风险的，正如贝尔加米尼先生的叙述表明的那样，看一下他讲述的1945年8月14日至15日夜间在皇宫之内及其附近发生的那些怪事就会知道了。
贝尔加米尼先生举出了一个有力的事例，使人们相信裕仁曾阴谋策划要引导日本去征服亚洲。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天皇值得拯救的那种感觉，就有见利忘义和玩弄阴谋之嫌了。但作者对裕仁的明显钦佩也有这种嫌疑。而经杜鲁门、丘吉尔、艾德礼和斯大林这些观点完全不同的政治家一致同意豁免天皇的决定，或许也不例外。
裕仁是日本人，他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海岛世界。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发展。人类学家、诗人、牧师和外交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经过研究，发现日本人的世界具有独特的逻辑和独特的美。如今，贝尔加米尼先生在长期研究第一手文献之后，展示了那个世界的政治层面。他以简明易懂的西方语言来阐述，但他成功地反映了日本人的观点。在掩卷之时，我深信，任何一个在日本皇宫中长大的日本人，都会试图去干裕仁干过的事情，而只有少数人才会干得如此出色。总之，裕仁尝试了战争，差一点儿取得成功，他比任何日本人都更有资格受益于战败的教训，领导他的人民向新的方向前进。
为了引导读者认识这一点，贝尔加米尼先生对日本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据我的经验，这是一件新鲜事。一方面，他如同冷静而精明的谋士，抛弃了战时对日本人的痛恨；另一方面，他如同狂热而情绪化的粗心人，坚决反对战后为日本人辩解。在贝尔加米尼先生看来，日本人总是有理性的，并且成功地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少得可怜的物质资源，让世界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可爱的父母和孩子，为一种对他们而言充满了温暖和慰藉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它包括铺着草席的地板、热气腾腾的浴桶、背光的纸糊门窗、小萝卜泡菜和蒸米饭。我在东京的那些岁月里从未尝试过这些日本风味，但贝尔加米尼先生几乎使我为此而后悔。在阅读他的书稿时，我感到自己竟然完全代入了他故事中的那些角色，以至于期待他们的事业获得成功。
贝尔加米尼先生肯定日本的价值和日本的成就，而毫不勉强，所以他必须重新解读日本的历史。他的著作不仅对1945年前后的事件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而且对公元50年以来的发生的很多事件提出了新的看法。我发现他的见识有着非凡的一贯性和说服力，而我则只能说：“看官，请读下去。”
威廉.弗勒德.韦伯勋爵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第一章 南京暴行
忏悔的神社
从东京沿海滨下行约五十英里，有一片翠绿的山坡，生长着枝节扭曲的松树，布满风化的岩石，坡上矗立着一尊大过真人的佛教慈悲女神观音像。观音的目光越过以公共澡堂与妓女而著称的海滨度假胜地热海的蓝色海水与白沙，朝西南遥望着中国。观音像是由黏土制成粗坏再烧制成泥金釉的。所用的黏土，一半是本地的日本土壤，另一半是1938年用麻袋从中国运来的，那是从非常混浊的长江的岸边挖取的泥土。如果你爬上这位女神踩在脚下的岩石，绕着塑像的基座行走，你会在她飘舞的袍子后面的矮树丛中发现一块四英尺的小空地。从下面的小路上是看不见这个地方的，这里有七块未上漆的灰色薄木板插在土里，每块木板上都用黑色的日文写着一个人名，他们分别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以及松井石根。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人，是在1948年经过两年的审讯后，被盟国当作日本的希特勒、希姆莱和戈林绞死的。
在小空地附近，在高耸于闪光的海湾一千英尺之上的台地上，立着一座小神社。它的房檐上挂着彩色纸带——这是送给亡灵的冥币。神社入口对面祈祷栏杆的一端有个讲经台，上面放着一本来宾登记簿。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埋葬在这座山上的每个被绞死者的家属，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在上面签名。在神社里面，日本战争死难者的纪念品挂在一面墙上，中国战争死难者的纪念品挂在对面墙上。两墙之间的祭坛上，在大多数日子的大多数时间里，跪着神社的女住持，吟诵祷文，哀悼死者。她在吟诵时，一边有节奏地敲打一根磨光的木棒，一边哭泣着。如果你问她，她便说，哭泣是她的职责，1938年以来她一直在哭。
神社旁有一座茶亭，可容爬上陡峭山坡的香客们稍事休息。茶亭里挂着泛亚主义理想的纪念品，挂着类似于海报的中国绘画和日本的绘画，相映成趣。茶亭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细致入微的全景画，画上有纪念碑的顶部和宝塔，它们一度装饰过中国南京城的天际线。正是为了南京，这位女住持首先开始哭泣——南京，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十年中，是值得炫耀的中国首都；南京，是介乎旧帝国北京和新共产主义北京之间的短暂的共和主义试验。这位女住持为南京哭泣，因为她的松井家族需要她这么做，这座神社正是建筑在那个家族的地产上；因为她的亲属，即松井石根将军的名字是写在慈悲女神身后岩石上所竖标牌上的那些人名中的一个；正是由于南京，松井于1948年被绞死了。
1937年，松井的军队在为期四个月的成功而野蛮的作战中，从上海港向长江上游横扫一百七十英里，攻占了南京，使之蒙受了六个星期可怕而递增的恐怖。二三十万中国人惨遭杀戮。至少有五千名妇女，包括少女和女童，在被杀前遭到强奸。城内所有值钱的东西遭到洗劫，整座城市被付之一炬。在华沙和布痕瓦尔德事件之前，南京就有了一场大暴行。这首次使许多美国人相信，那些在反共产国际协定中与德国站在一起的政府的确是邪恶的。
热海上方山坡上的慈悲女神，一半用长江黏土塑造，一半用当地黏土塑造，自1938年便已矗立着，用以表示日本民族对南京所犯下的罪行。十年过后，在日本又犯下更多暴行之后，又与美国开战，七名被绞杀者的牌位，被偷偷放到观音塑像后面。这些木牌插在那里，不是为了判处这些人的亡灵为南京永远忏悔，反而是为了表示，日本战犯跟在南京被害的中国人一样，也被当成了牺牲品。在大多数日本人眼里，他们并没有犯下宣判他们的国际法学家特别法庭所指控的那种意义上的罪行。他们不是迫使日本开战的邪恶阴谋家，不是希特勒及其同伙那样的狂人，而是天皇的忠实仆人，是政府的尽职官员，是为了满足西方正义需要而从日本统治圈子里挑选出来的象征性的替罪羊。因此，他们理应得到这位女神的宽恕，值得那些觉得自己也参加过那场国家犯罪的香客为他们从事特殊的祈祷。
尽管日本人几乎一致谴责在1948年战争罪审判中宣布的判决，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认为日本是通过多数人的选择而走向战争的，甚至也不认为日本军人是在没有官方怂恿的情况下进行奸淫与杀戮的。他们只是说，日本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家族社会，因而不可能由任何七个人来承担主要责任。他们说，日本是个等级制的社会，而被绞死的七人当中，无人出身于贵族的顶层。他们说，宣战的是裕仁天皇，而他仍然是日本国的主宰者。热海的女住持说，她的神社是用来“提醒天皇和大臣们，他们欠了人民和死者的债务”。
“不仅是为了过去的岁月，”她解释道，“也是为了今天和未来，我才留在岗位上祈祷。”
日本与中国
1973年，当南京的罪行尚未成为日本人良心上的负担时，日本从中国侵占领土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在1896年侵占了台湾岛，在1931年抢夺了相当于新英格兰州面积那么大的满洲，在1932年抢夺了得克萨斯州那么大的满洲剩余部分，在1933年抢夺了堪萨斯州那么大的热河省，在1935年抢夺了蒙大拿州那么大的内蒙古。接着在1937年夏天，日本继续发动一场全面侵略，抢夺中国剩余的部分，抢夺北自长城南至印度支那、暹罗湾、缅甸和印度的边界居住着约五亿人口的稠密的中心地区。在7月份，日军首先攻占了位于华北的旧皇都。在8月份，日军接着开始长江口作战，抢夺上海巨港，这是与纽约、伦敦和东京一起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市。上海是通向华中的门户，一旦洞开，就打开了通向南京的坦途，而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位于长江上游一百七十英里处的内地。
表面上看，与中国的战争，是因一名日本士兵离队几分钟去灌木丛小便而开始的。当他离队时，他的战友听见了枪响。他们是根据条约1驻屯于华北城市天津的日军的一个联队的官兵。他们在夜间演习中外出，来到了北京城外古老的马可波罗桥附近。他们的指挥官说：“我听见中共射击。”于是下令点名。指挥官发现那名出去小便的士兵没有应答，便向位于卢沟桥一端的中国要塞推进，要求打开要塞门，让日本人进去寻找他们丢失的战友。日军遭到中国指挥官拒绝时，甚指挥官开始炮击要塞。那名缺席的士兵早已归队，但战争已经开始。
尽管有两百万中国人将要死于这场战争，尽管有一百万日本人将要在其中作战，但日本政府在延续了八年的整个这场战争中，坚持称之为“中国事变”。直至今日，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仍然宣称这的确是一个事变，始于中日两国军队之间的一次偶然摩擦，因为事关双方的军事声誉而升级为重大的冲突。事实上，日本的裕仁天皇早在1935年初就指令其参谋本部策划这场战争。1936年3月，在战争爆发一年多以前，裕仁就审查了业已制订的计划。计划如此周密，甚至包括在卢沟桥寻衅的描述。
在日本政府的核心圈里，这场战争自开始策划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尤其遭到日本陆军的反对。参谋本部的大多数军官想打俄国，而非中国。他们当中最狂热的分子，试图支持下级军官于1936年2月在东京街头发动兵变，以通过裕仁改变看法。裕仁拒绝受人左右。他行使自己的全权，作为最高统帅，作为国家的大祭司，作为天照大神神圣的后嗣，他镇压了兵变，从陆军中清除了北进派或称攻俄派的头目。
裕仁坚持要打中国，并非因为他对中国人怀有敌意，而是因为，跟中国作战，已经成为国家计划的一个必要部分，而这个国家计划，是他从祖父与曾祖父那里继承而来的。在美国海军准将培理于1853年用炮口迫使日本向西方贸易与殖民开放其港口之后，裕仁的曾祖父就和其大臣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红发蛮夷”从日本的神圣国土上撵出去，日本一定要“开拓海外”，以创建一个能够防止进一步遭到亵渎的缓冲地带。
到了20世纪20年代，裕仁与他自己的大臣认定，日本只有把东印度群岛并入其帝国，才能实现国家计划。除了东印度群岛，亚洲没有足够的石油资源。没有石油开动船舰和飞机，日本就无法防止“蛮夷”的袭击。为了控制东印度群岛，日本需要南中国海滨的港口和军队转移战场的集结地。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统治者和日本原来的门徒蒋介石，停止了跟裕仁的合作。他和日本陆军一样，坚认亚洲传统主义者的头号敌人是苏联与共产主义。十分明显的是，日本必需的华南转场集结地和码头设施必须靠武力夺取。起初裕仁及其亲信想仅以战争恐吓来迫使蒋介石听命。但在1936年12月，蒋介石参观中国西部的一座城市时，他被自己手下的一伙军人绑架了1。作为获释的条件，蒋介石答应对抗日本，不再向日本妥协。
当那位离队小便的士兵行踪不明，而日本开始向华北大肆派兵之际，蒋介石履行了他对绑架他的军人所做的政治承诺，拒绝了裕仁提出的和平条件。当日本把战火从华北的北京地区扩大到华中的上海时，蒋介石把他最精锐的几个师投入上海全力防御。在此时，裕仁及其谋士决定要让中国摆脱蒋介石，接受一位较易通融的领袖。攻占南京是在东京皇宫最深邃的密室里做出的策划，旨在促成蒋介石的倒台。
松井的指挥权
可怕的南京暴行的部署，始于1937年8月15日。那一天，将以“南京刽子手”名载史册的松井石根将军，在热海为战犯而建的神社里含悲饮泣的那位女住持的亲属，奉裕仁天皇之召进入东京的皇宫。松井的官用轿车从西南方驶近宽阔的护城河。在河对岸，耸立着一面五十英尺的灰色花岗石砌成的巨墙，这是16世纪的建筑。城垛上生长着松树，白色瞭望塔上铺着铜瓦片，屋顶的檐角角尖向上翘起，振翅欲飞。墙内可见天皇御花园即吹上园中巨大硬木树的顶端。那里有树木、岩石和池塘的景色，或许是世界上受到最为精心料理的园子，点缀着一些未经刷漆而备受风雨剥蚀的单层木房，裕仁天皇就居住在此。松井将军从未在近处看过这些房子，他进内宫时从未越过那个铺着白卵石的院落，以及裕仁在其中敬奉祖先的用阴森白木头盖起来的那座神镜神社。除了宫仆和皇室成员外，很少有人能进入其中。
松井的官车前进时，政府各部办公建筑物在其右侧，皇宫的西南宫墙则在其左侧。拐过宫墙的最南角，他穿过樱田门，进入皇宫公园。从那里驶过护城河，通过坂下门，他抵达办公建筑区，宫内省的职员在这里为天皇上亿美元私财的投资而辛勤工作。在天皇侍从武官的办公室外，松井下车，向一位同僚行礼，此人是侍从武官，将会带领他前往御前。松井的武士刀磕碰着脚踝，他跟随侍从武官穿过几座棋盘状的倾斜的卵石院落，穿过种着矮树的小花园，以及各式各样的附属建筑。这些简朴的宫中棚屋有些只是厨房；其余是小型研究室和图书馆，以及皇家法典、家谱和契约的存放处。
松井和天皇的侍从武官再次进入一座宽敞的园子，穿过杂乱的宴会厅和枢密院议事厅，来到专门举行仪典的外宫的东入口。此处距裕仁的住所和他从事大部分文书工作的西式书房有四分之一英里，这里是正式的接待室，日本历史即便不是在这里创造的，至少可以说是在这里敲定的。松井将军登上一段石梯，穿过一片有淡金色屏风与镶边天花板的寂静的接待区，走下一条笔直的走廊，生硬地向立于天皇觐见室门口的侍从武官长敬礼。按照古老的习惯，松井要解下他的祖传武士刀，交给他的向导即那位低级侍从武官，在他觐见天皇时，这位侍从武官会帮他保存武士刀。随后，松井大步跨进堂皇的觐见室，即凤凰殿。它之所以如此命名，因为那种神秘火鸟的图案，在拼花地板上、锦缎上、漆器上、镂刻的银器上、地板的木雕上、墙上以及天花板上随处可见。
凤凰殿内阒无一人。松井在等待裕仁天皇现身时弯腰鞠躬，并保持鞠躬的姿势。在这间屋子里，裕仁是个不可能犯错的神人一体的皇帝。在这间屋子里，裕仁从不行使人们公认他拥有的绝对权力。在这间屋子里，裕仁只按其谋士的忠告行事。除了松井，侍从武官长也躬身侍立，等着奏事。
侍从武官长在前一天曾试探松井的口风，因此松井知道裕仁打算授予他在中国的一项指挥权。将他从预备役中重新启用，给予这样的任命，对他是很大的恩宠。由于他是对华亲善的支持者，这件事使他格外高兴。仅在两个月前，他还在密谋阻挠跟中国全面开战的颠覆性谋略。他并不知道，秘密警察有关此事的一份报告最近上过了天皇的案头。1两年前，即1933年8月2，松井初次听说有人提出征服中国时，他便请求从陆军现役指挥岗位上退下来，出国游历亚洲各国首都，寻求支持其有关团结亚洲的个人梦想的领导人。在北京，他曾尝试建立两年前他在日本协助创立的“东亚联盟”的一个地方分支，而未能成功。
如今既然中日交战已成现实，松井出于爱国情结，觉得被迫要将其路线做一些修改。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在他向东亚联盟所做的公开讲演中，他一直主张大胆地溯长江挺进中国首都，他说，迅速地攻占南京，接着实行人道的占领政策和坦诚的市政管理，将会说服中国民众摒弃蒋介石，将他们的命运托付给日本的领导人。
裕仁了解松井的主张，竟然授予他在中国的一项指挥权，这对松井而言是一个好兆头——这个迹象表明，或许裕仁开始明白了跟中国谈判解决问题的好处。不过，如果松井与天皇之间的这次即将到来的召见，是在内宫边缘混凝土的御学问所中进行，他会感到更加高兴。在御学问所，在天皇的工作室里，裕仁是被当作一个人，可能犯错的人。在那里，他跟别的人谈话。在那里，他发表见解，请人讨论。而在这里，在富丽堂皇的凤凰殿，他通常只以属于其国家神道大祭司职位的高亢官腔，讲一些预料中的套话。
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作为一名富有的中国经典学者的第六子，松井仅在口头上信仰神道祖先崇拜的国家宗教。在8月暑热中的这种躬身等待，使他觉得自己比六十岁的实际年龄还要老。毕竟他不是个健康人。他的体重减到了一百磅，这对他那五英尺的矮小身架而言也是太轻了。他那挂满勋章的正式军服使他感到窒息。他右脸和右臂丢人的抽搐开始不由自主地发作起来。他觉得他的热病又要发作了。他神思恍惚。他有了一种短暂的幻觉，仿佛看见东亚在日本仁慈的领导下觉醒了——于是他略感宽慰。
突然，天皇驾临了。他用异常关心的言词请求松井稍息，并向前靠近。他为让这位将军久候而道歉，询问他所患的肺病恢复得怎样。松井挺起身子，步履不稳地走向前去。他看见他那位三十七岁的君主站在前面，穿着朴素无华的卡其布军装，这套军装起皱了，稍有汗渍，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一年半以来，人们从未看见裕仁脱过军装。
在松井还没开始回答天皇有关他健康的询问时，侍从武官长便插言，提醒裕仁下面还有约会。裕仁点点头，告诉松井，最近在南京的门户港城上海突然爆发的战斗，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裕仁已决定派遣两个师团的援兵去增援正在努力保卫该港日本财产的海军守备队。他说，他知道松井将军会愿意统率这样一支远征军。
松井深鞠一躬，依然感到头晕，开始解说他感到荣幸，以及他对开明措施所怀的信念，他说要使中国人倒向日本的事业，必须采取开明措施。裕仁点头赞许，打开了写着公文的透明羊皮纸卷。松井刚一停顿，天皇便开始以高亢的官腔宣读。侍从武官长用手肘轻推松井，后者跪下了。裕仁宣布他为华中日军的司令官，并赐给他一根象征其新指挥权的官杖。
松井应该会想到，一个像他这种身体状况的退休将领，既有些神经质，又有某种神秘的信念，裕仁居然赐给他这样的职务，真是一种异乎寻常的选择。然而松井当时神情恍惚。几分钟后，他发现自己坐车驶出宫苑，跟裕仁那位身如竹竿、愤世嫉俗、有气无力的最高级别的世袭顾问近卫公爵同乘一车。近卫公爵四十六岁，在当了十七年裕仁的首席幕后亲信之后，正好在两个月前，终于被裕仁任命为国家的宪法傀儡——首相。
“没有别的办法啦，”矮小的松井将军在车上对近卫说，“只有攻占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那是我必做之事。”
两天后，在赴中国的前夕，由东亚联盟的理事们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松井将军解释道：“我这次奔赴前线，不是去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自家兄弟的心态前去的。”
身陷上海泥潭
日本谍报机关非常清楚，松井将会吃尽苦头。蒋介石从华北战场抽调了最精锐的部队，将之倾注于华中上海的作战。由于上海是世界上最为国际化的都市，普通的战术思考变得复杂化了。除了日本和中国的驻军之外，美国、英国和法国也在那里保留了驻军。英国的俱乐部，美国的饭店，法国的咖啡厅，俄国的面包坊，德国的啤酒店，日本的艺妓屋，加上地球上所有最大商行的分号，与鸦片窟和妓院即中国最凄惨的贫民窟隔墙共立。
当松井从裕仁天皇那里接受命令时，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正在为生命而战。蒋介石的兵力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十倍，总火力约为他们的一半。一支由驱逐舰、巡洋舰和战列舰组成的日本舰队停泊在长江口，向中国军队的后方倾泻炮弹。由蒋介石的夫人指挥的一支极小的中国空军，正在尽力用十磅到二十磅的炸弹击沉日本舰队。小部分中国飞行员是在美国训练的，有效地骚扰了日本的舰队。大部分中国飞行员是由墨索里尼派给蒋介石的意大利教官团训练出来的。他们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把炸弹扔到了停在港内的西方舰船附近，甚至扔到了公共租界地人头熙攘的街道上。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驱逐机进行了有效的还击，逐渐击败了中国飞行员。日本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在中国贫民窟投下了雨点般的炸弹，带来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依照国际公约，在发动战争时，日本必须避免故意屠杀平民非战斗人员。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奇怪，但以前轰炸平民是一件新奇之事，很少有人做过，除西班牙内战和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外。日本破坏公约始于1937年8月14日。8月13日，裕仁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被任命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司令官。在日本贵族圈子里，东久迩宫在裕仁亲信中是公认最大胆、最肆无忌惮的一个，此人在陆军情报工作、敲诈勒索和宗教欺骗方面，有一份又臭又长的记录。
矮小的松井将军，率领大约三万五千人的新部队，踏入了这种复杂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形势中，这是在8月23日，即他觐见天皇八天之后。当他指挥部队登陆时，一座隐蔽的中国炮台向日本人的码头开炮，在炮台被打哑之前，它击毙了几百名日军。倒下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天皇之妻良子皇后的表兄1。这是矮小松井将军受到的第一个挫折，让他尝了一下即将到来的苦头。蒋介石的部队出人意料，以无所畏惧的勇气作战。为了对付他们的人海战术，日本人每前进一步都要迈过一座尸山。经过五天战斗之后，松井将军不得不让另一正规师团与数月前预先重新启用的两个后备师团增援。
松井手下虽有五个师团，也无法突破上海的巷战而溯江向南京推进。由于附近有英、美、法的军队存在，奉命保护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的本国侨民，所以松井的推进是倍加小心。穿军装的日本知识分子希望激起西方的干涉，几乎天天都沿着各国租界区域的交界处向西方的海军陆战队和警察滋事挑衅。中国空军有同样的想法，已经以惊人的准确度轰炸了两所最大的西方饭店，炸死了四十多名外国人。
松井将军煞费苦心地制止他的部下把炮弹射到外国租界，或者在战术上利用外国的租界地。虽然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讲洋泾浜英语，讲法语也很难叫人听懂，但他却成了西方记者的消息来源，并被邀请去外国人社区中一些最好的家庭用餐。他的五个师团一步一步打出日本军事防御区，向前推进，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个街垒到另一个街垒，打进了西面的本地人贫民窟。但这耗费了不少时间，两个月过后，松井仍在打通郊外的道路。
从一开始，松井缓慢的步伐就使裕仁感到失望，他开始感到，他本人必须更多地亲自指挥战争。到那时为止，他通过两条渠道督战：总的战略是通过其妻子的叔祖父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来监管；细节战术是通过其侍从武官中的骨干来监管，他们穿梭往返于宫廷和距离宫墙三百码远的参谋本部作战课之间。所有师团一级的行动命令，必须由他最终签署。在完全成熟的方案送达他的案头之前，他喜欢参与战术审议。他在过去已经发现，在政策制定的每一个步骤中，如果他不及早表示他的愿望，过后他就不能反对任何一个细节，否则就会令某个下属丢脸，并提出辞呈。
9月初，裕仁要求在皇宫内成立帝国大本营，以利于他在此亲自监督参谋计划。由于大本营要在御前或者说在神前办事，其成员的挑选和礼仪的制定自然要费些工夫，所以帝国大本营直到11月中旬才成为现实。裕仁坚持要这么做，既是因为上海的僵局，也是因为他在9月初获悉，他对参谋本部的一些指令，被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束之高阁而忘记了。
石原是一名出色的战略家，六年前制定过征服满洲的计划，但他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跟那位身在上海的罹患肺结核的矮小将军松井一起共同创立了东亚联盟。这个团体支持战争，以便创建一个团结的亚洲，日本人在其中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它跟“亚洲开发联盟”立场相反，后者拥护日本对亚洲实行绝对的统治与剥削，以跟其他种族进行“永恒的战争”。亚洲开发联盟的创建者是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此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臭名昭著的日本首相。东条是石原最大的死敌。在裕仁发现石原没有完全传达他的指令一事五天后，便将石原派到满洲给东条当助手。
此后几周内，一名新的作战部部长，名字很合时宜，叫作“下村定”，或称“定心丸下村”，他制定了向华中派遣第二支远征军的计划，其任务是从翼侧包抄上海中国军队的顽强防线，并向南京突击。这些计划的进展和实现，则交给了天皇自己的秘密军官队伍。他们都是已到不惑之年的大佐和将军，在1905年到1915年间，他们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中，成为某一位天皇叔伯的忠实门徒。1其中多数人曾于1921年在欧洲当面向裕仁宣誓效忠，当时他们是大使馆的情报武官，而裕仁则是正在欧洲游学旅行的皇太子。1922年至1924年，他们多数人曾在皇宫内的一所学校里上过政治教育课，成为日本的命运系于南方东印度群岛这种观念的皈依者。
关于南京作战的计划刚在10月份制定完毕，秘密军官队伍中两名曾负责起草该计划的年轻军官，便被指派到上海在松井将军参谋部担任助手，以保证该计划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执行。与此同时，天皇的一名亲戚，他宠信的侍从武官2，离开裕仁身边，去负责运作陆军省无所不能的军务局。也是与此同时，天皇秘密军官队伍中最有才干的铃木贞一陆军少将，被派到将在实际上实施南京暴行的第十六师团的指挥部。铃木贞一是裕仁最了解、最信赖的两三名年轻的陆军军人之一。他的名字将在本书中频繁出现，为了区分他和其他的铃木3，我将他称为“无所不在的”铃木。他有许多成功的股票经纪人所具有的敏锐、精干、专业的风度：长脸，高额头，短发，戴着眼镜，思索时下巴上有皱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内阁企划院的总裁，他将成为日本立法和经济动员的独裁者。1970年，在盟国监狱中被关了十年之后，已到八十一岁的高龄，但他仍然是日本穿着最讲究、讲话最流畅、消息最灵通的公民之一。
四处活跃的铃木主要是坐在日本故都京都的第十六师团国内指挥部的一张办公桌前，通过无线电指导实施南京暴行。他也可能以闪电般的速度飞行往返前线，以补充案头工作的不足，但是有关其视察时间和频率的证词是混乱而矛盾的。早在三十年前，他已在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认识了蒋介石，过去曾数度被用作裕仁的私人特使与蒋会面。此外，他是陆军中重要的经济学家。于是他具备发挥双重作用的能力。一方面，在南京暴行正在进行时，他会作为中间人，在蒋介石与首相近卫公爵之间进行无线电秘密谈判。另一方面，为了支付入侵费用，他会指挥其第十六师团洗劫南京。
当裕仁在陆军中最信任的爪牙都到达其不祥的岗位后，裕仁在10月份发布了一道敕令，宣称日本正在释放它的军事力量，以“促使中国严肃反省，并立即在东方建立和平”。近卫公爵和日军在上海的司令官即矮小的松井将军，都阐述了这一论点，逐条叙述进攻南京的政治目标。他们谈了两个要点：中国人必须了解为了“持续的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必须抛弃蒋介石及其政党即国民党的事业。
红色帐篷
据说，当14世纪的蒙古征服者帖木儿包围一座城市时，作为宽恕敌人的象征，在围攻的第一天，他会宿营在城下的一座白色帐篷里；第二天他会宿营在一座红色帐篷，以示对妇孺的宽恕；第三天他会宿营在一座黑色帐篷，表示对任何人都不宽恕。松井在上海的远征军就是日本的白色帐篷。现在到了10月末，蒋介石没有回应裕仁的诏敕，于是第二支舰队集结于华北和日本的港口。它运载四个半师团，约八万人。分两批进发，一批“红色”和一批“黑色”。它攻击了两处防卫薄弱的海岸线，前者在上海战场的南部，后者在北部。从逻辑上看，两处登陆都是在敌方海滩两栖作战技术的胜利，在军事史上可与拿破仑在埃及的功绩或凯撒在不列颠的战绩相提并论。它们预示了日后太平洋战争的登陆。主持两栖作战技术的专家曾在中国台湾工作三年，奉命研究与日本可否攻击诸如爪哇和吕宋这类近岸海岛相关的问题。这两支舰队中的指挥官，半数是在以往十二年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由裕仁下令从陆军中清除出去的。那位全面负责的指挥官，亲自指挥这支特混舰队的南面主攻，他本人就是一名刚被重新启用的将领，名叫柳川平助，身材矮小，秃头，一副学究式的表情，是个军事战略家。他在1936年反对裕仁的未遂兵变中是三个主要陆军头目之一，所以他被扔进了预备役。柳川将军1921年在巴黎欢迎过裕仁，当时身为皇储的裕仁正在进行最初的也是唯一的一次跨国旅行。1932年至1934年间，柳川曾作为陆军省次官，随时可以进出皇宫。1935年末，他曾负责日本在中国台湾的驻军，主持开发许多至今仍在试验的两栖作战技术。和他的大多数僚属一样，他渴望重获天皇的恩宠。当他于9月份被召回指挥岗位时，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如同又跨过了冥府外面的冥河，我能看见前面的光明。”
1937年11月5日清晨，柳川的特混舰队在无线电静默情况下驶入杭州湾，杭州湾如同手指般伸进上海以南约四十英里处，直达沿着蒋介石南侧翼下腹部伸展的中国海岸线。运输船搭载六万多人，靠近小围城金山卫的海滨，然后顶风停泊，等待黎明。在沉寂的舰船上，透过绷紧的锚链发出的嘎嘎声，以及绞车放下突击登陆艇时的吱吱声，可以听见正在苏醒的城镇中传来的劳动号子，以及苦力们挑着农产品与垃圾进出中心市场时发出的“嘿哟”声。
晨曦初露，照亮了飘在海湾黄色水面上的朝雾。柳川将军决定等到雾气消散。隐没在雾气那边的低洼绿岸，是长江三角洲拥挤而勤劳的河口土地的南缘，地面上交织着可通舢板的水渠，如果他的部队看不清地形的总体布局，就会发生混乱和伤亡。
柳川和着突击登陆艇敲打军舰金属外壳的旋律，写了两首情调萧瑟的短歌（三十一音节的诗歌）：
晨雾仍未散，
身陷雾气中。
空等一时半，
漫漫无尽期。
天皇有严旨，
君命不可违。
行路如此景，
浸洗泪水中。
当海湾的雾气开始在升起的朝阳下消散时，柳川戴上一只白色的外科口罩，当时的日本人经常这么做，以防患感冒或传染感冒。他一声令下，他的大头兵急忙集合，大家还不知道他就是前陆军省次官，而他觉得眼下最好还是不让他们认出自己。柳川走上等待出发的突击登陆艇上方的网罩，命令第一波解缆，向海岸进攻。
这个地区的中国军人完全蒙在鼓里。中午时分，柳川的三个半师团全部登陆，包围了金山卫。第二天清晨，松井下令释放一批广告气球，让他们随着吹向海岸的微风飘浮而去。气球上悬挂着一条条假情报：“百万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当地中国军队闻风溃散。那些坚守阵地的军队也迅速被率先从登陆点向北猛进的日军第六师团击溃。其师团团长是后来作为战犯被处死的谷寿夫中将，据同时代一位陆军评论员描述，在开始进军的时候，他“以阿修罗魔王般的暴怒，在雾气中向四面八方飞驰”。
登陆三天后，在通往上海郊区的四十英里路程中，第六师团一路焚烧轰炸，推进了二十五英里。在第三天，它占领了郊区的松江镇。九周以后，一名英国记者设法看到了松江被劫后的景象。“几乎没有一座建筑物未被焚毁，”他写道，“仍在闷烧的废墟和空寂无人的街道呈现出可怕的景象。唯一活着的动物是一些狗，由于吃多了尸体而变得肥胖，显得很不自然。在整个松江，应当容纳着近十万拥挤的人口，我却只见到五个中国人，他们是躲在一座法国教堂的院子里哭泣的老人。”
黑色帐篷
由于中国人的南侧翼被打乱，上海外围的中国军队开始后撤，退到横穿长江三角洲的一条碉堡防线，这是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为防不测而设计的。接着，日本的第十六师团，从华北驶来的“黑色”舰队，在夜色的掩护下驶进长江河口，在刚好位于碉堡防线后方中国北侧翼一个名叫白茆口的地方登陆。第二批海运来的这半边“黑色”钳子合拢了。屠余南京的刽子手已经到达。这个新到的师团由四处活跃的铃木贞一在京都遥控，在战场上则由中岛今朝吾中将指挥，此人五十五岁，是一个小希姆莱式的人物，是思想控制、恫吓和刑讯的专家。在南京的暴行中，就是这个中岛进行具体的指挥。正如新近被重新启用负责南京作战的大多数军官一样，中岛1921年曾在巴黎担任陆军情报工作，并有幸得到皇太子裕仁的接见。自1936年东京的陆军兵变之后，裕仁任命中岛为秘密警察即宪兵的头目，维护首都的治安。
尽管日本军官很少在外国人面前彼此攻讦，但他们对于中岛却破了例。用他们的话说，中岛是个“虐待狂性格的硬汉”。
“他是个神枪手，”一个人写道，“他觉得猎鸭是‘可笑的’，宁愿站在瀑布边打那些随风而下的知更鸟。如今（1939年）在北满，对中国的圣战开始后，他被派去维持治安，那里已没有‘匪徒’需要镇压……他无疑闷闷不乐。满洲的知更鸟肯定是大难临头了。”
“中岛饮下了太多的法国文明，”另一个人说，“他把自己想象成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他来南京时，带来了在北京特制的焚尸油。”
“打出上海之后，”第三个人回忆道，“我的第十一师团与刚登陆的中岛第十六师团平行前进。每天晚上从我睡觉的楼层都能看见他们焚烧村庄的火光……烧毁的房屋是糟糕的兵舍。只有懦夫才干这种事情。”
战后，蒋介石政府指控中岛的第十六师团，跟“阿修罗恶魔”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一起，在向南京推进时杀害了三十九万人。
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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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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