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探伦

　　《危机与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探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当今世界政治学讨论的热点之一。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资本主义未被这种濒死体验所毁灭，但却也被长久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市场”无可替代改变为应对经济危机时的“国家干预”无可替代。自由民主制还能够维护公平正义吗？福利国家制度是保护还是损害了公平？中产阶级是民主的中坚力量还是动荡的推手？如何应对日趋扩大的不平等？本书通过解读与评析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上述问题一一给予回应，以资借鉴与思考。

　　沈跃萍，1957年8月出生于上海。1979年起，先后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88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工作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和科学社会主义。近年来，先后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界》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部分被《求是》《红旗文摘》等转载。

绪论

第一章  资本主义历史及其阶段性危机概论

第一节  商业资本主义

第二节  工业资本主义

第三节  金融资本主义

第二章  制度危机：全球视野下的西式民主

第一节  西式民主的危机表现

一、 西式民主在发达国家的危机

二、 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危机

第二节  西式民主的危机根源

一、 大众民主导致民粹盛行和民主精神衰退

二、 治理能力低下导致发展受限和国家解体

三、 利益集团影响导致民主运转失灵和金钱政治泛滥

四、 过于注重民主形式导致社会失序和民主崩溃

第三节  西式民主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及其在当下的衰减

一、 成熟的公民社会

二、 妥协的精神文化与刚性的零和博弈

三、 权威高效的政府及其功能的缺失

第四节  在危机中思考西式民主的未来走向

一、 提升现有民主国家治理能力

二、 平衡上层全球化和下层微观权力

三、 重在品质的民主体系的更新升级

第三章  社会危机：十字路口的中产阶级

第一节  中产阶级的界定及其特征

一、 何为中产阶级

二、 中产阶级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西方有关中产阶级社会功用的论争

一、 衰落与瓦解之不同判别

二、 从稳定基石到动荡推手?

三、 民主堡垒抑或“专制强权”拥护者?

第三节  新兴市场中产阶级阐论

第四节  新旧两种中产阶级的风云际会

一、 纵横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二、 在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抉择

三、 全球化立场之相左

第四章  价值考量:资本主义“自由”观批判

第一节  资本主义自由观的缘起与内涵

一、 资本主义自由观的缘起

二、 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内涵

第二节  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批判性反思

一、 西方社会对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反思

二、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批判与反思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比较

一、 自由观念内涵之区分

二、 生产劳动者自由命题之诠释

三、 自由与人的发展关系之阐释

四、 社会发展阶段视野中自由之本质

第五章  价值危机：资本主义的“公平”悖论

第一节  不平等已受到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

第二节  倾斜的天平——当代资本主义的公平缺失及其因果关系辨析

一、 “占领运动”：1%的少数人与99%的多数人

二、 资本主义公平缺失的原因

三、 资本主义：需要改变一些看法

第三节  应对资本主义公平“陷阱”的措施

一、　如何看待日趋扩大的不平等

二、 如何应对日趋严重的不平等

第六章  崩溃、改造与替代：前瞻资本主义发展方向

第一节  资本主义“崩溃论”

一、　经济停滞常态下各种刺激因素的式微

二、　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与民主主义价值理性之背离

三、　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回旋空间

四、　逐渐衰减的资本主义体制之公信力

第二节  资本主义“改造论”

一、 “纠偏”与“激活”

二、　“改良”与“更新”

三、 重塑全新资本主义

第三节  资本主义“替代论”

一、 北欧的混合模式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方向

二、 混合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将主导全球

三、 社会主义暂时还不能取代资本主义

第七章  多元化实践评析：拉美社会主义个案解读

第一节拉美左翼政府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评述

一、　拉美“社会主义热”的缘起

二、　拉美左翼政府之“社会主义”特征：个性与共性

三、　如何看待拉美“社会主义”

四、 小结

第二节  莫拉莱斯“社群社会主义”评析

一、　何谓“社群社会主义”

二、 如何建设“社群社会主义”

三、 “社群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

四、 “社群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H.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解读

一、　查韦斯的探索与实践

二、 国内各阶层反应强烈

三、　国际社会褒贬不一

第八章尾声：全球资本主义各种变体及其相关思考

后记

　　当前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遭遇危机，追根究源，其背后原因主要在于大众民主时代到来、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利益集团影响和过于注重民主形式而忽略实质四个方面。

　　一、 大众民主导致民粹盛行和民主精神衰退

　　代议制民主虽然主要体现了社会上层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大众的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从平民社会出发，在理论上建立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范围起，民粹就与民主紧紧相伴。郑永年认为，民粹主义与大众民主必然相伴而生。西方社会从精英民主过渡到大众民主（即所谓的“自由民主”）阶段，精英与平民互动的平台亦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出现了问题。在精英民主时代，参与互动的精英是少数，选票作用不太大，精英之间较为容易达成共识。然而，在大众民主时代的精英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选票成了大众民主的唯一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最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新加坡］郑永年：《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2014年5月6日《联合早报》。从根本上讲，过度民主就是民粹，民主与民粹之间的矛盾内含于西式普选民主制度，其实质是，精英既要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甚至特权，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来支持自己，此两方面致使“民主”被扭曲成了“民粹”。这就是当今西方社会号称民众的民主素质较高，依然随处可见民粹精神的原因。在大众民主时代，“传统的民主制度运作的一些假设已经不灵了，如假设民主社会人人都是理性的，都能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政治人物，从而作出理性选择。在民粹主义氛围下，‘理性的政治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更多的社会成员，只是被动员才成为被动的政治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人民的力量’，经常是破坏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新加坡］郑永年：《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2014年3月18日《联合早报》。的确如此，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难分清“共和”与“民主”的区别。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阿亨和拉里?巴特尔斯在《现实主义者的民主》一书中提到：“美国历史逐步偏离了宪法中精妙的平衡理念，不可阻挡地走向过分简单化的平民论中更广泛的直接民众控制。”直接民主一点都没有赋权于人民，反而往往服务于最有社会资源的人。阿亨和巴特尔斯发现，在通过选举选择房产估税员的县里，最昂贵住房的房产税要比非选举产生估税员的县里增长得更慢。而在大选方面，选民往往以宪政无法掌控的事件来评判它们，比如自然灾害。还有法官的选举——这是一种明显的利益冲突，如果你必须为未来可能成为公诉人的人筹款，有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吗？［英］爱德华?卢斯：《美国是否正在受累于过多的民主？》，2016年4月18日《参考消息》。

　　除了滋生民粹外，大众民主还会导致中产阶级民主精神衰退。市民社会的质量决定民主的质量。经典民主理论认为，中产阶级通常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且热心公共事务，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往往能够实现自主且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而不会被政治精英盲目动员。然而，在当前，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正在急剧衰退。原因在于，全球化及其所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当其遭受过度挤压时，“传统民主的理性包括法治便消失了”。［新加坡］郑永年：《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2014年3月18日《联合早报》。泰国的政治僵局表明，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因为泰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因而他们提出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杨光斌：《三大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2014年5月12日《参考消息》。

　　西方民主制度日益陷入困境，与普选制后民粹主义的高涨有着必然关联。西方民主制度的制度缺陷导致它必然要借助于民粹主义来获得选票，但是，西方社会平民化的不彻底性、两极分化的严重，又使得它对真正的大众民主诉求产生抗拒。对于民粹，迎合、利用与抗拒、排斥与共存，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解的怪圈。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隐形的等级社会，少数精英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和决策权。从理论上说，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如果同大众一致，在信任的基础上，代议制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以获得财富、个人主义为价值观核心，这一价值观表面上能使精英和大众共同接受，但在本质上是有矛盾的。这一矛盾体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精英多了，大众就少了。过去，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向外掠夺来缓和这一矛盾，如今，依靠外部做大蛋糕的方法成效日益降低，由此，国内民主中，精英与大众，即所谓民主与民粹的矛盾再次凸显。民主的含金量由此而大打折扣。

　　另外，西方为了标榜自己的历史正确和现实正确，把笼统的民主概念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终结历史的地位。西方民主理论一方面把大众民主当成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精英的社会地位，使民主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这种虚妄的理论和实践，最终抽空了其所标榜的民主精神的真正义涵，使之成为一个虚妄的民主乌托邦。

　　二、 治理能力低下导致发展受限和国家解体

　　日裔美籍著名政治学者F.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相较于法治或现代国家，民主更容易建构。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发展与民主制度发展常常出现不同步、不平衡情况。民主国家尤其是新兴民主国家，一旦其治理能力建设未能达到公民对民主建设的期望，就有可能直接导致其民主合法性的丧失。福山进一步援引其老师亨廷顿的观点指出，创建一个可行的民主政权有两点至关重要：其一，将社会组织动员起来，建立竞争性政党；其二，具备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性政党组建完毕后，一旦民主政权当选，就必须利用合法权威，竭尽全力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如果当选政权不具备出色的国家管理能力，期望破灭的追随者就会否定甚至会推翻其合法性。Francis Fukuyama， 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Iss.1， 2015.

　　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合法性降低或无存，轻则会导致发展受限，重则会导致国家解体。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S.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清楚地指出，过去20年，美国之所以在亚非国家推行自由民主制没有取得成功，没有在亚非国家“建立一个稳定、强有力、理想的民主治理结构”，就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无法完成的目标，即带领这些国家走出现代化之路，……我们错误地设想美国不仅是‘山巅之城’，还是人类政治管理体制的自然模范。我们认为许多国家向往自由民主制，如果没有障碍，民主之花必将遍地开放。这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实际上，我们无法做到使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机构转型”。Stephen Krasner， Our Mistake: Thinking That All Countries Should be Structured like US， Los Angeles Times， Jan. 8， 2015.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在查尔斯?库普钱看来，“公众反感欧洲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混乱。因此，欧盟各成员国正在忙着追回各种主权，从而威胁到二战后启动的欧洲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大业。……过去20年，欧洲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下降，而不平等程度则一直在不断上升。西班牙的失业率徘徊在20％以上，甚至在德国这一欧盟首要经济体，也能看到中产阶级的规模在2000—2008年期间收缩了13%。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发现自己脚底下是一个正在遭磨损的安全网；面对全球竞争，欧洲安逸的福利制度已变得无法持续了，正在遭受大幅度的缩减。欧元区债务危机导致的这种紧缩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希腊人对欧盟强行紧缩开支的愤怒程度并不亚于德国人对不得不解救欧洲经济落伍者的愤怒程度”。至于日本，它自从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2006年辞去首相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建树。“民主党和自民党内部分裂的程度并不亚于两党相争的程度，即使在紧迫的问题上，决策过程也已经陷于停顿；国会通过向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受害者提供救济的立法，就花了100多天的时间”。Charles Kupchan， The Democratic Malaise—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很明显，这种治理危机会导致西方国家发展遇阻，并带来民众对政府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抵触，使阶级矛盾激化，从而爆发极端行为，引发群体撕裂。

　　三、 利益集团影响导致民主运转失灵和金钱政治泛滥

　　在西式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能够以合法的方式阻碍迫切需要的变革，致使整个体制趋于腐朽，而此种腐朽则又使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既扭曲了税收和支出等政策，又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增大自身利益的法案，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在福山看来，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更侵蚀了政府有效运转的能力。他指出，在政治制衡的制度框架中，有太多的行为方可以否决其他方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决策，“久而久之，由于传统的制衡制度不断根深蒂固且越来越僵化，美国政治制度就走向了衰败”。更为关键的是，没有政治人物和组织致力于消除利益集团对民主制的操纵。“美国政界的许多行为方都已认识到，政治制度当前运作得并不好，但是他们维持现状的意愿根深蒂固，两大政党都鼓不起勇气割舍掉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利益集团也怕出现一种金钱买不到影响力的制度”。Francis Fukuyama，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merican Interest， Jan./Feb.， 2014.正如N.A.罗德汉（Nayef Al Rodhan）所说：“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使得在缺少透明度和监管机制的时候严重扭曲了民主。”Nayef Al Rodhan， Reforming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Globalist， Jun.14， 2014.

　　更为糟糕的是，福山还认为，在美国，“权钱交易以完全合法的且难以根除的形式存在着”，“利益交换在华盛顿尤为猖獗，使得利益集团成功腐化政府”。他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创办人L.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的话说，“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议员。他们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有时，立法者会主动向利益集团送礼，通过在政策上额外照顾，换取卸任后的某种利益”。张友谊：《福山依旧在，历史未终结——政治学三巨擘圆桌纪实》，2014年12月2日共识网。按照英国牛津大学教授S.林根（Stein Ringen）的说法，美国宪政体系的权力正在“不断地被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库、媒体和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篡夺”。Stein Ringen， 　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28， 2014. 美国的情况如此，其他采用西式民主的国家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对此，英国《经济学人》所刊文章已有明确概括：“各国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被反民主恶习所破坏。印度甚至连资本家都不愿意支持民主。”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1， 2014.

　　科克兄弟是美国第二大私人公司，其手中集中了一些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生产线”的智库、大学研究所、研究基金会，以及可以免税的各类“社会福利”组织，利用它们来影响选举。2010年起，科克兄弟公司支持茶党控制的国会，成功阻碍奥巴马的改革计划，同时其对竞选资金的赞助也打破了所有的记录。茶党掌控国会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其中包括促使停止向环境监管部门提供经费，使一项碳交易法案告吹，阻止对附带权益（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公司赚取的利润）正常征税，以及两次让联邦政府停摆。已故的一名相对“激进”的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其手下一名雇员曾简练地总结了科克兄弟一伙的黄金原则：“有钱人统治一切。”［英］爱德华?卢斯：《美国是否正在受累于过多的民主？》，2016年4月18日《参考消息》。这并非个别事例。人们普遍意识到政治中的金钱问题，普遍到就连终极资本家唐纳德?特朗普以及自我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也都赞同这一观点。桑德斯的整个竞选过程都在抱怨富人捐款者造成的腐败影响，而特朗普则揭露整个游戏，他承认曾向政治人士送钱，巴结他们。［美］拉塞尔?伯曼：《美国如何缩小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力？》，2016年3月22日《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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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