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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作  者:[美] R. Keith Schoppa(萧邦齐) 著

译  者:易丙兰

出 版 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9月

定  价:56.00

I S B N :9787203097266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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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萧邦齐在著作中讲述了江浙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术。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分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地方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能。萧邦齐分析了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育、工商,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上海和浙江如何经由商人、地方势力、军阀、官员维持贸易往来。同时,萧邦齐提到: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浙江不少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萧邦齐强调,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应对危机和帮助民众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无能。政府组织不力,物资匮乏,在短时间内无法安置难民。国民政府的一些策略反而加剧和恶化了难民承受的痛苦。例如,国民政府奉行的“焦土政策”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没有阻止日军推进,却让民众生不如死。


TOP作者简介

  萧邦齐,现为马里兰洛约拉大学亚洲史德勒讲席教授。有大量中国史著作和教材问世。其著作有:《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荣获1997年度列文森优秀史学著作图书奖;《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等。


TOP目录

前 言 千人坑

 

第一章 鬼哭神嚎的世界

 上海序曲 014

 浙北陷落 018

 宁绍战役 026

 浙赣战役 032

 难民数量及目的地 035

第二章 面对难民危机

 处理难民面临的障碍 042

 金华:难民围困的个案研究 046

 以工代赈 049

 其他形式的政府救济 055

 非政府难民救济组织 058

第三章 转乎沟壑

 即将来临的战争 070

 去何方? 073

 从石门湾到杭州 076

 从杭州到桐庐 083

 缘缘堂 092

第四章 苦日子

 社区与家庭:冯宗孟的叙述 098

 汪梦松日记中记录的局部灾难 102

 金锡辉的日记 108

 逃难经历 114

 桃花源 118

第五章 掳掠中国平民

 战争中的颠沛流离 123

 吴英才的例子 136

第六章 流动中的政府

 迁至永康 147

 离散的政府 153

 其他政府方面的困难 155

 迁往松阳县 160

 阮毅成与南迁 161

 流离失所 164

 云和的生活 167

 幸存 170

第七章 与敌人玩捉迷藏

 流动的余姚县政府 176

 两极化世界中的行动家 182

 秋季的复兴 186

 情报与牺牲 188

 王乃仁的报告 193

 辞职还是免职? 194

第八章 游击的教育

 绍兴县立中学 202

 绍兴嵇山中学 206

 湘湖师范在松阳 211

 省临时联合中学 212

 嘉属联中 218

第九章 战时的商业

 浙江省铁工厂 228

 工业内迁 233

 浙江省地方银行的战时角色 236

 浙江印刷厂 240

 交通运输障碍 241

 “如雨后春笋”:处州的战时商业 244

 利用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246

第十章 焦土

 炸毁闸口电厂 252

 炸毁钱塘江大桥 254

 宁波的非商业化 257

 破坏铁路和公路 260

 衢州空军基地 261

 浙赣战役 266

第十一章 贸易和走私

 温州与前往内陆的新通道 277

 走私 279

 内地的贸易模式 283

 经济繁荣 286

 经济位移与替代 292

第十二章 鼠疫弹

 各异的政治文化 300

 宁波的防疫战 302

 衢州的防疫战 304

 义乌的间接传染 310

结语 重建家园

 

致谢


TOP书摘

上海序曲

  中国人遭遇的第一次恐怖袭击是日军在1937 年8 月13 日进攻上海。次日,发生了三次事故,中国空军的炸弹误击虹口,一枚落在公共租界东面附近,一枚落在六层楼高的大世界门口挤满了难民的十字路口,还有一枚落在南京路外滩靠近和平饭店的地方。近1200 人被炸身亡,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来自浙江溧水县的赵彰泰亲眼目睹了大世界门口的爆炸及其惨烈场景:“一煞时,尸首遍地,血肉模糊,摩登小姐,坐在黄包车上,只剩长筒丝袜,高跟皮鞋,人头不见了……哭声震天,满目凄惨。”大世界的爆炸尤其悲惨,因为当时正好有数千难民在大世界门口排队领救济。

  难民潮涌到公共租界,很快,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了著名的“孤 岛”,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前,这里一直未被日军控制。到 1937 年 11 月,公共租界有142 个设在公园和大学校园里的难民收容中心和收容所,共收容 9.2 万名难民(其中有 3600 多人仍流落街头巷尾);法租界有40 个收容所,收容了 2.6 万名难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 13 平 方英里。此外,各种同乡会和商会收容了数量更多但未有记录的难民。基本的衣(由秋入冬之际)食供给和疾病防御、防止犯罪和骚乱的难题 给租界当局带来巨大危机。

  许多难民认为,留在被日本人四面包围的城市并不安全。有些人 逃往西边,实际上,据估计有 3 千万人从战争前线艰苦跋涉向西,许多 人最后抵达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 子?《东南日报》的记者发表了一篇记载无锡难民收容所的长篇报道。 无锡位于太湖北岸附近和沪宁铁路沿线,距离上海西北约 75 英里。为了了解难民的困境,有必要全文引用该篇报道:

  在风雨凄厉的昨天午后,偕文化界数同志,到××桥挽临时难民收容所,去慰问给敌人飞机大炮迫走的受难同胞。

  我们很惭愧,一些儿物质上的安慰都没有,只是带着满腔的热 忱和同情,聊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抚慰。收容所的房屋并不大,而里 面却收容了一百多个贫苦无告的难民。地上铺着柴,柴面上盖着芦席,他们就这样栉比地睡在上面。我们走到里面,似乎有一股浓浊的气味送进鼻子里来。难民们带着惊异的目光,向我们注视。我们 由门丁的引导走向办公室去。首先,办事员孙老先生给我们谈了一 些该所的概况:“这里是临时性质,因为交通(方)便,所以由战 区运来的‘有家可归’的难民,都聚集在这里,假以时日,然后分 别遣送回籍。所以长时间收容的难民是没有的。我们每天给他们吃两次粥,晚上睡觉,我借被头给他们……”“这里的难民性情很坏, 常常噪闹,甚至为了吃东西打架。”……

  转身,我们开始向难民访问,在办公室的旁边,也住满了许多 难民。有一个年约五旬的老妪,她低低地向我申说她这两个月来的 生活:“我是住在吴淞的,儿子在工部局当差役,七月初 × 日,东 洋鬼子来打我们的上海,于是迫得我们一家四口搬向浦东区。哪里 知道在浦东住上三天,东洋鬼子又用大炮来轰击。不得已,又搬到 租界去。这样几次搬场,我和我的儿子就在极度纷扰中抛散了。我 带着我十一岁的小女儿,在难民收容所里住了几天,就胡乱地给他 们遣送到源阳乡间我亲戚那里去。亲戚家里贫苦得连自己的肚皮也 吃不饱,哪里能容我长时间住下去。”

  据她自己说,这几天常常不能吃饱肚子,每天只是吃上一碗粥, 小孩子饥饿得哭,自己又没体力去和人家抢粥。她时刻希望能够和 她的爱儿见面。但是事实终是给她以失望。她想上芦头店去,脱离 难民的生活,但又舍不得十一岁的女儿,这使她每天在惨痛中生活着。

  ……

  无锡的难民收容所拥挤不堪,令人不快,泛滥着没有洗澡和脏衣服的难闻气味。难民们眼睛里的多疑目光显然是源于他们拥挤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房间里,源于他们不知道要困在这里多久的茫然,源于对别人 可能会抢占并喝光自己稀粥的恐惧。这成了适者生存的案例,或者,更 确切地说,是最强者和最好斗者生存。难民家庭的许多遭遇似乎是标准的逃难历程。绝大多数难民收容中心的目标是尽快将难民送上路;如果他们附近有亲友,难民收容中心会给他们提供车旅费买汽车票、船票或火车票。

  来自吴淞的妇女们打算回家,结束难民生活。这一点上,孙先生可 能认为一直有点不太现实:许多人的家园已经被日军的炸弹摧毁,对有 些人来说,回家已是不可能的事。

  日军进攻上海时,在上海的数千浙江人决定回老家,那里至少在理 论上还是和平、有稳定支撑的堡垒。描写过大世界爆炸的赵彰泰说,开 往浙江的船只“非常拥挤”。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和 法租界,此时楼适夷正打算带着年老病弱的母亲回余姚县的老家。他这 般形容黄浦江浦东码头的景象:

  江岸黑压压一片,万头攒动,全是狼狈不堪的回乡难民,日本 宪兵像凶神恶煞似的监视两旁,他们的爪牙手舞皮鞭大声吆喝,要随时悄悄在他们手里塞上几张伪币,才能通过重重关隘和刁难,排上栈桥行列,攀登船梯,有些人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就带同背上的包裹一起被拉出了行列。人好像进入了阿鼻地狱,小的孩子吓得哭了,被扶着的老母还不时地要瘫痪下去。……四周是一片鬼哭神嚎的世界。

  1937年10月末,在逃难的中国人潮中,火车车厢里人挤人,疯狂的难民们甚至扒在了车顶。有一次,火车即将出发,人们听到了越来越近的飞机声。火车司机显然被吓了一跳,因担心被炸弹袭击,突然发动了火车:车顶上的许多人跌下来,有些人跌到车轮前的轨道上,手脚被车轮碾断。

 

浙北陷落

  大部分浙江难民是在日军发动三次对浙军事攻势期间逃离的。第一次是 1937 年 11 月到 12 月末,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占领了浙江最北的 三个城市—杭州、嘉兴和湖州(见地图 3)。日军登陆杭州湾的目标 之一是结束从 8 月开始的上海苦战。有学者曾指出,淞沪会战“伤亡比 例高得可怕,伤亡的总数当时仅次于凡尔登战役”。据说,日军士兵 震惊并愤怒于中国人在淞沪血战中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10 月末,在 司令官柳川平助的命令下,日军三个半师团组成第十军,其任务是消灭 中国军队,保护上海及附近的日本人。正是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这部分兵力还会继续前进,与上海派遣军一同在 12 月占领首都南京, 也因此,他们成了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参与者。

  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军很快对浙北虎视眈眈。嘉善一带的报告说,从8月末开始,日军的飞机多次飞越该县,甚至投掷炸弹—但多数未引爆。另外,还有报告提到日军的巡洋舰多次在平湖县的乍浦港出没。 11月5日,日军在雾蒙蒙的拂晓登陆,恰好在中国军队提防不及之时。防卫平湖县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第62师接到命令,向黄浦江东岸的浦东一带撤离;11月3日,国民党部队开始转移。因此,日军登陆时,只有人数极少的国民党小部队驻扎在平湖县境内三个地方和江浙的东部交 界处。这与用了155艘运输舰登陆的10万日军相比,实力相差极为悬殊。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朝正东方向,最终结束了淞沪会战;一路通过平湖县各镇向东北方向进发,占领了松江。11月12日,上海和松江陷落。平湖县人数极少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地抵抗—有些甚至坚持了七八个小时之久—但几乎所有中国士兵都阵亡或被杀害。日军伤亡同样很大,登陆的海滩处散落着不少日军的尸体。

  从一开始,日军的整个战争战略和策略就非常清楚。日军一开始就 将注意力集中在大城镇,轰炸可能具备大规模空中力量的城镇,恐吓当 地百姓—这种举动必然引发恐慌性撤退。几天的轰炸后,日军长驱直 入,实施他们的恐怖战略,即用火作为主要的恐怖武器,常常纵火焚烧 大部分民房和商店。日军通常还轰炸县城和城镇,不过,县城往往是最 重要的战利品。11月6日、8日、13日、14日,平湖县城被轰炸;19日,日军占领平湖县城。接下来的7年零9个多月的时间里,平湖县城一直被日军占领。在此期间,有1548名平民被杀,这还不包括被炸死者在内,另外,3520 间房屋被焚为平地。

  中国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反应模式从自始就极为明显。日军的轰炸、纵火和屠杀平民引发了强烈的恐慌,这种铺天盖地的恐慌使人们为避免死亡、伤害、强奸而尽可能迅速地逃离本地。不仅是个体和家庭在逃难, 连县政府(后来是省政府)也撤往稍平静的地方。11 月 15 日,平湖县 政府撤退。在一个月稍多的时间里,随着中国军队的西撤,日军的战争 机器看似势不可挡。日军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县城—嘉善、嘉兴、海盐、 海宁、桐乡、吴兴、长兴、武康、德清(见地图 1),并且向西占领了 安徽和江西部分县。许多学校也加入了个体难民和县政府组成的逃难阵 营。在浙江一等县嘉兴,两个月内,一千多人被杀,20% 的房屋被焚毁。 为摆脱这种可怕的境况,11 月 11 日,省立嘉兴中学的师生在校长张印 通的率领下,先是流亡到距离杭州 75 英里的新登县。途中与嘉兴县立女子中学的师生们会合;两校师生决定一路跋涉前往距离杭州 180 英里的丽水县。

  继占领南京后,日军攫取的最大战利品是杭州。12 月 24 日,日军 占领杭州,从三路将杭州城封死。省政府早已制定了撤退到浙江中部金 华县的应急计划。据估计,战前杭州人口约为 50 万,到沦陷时,城内只剩下 10 万人。其他被日军占领的各县人口同样剧减:平湖县城及四 个主要集镇的人口锐减了 47%,嘉兴县人口减少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杭 州 —减少了 83%。1938 年,逃离杭州的 3.1 万名难民重返家园;到 1940 年,杭州城的人口回增到 32 万。浙北的其他城市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这样的态势清晰地表明,比起当难民的不稳定生活,大部分人宁可 在占领军控制下苟安;这样的现实让我们在考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深 度时有所斟酌。不过,也许仅是稍有斟酌。至关重要的不是强烈的民族 感情,而是安定:故乡、本地关系和危急时刻的“已知”生活—即便 这意味着生活在外国占领之下—压倒了民族主义,尽管为国献身和忠诚于家乡这两种感情可能共存,并且仍是许多人的态度的基础。那些回归日本人统治之下而生活的中国难民是出于民族和民族命运的考虑吗? 我认为并非如此:在这种险象环生、变化不定、危险重重的时刻,他们 的考虑更为地方化。当我们在“原爆点”(ground zero)观察战争并宣扬 中国的抵抗是民族主义热情的证据时 , 是否我们是在透过我们自己的文 化透镜来追忆?看到的是并不存在或至少不在同样优先级上的东西?

  自战争开打起,难民们的策略总体上来说就是尽可能快地离开城市 和城镇—但走得并不是特别远。到离家几个小时或至多一天距离的乡 下亲友家似乎是理想的安全之处。短途奔波意味着不用携带—常常是 靠手—许多日常生活所需之物;这样的奔波还意味着可以回来看看家 里的状况,或是取留下的东西—如果确实日军还未毁坏他们家园的话。 短途奔波对更贫困些的家庭或中等之家有好处—对他们来说,长途跋 涉根本没有可能。此外,短途奔波虽然令人烦乱,但不会引起长途跋涉 所带来的那种让难民远离故土和舒适群体关系的社会心理创伤。如果一 个家庭在农村没有什么关系,临时性的洞穴或附近山里的其他地点可能 会成为他们的临时藏身之所。浙北日占区的四个短途难民的经历揭示了 他们面临的某些难处和担忧。

  家在嘉兴县城西北塘汇镇的孙佐良描述了短途逃亡生活以及大部分 人被迫逃亡的原因(见地图 3)。他说,当日军第一次进入镇上时,几 乎所有百姓都逃到附近农村投靠亲友。一小部分人仍留守家中—老人、 无处可去者和留下来保护家园者,多数都被日军杀害。大约五天后,百 姓们开始返回家中查看情况。许多人的家已经被日军轰炸或纵火摧毁, 由于木材短缺,重建房子几乎不可能。

  李玉昌一家在石门湾—大运河在此四十五度角拐向东北和嘉兴—开南货店。日军侵入石门湾时,李玉昌一家已经逃到了距离石门湾镇东南 3 英里的乡村。几天后,当他们一家回来时,房子和店铺全被烧光了。他们又回到避难处,但李玉昌仍每天回石门湾做生 意维持生活,挑着担子向同乡兜售东西。他每一次前往石门湾都是一次 冒险—由于中日两军在石门湾来回拉锯,他从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 么。

  嘉善县李根盘和桐乡县冯振华的叙述更长,不仅强调了短途难民所 面临的现实和问题,也广泛突显了战争地带的生活。8 月末,日军到嘉 善的侦察飞机让县城百姓惊恐不已。由于害怕被炸,有些人在家里挖防 空洞。中秋节(9 月 19 日),日军飞机投下的第一波炸弹造成了部分伤 亡;此后,日军飞机经常投掷炸弹。百姓惊惶万状。李根盘提到,经常 看见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街头巷尾,商量避难去所。由于沿着沪杭铁 路而来的难民潮涌入,形势更趋紧张。李根盘证实,车顶上挤满了惊慌 狂乱的百姓。日军已经登陆并且随意滥杀无辜和焚毁房屋的传言如野火 般四处蔓延。永远都是传言!战争时期,在缺乏现代快速传播手段前, 新闻通过传言播散。这些传言似乎常常靠它们自己虚构的翅膀而高涨高 飞。当然,问题在于,它们从未被确认,并且,确实有多少虚假传言就 有多少真实传言。

  李根盘的父母明智地对这一传言信以为真。他母亲带着他的弟妹暂 时待在距离县城以西几公里外的姚庄乡亲戚处。李根盘和父亲仍待在县 城。两三天后,日军发动了全面轰炸,炸毁了城隍庙和大片房屋。此时 尚未逃离的百姓手足无措。有些人认为逃难比留在原处还要危险。日复 一日的选择实际上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但由于百姓不知道日军会在 哪里和什么时候发动攻击,许多人动身不得。不过,很快投靠姚庄乡亲友的李根盘父子不在此列。

  如果没有 12 月 9 日和 10 日晚间的惊吓,他们本来会在姚庄乡待得更久。12 月 9 日和 10 日,他们听到县城传来的密集枪声,看到火光 冲天。李根盘形容当地的农民“惊慌失措”。在这个运河交错的平原, 最快的离开方式是坐船。李根盘一家借用了亲戚家的一艘船。不过,他 们并不孤单。李根盘说,逃难船首尾相连。船里的农民和其他人不知道 哪里比较安全,并且每当碰到其他船只时,大家都相互探询最好去何处。 李家逃到距离西边和北边 12 英里(约 19 公里)的地方,在浙赣边境的 南汇镇停顿下来,这里距离嘉善县城和嘉兴县城都很远了,他们决定暂 时在此安顿。

  此后不久,嘉善陷落、日军到处奸淫烧杀的传言四起。李家不知道 有多少人被杀。一听到嘉善“维持会”已经成立,他们知道局势已经相 对平静,便雇了一艘船,在 3 月中旬过后回到嘉善。此时,他们已经流 离了四个月。房子虽在,但满目狼藉:只有几件连日军都搬不动的笨 重家具留了下来。

  11月,日军来到桐乡县的崇福镇时,冯振华开小酒店的父亲正卧病在床。冯父最后死于未知的传染病,年仅 35 岁。因此,冯振华一 家未能像镇上大多数人一样逃走。由于日军已经占领崇福镇,冯振华的 母亲既找不到医生也买不到药。镇上几乎见不到人,所有商店都关了门。 冯振华的母亲想起“割股疗亲”的传说,从自己手臂上割掉一块肉煎汤给丈夫喝。不管这是真是假,情况并未好转:她丈夫死了。杀害人们的是,日军的存在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而非炸弹和烈火。在冯家的例 子中,前者导致了冯父没法治病。

  这种离奇的吃人肉细节的描述警醒我们,冯振华在此段回忆中所记 得的极有可能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当年他年仅六岁。尽管他可能对某 些创伤性事件或连绵的磨难记忆犹新,但他的记忆可能一直依赖于别人 所述,其母亲肯定想用这件事向儿子和家人表明她是个德行高洁的妻子。

  冯父死后,冯母和三个孩子 —冯振华和两个姐妹(一个14岁,一个4岁)回到距离崇福镇几公里远的夫家。虽然冯振华的祖父已经去世,但祖母和两个婶婶仍住在那里。冯振华的父亲是长子。冯振华的二叔在上海绸厂工作,战争爆发时,他—既有趣也可能一开始是莫名其 妙—跟随厂里同事而不是与妻子一道撤退到安徽。然而,这一选择可 能正突出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婚姻的论述,他指出,夫妻之间缺乏亲密关系(特别是感情上的亲近),有情有意的是 在同性和同年龄的群体中。冯振华的三叔在离老家30英里远的一家 嘉兴酱酒厂做工,这个距离太远,没法正常通勤往来。不过,战争一爆发,他就回了老家,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待在一起。战时的选择仓促拼凑或(更雅致地说)组成了一个新家庭。这个家庭里面包括一个成年男人, 一个祖母,三名妇女和五个孩子(年龄从2岁到14岁不等)。战争和危机带来了新的社会组合,改变了旧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带来了新的挑战。

  当冯振华的祖母和两个婶婶带着两个堂弟妹一起生活时,显然是女 人当家。三叔回家后,整个局面为之一变。作为家里的成年男人,冯三 叔认为祖宅太靠近沪杭铁路,留在老家太过危险。他坚持(当然,他独行其是并成功了)全家搬到离祖宅西面22公里外的永秀乡。对于他为何要选择永秀乡以及他在那里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不过,最终事实 证明这非明智之举,永秀乡和附近一带饱受强盗的骚扰。侵华日军的到 来如同台风 , 催生了诸多如同龙卷风般的小强盗团体。这些为非作歹的 团体(用中文的说法即“土匪”)趁乱偷窃打劫。在杭州湾的海宁县, 大量难民从县城逃到镇上、乡村和西边的山区后,一伙盗匪打劫了硖石 港。后来,他们又被地方保卫队打退。

  永秀乡的土匪尤其暴力。据说,晚上经常能听到枪声混合着哭喊声。 冯振华一家寝食难安。祖母埋怨冯振华的母亲把家搬到强盗窝里—这 是个不合逻辑的推论,但又是个符合传统家庭动力学的反应。冯振华说 他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在强盗窝里避难显然并非逃难之旅的目的(冯 振华的母亲认为离家太远,不应搬到此地)。

  当时,日军的船天天挤在附近的大运河里。冯家讨论,如果要搬家 的话,哪里更容易找到船只。冯母天天去河边寻找渔船,好不容易联系 到有专门运送难民的船只,其上装有渔网做掩护。付了船费后,冯家第 二天晚上启程回老家。当他们途经崇德北门外的茅桥埭时,被桥上的国 民党军队拦住了。一开始冯家以为对方是要强行征用这艘船做军用。对 于坐船的百姓而言,这是普遍而又完全现实的恐惧。士兵们在冯家的行 李里翻来翻去找钱。要注意到,大战在即,正常的社会秩序已陷落,这 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冯家的钱都分藏在几个成人 身上—这是个很可能因搜身而被挫败的战略。两个婶婶在行李中的衣 服里藏了点私房钱,都被士兵们拿走了。不过,冯家还是回了老家。

  由于冯振华的父亲已死,一家人决定让三叔在一个老伙计的帮助下 掌管酒店,这个决定似乎很明智。然而,到1938年初,冯振华的三叔决定回嘉兴的酱酒厂工作。冯母试图自己掌管酒店,不过,由于崇福镇沦陷,社会极不安定:汉奸与日本人狼狈为奸;恶霸横行的新权力结构 意味着,要成功经营酒店,就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酒店里有时还发生 斗殴,显然,冯母难以应对。最终,由于入不敷出,冯母将酒店歇业。 冯母带着孩子们去杭州当街头小贩,这是个冯母没有解释而且表面上也 无可解释的举动。

  冯振华的故事揭示出难民生活中的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首先,冯 父的生病和去世(后者部分是由于日军入侵造成的)妨碍了一家人一开 始就能逃离。只有一个叔叔回到祖宅,改变了家庭动态结构,使他成为 了家里唯一的成年男性,也是搬家到土匪窝的决策者。冯母认为搬家距 离太远,显示了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安土重迁的影响力。关键是运输难 民但以渔网作掩饰的渔船的存在,不仅显示出船主的足智多谋,还揭示 了保护难民们免遭日军袭扰的必要。中国士兵的抢劫一方面表明劫掠者 不仅是日军和当地土匪,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比起和平时期,战乱中的 中国几于敞开大门,任人鱼肉和为非作歹—不过,这也是任何战争中 的常态。

 

宁绍战役

  占领浙北后,日军似乎总体上愿意让浙南和杭州湾留在中国手中。 不过,日军却在浙东地区来回折腾,表明这种看似无关利害的距离实际 上并非如此:1940 年 7 月,日军占领镇海县(属宁波府管辖)4 天;10 月,日军短期占领绍兴县和诸暨县。一切看似都是浅尝辄止和戏弄挑拨。 不过,日军短暂占领镇海、绍兴和诸暨已有先兆:1940  年  1  月,日 军占领与杭州隔钱塘江相望的萧山县,也表明日本终将采取更激进的策略。战略上而言,日本占领萧山会让它更容易进占浙东,避免了攻势开始后跨越宽阔的钱塘江的困 难。1937 年 11 月 30 日,在日本发动对浙战争三个多星期后,日军开 始轰炸萧山。30 架日军飞机攻击萧山县城,炸死了  200 多人,伤者更 多。此后,到 1938 年 6 月中旬,日军轰炸机 68 次袭扰萧山县城,杀害了 604 人,伤者逾 2200 人,摧毁了 4500 间房屋。萧山县城主要机构 迁往内地:县政府搬到萧山县南边;著名的湘湖师范学校搬到浙江省西 南边陲的松阳县。

  1940 年1月 21 日的暴雪之夜,据说日军以白衣为掩饰,跨过钱塘 江,占据一个登陆点后,次日占领了萧山县城。一路上,他们把能烧的 都给烧了:湘湖师范学校的所有设施、农事试验场及其办公室、山上的 树木、田间的庄稼乃至路边的草。或是受到日军行为的刺激,或是为了 掩盖自己的非法行为,本地百姓可能出于因办学而被征税的愤恨,也纵 火焚烧当地学校的设施。抗战期间,萧山县是浙东地区灾难最甚的地方, 4 万间房屋被毁(如若重修,也只能搭茅草屋),人口减少了15%。萧山县在20 世纪初取得的一切商业繁荣都灰飞烟灭。

  日军在 1940 年1月占领萧山县后,杭州的日本特务机关派遣特务 前往宁绍地区。1940 年 10 月,日军突袭绍兴,随后又撤退,这让许多 当地百姓误以为日军不会长期占领绍兴。到此时,日军已经推进到湖南、 湖北,他们认为,对日军而言,占领已属于“后方”的浙江沿海少数中 小规模城市已经没有直接的军事价值。因此,尽管有日本特务的存在, 但极少有人预料到日军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如同中国在浦东重新集结军 队、却在浙北战役中毫无准备一样,宁绍地区百姓们大错特错的、天真 的安全感使得当日军进攻时,他们毫无准备,并导致了更大的混乱。

  1941年4月14日,城中纷纷传闻日军将发动进攻。日军在宁绍战役中的目标是封锁浙江海岸线,攫取沿岸和港口的存储物资,摧毁这些地区的中国主力军队,巩固日本对已经占领的宁沪杭三角地带的控制权。 一支日军往南向吴淞一带进军,由东向西登陆宁波;另一支日军从萧山 县和富阳县向东进攻诸暨县。

  4月16日下午,听闻日军距离绍兴县城仅几十公里,绍兴县三个 银行的经理造访新任的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邢震南,要求邢震南允许他 们携带现金和贵金属离城撤退。但这一建议被得到县长邓讱支持的邢震 南劝阻。他们表示,登陆日军甚少,一时无力攻城,已派部队增援,局 势虽紧,并不十分严重,要看今夜三时潮汛来时,日军有否增援登陆, 城内似可无虞,现在撤退,会动摇人心,不要轻举妄动,等到明日再说。

  有评论者注意到当天晚上绍兴城的内部矛盾:当绍兴城的经济精英 们忙乱地收拾现金储备和可携带的财产时,军政要员们却似乎对任何可 能的进攻都漠不关心。几乎所有军政要员都在观看八十六军话剧团排演 的曹禺话剧《雷雨》。半夜,日军部队攻入绍兴城,切断了城乡之间的 交通。黎明前,日军占领了绍兴城的几个要地。城内仅有一个团的兵力, 根本无力抵抗。第二天凌晨,绍兴城乱作一团:街头的百姓试图从已经 开始在某些地方滥杀无辜的日军手下逃出。在四方逃离的队伍中,打头 阵的就是军政首脑。绍兴最高首脑邢震南伪装成农民,藏在城西的一艘 船中。绍兴县长邓讱也化装企图逃走,但无济于事,在离城时被日军射 杀。有些军政要员逃走,是因为害怕列名日军的伪组织名单。

  4月19日,绍兴沦陷。政府首脑拒绝承认危险迫在眉睫但不让银行家们离城,结果导致绍兴各银行的所有款项(高达五六百万元)全部 落入日军之手。面对敌方确定的进攻,中国方面却毫无军事准备,更是 离谱。军政要员率先逃离激起了民众的愤慨,银行业领袖向国民政府施 压,邢震南坐了牢,1944年因渎职被枪决。

  日军在宁绍战役中的另一个目标城市是东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宁波。 1842 年,宁波成为具备帝国主义列强的规章和政治模式的有影响的通 商口岸。19 世纪晚期,宁波的商业精英与 100 英里外的上海关系至密。 沪甬间的密切关系赫赫有名:实际上,宁波帮主宰了上海经济。战前, 宁波的政治精英因此理所当然地与上海建立了紧密联系。由于甬江上的 宁波位于离海 15 英里的内陆,因而,宁波的出海口实际上是镇海。

  1941年4月,宁波就已经感受到日军的压力,宁波的领导人本应戒备森严。距离镇海不到 10 英里是舟山群岛,这是中国沿海最大的群 岛,有大大小小 400 多个岛屿(见地图 5)。在中日战争爆发前,1931 年春,日本 200 多艘船只出现在舟山一带(用中国的说法,“入侵舟山 渔场”),显示出从舟山一带利益可观的渔业中分一杯羹的强烈兴趣。 1933 年 3 月,日本的另一个举动更是不祥之兆—尤其是考虑到日本 在东北、内蒙古和华北的所作所为—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侵入舟山水域。 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中国用炮舰驱逐了日本舰队。中日战争开始后,1937 年 8 月 18 日,日军占领了舟山群岛最北边、距离上海仅 60 英里的泗礁 岛。中国方面的资料说日军再度被中国炮舰驱除。日本如果控制舟山 群岛,将为它在中国海岸建立封锁线奠定重要一步。此外,舟山群岛位 于杭州湾的入口处,也是上海—香港航道上的要地。

  为了保持他们的恐吓活动,1938年4月,日本海军进入舟山群岛的行政县定海县城所在地定海港。1939 年 5 月,120 多名日军在两个小岛上登陆,杀害了 40 多名百姓。紧接着,1939 年 6 月 23 日,1400 多 名日军士兵在舟山岛链的三个地方登陆,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舟山本岛 上的沈家门港。定海县政府搬到距离大陆最近的岛上。最值得注意的一 点是,从此直到战争结束,舟山一直被日军占领。

  因而,自此之后,日本人就是镇海和宁波水域的长期存在。1941 年4月15日,十几艘日本战舰在镇海河口游弋;实际上,日本已经开始时不时炮击几个中国守军所在地。中国军队第 34 师和 194 师是宁波的防卫主力。然而,宁波出现传言说绍兴已经于 4 月 17 日陷落,除了34 团外的所有中国军队都被下令撤退到绍兴地区以保护曹娥江。如同 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和绍兴的陷落一样,宁波的防卫在关键时刻却被削弱 了。在日军对浙江的所有进攻行动中,中国方面毫无准备和明晰的战略。

  4月19日,日军在凌晨1点发动进攻,并且有炮兵和空中火力支援。黎明前,日军分两路登陆。中国军队据说进行了英勇抵抗,第34师几乎所有官兵都殉国。上午 9 时 40 分,宁波沦陷。镇海县政府撤往 西边的鄞县。日军占领了宁绍地区的其他各县以及向南直到福建的沿 海各县:瑞安、温州、临海、象山。另外,日军还占领了海门港和石浦港。

  宁绍战役期间,战争波及的各县难民们纷纷逃到乡下,还有大量难 民逃往绍兴附近的会稽山和靠近宁波的四明山。那些在杭州湾血战时从 浙北各县逃到宁绍地区的难民们现在继续南逃到金华、衢州、台州、处 州和温州。这一阶段的难民们的记述映射出三年前浙北的那些景象: 反映出受传言影响的各种报告、对逃往何处的犹疑不决、以及在最终决 定前的再三思虑。不过,总体来说,在难民的这些经历中,表现出比此前更强烈的对日军的恐惧,并乐于相信敌人拥有超人般的力量。这些反应大部分肯定源于有关日军的野蛮和残暴的新闻及传言,它们如同野火 一样沿途村村相传。在大众的想象中,从空中轰炸到蓄意纵火焚烧房屋 店铺,日军总是与火联系在一起。

  在此时及以后战争期间的各种叙述中,对夜晚和黑暗的描述,常常 表现出的一种修辞是彻彻底底的凶险无比。最简单的解释可能是,许多 难民最恐怖最糟糕的经历都发生在晚上。或者,对某些人而言,他们的 难民生涯中挑战性和可塑性最强的经历都发生在晚上。有意思的是,日 军在杭州湾北岸、绍兴、宁波等地的进攻全都是在半夜开始的。这一信 息众所周知,因为报纸上报道了进攻的时间和特征。随着这些消息在 途中经人们口耳相传,人们不可能不形成一种将日军与夜晚联系在一起 的潜意识。

  宁绍战役中难民们各种扣人心弦的故事源于日军对新昌县的轰炸。先看看因日军轰炸新昌县而被迫中断在新昌师范学校求学 的学生子系的叙述。日军轰炸开始后,教师们立即忙乱地解散了学生, 让他们赶紧回家。子系和一位姓叶的同学要穿过县城去曹州村。他们本 来打算走平坦的公路,但两人害怕可能遇到日军—路上除了他们两个 外别无他人,这景象更令人恐惧。叶同学提议走小山路,那样危险的可 能性小一些。子系描述说,“天像故意和人作难,一阵黑似一阵,简直 是伸手不见五指……擦得头破血流。摸到半夜,才发现远处有一片灯 火”。他们以为那灯火处是曹州村,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走错了方向。 路上遇到的一个妇女噩兆般地警告他们:“日本鬼子马上要来,我们正 准备逃难哩!”他们只得摸黑尽快逃走,拂晓时才赶到叶家。

  子系当天傍晚才回到家,迎接他的只有更可怕的描述和选择。他刚到家,姐姐就对他说:“日本鬼子已到溪口(在邻县奉化)了,今晚可能要到新昌。我们的家要丢啦!”(有关奉化的情况参见地图 7)子系 的哥哥也同意应该尽快逃走。不过,子系的祖母非常固执地表示:“我 反正老了,死了也不要紧,这个家是我的,死也要死在这里!”不过, 一家人没有听从她。所有人都离开家,半夜往深山里去。一家人在一个 废弃的破炭窑里住了四个星期。

  与子系相比,吕作阳是个富家子弟。日军轰炸新昌前,吕家拥有一 个钱庄、一家棉布店、一家粮食油饼油烛店、一家油坊。结果,除了油 坊外,其他所有产业都在轰炸中损失殆尽。由于满城大火,百姓纷纷逃 难。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吕作阳一家逃到哪里去?一种可能是逃到南 边天台县的天台山一带。但吕作阳认为,往天台山不确定会遭遇什么; 而“远乡”可能会是个“土匪窝”(如同桐乡县冯振华一家)。他们决定待在靠近县城的地方,这样,一旦情势稍定,吕父可以照看油坊,然 而,在日军占领新昌县城一年后,因为听说日本人准备强迫他作汉奸头 目,一家只得再度逃难。日军常常强迫商界名流和商会领袖当他们的代 理人。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吕家迁往县城西南的桃源镇。吕父在那里隐 姓埋名地生活下来。

 

浙赣战役

  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上,杜立特空袭(Doolittle Raid)无足轻重。 由于美国直到   1944   年才开始持续轰炸日本,杜立特空袭似乎不过是对日军突袭珍珠港的一点小小的打击报复。然而,杜立特空袭却对浙江的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成为日军发动浙赣战争的背景。1942 年 4 月 18 日,79 名飞行人员和 16 架 B—258 轰炸机在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的命令下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向东京、横滨、名古 屋和大阪—神户地区投掷燃烧弹和爆破弹。飞机本来计划在浙江西南的 衢州空军基地暂停加油后再飞往重庆。蒋介石对杜立特空袭的飞机要在 中国着陆非常担忧,害怕将会引起日本的严厉报复。

  杜立特空袭的结局不如人意。他们遭遇了预料外的逆风,从日本到 浙江的航程也比预料的更久,结果油耗也超过预期。天气雨雾交加,飞 机飞近海岸时,天已将晚。飞行队早先向中国方面请求安装无线电归航 信标,尽管重庆方面保证将会安装信标,实际却并非如此。结果,飞行 员无法在机场着陆。美军历史学家 S.L.A. 马歇尔(S.L.A. Marshall)指出, “不仅机场完全无归航安排,而且,当飞机已经飞抵头顶时,还响起了 空袭警报,所有灯都熄灭了。”所有飞机都坠毁了,机组人员或是尚在 机内,或是跳伞而出。

  日本怒不可遏。不仅是因为炸弹的破坏力和突然袭击让他们颜面尽 失,更因为日本不能容忍美国飞机可以在中国着陆并且从中国的空军基 地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人已经通过 3 月末的飞行侦察意识到,衢州、丽 水和(江西)虞山的飞行跑道正在扩建。实际上,在杜立特空袭前两日, 日本帝国大本营就提出了浙赣作战计划,这将是浙江省遭遇的最致命的 一战。日军发动浙赣战争的目的是:击败中国军队,摧毁可以空袭日本 的空军基地。5 月 15 日,日军集结了 40 个步兵营和十五六个炮兵营、 合计十万多人发起浙赣战役。日军兵分三路:从杭州地区向东南到富春 江沿岸;浙赣铁路沿线,包括金华、兰溪、衢州等关键城市;从宁波南边进入浙江省中部。在金华—兰溪地区的大规模战斗中,中国首次在战争中重创日军,歼敌一千多人;但中国军队最终仍撤退了。5 月 29 日, 金华和兰溪陷落。

  浙赣战役中的高潮一战发生在衢州,这里是个战略要地,空军基 地距离衢州县城仅几公里,并在事实上触发了日军的行动。 从 6 月 3 日到 6 月 8 日,战争夜以继日;日军如同巨物。中国军队屡次后 撤,日军则步步进逼,与从江西来的日军会合,完成了日军的战略目标。

  至于衢州城的百姓,中国当局几乎是和日军一样的威胁。5 月 20日,驻守衢州的主力部队国民政府第   86   军的指挥官下令衢州城内四万居民三天内撤离;即到  5  月  23  日前,城内所有百姓都必须携家撤出。衢州的国民党县政府也下令,为了“以便作战”,百姓至少要后撤 40 里(13.3 英里)。当局没有特别举措帮助百姓撤离,实际上是强迫所有百 姓当难民。许多富人早已离开。但工人、小店主或其他人只能独自遵照 当局命令撤退。那些生病、残疾、年老或不能独立离开的人被军警驱逐。

  撤离时恰逢衢州六十年一遇的洪水,而境遇之悲惨如雪上加霜。撤 离者须经的衢江主桥被水淹没了,百姓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船—但船 少人多,无济于事。对部分人来说,更糟糕的是,86  军以“固守衢城” 为借口,下令所有家在衢州城墙边上的百姓毁掉自己的家园。十有八九 的房主不忍执行命令,拆毁自己的房屋,结果被军方纵火焚烧。中国军队效仿日军策略,将城外以及火车站附近的所有房屋付之一炬。

  在大雨滂沱之下,日军用重火力轰炸以削弱衢州城的防御力。熊熊不断的火势压过了大雨,将城市变为一片废墟。6 月 5 日,日本用毒 气对衢州城发起进攻,并且用猛烈炮火攻击火车站。6 月 7 日,中国军 队司令官下令士兵们突围出城并撤退,同一天,日军开始了对衢州为时十二周的占领期。在占领期初期,日军枪杀了   200   多名中国士兵和百姓;在周边农村,日军所在的夏天留下的记忆是奸淫、烧杀、抢掠。衢州城 的商业遭受重创。9 月 23 日,日军从衢州撤退将近一个月后,仍无任 何商店营业。衢州城内大多数地方,九成房屋(8228  间)被毁。衢州 的 19112 名百姓或伤或亡,2.88 万间房屋被焚;6600 头牛、11.9 万头猪 被杀;9.7 万斤粮食被抢。整个经济损失高达 1.42 亿元。

 

难民数量及目的地

  对于要穿过浙江省的非浙江籍难民以及要出省的浙江籍难民而言, 最重要的目的地是闽北、赣南和皖南。这些地方很有吸引力,因为那里 还没有遇到战争;福建还可以为难民们提供土地复垦类的工作。在战争 初期,这些地方是特别受欢迎的流亡目的地,即便在浙赣战争期间也是 如此。在 1941 年 12 月前,逃到上海公共租界的浙江难民,大部分来自 浙北和宁绍地区的商界。逃到地处西南云贵两地的浙江难民有两条路 线:或走长江上游的航线抵达,或经由浙赣铁路进入江西,再向西抵达。 1937 年,重庆(1938 年末,这里成为陪都)有 3150 名浙江人;1945 年,在渝的浙江人有 48799 名之多。绝大多数在重庆的浙江人来自杭州、绍 兴、宁波和金华,即在战争初期最直接地受到战争影响的城镇和县城以 及那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些地方的百姓更不愿意留在当地,尽 管故乡的吸引力仍然很强。

  在浙江省内,尽管有时候难民也选择日占区的农村或山区为目的地, 但他们更乐于前往国民党控制的后方。据  72  个县的报告,1945  年初,浙江省有来自于其他省的难民 56289 名,大多数都在杭州。在 1937 年秋末浙北沦陷前,大部分来到或途经浙江的难民都是利用钱塘江进入浙 南和浙东的,他们的目标是浙赣路所在的萧山县或绍兴县,并前往东南。 从杭州西部一些县来的难民们最偏好的一条路线是沿桐江而上并折向 南。还有少数上海难民乘船抵达宁波和温州。1938 年 7 月,一份有关 难民向后方迁徙的救济工作的研究表明,到此时为止,有 1310801 名难 民。这些难民中有 30%(390623 人)前往金华,21%(273407 人)前 往绍兴,15.2%(199450 人)前往宁波。其他一些重要县的人数则非 常少。这三个地方涌入如此多的人,其影响惊人,当地必须要有所应对。 金华县的政策是尽快将抵达此地的难民遣送到周边县的城乡各地。

  浙江难民收容中心 1938 年 1—8 月登记的 284020 名难民的年龄分 布突显出哪些人更愿意当难民。中国人使用的“岁”的计算方法是自 出生起就开始算一岁;因此,西方所用的年龄计算方法中的   36—50   岁,在中国则应为 37—51 岁。

表 1.1 浙江难民收容中心登记的难民年龄  1938 年 1—9 月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0—8岁

47204

16.62

9—17岁

46364

16.32

18—35 岁

92848

32.69

36—50岁

67732

23.85

50岁以上

28872

10.52

  这一数据也与全国难民年龄分布相一致。如果将 50 岁以上的人以每 5 岁划分阶段,越年老越不愿意当难民的情况更明显。其中,46—50 岁的占 5.97%,56—60 岁的占 1.26%,66—70 岁的占 0.55%。老年人 不愿意加入逃难队伍的原因多样:体弱多病,不愿意成为子孙的负担, 舍不得放弃生产性的生活和多年生活的积累,不相信国人关于日本人暴 行的传闻。

  一份关于难民中男女比例的记录表明,几乎一半的难民都是妇女。 1939 年 8 月,在浙江省的 13 个难民收容中心中,53.6% 的难民(984 人)为男性,46.4%(851 人)为女性。在职业和就业背景方面,我们 再看看 1938 年 1—8 月的 284020 名难民的情况。下表未包括短期难民。

表 1.2 浙江难民收容中心收容的难民就业背景 1938 年 1—8 月

职业、行业

人数

百分比

农民

98178

34.57

无法工作

49572

17.45

佣工

49518

17.43

商人

41899

14.75

产业工人

24036

8.46

手工艺人

11099

3.91

失业

2911

1.02

教育和文化从业者

2880

1.01

政府人员

1212

0.43

专业人员,尤其是律师、教授等

1155

0.41

军、警人员

732

0.26

和尚、尼姑

444

0.16

医生

384

0.14

  可能最令人吃惊的是有这么大比重的农民为了安全而逃难。他们离 开土地时,显然已经切断了自己的生活来源。许多农民很可能是“中等 距离”的难民,他们前往远一点的村庄或山区,但不会去远到当形势稳 定后难以或不能回家的地方。据说,平湖县的农民“十之八九暂离战区, 寻即潜回”。如果再将农民仔细区分,则 20.22% 为自耕农,13.85% 为佃农,0.5% 为畜牧主。

  相当大数量(27.12%)的难民是商人、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 工商业阶层成员。不管他们是产业工人还是大资本家,许多人都因有血 缘、婚姻或商业关系而前往村镇和乡村。许多城市工人来源于农村,对 他们来说,去乡下就是回家。当城市遭遇战争时,工业萧条,工厂歇业, 由于没法做工,许多工人回到老家。

  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以及专业领域的男男女女的收入比普通人更高;这些专业人员负担得起长途旅行的费用。可能该群体中的一些人是 出于民族感情而当难民的:他们不能容忍生活在日本控制之下。社会学 家孙本文估计,有 90% 的上层知识分子(但作者未下明确定义)、50%的中层知识分子和 30% 的下层知识分子西迁。然而,浙江的知识分子 却不愿意西迁:他们的目的地更可能是广西省的桂林。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当难民们以“客人”身份到这些新地方时,他们会遇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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