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精装）

　　这是一位瑞典女子半个世纪前在中国的难忘经历。作为一名就读于北京大学的留学生，1961—1962年的中国与她所生活的欧洲反差巨大，她对好多事情不了解、不理解，但也对所历所见所闻感到好奇，所以她的记述有种陌生感，有种探求、疑问的色彩。她的回忆称得上津津乐道，充满现场感和生活气息，留学生活的反教条抗饥饿，古琴学习的温馨激动，市集上生动的杂耍表演，观者寥寥的文物古迹，上海、杭州、广州、洛阳、西安等全国主要城市的独特游历……她对一砖一瓦、一事一餐都不放过，真切地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她从饥饿难耐地要逃离中国，变为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文化，从此一生无法自拔！书中的200多幅照片，大多首次发表，再现了60年代初的真实中国，比文字更直观、更具冲击力，也让我们再次忆起曾经生活过的岁月，走进那个我们渴求进一步了解的时代！

    林西莉（1932—），瑞典文的名字为塞西莉亚·林德奎斯特，是瑞典最杰出的“中国通”之一。

    20 世纪50 年代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文学史、艺术史、历史和北欧国家语言，1961—1962 年在北京学习汉语和古琴音乐。此后多次访问中国，在自己的书中、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中、在电视节目里广泛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情况。1971 年她把汉语作为第三种语言引进瑞典的高中课程。

    1989 年她被授予斯德哥尔摩大学名誉教授，2009年被授予名誉博士。她的《汉字王国》（1984）和《古琴》（2006）双双获得奥古斯特奖，《另一个世界》（2015) 获得谢尔格伦奖。2016年获得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序：确有其事吗？

初识中国

北京大学

北京郊区

长城

古琴研究会

故宫与北海公园

城墙内的北京

天津一瞥

在中国旅行

长江三角洲：上海、苏州和杭州

广州和一次长途火车旅行中的谈话

黄河岸边的佛像、大烟囱和沙尘暴

武汉花山人民公社和株洲的船

译后记

作者简介 

序言：确有其事吗？

　　很多往事记忆犹新。我至今记得北京大学那凄凉的环境，我初来中国时在那里学习汉语。学校里有大堆大堆的炉灰。学生们在大操场上练习太极拳或站在周围看板报，他们还在那里吃从大食堂打来的份儿饭。大教室寒气逼人，我们都穿得鼓鼓囊囊的—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和手套，把双脚尽量从冰冷的地面抬起来。一呼吸就从嘴里冒哈气。

　　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气味，确切地说是大粪味儿。春耕开始时，农民往田里撒粪肥，臭味儿从校园围墙上方飘进来—如今这个地区已经变成中国的“硅谷”，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先进的技术蓬勃发展。当春天总算姗姗到来时，学生们爬到树上摘榆钱，把它们当美味佳肴吃。为了能把它们抓到手，很多嫩绿的枝杈被折断。我满头雾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没有人管？他们在毁坏树木。”我在我的老师面前抱怨说。“国家在闹饥荒，”她谨慎地说。“从去年秋天到现在，我们谁也没有吃到过任何新鲜蔬菜。”

　　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问过的人当中没有人能说清楚。

　　我站在南河沿附近的汽车站等车，背着那把有千年历史的宋代古琴，古琴有厚厚的丝绒琴套，我要到古琴研究会去上课。我记得，我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挤上已经挤满人的汽车，我当时多么担心我的乐器被挤坏啊！在研究会我看到，为了美化那破烂不堪的墙壁，人们在上面糊了薄薄的白纸，挂上漂亮的书法和竹帘画。

　　我还记得位于城西南宣武区的中央音乐学院，我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中国古典音乐的各种知识。那里有着催人奋进的学习氛围，在每一个角落里，都有积极进取的年轻学生在不停地练习演奏—楼梯上有人弹琵琶，大厅里有人拉二胡，卫生间外边有人吹笛子。整个大楼在各种乐器演奏声中颤抖。

　　我也记得洛克菲勒医院（协和医院）特殊营养科，在王府井商业大街以东几步远的地方，那里摆放着有山茶花和杜鹃花的美丽瓷花盆。为了医治脱发，一连几个月每到星期四我都要到那里注射B12 和BOC—包装盒上是这么写的—我的身体一下子很难适应这种新的增加蛋白质营养疗法。

　　这些往事久久留在我的脑海里。从1973 年起，我每年都要回中国一两次，这些往事又都鲜活起来。今日的王府井步行街，商厦林立，国际名牌产品琳琅满目，在它五光十色的背后，我似乎看到了它昔日的模样—一条房屋低矮、破旧的街。

　　我记得，我经常去逛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一个暖瓶，一个洗脸盆，或者其他东西。然而有时被告知，过一两周再来，因为国家严重经济危机，库里没货。我还记得大堆大堆的白菜，那是中国人过冬吃的主要蔬菜，秋天的时候农民用马车把白菜运到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晾晒白菜的景象—在树上，在各家各户院子里拉的绳子上，啊，甚至在胡同两边摆放的蜂窝煤上。

　　在20 世纪60 年代的中国，有私人相机的人少之又少—过了一代人以后已经很普遍—当年有相机的人主要为图片社工作，制作的照片是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198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过一次萧三夫人耶娃的摄影作品展，当时她已经在中国生活四十多年，工作单位是新华社。我为《每日新闻》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她1911 年出生在德国，在她定居中国、成为一位中国领导人的夫人之前，也曾经在斯德哥尔摩从事过几年人像摄影工作。临近结束采访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展出的照片怎么绝大部分都是官方人物和环境而很少反映中国的日常生活。“比如你为什么没有拍摄任何一张你居住的市中心那条街道上人们从事的各种活动的照片？修鞋的，洗衣服的，坐在露天吃饭的，等等。”

　　“亲爱的西莉，给那些人和环境照相与摄影艺术没有关系！我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在我去中国之前从未搞过摄影，也没有相机，不过我借了一台，拍了一部分照片，作为我经历各种事物的某种日记。它们与真正的摄影艺术无关。但是我希望，这些照片和我写的文字共同构成昔日我在中国真实生活的一瞥，那是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但我们必须要理解它并且要知道它与现实的联系。它可能显得有些遥远，但是它曾经存在过—就在一代人之前—它是几亿人的日常生活。

　　收入此书的大部分照片的环境来自北京城内及其周边地区，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自然还有其他原因。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20 世纪60 年代初外出旅行很复杂，不仅仅是买火车票的问题，还要得到很多不同部门的许可。除此以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还处于“封闭”状态，也就是说对我们不开放。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幸参观访问了许多城市。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多么希望我当时能勇敢地走近我遇到的人，记录下他们的音容笑貌、家庭和工作单位。但是我没能做到。我只是简单地把自己融入他们之中，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像一般人那样大家见见面，不能因为搞摄影而与他们拉开距离。因此收入本书的材料有很大缺陷。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我能做的一切。

　　当年很多中国人认为照相是一件危险的事，特别是农村人，认为照相会吸血、会把魂儿勾走，因此很多人一听说照相就马上走开，也担心变得引人瞩目，与别人不一样。

　　我有什么过错？ 为什么单给我照相？这会变得很危险！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溜走！

　　在我小的时候，照相在瑞典也不是常有的事。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到照相馆照一张结婚照片，尔后终生摆在大房间的柜子上。一般人（主要是男人）到五十岁才开始照相。

　　像现在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大照特照的情景，快乐的晚宴照，给好看的猫狗照，平时欢乐的情景不分昼夜都照，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当年可不是这种情况。

　　这本书不是讲述1961—1962年中国所处困难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民生状况的，不是讲述当时复杂的中苏、中美关系的，不是讲述导致数以千万计人死亡或者根本没生下来就死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当局想集中力量立即实现国家工业化—也不是讲述几年以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内部冲突的。所有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和现象构成我所讲述内容的背景，因此一笔带过，它们不构成本书的核心内容。

　　在这部作品里，我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1961—1962年在中国两年的所见所闻，当时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青涩的西方青年人，处于对所有事情都似懂非懂的一个奇怪的中间状态。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 年革命成功了，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为什么人民还会挨饿？今后怎么办？没有人知道。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以自己的经验讲述了我怎么样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它，到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开始爱上她。这得益于我接触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字、音乐和结交了很多不同个性的人。

　　在我写这本书时，那两年写的六大本厚厚的日记帮了我大忙，我把每天的所见所闻都写进日记里—我的疑惑，我的问题，我的担惊受怕—特别记下了我遇到的几个人的情况。我还得益于写的密密麻麻的七十九封家信，经常有好几页长，在信中我仔细讲述了五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的生活。我是与我当年的丈夫斯文一起去中国的，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两年，不过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    

　　这就是我的故事。

装　　帧：精装

页　　数：335

开　　本：16开

正文语种：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