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决定命运:爱如何塑型婴儿的大脑

《母爱决定命运》你的一切都和童年有关吗？母爱，决定命运。
　　《母爱决定命运》母爱对婴儿大脑的发育为何起着如此关键的作用，以及母婴之间的互动模式如何持久地对个体将来的情绪和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母爱决定命运》婴儿阶段，我们初次体验并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感受，我们开始以某种特定方式组织自己的各种体验，这种经验的组织方式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成年之后的行为和思维能力。
　　《母爱决定命运》早期压力对婴儿发育中的神经系统产生广泛的影响。当母婴关系出现问题时，婴儿不得不适应这种关系模式；婴儿的大脑同时也会适应这种关系模式。大脑的情绪和免疫系统尤其容易受到早期压力的影响，从而出现功能障碍。使得儿童未来更容易出现身心问题，如抑郁，反社会行为，成瘾，厌食，以及身体疾病。
　　《母爱决定命运》如何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本书从全新的视角，结合生动的案例，给出了答案：母爱，决定命运。
　　《母爱决定命运》无论父母，还是专业人士，政策制定者，本书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指导。

王燕，女，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心理学系。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学士。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家庭养育、婚恋行为和儿童发展。代表著作《鲍尔比心理健康思想解析》荣获2015年度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当代都市父母教养现状及反思》荣获2010年度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前言 /1
致谢 /5
译者序言 /7
第二版的介绍 /9
第一部分：基础：婴儿及其大脑
1未未曾谋面的TA /3
2未回到人生伊始 /18
3未构建一个大脑 /44
4未有害的皮质醇 /76
第一部分的总结 /113
第二部分：不稳定的基础与其后果
5未尽量不去感受
早期情绪调控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 /122
6未抑郁的婴儿
早期经验是如何改变脑内的化学物质，
从而导致成年期抑郁 /148
7未主动的伤害
童年期创伤和成年期创伤之间的联系 /177
8未折磨
人格障碍和童年经历间的联系 /198
9未原罪
为何遭受虐待的孩子难以产生同情心 /220
第三部分：信息太多，方法太少
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10未如果所有的一切都失败了，那就抱抱你的泰迪熊吧
损伤后修复 /253
11未未来的新生命 /274

第二版的介绍
　　一条理解人类情感领域的崭新途径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观察婴儿与母亲之间不良关系模式的成因，并对这种关系模式进行干预和治疗，这本书的出版正是建立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之上。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早期的关系模式，可能会对个体以后的心理状况产生巨大影响。于是，我开始查阅大量有关婴幼儿大脑发育方面的研究文献。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成人期的心理功能缺陷（从轻度抑郁到由心理、生理因素造成的精神病理症状）与婴儿期的脑发育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的东西，不禁暗自庆幸资料查阅的及时性。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各个学科研究结果的整合，正在为我们提供一条理解人类情感领域的崭新途径。在这本书中，我将引领你踏入这条崭新的途径，不管你是作为一名家长、临床工作者，还是配偶，我都会告诉你如何来运用这些崭新的思想。那些通常又厚又重、充斥着学术名词的医学、科学，以及学术类的著作，在看的过程中我会在里面勾画许多重要的知识点，虽然在出版时，著作者也希望这些书能够进入公众的视野，被大众接受，但是其结果却并非如此。当然，这些书中所提供的信息，强烈地改变了我对人类情感领域的理解。在这本书中，我会通过整合与翻译这些信息，为你提供一个亲身体验的机会。
　　这种新的观点并非来源于任何一个独立的突破性发现，而是源自神经科学、心理学、心理分析与生物化学领域中同时涌现的各种新发现。由于这些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他们正在深化着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理解，譬如，如何成为发展完善的人（fully human），如何学会同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等。因此，这就使得人们从生物学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行为进行全面解释成为可能──通过了解婴儿的世界、人类“社会脑”的发展，以及情绪调控过程中所涉及的生物系统。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运用这些有关婴儿方面的科学知识，来理解人类情感领域的活动。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既令人兴奋又充满痛苦的过程。一方面，在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育儿过程中，父母教养行为的不当或者照顾婴儿能力的低下，会对他们后代终生的发展产生障碍，并且，这种障碍会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个体身上；另一方面，我也发现，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基因携带”、天生注定的行为特质、疾病以及犯罪行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很多时候，我的研究使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和资源，上一代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不良影响，也能够避免传递给下一代，或者说，一个幼年受到伤害的孩子，也可能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家长。
　　事实上，政府也认识到了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他们已经制定措施来提供适时的支持，如税收抵免（tax credits）以及父母课程的开设。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之所以采取这些行为，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了整个社会为缺陷家庭所付出的代价，譬如，由于家庭环境不良而产生的犯罪、暴力以及毒品滥用等问题。虽然对于那些处于困境的家庭而言，这些支持显得非常重要，正如给饥饿的人群偶尔提供一些食物，或者其他的一些雪中送炭之举。但是，这些行为更类似把大笔的钞票投入房屋的维修中，而这些房屋在修筑之时，便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虽然有些问题，诸如长年潮湿、吸热、对噪音的不绝缘，以及由于地基不牢而导致的塌陷等，经过维修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是，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所房子在搭建之时存在着问题，需要长期不断地进行费用高昂的维修。这正如人类的个体，幼年之时没有打下良好的基础，以后虽然进行了高额投入的训练和治疗，但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只能是事倍功半。如果要进行有效的预防，则应从个体发展的奠基期开始，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个体发展的奠基期，包括从怀孕到两岁之间这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个体的“社会脑”正在逐渐成形，个体的情感风格和情感资源也正在建立。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描述社会脑的发展，描述社会脑如何控制个体的感受，从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以及个体压力反应、免疫反应，还有神经传递系统的发展，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体将来的情感生活。本书的第二版增加了一些有关在子宫内部胎儿最初发展阶段在个体情感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内容，此时胎儿已经开始适应人类环境。本来设定为保持稳定的大脑系统已经开始被塑造，不仅会受到母亲饮食影响，也会受到母亲体内情绪流动所产生的生化物质的影响。一旦婴儿出生，当他或她开始适应外部环境的人生历程时，这些系统便会面临新的挑战。早期的抚养行为指引着这一过程，但是情绪系统也会被更为宽泛的社会和文化期望所塑造。
　　当这些影响存在不良因素时，在以后的生活中，个体就会遭遇社交和情感方面的困扰。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介绍早期所受到的某种影响，可能会以何种途径导致个体以后出现某种症状，如厌食症、精神障碍、成瘾、反社会行为、人格变态，以及抑郁。
　　科学能提供什么
　　现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治疗各种疾病的途径，如用一粒药丸来帮助瘾君子克服毒瘾，用抗抑郁剂来救助抑郁症患者，诸如此类。但是，直至今天，在理解人类的情感生活方面，仍是少有人问津。这些开始于启蒙运动年代的科学产业，以其特有的科学方式而建立，这种方式不适用于情感领域。这些科学产业所强调的是一种线性的、可以预测的关系模式：如某种原因会导致何种结果，某种刺激会引起何种反应。而人类情感既难以预测，又难以测量，它们的介入只会使这些科学产业的运行模式变得混乱不堪。对于科学所能提供的技术进步而言，人类情感则与其毫无关联。
　　上述的思维逻辑非常巧妙地打破了中世纪迷信的世界观。在17世纪，人们所面临的最为迫切和首要的任务，是通过提高生活的物质条件，来帮助人类摆脱饥饿、疾病以及短寿的威胁。大批的科学家和发明者最终非常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却把这些革新和进步看作理所当然。今天，至少在一些物质充裕的社会里，人们通常认定自己会有充足的食物供给，会颐养天年。但是，在这些充裕的物质生活背后，其实是经历了一个选择和奋斗的过程而获得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今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却掠去了公众对情感领域的热情。现代科学最终已经发展到能够对人类情感进行测量和量化──在一定程度上。在20世纪90年代，令人振奋的如FMRI之类的新型扫描技术开始出现。运用这些新的扫描技术，科学家们可以制作出正被体验的某种情绪脑部活动的视觉地图──从而首次使得运用技术手段对情感进行测量成为可能。
　　在同一个10年，诸如Antonio Damasio和Jack Panksepp这样的神经科学家们正引领着当时该领域的一批活跃研究者，从事着如今已被人们所知的“情感神经科学”的研究。在大致相同的年份，在生物化学领域，免疫学家Candace Pert开始鉴别出诸如内啡肽之类的重要情绪生化物质的受体，而诸如Megan Gunnar的心理生理学家们深化了我们对于压力的生物化学过程的理解。因此，在冷落300年之后，硬科学最终以新的面孔展示了对情绪研究的兴趣。
　　与上述相类似，发展心理学也重新改进研究工具拓深对早期情感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名叫Daniel Stern的精神病学家运用录像手段，对母亲与婴儿的世界进行了研究。他把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交往互动拍成录像，然后再对每个镜头进行逐一分析──他的研究极大地扩展和完善了人们对于生命早期发展情况的了解，他的这些研究在“依恋理论”体系中被加以介绍。依恋理论首次由心理分析学家John Bowlby和心理学家Mary Ainsworth在20世纪60年代所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开创了把近期的科学发展同精神分析思维相互整合的尝试──依据个体的生物特性来理解其情感世界。Mary Ainworth设计了一种叫作“陌生情境”测试的实验程序，用来测量父母和婴儿之间的安全与非安全型的情感依恋（Ainworth et al. 1978）。在实验中，实验者设计两种情境，一种是婴儿与母亲的暂时分离，用来测试婴儿对母亲突然离开，以及重聚时的反应；另一种情境是母亲离开之后，一个陌生人走进婴儿独自所在的房间，待了一会儿后离开，用来测试婴儿对陌生人突然闯入和离去时的反应。结果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可靠的测量亲子之间关系质量的方法，自此之后，这种方法便被大量探讨亲子关系的研究所采用。
　　自Stern之后，另外的一个领军人物是Allan Schore，他曾致力于整合来自不同学科的大量研究成果，本书将重点介绍他对不同学科所做的细致且深入的综合分析。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工作，才使得从生物和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情感成为可能。
　　情感研究中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整合
　　在所有的研究中，最让我感到振奋的地方，便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整合，各种学科之间多年以来壁垒森严的局面被一扫而去。在我还是一个少年时，对学科之间界限分明的局面便有所体验。那时，我对文学和生物学都充满兴趣，但是却被告知我不能同时学习文科和理科，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最后我选择了文学，于是便成为一名精神治疗医师。但是，这种将不同学科强行分割的做法，却在我的心灵之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看到今天不同学科日益交融的情形时，便会心生几分震惊。不过，这种趋势真是令人欣喜，各个学科的研究也将会从中迸发出新的曙光。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科学研究最近所得出的结论却是：“感觉处于首位”──正如e. e. cummings诗歌中所说的那样。而理性，虽然从科学成立之初便一直被引以为豪，现在却被看作建立在情感之上，离开了情感就无所谓什么理性。正如Damasio所提倡的，认知依赖于情感，这一观点正日益深入人心。Damasio指出，大脑的理性部分自身并不能独立工作，只有当大脑掌管基本调控和情感的部分也同时运行时，理性成分才能行使功能，或者如其所言：“大自然似乎并不仅仅把理性器官置于掌管自身调控的器官之上，前者同时也是源自后者，并且两者同时协同运行。”（Damasio，1994：128）。同样，大脑皮质的高级成分，也不能脱离内脏器官的初级反应而独立运行。认知加工过程确实可以使情感过程变得更为精确，但是，离开了情感过程，认知过程便不再存在。大脑会建构起人体内部状态的心理表征，并把这些表征同脑内存储的其他表征相连接，然后，以内部反馈的方式，把这些信息传输到体内各处。从而以循环的方式，可能引发机体进一步的感觉反应。
　　对于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而言，这种观念无疑是迎头一击，因为他们致力于强调理性的力量和重要性，并极力主张将感性和理性相互分离。当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对感性漠不关心，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他们所处的年代，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这些感性成分。当然，把精神和肉体相分离的做法，也有其社会的原因。只有认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才能说服强势的教会首领容忍医学领域对肉体进行的解剖，Candace Pert称之为“平民与教皇之争”（turf deal with the Pope，Pert 1998：18）。不管在医学界，还是宗教领域，对人类肉体敬畏感的消除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一做法释放和催生了一种崇尚理性和思想自由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下，科学和技术得以自由发展，最终引发了十八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从而使得科学技术开始渗透到人们生活的许多领域。然而，那时的科学技术，难以对人类的情感生活进行定位，因此，情感领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漠视，只有在虚构的小说中，人们才会探讨情感，在现实的科学研究领域，这一主题则无人问津。
　　在工业化国家，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和丰富，源于一种实用主义的动机，对于以创造尽可能多利润为目标的实用动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因素确实是种障碍。毫无疑问，在追求高水准的物质享受、熟练的读写能力、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便捷的通信网络，以及延长寿命方面，工业化道路的生活方式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在追求资本无限扩张的道路上，人类的情感因素却被无情地抛在一隅，不予理会。这种对人类情感因素的无视，虽然使得地位最低的民众受到了最大的伤害，但是，这种伤害会蔓延开来，不管男女，不管处于哪个阶层，在情感生活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伤害的冲击。具体而言，在追求资本最大利润的驱使下，企业主往往把工人看作他们的劳动机器，无视他们的感情需要。在厂房中，这些工人通常长时间站在织布机旁边，甚至相互之间不能随便交谈。当然，也许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实际情况并不如我们预期得这么糟糕。现在，资本主义初期所谓“血汗工厂”的工作条件被传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有许多工厂在为西方消费者加工商品。同时，在那些发达国家，在一天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人们也无暇顾及他们的心情感受，即使没在工厂劳作时，他们也通常如此。
　　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已经意识到，我们正在为这种新文明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表现形式便是我们对许多强烈情感的压抑。然而，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并致力于寻找一条更为理性的途径，来应对这些来势凶猛的情感。他所指的情感，包括性驱力和攻击他人的冲动，他的目标便是为这些被压抑的情感提供其他的宣泄途径。他所采用的“谈话疗法”，通过让个体以自言自语的方式表达出这些情感，可以使人们更为深层地了解这些情感。早期的心理分析学家相信，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治愈神经衰弱症、歇斯底里症，以及其他的异常行为。
　　然而，等到这些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成为一种时尚，并且人们也更敢于表达自己在性方面的感受时，经济体系前进的步伐已经启动。随着大规模生产新技术的出现，开拓市场、挖掘消费群体变得日益重要。原先人们那种强调自我克制和为将来存储，被严格约束的消费模式，也被新兴的大规模消费社会所替代，在这种社会里，人的需求也是无限膨胀的。精神分析对人类处于无意识层面的，无处不在、汹涌难抑的感受和欲望的洞察，也催发了这些新产品销售市场的出现。具体而言，产品生产商所推出的各式广告，不仅可以唤起消费者的性驱力，并且可以激发他们被爱、被欣赏、被他人接纳的需求。在广告中，生产商往往指出，他们会满足消费者的这些需求，通过穿戴他们制作精良的服饰、驾驶他们考究实用的车、食用他们美味健康的食品，或者购买他们品位高雅的家具。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个体要通过购买商品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那么首先便得学会，不太压抑自己的各种冲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近几十年来，性行为所受到的压抑不断减少。原先对于体内欲望所进行的伪装与严格控制，已经转化为对性行为和性体验的日益重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情感领域似乎正在当今的文化中复兴。然而，在科学领域，对于精神和肉体的严格划分依然存在。早期那种把情感完全排除在医学之外，只对身体的具体构成部分，如血液循环系统或传染过程，进行分析的做法，在今天仍然大量存在，医生和药剂公司仍然致力于寻找对发病器官进行快速修补的途径，却很少把整个人体组织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也很少关心这个有机体是如何调动不同器官，协同工作的。
　　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系统的观点
　　不过，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者说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已经成形了一段时间，正在跃跃欲试，等候有慧眼的研究者加以采用。这种研究范式曾被冠以各种称呼，如“社会生态学的”“系统的”“控制论的”“整体的”。虽然在许多学科中，这种范式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在看待整个世界的观点上，这种范式还没占据主流。在很多方面，建立这种系统研究范式的努力，都是一场新科学同旧科学之间力量的角逐。这种新旧科学之间的竞争，首次出现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时，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出现，个体对自己情感的控制已经开始松懈。在当时的物理学界，也涌现出一些革命性的发现，这些发现对人类生活中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观念，提出了全新挑战。Max Planck的量子理论指出，物质并不如我们所知觉的那样，处于固体和静止的状态，而是由在一定周期内有节律运动的微小粒子构成。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一个围绕自身构成的连续体。这些激进的观念，远远超越了人类感官所能触及的范围，正如Bryan Appleyard所言：“眼光有多远，看到的世界就有多大。”（1992）
　　既然人类的感知觉存在着局限性，显而易见，建立在旧科学基础上的许多假设都需要重新修正，正如Werner Heinsenberg所宣称的，“客观的现实就这样蒸发了”。事实上，你看到的现实取决于你所处的高度。像电子到底是一种波，还是一种微粒，这由你所持的观点决定。即使当我们观察客观现实时，观察结果也有赖于当时所处的情境。因此，“由于X，所以导致Y”，这种老科学对事物间关系的线性解释，不能代表事实的全部真相。
　　与老科学相对，一种新的、更加重视事物间交互作用的观点，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首先被提了出来。一位名叫Norbert Wiener的数学家，首次指出了反馈在系统维护中的重要性。虽然这一理论是在研制火箭和导弹的过程中所提出，但很快被以富有独立精神的人类学家Gregory Bateson为代表的一帮学者广泛传播开来，用来解释人类系统，包括家庭系统，甚至人类自身有机体系的运行。他们的研究发现，只有通过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系统才能得以维持自身平衡。系统实现这一功能的途径，是通过反馈的作用，来识别自身内部哪些组织运行正常，哪些成分出了故障。这就意味着，如果采取整体的观点来看系统，就可以认识到系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体系，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观念，各个系统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不能把系统分割成不同的成分，并且认为这些成分各自独立运行。人际间的交往也是如此，比如A、B两人，A的行为会影响B的行为，反过来，B的行为又再次影响A的行为，如此循环往复。所谓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孰因孰果，取决于你的选择偏向，取决于你开始所站的立场，以及你所选择和排除的信息数量。因此，没有唯一的事实，只有几个可能的事实。
　　这种系统的观点已经渗透在许多学科之中。在生物学领域，有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在心理学界，John Bowlby提出，要了解一个人，首先需要了解他所处的环境，这就类似于，从事苗圃工作的人首先要分析植物所处环境的土壤和空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上述观点在心理治疗领域逐渐推生出一种更加重视互动的治疗途径，导致人们更深地认识到患者和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处于相同位置，处于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之中，而不是以前所认为的单一方向的作用模式。
　　对于人类情感领域我也持有系统的观点。我认为，人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其他个体，同时也包括植物、空气和水。我们的发展会受到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所摄取的食物的影响，同样也会受到我们同其他个体间互动的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的世界里，依赖社会互动这种复杂的关系链，我们才能够享受餐桌上的食品、身上的衣服、头顶的天花板以及彼此聚集在一种拥有共同意义感的文化之中。我们无法独自生存。但是，不仅仅如此，我们的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也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以发展。
　　父母是我们生命早期最为重要的人。他们创造了我们，并且赋予我们独特的基因系统。但是，即使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基因，也并不能够决定我们的人生轨迹，甚至也不能够决定我们的优势和弱点。人类的每一个细胞大约拥有3万个基因，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只有一部分处于活动状态。进一步讲，这些基因自身并不能启动或关闭，而是通过受外界环境刺激才开始活动，这时他们才能发挥效用。因此，一套基因拥有许多种可能的表现形式。最终呈现出哪一种形式有赖于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基因会受到体内生化活动的激发和引导。充足的营养物质会激活一套基因程序，而营养匮乏则会激活其他的基因程序。我们的情绪和社交经验也会释放诸如细胞活素、荷尔蒙以及神经递质之类的生化物质──这些生化物质在激活基因和决定我们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这些并不显而易见。
　　我们同父母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不同于同其他人的关系的原因之一，在于幼年时期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大。从出生至两岁这一阶段──大体而言，出生后的1000天──非常重要，因为此时神经系统本身正在被经验建立和塑造。这一阶段，在对孩子情绪调控的塑造上，父母的行为反应与孩子的内在遗传基因同等重要。他们对婴儿的反应会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情绪怎么样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婴儿（甚至作为胎儿）的最早期经验同成年后的行为表现之间存在着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在婴儿阶段，我们初次体验到并且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感受，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以某种特定方式组织自己的各种体验，这种经验的组织方式会直接影响到个体成年之后的行为和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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