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

通过对《罗马书》首句的逐字解读，阿甘本谨慎地辨明了那些经由历代神学讨论、翻译、注释后被强加到原初文本中的内容。这种哲学式的探究让他讨论了另一位重要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细读、比较保罗书信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之后，阿甘本洞悉到两者间未曾被发现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后者的历史哲学观念是对前者“剩余的时间”概念的复现与挪用。

搞清楚一个词在历史上每个时刻的语义并不简单，特别是像保罗书信这类文本中的词语，它们本身的语义史与整个西方文化的历史交融在了一起，与西方文化决定性的中断和延续交融在了一起。

吉奥乔·阿甘本（1942— ）意大利哲学和激进政治理论的领袖人物。他是意大利维罗纳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法国的国际哲学学院教授、挪威的欧洲研究生院巴鲁赫?斯宾诺莎讲座教授以及美国的西北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客座教授。

阿甘本深受海德格尔和本雅明思想的熏陶，曾参加过海德格尔关于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研讨班，主持过本雅明著作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他对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其著作已对很多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另有《神圣人》《王国与荣耀》《例外状态》《万物的签名》《奥斯维辛的残余》等。

译者简介

钱立卿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与科学哲学。

首先，这个讨论班课程意在恢复保罗书信在西方传统中作为奠基性质的弥赛亚主义文本的地位。这听起来似乎是老一套的陈词滥调了，因为没有人会真的否认书信中的弥赛亚性质。然而，这点并非不言而喻，因为两千年来的译注传统与基督教会史彼此交融，已经从字面上彻底抹消了弥赛亚主义，包括把保罗文本里的“弥赛亚”一词本身也清理出去了。倒不是说我们应该由此推断出存在着某种预谋压制弥赛亚主义的计划，但毫无疑问的是，反弥赛亚主义的倾向在各个时期以不同方式运作于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之中。不过现在这里冒出的问题触及了一些更为根本的事情。我们在这期讨论班的课程中会把个中原由逐渐显明，由此将会看出，创立弥赛亚主义制度—或者说试图把自身变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弥赛亚主义共同体—是一项悖谬的任务。正如雅各布·伯尼斯曾经颇为讽刺地评述道：“如果有一位救世主在你身后，并不会让你很舒服”（Bernays，257），可要是救世主永远在你前方，到头来也同样让人不好受。

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难题，这关涉到弥赛亚降临时刻的特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蕴指的回忆与希望之间、过去与当下之间、充盈与匮乏之间、起源与终结之间的特殊关联。理解保罗的讯息之可能性必须完全符合于对这个时刻的经验，舍此，则有错失书信意义之险。因而，把保罗复置回其弥赛亚主义的语境中，也就首先意味着，我们要试图理解这个时刻的意义及其内在形式。这个时刻被他定义为ο νυν καιρο?，意为“今时”。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提出如下问题：一个像弥赛亚主义共同体那样的群体，如何是事实上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人们也许会说，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私下达成共识，把保罗当作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者。但所有的证据表明保罗从没有想过要得到这个地位，假如他始终期待着末日临近的话。两大教会间的共谋之因显而易见：它们的目标都是要消除或至少削弱保罗的犹太教成分，也即是说，从它源初的弥赛亚主义语境中抹去。

由于这个原因，长久以来希伯来文学中以耶稣为题材的作品总是用一些仁善的词语来描写他——雅各布·陶伯斯打趣地称之为“一个好人形象”  ，或是像本·科林1967年出版的书的名字那样，是“耶稣兄弟”（Bruder Jesus）。直到最近才有一些犹太学者严肃认真地重新探究了保罗的犹太语境。在20世纪50年代，W.D.戴维斯的著作《保罗和拉比的犹太教》已经强调指出，应当关注保罗信仰中极其重要的犹太弥赛亚主义特征，可当时的犹太研究仍旧被布伯的著作《两种信仰》所主导。关于那本书的论题我们后面会讲到，陶伯斯认为这些论题“尽管很成问题但仍使我受益良多”（Taubes，6）。布伯认为两种信仰是相互对抗的：一种是犹太人的emunah（神的信实，对神有信心），它是一个属于共同体内的人所持有的直接而客观的信赖；另一种是希腊文里的πιστι?（信任），它是一个人对一种被断定为真并皈依于它的信仰的主观确认。对布伯来讲，前者是耶稣的信仰（Glauben Jesu），后者是对耶稣的信仰（Glauben an Jesus），这自然就是保罗的信仰。但从那时开始，事情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耶路撒冷、柏林和美国等地，犹太学者开始联系他们自己的语境阅读保罗书信，尽管此时他们还并未把那些书信真正看作是犹太传统中最古老也最艰深难懂的弥赛亚主义文本。

装　　帧：平装

页　　数：244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