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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作•小说家的散文:永远的阿赫玛托娃(精装)


名家名作•小说家的散文:永远的阿赫玛托娃(精装)

作  者:叶兆言

出 版 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丛 书:名家名作·小说家的散文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定  价:29.00

I S B N :9787555901259

所属分类: 文学  >  散文/随笔/书信    

标  签:散文/随笔/书信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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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近年来,小说家叶兆言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受到读者喜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小说家,散文只是玩票!”但其散文的精彩,可与小说媲美。

  也许是家学渊源的缘故,小说家叶兆言的散文表达了浓厚的文人情调,无论是漫谈陈年旧事、闲话文化名人,还是追怀亲朋师友,都显得学识丰富、坦诚真挚,散发出平和恬淡的儒雅气息。他的文笔简洁平实,或直抒胸臆,或旁征博引,或幽默谐趣,自有一种韵味,反映了一个作家的深厚学养及其浓厚的现实与人文情怀。

  本书《永远的阿赫玛托娃》是小说家叶兆言zui新散文自选集,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写人记事描物,体悟五味杂陈的人生。

TOP作者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驰向黑夜的女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

TOP目录

第一辑

重读莎士比亚

《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言

契诃夫的夹鼻镜

芥川龙之介在南京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关于略萨的话题

去见奈保尔

第二辑

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

胡适先生的应节

闹着玩儿的文人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万事翻覆如浮云

第三辑

从解手说起

西津古渡

蔡公时的意义

1929年,美国人怎么看蒋介石

不重要的谭延闿

考试院长戴季陶

吴佩孚眼里的张良

文化中的乡音

TOP书摘

  契诃夫的夹鼻镜

  1

  大约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契诃夫是非常好的作家。或许也可以叫作潜移默化,反正大人们都这么说,听多了,不受影响几乎不可能。契诃夫在我的最初印象中,是书橱上一大排书,各种各样版本,大大小小厚厚薄薄,汝龙通过英文翻译的那套二十多卷本最整齐。当然,再也忘不了那张经典照片,正面照,头发微微向上竖起,大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父亲跟我详细解释过这种眼镜,它不是搁在耳朵上,是夹在鼻子上,夹的那个位置一定很痛,因此眼镜架上总会有根链子,平时搁上衣口袋里,要用了,拿出来夹鼻子上。外国人鼻子大,夹得住,不过还是会有意外,譬如正喝着汤,一不小心掉下来,正好落在汤盘里。

  一向不愿意回答家庭对我的文学影响,很多人都喜欢追问,喜欢就这话题写成八卦类的小文章,其实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影响。不知不觉中,大人们总会跟你灌输一些看法,他们说的那些成人观点,他们的文学是非,你岁数小的时候根本听不懂。譬如说契诃夫最好的小说是《草原》,是《六号病室》,是他的剧本《樱桃园》,是《海鸥》,是《万尼亚舅舅》。我的少年阅读经验中,契诃夫从来不是有吸引力的作家,他的书都是竖排本,《草原》虽然写了孩子,可是并不适合给孩子阅读。至于剧本,更没办法往下看,戏是演给观众看的,那些台词要大声念出来才有效果。如果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契诃夫的戏剧可以上演,我们直接观摩看戏,而不是面对枯燥的剧本,结局完全不一样。

  断断续续总能遇到一些契诃夫的小说,他的短篇最适合编入教材,最适合用来给学生上课。对西方人是这样,对东方人也是。我们说一部好的短篇小说,要有批判精神,要有同情心,要幽默,要短小机智,所有这些基本元素,都可以轻易在他的小说中找到。我一个堂哥对契诃夫的看法跟我父亲差不多,他觉得能把契诃夫晚年的几篇小说看懂了,把几个好剧本读通了,就能真正明白这个作家是怎么回事,就会立刻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小说家,什么才是最好的剧作家。

  在我的文学影响拼图中,契诃夫确实尴尬,肯定有他的位置,而且也还算相当重要,可是总有些说不明道不白。无疑是位经典作家,是一位你不应该绕过去的前辈,可惜课堂上的契诃夫常常一本正经不惹人喜爱,成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符号。换句话说,在我的读书年代,选择让大家阅读的契诃夫作品,都不是太让人喜欢——我不喜欢《套中人》,不喜欢《凡卡》,不喜欢《小公务员之死》。老师讲得津津有味,我却在课堂上读别人的作品。毫无疑问,契诃夫身上汇聚着一个作家的许多优点,在我看来,仅仅有一点已足够,那就是“含泪的微笑”。有点泪,有点微笑,一个作家有这点看家本领足够了。

  我不太喜欢小说中的讽刺,不太喜欢小说中的批判,它们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不喜欢的理由是它们还不能完全代表优秀,我不喜欢小说的居高临下,不喜欢它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对于同情和怜悯也一样,一个作家不应该仅仅是施善者。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不幸的,同时我们又都很幸运。我不认为小说家必须是思想家,是说道理的牧师,是阐释禅经的和尚,是把读者当作自己弟子的孔老二。一个好作家如果还有些特别,就是应该有一双与别人不太一样的眼睛,他能看到别人容易忽视,或者别人从来就没看到的东西。有时候,重要的不只是真相,而是你究竟想让别人看到什么。

  据说契诃夫逝世不久,熟悉他的人已开始为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展开热烈争论,有人说是黑色的,有人说是棕色的,还有人说更接近蓝色。对于没有亲眼见过契诃夫的人来说,这永远都会是一个八卦。对于那些见过契诃夫的人,因为熟视无睹,同样还可能是个疑问。

  2

  真相总是让人难以置信,契诃夫对我更多的只是一种励志。现在说出来也不丢人,我的文学起点很低,最初的小说非常一般。除非你是个天才,大多数从事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很低的起点。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常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天生缺陷。刚开始学习写作,我很希望自己能写《第六病室》和《草原》那样的作品,那时候,我的脑海里有着太多文学样板,可供挑剔的选择太多。相对于俄国古典文学,我似乎更喜欢20世纪的美国作家。在俄国文学中,契诃夫可能还算年轻,但是他的年龄,也比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还要大九岁。不妨再比较一番,鲁迅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然而他的岁数,居然还可以是海明威和福克纳的父辈,因此,作为文学新手的我们,追逐更时髦更年轻的文学偶像无可非议。

  我从来都不是个有文学信心的人,作为一名“文二代”或“文三代”,注定了会眼高手低。文学野心是最没用的东西,是骡子是马,你得遛过了才知道。小说只有真正写了,你才会知道它有多难写,你才会知道它是多么不容易。好东西都可遇不可求,古来万事贵天生,没有技巧是最好的技巧,这些可以是至理名言,也可以变成空洞大话,变成偷懒借口,真理常常会堕落成邪门歪道。因此,看到自己小说中的种种不足,发现小说写得那么不如意,你只能跟自己较劲,只能咒骂自己。笨鸟必须先飞,勤能补拙,功不唐捐,不是文学天才的人,只有多写这一条胡同,哪怕是条死胡同。

  契诃夫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代表,是文学起点低的最好代言人。如果我没记错,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从一个三流作家,逐渐步入了一流。毫无疑问,什么话都是相对的,契诃夫的三流,很多人看来早已属于一流。这个话题不宜展开,也说不清楚,反正多写总归不会有错。契诃夫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写,他的窍门就是写,真刀实枪操练,好坏不管写了再说。很多人喜欢把文学的位置放得非常高,弄得过分神圣,神圣过了头,就有点神神鬼鬼。文学改变不了社会,拯救不了别人,它能拯救的只是你自己。写作就是写,用不着选好日子,用不着三叩九拜,用不着沐手奉香。写好了是你运气,写不好再继续再努力。

  年轻的契诃夫写了一大堆东西,自然不是为了故意三流,他只不过是喜欢写。喜欢才是真正的王道,喜欢写作的人,三流一流本来无所谓,不像有些人,他们对文学并不热爱,或者说根本就谈不上喜欢,他们从事文学,仅仅为了当一流的作家,为了这个奖那个奖,为了反腐败,为了世道人心,为了拯救似是而非的灵魂。契诃夫是学医的,他玩文学完全业余,是为了贴补家用,是因为走火入魔喜欢写,三流一流的话题也是说说而已,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巴金和丁玲,属于一炮而红,相同例子还有曹禺,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大大咧咧走上了文坛,上来就登堂入室,就等着日后进入名人堂。他们好像都没经过让人有点难堪的三流阶段。与契诃夫的例子差不多的是沈从文,沈先生远没有上述几位作家的好运气,他能够苦熬出来,多年媳妇熬成婆,一是靠自己的笨办法,多写拼命写,还有就是靠文坛上的朋友帮忙推荐。他的创作道路是个很好的励志故事,沈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多写,认真写,写好了一点都不奇怪,写不好才奇怪。记得年轻的时候,退稿退得完全没有了信心,我便用沈先生的话来鼓励自己。为什么你会被退稿,为什么你写不出来,显然是写得还不够多,因此,必须向前辈学习,只有多写,只有咬着牙坚持。有时候,多写和认真写是我们唯一可控的事。出水再看两腿泥,沈先生和他的文学前辈契诃夫一样,如果不是坚持,如果不能坚持,他们后来的故事都可以免谈。

  契诃夫出生那年,1860年,林肯当了美国总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太平天国还在南方作乱,大清政府惶惶不可终日,两年前签订的《瑷珲城和约》,就在这一年正式确认。此前还一直硬扛着不签字,说签也就签了,这一签字,中国的大片区域,成了俄国人的“新疆”,而库页岛也就成了契诃夫与生俱来的国土。熟悉契诃夫小说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不是去那里旅行,世界文学史便不会有一篇叫《第六病室》的优秀中篇小说。

  考虑到只活了四十四岁,考虑到已发表了大量小说,1888年,二十八岁的契诃夫基本上可以算一位高产的老作家了。这一年,是他的幸运之年,他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此前他的小说,更多的都发表在三流文学期刊上,《北方导报》有点像美国的《纽约客》,有点像中国的《收获》和《人民文学》,想进入纯文学的领地,必须到那儿去应卯。契诃夫闯荡文学的江湖已久,从此一登龙门,点石成金身价百倍。他开始被承认,并得奖,得了一个“普希金文学奖”。这个奖在当年肯定有含金量,大约和我们的鲁迅文学奖差不多。

  3

  《草原》和《第六病室》是中篇小说中的好标本,是世界文学中的珍贵遗产,说是王冠上的明珠也不过分。如果要选择世界最优秀的十部中篇小说,从这两部小说中选一个绝对没有问题。

  文学的江湖常会有些不成文规则,有时候,一举成名未必是什么好事。譬如巴金,大家能记住的只是《家》,而他此后做的很多努力,都可能被读者忽视。以文学品质而论,巴金最好的小说应该是他后期创作的《憩园》,是《寒夜》。那种近乎不讲理的误读,不仅发生在一炮而红的作家身上,而且会殃及苦苦地写了一大堆东西的作家。很多人其实并不怎么关心契诃夫在他真正成名前,曾经很努力地写过什么。同样的道理,大家谈论沈从文,是因为《边城》;谈论纳博科夫,是因为《洛丽塔》。

  代表作会让阅读成为一种减法,而减法又是省事和偷懒的代名词。以一个同行的眼光来看,一个优秀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应该是作者文学生命的一部分。一个人也许要吃五个包子才会饱,不能因此就说,光是吃那第五个包子就行了,对有些作家来说,你真不能太着急,你就得一个包子接着一个包子吃,非得慢慢地吃到第五个,你才会突然明白写作是怎么回事。火到猪头烂,马到才成功,好的买卖往往并不便宜。伟大的纳博科夫与海明威同年,这一年出生的作家还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还有中国的老舍和闻一多,如果仅仅是看成名,纳博科夫成名最晚,晚得多,他的《洛丽塔》出版时,已是我这把年纪的老汉,已经接近了花甲之年。

  话题还是回到契诃夫身上。他就是一名干写作活儿的农夫,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刚开始可能还是为了些小钱,到后来,作为一名医生的他,如果不是因为热爱,不是喜欢干这个活儿,完全可以放弃写作。中国人谈写作,过去常常要举鲁迅的例子,常常要举郭沫若的例子,都喜欢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放弃医学,从事文学,是因为文学对中国更有用,或者说文学比医学更重要更伟大。这样的看法,不仅是对医学的不尊重,也是对文学的亵渎。对于那些有心要从事文学的人来说,有一个观点必须弄明白,有句话必须说清楚,并不是文学需要你,你没有什么大不了,是你需要文学,是看你喜欢不喜欢文学。文学没有你没任何关系,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没有文学,很可能就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契诃夫是我们文学前辈中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家,同时,他又是最优秀的剧作家。有时候,你甚至都难以区分清楚,到底是他的小说好,还是他的剧本更优秀。契诃夫究竟是应该写小说,还是应该写剧本,好像并没有人讨论这样的话题。很难想象的却是,一百多年前,已经成为小说大师的契诃夫,曾经为这个选择痛苦和不安。1896年,三十六岁的契诃夫创作了《海鸥》,这个剧本上演时,遭遇到了空前的惨败,观众一边看戏,一边哄堂大笑。当时的媒体终于找到一个狂欢机会,一家报纸很得意地评论说:“昨天隆重的福利演出,被前所未闻的丑陋蒙上了一层暗影,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令人眩晕的失败剧本。”另一家报纸的口吻更加刻薄:“契诃夫的《海鸥》死了,全体观众一致的嘘声杀死了它。像成千上万只蜜蜂、黄蜂和丸花蜂充斥着观众大厅,嘘声是那么响亮那么凶狠。”

  虽然此前也写过剧本,作为一名戏剧界的新手,契诃夫似乎已意识到这部作品可能会有的厄运,他准备撤回出版许可,甚至有些心虚地不打算参加首演。然而,首演成功的诱惑毕竟巨大,剧作者当然渴望观众的认同,当然渴望剧场上的掌声。在契诃夫小心翼翼的期待中,演出开始了,上演到第二场的时候,为了躲避观众的嘘声和嘲弄,他躲到了舞台后面。这是一场活生生的灾难,是一个写作者的末日,演出总算结束了,本来还假想是否要上台接受观众献花的契诃夫,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从剧场的侧门脸色苍白地逃了出去。

  深夜两点,痛苦不安的契诃夫还独自一人在大街上游荡。巨大的失望变成了一种绝望,回家以后,他对一个朋友宣布:“如果不能活到七百岁,我就再也不写剧本了。”其实这个结果完全可以预想到,事情都是明摆着的,就像面对你的小说读者一样,写作者永远是孤独的、无援的,对你的受众是否能接受你,必须有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像契诃夫这样的戏剧大师,也许注定了不能一帆风顺,也许注定了不能一炮而红,也许注定了要经历失败。从三流作家变成一流作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改变需要付出代价,要么是作家做出改变,要么是受众做出改变。

  究竟是谁应该做出改变呢?在小说中,主动做出改变的是契诃夫,他的前后期小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很显然,如今在戏剧方面也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的做法不太符合当时的清规戒律,而所谓“清规戒律”,说白了就是舞台剧的游戏规则。出来混,你就必须遵守规则。早在写作剧本期间,契诃夫就承认自己完全忽视了舞台剧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用来描绘人物的对话太长了,而且出现了最不应该的“冗长的开头,仓促的结尾”。

  然而契诃夫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去他妈的基本原则,清规戒律也好,游戏规则也好,这些都是为平庸者而设置。只要自己觉得好,“冗长的开头”就是可以的,“仓促的结尾”就是有力的。这一次,契诃夫相信了自己的直觉,他宁愿放弃戏剧创作,也不愿意去遵守那些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在写小说方面,他知道自己的确曾经有过问题,因此,必须做出改变的是他自己,而在戏剧方面,他没有错,他代表着正确的方向,问题出在观众方面,因此,必须做出改变的是观众。

  要准备让受众做出改变的想法,无疑有些想当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疯狂。一个作家能改变的只是自己,对于读者,对于观众,你不得不接受无能为力的命运。你用不着去迎合他们,读者和观众的口味五花八门,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满意。与其知难而上,不如知难而退,写作说到底还是让自己满意,自己觉得不好,就进行修正;自己觉得不错,就坚定不移地坚持。

  真正改变观众口味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大导演彻底改变了契诃夫的命运。就在《海鸥》惨遭滑铁卢的第二年,斯氏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这以后又过了一年,也就是距离上次演出的两年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一次将《海鸥》搬上了舞台。在俄罗斯的戏剧史上,这是一次巨大冒险,历史意义完全可以与法国雨果的《欧那尼》上演相媲美。当时,失败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契诃夫心头,除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人看好这部戏,没有人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演出终于结束,结果大大超出意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回忆说:

  所有的演员都捏着一把汗,幕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落了下来,有人哭了起来……突然观众发出了欢呼声和掌声,吼声震动着帷幔!人们疯狂了,连我在内,人们跳起了怪诞的舞蹈。

  《海鸥》的成功像一场美梦,或者说它更像是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从那以后,演出一场接着一场,掌声再也没有停止过。一只飞翔的海鸥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标志,契诃夫从此成为戏剧界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海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著名剧院不断上演的保留节目,成为一种时尚,在当时,不去看契诃夫的戏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海鸥》的失败和成功,充分说明了原作者之外,其他参与者的重要性。剧本还是那个剧本,两年前所以失败,是因为导演对剧本不理解,演员对扮演剧中人物的不理解,来看热闹的观众同样是什么都不理解,而这样的不理解,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

  好在时间会纠错,真金子迟早都会闪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记得曾经看过这么一段逸闻,已记不清是在哪一本书上记载,契诃夫的戏正在上演,契诃夫邀请高尔基去看他的戏,当时的高尔基虽然年轻,比契诃夫要小八岁,却已经是非常的当红和火爆。高尔基像明星一样走进剧场大厅,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这种反客为主的反应让高尔基很不高兴,因为这等于冷落了他身边的契诃夫,于是高尔基当场发表了演讲,请观众想明白他们今天是来看谁的戏。后来,高尔基亲眼见证了《海鸥》的成功,他满怀激情地给契诃夫写信:

  从未看过如同《海鸥》这般绝妙的、充满异教徒智慧的作品……难道你不打算再为大家写作了吗?你一定要写,该死的,你一定要写!

  契诃夫后来又写了几个剧本,每一部戏都大获成功。就像老舍对于北京人艺的重要性一样,没有契诃夫,就没有大名鼎鼎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没有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没有能享誉世界的俄国高品质观众。同样,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莫斯科艺术剧院,没有高品质的观众,也不会有伟大的契诃夫。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这种共生共灭的关系中,机会恰恰是可遇不可求,作家力所能及的,也就只能是处理好与自己作品的关系。要保持住自己的信心,不是每个写剧本的人,都能遇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完全有可能遇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众。

  4

  记不清自己看过的第一个剧本是哪部戏,我生长在戏剧大院里,看排演,蹭戏,给人去送戏票,听别人议论男女演员,这些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的。我父亲差不多一生都在写糟糕的剧本,都在和别人讨论怎么才有戏剧冲突,他已经跟剧本和舞台捆绑在一起,起码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或许是父亲工作太无聊的缘故,从小我就不喜欢看戏,尤其不喜欢戏曲的那种热闹,总觉得一个人说着话,突然冒冒失失唱起来,这个真的很滑稽。我也不是话剧的拥趸,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能看到的话剧都和阶级斗争有关系,好人坏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说话的声音都太大,都太装腔作势。

  为什么优秀的剧本会成为个人文学影响拼图中的一块,还真有点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阅读经验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把好的外国文学剧本当作小说看。一开始,这跟写作没什么关系,早在没打算做作家前,我就读过莎士比亚,读过易卜生,读过尤金?奥尼尔,读过田纳西?威廉斯,当然也包括契诃夫。这些剧本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一部分,也许我们的阅读,仅仅因为它们是名著。名著的威慑可以说是永恒的,它们始终是文学教养的一部分,是我们能够夸夸其谈的基础。我承认自己当年阅读了那么多的书,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为了吹牛,为了能跟别人侃文学。

  事实上,在开始写小说后,我才有意识地拿好的文学剧本当作对话训练教材。换句话说,好的文学剧本就是好小说,小说对话应该向好的剧本学习。这种态度在写小说前根本不会有,有了写小说的体验,情况立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小说肯定要面临对话,怎么写对话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个必须讲究的技术活儿。其次,小说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占领舞台的欲望,相对于一本打开的书,舞台或者银幕展现了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好的小说家都应该去尝试剧本写作,高尔基写过,契诃夫写过,毛姆写过,海明威写过,福克纳写过,萨特写过。有成功的例子,当然也会有失败。

  小说家听不到剧场里的嘘声,同样也听不到鼓掌,然而潜在的嘘声和掌声,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读者的趣味与剧场里的观众喜好并无区别,写作者在乎也好,不在乎也好,它们总归会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年考研究生,最后一道大题是比较曹禺先生的《雷雨》和《北京人》,事后现代文学专业的陈瘦竹先生很严肃地表扬我,说答得非常好,有自己的看法,说到了点子上。我想当时所以能够让老师感觉回答得不错,专业考试的分数在一百多名考生中最高,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感而发。是因为我更喜欢《北京人》,从《雷雨》到《北京人》有许多话题可以讨论,而曹禺的粉丝更多的只是知道成名作《雷雨》,这就和巴金先生的许多爱好者一样,他们心目中的好作品唯有《家》。对于他们来说,成名作代表作永远是最好的,其他的作品已经不重要,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

  好的剧本不仅可以教我们如何处理对话,如何调度场景,还可以提高写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信心。与小说相比,戏剧更世俗,更急功近利,更依赖于舞台和观众,它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更大。小说显然比戏剧更容易耐得住寂寞,虽然都是伏案写作,毕竟出版一本书要方便得多。然而有一种遗憾总要让我们纠结,这就是好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达到顶峰时,经常会戛然而止,再也写不下去。造成写作中断的原因很多,譬如契诃夫,他的艺术生涯因为生命短暂而成为绝唱。不妨设想一下,契诃夫逝世时才四十四岁,如果天假其年,以他良好的写作状态,最后能达到什么样高度,真说不清楚。

  1949年大陆易色,这时候,巴金四十五岁,曹禺三十九岁。通常的观点就是,一个时代必将决定一代作家的写作,在这个观点下,作家们都是无能为力,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无心谈论这样那样的原因,更不愿意人云亦云,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我更看重的只是结果,有了这样的结果,我们作为后来者又应该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呢,死亡也好,封笔或换笔也好,结果都是一种写作状态的终结,都是写作的中断。契诃夫四十四岁时死了,巴金四十五岁以后基本上不写了,曹禺写不出,沈从文写不了,移居海外的张爱玲也失去往日光彩。

  在评论家眼里,最后写不出来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天命。人注定斗不过死神,挣脱不开时代。然而前辈经验是不是还可以给我们别的启示,起码可以让我们再次遇到时,有些心理准备。一方面,生命不是无限的,我们必须珍惜有限的时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如果我们真具备了写作这种才能,应该尽可能地抓紧时间将它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在逆境中,我们有没有尽力而为,有没有跟必然趋势和天命做斗争。这个前辈或许没能做到,并不代表我们就一定不能做到。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有些自不量力,都应该义无反顾,都应该去做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优秀的文学是试图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检验优秀作品的标准,也是看你完成了多少前人还没完成的东西。

  因此,真正的写作者一往无前,他的人生意义就是,无论逆境顺境,无论能否得到文坛的支持和承认,都必须保持专注度,都必须一心一意。海明威曾经说过,一个人是打不败的,这话听上去很励志,充满了自我安慰,但它确实是一剂镇痛的良药。一个写作者,可以打败他的东西太多了,默默无闻不被文坛承认,功成名遂带来的种种诱惑,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除了不屈不挠的抵抗,没有人能笑到最后。

  人说到底都是渺小的,也许,唯一可以安慰我们的只是精神上不被打败。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屈不挠,能够顽强地保持精神上的不败已经足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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