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倒影：导演的狂欢（一）

·知名导演访谈精选。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敏锐和人性化的视角，与电影人面对面交流，走入光影交织的独特世界。 

《电光倒影》精选多篇人物专访，聚焦电影人的个性情怀，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敏锐和人性化的视角，与导演、创作者面对面交流，走入光影交织的独特世界。第一集荟萃陈凯歌、刁亦男、冯小刚、贾璋柯、姜文、宁浩、吴天明、张艺谋、李玉、徐静蕾等大陆知名导演，他们不同的电影风格反映多样的社会现实，引发出关于时代、人生的诸多思考。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办刊宗旨，以“平等、宽容、人道”为理念，“重新打量每一个生命”，通过记录当下中国人物的命运，真实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魅力。

陈凯歌：霸王远去，屌丝逆袭刁亦男：不在簋街，不在丽思卡尔顿冯小刚：被挫败的人才能成功《一九四二》唤醒了人们的悲悯心高群书：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顾长卫：《最爱》高处的寂寞韩三平：铁打的法人，流水的代表贾樟柯：贾家班四人记 拿什么守护我们的梦想姜文：坐在层层叠叠的黑色闪电上李霄峰：李霄峰不是要去布鲁塞尔吗李扬：为什么矿难不止李玉：不要急于去成为主流娄烨：我想更加自由地拍电影陆川：拍出中国人的抗争宁浩：蓝领宁浩田壮壮：所有人关心的都是钱王全安：没有什么比宽容更重要王小帅：王小帅的一个轮回吴天明：世界上最赤诚的那个中国导演走了徐静蕾：我还是相信爱情张猛：无数个不专业的人，成就了我张艺谋：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张元：我始终是个手工艺者

李 玉：不要急于去成为主流新片《二次曝光》 做后期的时候，负责配乐的英国同事跟导演李玉讲了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在街头跟人打了一架。 事后，这位英国作曲家非常恐慌，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从 17 岁以后就再没跟人打过架。 猝不及防发生的这起冲突，让他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我怎么有了暴力倾向？ 这一切从哪儿来的？ 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我自己？ 很快，他找到了心理医生，第一时间开始了自己的治疗。无独有偶，影片筹备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在李玉心头，却又是一番滋味。 剧组同事联系拍摄所需的医院，碰巧遇到了自己的熟人。 等在心理医生门外候诊区的朋友十分紧张，不停地解释，反复强调“ 我已经康复只是过来拿点药”。“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 但在欧美，这非常平常。” 东西方面对心理建设的不同态度，令李玉十分感慨。“大家也是在‘走饭’ 离开之后，才知道了她。 大量的案例和现状，说明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疏导。 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如何成为比尔·盖茨，如何让自己从外部看起来没有缺憾。 这就是为什么杜拉拉这样的故事会畅销，另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压力巨大的时代，身怀很深的挫败，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 拍《 二次曝光》，就是想用一个极致的方式，探讨我们的心理问题。” 李玉说。“90 后”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在上一部电影《 观音山》 拍摄期间，李玉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女孩来到公安局自首，声泪俱下地详细讲述自己亲手杀死哥哥的全部经过。 警察立即赶到案发现场。 在嫌犯指认的作案现场，一切如常，并无异样。 警方随后走访女孩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哥哥，一切都是她的幻觉。进一步走访之后，警方得知：女孩从小失去父母，因为相貌漂亮，经常遭到异性骚扰。 她内心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哥哥，能够保护自己。 于是，“哥哥”便在幻觉里产生，并且进入了她的日常生活。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 哥哥不在了”。“ 为什么不在？ 因为我亲手杀死了他。”“人的心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域，甚至是现代医学都只能有限深入的黑洞。” 李玉说， “ 我大概是三年前看到这个报道，从那以后就一直难以忘记。”出道至今，当代中国人的爱与痛一直是李玉持续不断讲述的电影主题。 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自己的制片人方励。 听过之后，年长她近二十岁的方励与她分享了自己在1990年代刚开始打拼时亲历的一些往事。 那个时代是很多中国人挖第一桶金的起点，弄潮儿们来不及做多少准备活动，就一猛子扎进越来越汹涌的商品大潮，也埋下了一个民族心态悄然裂变的种子。《 二次曝光》 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我们经常在朋友的倾诉中会听到他们说‘我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迷失。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迷失得非常厉害。从90 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迷失。 所以今天的‘ 90 后’，实际上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在《二次曝光》 之前，李玉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三个不被父母和学校接纳的“90 后” 每天都在一起，一次上网时发现列车脱轨是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甚至连最高领导人都会亲自批示过问。为了让周遭真正“ 重视” 自己一次，三个孩子相约出走，租下一处房子，并且偷着开出女房东的车，密谋实施让列车翻车脱轨的计划。三人租房的那位中年女房东在丈夫离开、儿子突然车祸去世之后孤身一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痛快一死从此解脱。 意外听到孩子们的计划后，女房东死在了他们的车轮之下。 她用自己的死，阻止了孩子们的行动。 她留在家中的那封信，让三个泪流满面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脱轨很久了。这个名为《 脱轨》 的故事在报送立项的时候，被主管部门枪毙。囿于审查尺度，李玉不得不对故事作了伤筋动骨的大幅修改，后来这部电影改名为《观音山》。“我们老说要拍不一样的中国电影，在我心中，这就是不一样的中国电影。” 李玉说，“尤其是现在，整个社会的底线还在降低，需要有人来扎一针。”成长与创痛的基因李玉的影像生涯始于电视台。 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她在家乡山东济南的电视台找到了一份外人眼里十分体面的工作：新闻中心主播。 但对于从青春期就沉迷于摇滚和哲学经典、文学名著的文艺青年来说，这份刻板教条的工作既不浪漫，也无美感。“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 但我在那里，差不多能看到自己 80 岁的样子……就这样播下去，然后做个小领导，副主任、主任，直到退休。”一次打开电视，李玉看到一个片子，讲的是一位洗厕所的女环卫工人一天的工作。比起自己每天播报的那些大同小异的各级领导人活动，李玉觉得这个小片子“生动极了”。她记下了这个栏目和版块的名字：《东方时空》 的《生活空间》。那是 1990 年代中后期，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佳作频出的黄金时代的尾声。找到《东方时空》 制片人陈虻的联系方式后，李玉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 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寄过来看看吧。”陈虻答复她。第一次拍摄就在挑战中茫然无措地开始了。李玉将镜头对准了济南的一个地方剧团。 那一年，全国都在学习一位名叫孔繁森的山东籍援藏干部，以他为名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团里也不例外。大小演员使出各种办法，就为了能够出演主角孔繁森。大势之下，一位丑角演员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他就是李玉这个片子的主人公。后来，这部名为《丑角》 的纪录片，成为李玉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影像作品。虽然有各种硬伤，但凭借它，李玉如愿以偿，加盟了《东方时空》。 辞职的时候，台里有位领导刚刚生了一场大病，每天上万元的高额医疗费全部出自公费。 挽留李玉时，台长一直在念叨这件事：你看你现在，有什么事我们都会管。去了北京，就是死了都没人知道。“我就记得来北京那天，我真的是跳上的火车。”那一年，她不到24岁。……李玉一直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不要急于适应社会，先适应你自己。“大家现在都在说奋斗，我觉得奋斗是一个尤其需要谨慎的词。 在这种跟随大家的奋斗中，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了。”她一直很感谢从前的制片人陈虻。 拍完《今年夏天》 之后，不名一文的她又回到《东方时空》，吃大食堂，还经常接一些栏目的选题拍摄还债，才挺过了最艰难的那个阶段。“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是英年早逝的陈虻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它让很多行路之人在倦怠之际重新充满能量，也包括李玉。“每次想到他，我都会不断想起我当初为什么来北京。我很庆幸没有在这些年变成另外一个迷失的人，否则我会在漩涡里越陷越深。 我的合作者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总要这么清醒，总要做点深刻的不一样的，因为我永远记得我想做的事。我想用我们所有的真诚，再出发一次。 太多的人害怕自己被主流抛弃，我想说不要急于去做主流。 我相信不管我做一个怎样的电影，哪怕它再商业，总有我的东西在。”